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知识！这个外国大学竟然是由中国人创办

编者按：南洋理工大学作为新加坡的知名学府，竟然也经历过这么沧桑跌宕的生涯！赶紧跟着前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校长一起来看看这所学校的诞生史吧！

本文出自由世界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岁月如梭—詹道存传》一书中。

南洋理工大学是在华人海外创办的第一所大学——南洋大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在关闭南大的艰难决定下，李光耀向新加坡人保证关闭南大会做到三件事。首先，南大虽然不复存在，但我们将会拥有一所更好的大学。第二，我们将使用南洋大学的校园，并在新的大学校名中保留“南洋”二字。

10年后它才会成为一所大学。他的理由是，我们不能只是为了要在明天办所新大学就把今天的大学关闭了。

一切尽如所料，1981年南洋理工学院成立，10年后，也就是1991年，这所学校成为一所大学。（起初，我们希望将其命名为南洋理工学院Nany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但这样的话首字母缩写就是NIT，所以我们把排序调整为Nanyang Technology Insti- tute，就是NTI。）

陈庆炎对南洋理工大学的发展非常关心，因为南洋大学的关闭和南洋理工大学的成立不仅是学校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经常在电话上讨论一些复杂的问题，只五分钟他就批准了。

我必须承认，在某种程度上，我没有遵循“良政善治”。因 为无论是南洋理工学院还是南洋理工大学都有一个理事会，但有时我是在自己做出决定之后才告知理事们。按照严格意义上的企业治理，我应该先得到他们的批准，但问题是，批准流程需要耗费大量时间，而在获得批准之时，决策通常已经失去效用了。

陈博士的关心和他对南洋理工大学发展的关注是事情进展能够如此之快的主要原因。我们为开发建设南洋理工大学北区大楼的首轮申请经费为1亿8000万新元。

南洋理工学院项目宣布之时，其实是财政部要求我和注册主任提供经费申请材料的。当时，注册主任由首席运营官担任。他不仅负责注册，还要负责人事和其他事宜。收到财政部通知后， 他便问我该怎么做。我说：“没问题，您写一份报告并做一个粗略的估算。”

自担任工程学院院长以来，我一直要照顾许多学生。我清楚，我们正在设计一个要容纳3000名学生的学院，对于学生的大致需要我也心中有数。“只写一个粗略的数字就好。财政部通常需要六个月去审议，而后才让我们知道他们的决定。在这期间， 我们可以精打细算。”

结果，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申请在提交一周后就获批了。我们没有时间去精打细算。

我们其实并不清楚批准之后可以做些什么，于是我们开始找建筑师和规划师，让他们根据1亿8000万新元的经费提供一些建设意见。

1982年，《海峡时报》的头版刊登：“ ‘3-finger’ home for Nan-yang: NTI unveils $176m complex”（南洋“三指”校舍：南洋理工学院耗资1.76亿新元建造综合教学楼）。2

校园的标志性建筑由日本著名建筑师丹下健三规划设计。当时他在前往新加坡的途中，还提出能免费提供服务。我们不可能拒绝这样的提议，因此邀请他提出一个建设提案。

南洋理工大学是由著名日本建筑师丹下健三（居中）设计

与其他在图纸上规划建筑设计的建筑师不同，他提出的方案是在地形图上。因此，我们必须为校园和地形情况构建出模型。

最后，他提出了两套方案。一套方案是以国大校园规划为参考，依山就势而建。第二套方案更为大胆，是用桥梁连接校园的各处建筑。丹下健三向政府任命的委员会呈递了这两套方案。委员会成员包括曾经担任建筑师的王鼎昌，当时的国家发展部长郑章远和陈庆炎。

委员会选择了那套更为大胆的方案。这套方案至今依然是南洋理工大学的校园建筑核心。

我参加了专业及工艺教育委员会。该委员会的结论是——我们要成立新学院，这所新学院将成为南洋理工学院。我知道南洋理工学院院长一职属意于我，但出于两个原因我并不情愿担任此职。首先，担任这个职务我得花很多时间，而那时正值我孩子的成长期。其次，我妻子的工作也十分繁忙。

最后，我同意在接下来的两年担任两个职务——新加坡国立大学工程学院院长和南洋理工学院院长。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是，如果我的计划遭到南洋大学校友会的强烈反对，我还可以回去工程学院。

直到1983年，我才告诉国立大学副校长林彬我要辞去工程学 院院长一职，去专职管理南洋理工学院。

我与业界雇主举行了多次会议，让他们承认并支持我们的培训。有一度，南大毕业生的表现比国大毕业生更好。再者，南大也吸引到了优秀学生。其实，我有追踪第一年的学生录取情况：四分之三的学生选择来了南大，四分之一的学生则是留在国大。

留在国大的那四分之一学生可以选择留在国大或去南洋理工学院，我追踪调查了他们的分数（因为我仍然是工程学院院长， 所以依然可以追踪调查）。1982年，这些学生中有一半人选择去南洋理工学院，我终于松了一口气。我们的首批毕业生中有像李美花和殷吉星这样的优秀学生，他们后来都成了国会议员。

当时新加坡需要的是实践型工程师，因此我们的课程不同于国大。南洋理工学院的教授拥有业界实践经验是我们着力宣传的一点。

在国大，有九成教授从未有过一天从业经验。我们则注重实践，因此特别强调这一点，以便让学生对南洋理工学院的实力充满信心。我有一些创新做法，例如大学三年级时学生有长达六个月的业界实习，这是国立大学从未实行过的。

南洋理工学院的许多项目都由学生完成，从而让学生在实践中成长为真正的工程师。我们基本上是采用实践型课程。令人惊喜的是，1985年我们被英联邦工程师协会评为全球最佳工程课程。我们的办学模式得到了认可。

我们还吸引招募了许多顶尖人才，这也是对我们的一种认可。布罗姆斯（Broemngst B）教授是瑞典人，他是土壤力学领域的杰出教授。出于某种原因，在1982年至1983年我们刚开始建校时，他就对南洋理工学院产生了兴趣。布罗姆斯教授在1983年加入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担任岩土工程与勘察系主任，直到1995年底 退休。许多杰出教授都因布罗姆斯教授而慕名前来加入该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