评说水浒故事3：智取生辰纲的隐喻

智取生辰纲”是《水浒传》里浓墨重彩描述的一个章节。七星聚义后，七位好汉加上白日鼠白胜就大大咧咧地在黄泥岗把粱中书送他岳父蔡太师的一套富贵（生辰纲）取了，共10万贯，约合今天7000万元。

这七位好汉都是何许人呢？领头的是晁盖，他是东溪村保正、财主。保正是宋朝乡民组织的职务名称，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村长。无疑，晁保正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晁盖有权有势、颇有家产，小日子过得很滋润，照理说他没必要冒杀头的风险去打劫生辰纲。奇怪的是，当流氓无产者刘唐告诉他有这套富贵可取时，晁盖毫不推却，主动挑头做起了这件事。

更搞笑的是，晁盖的同乡兼好友吴用是一教书先生——教书育人的文化人，竟主动加入了晁盖犯罪集团。吴用加入后积极出谋划策，并推荐了阮氏三雄入伙。读圣贤书的吴用成了晁盖犯罪集团的核心骨干，这算不算反讽？

晁盖犯罪集团另一骨干公孙胜，本是一道士、方外之人，他找上门来主动申请加入了晁盖犯罪集团。这像是出家人的做派吗？

晁盖、吴用、公孙胜都算有身份、有见识的人，也是懂法的人，可他们懂法却不守法。他们在谋划打劫生辰纲时，志在必得，我们何曾见到他们对大宋法律有一丝一毫的敬畏。

再来看底层百姓阮氏三雄，这三兄弟就是三个渔民，本应老实巴交才是，可他们哥仨居然羡慕梁山泊的强人王伦。当吴用邀请这三兄弟入伙时，这哥仨全无半点畏惧，反倒兴奋得大叫，好像干这掉脑袋的营生就是做平常事一样。

七星聚义颇具典型意义，晁盖等七人可分作五类，可分别视作地方名流（地主）、知识分子、方外之人、底层农民、流氓无产者五个阶层的代表。这五个阶层跨度不可谓不大，可它们的代表人物却有共性，都视大宋法律如无物。

随着白胜被捕，黄泥岗一案即将告破。何观察带着公文到郓城县捉拿晁盖，郓城县的押司宋江接待了他，这位“县政府办公室主任”都做了什么呢？他先是百般拖延时间，然后瞅空跑去给晁盖通风报信。挨到晚上，县令时文彬终于下令拿人，朱仝、雷横两位都头又是怎么做的呢？这两位“县刑警队正副队长”竟然都在盘算如何放跑晁盖，朱仝甚至掩护晁盖逃脱。

晁盖一面走，口里说道：“朱都头，你只管追我做甚么？我须没歹处！”朱仝见后面没人，方才敢说道：“保正，你兀自不见我好处：我怕雷横执迷，不会做人情，被我赚他打你前门，我在后面等你出来放你。你见我闪开条路，让你过去。你不可投别处去，只除梁山泊可以安身。”晁盖道：“深感救命之恩，异日必报！”

“朱仝私放晁盖”这节施耐庵写得很精彩。晁盖的那句话“朱都头，你只管追我做甚么？我须没歹处”尤其出彩。“县刑警队队长”捉拿劫匪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吗？晁盖居然觉得朱仝好没分晓，“你只管追我做甚么？”更不可思议的是，朱仝不仅费尽心思放走了晁盖，还贴心地告诉晁盖接下来应到何处安身，“你不可投别处去，只除梁山泊可以安身。”

看到此处，大家作何感想呢？东京的蔡太师真是失了计较啊，他为何没想到官匪勾结这层呢？针对生辰纲一案，太师府如果能指定异地侦办，捕快全用异地之人，晁盖七人还能逃得了吗？

“智取生辰纲”这幕活剧深刻反映了大宋宣和年间的社会现实。北宋王朝腐败透顶，当权者蔡京、梁中书等人极尽所能盘剥百姓，官府可以刑事构陷林冲、唐牛儿这样无辜的人，也可以肆意开脱西门庆、宋江这样犯罪的人。只要有权势，只要银子使得好，大宋的法律就能被贪官们玩弄于股掌之间。

就像鲁智深说的，“只今满朝文武，俱是奸邪，蒙蔽圣聪，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洗杀怎得干净。”对徽宗朝的政治生态鲁智深看得透彻，当时的普通百姓又何尝不明白。既然都知道大宋法律只是贪官们敛财与迫害忠良的工具，百姓自然不会敬畏法律，执法者就更不会敬畏法律了。没有了对法律的敬畏，北宋末年的百姓与官吏们哪里还会觉得干违法的勾当可耻呢？晁盖等人不就被视作好汉吗？

北宋宣和年间的社会已糜烂不堪，法律也已失去校正社会丑恶行为的功能。于是，盗贼蜂起。仅梁山泊就聚集了108个大强盗，这108个大强盗中被逼上梁山者并不多，主动投奔的却不少。

处在内外交困中的北宋王朝宛如风雨夜飘摇的一叶破舟。读者但凡读明白了这一层，就不难理解北宋王朝的灭亡只在瞬息之间了，往后让宋朝遗民锥心泣血的靖康耻实在算不得离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