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剧的其他名家（三）

筱麻红，生于1910年，本名张佩云，原籍山东。幼随养母张莲英学艺，1922年随养父母来大连，在孙凤鸣的岐山戏社搭班，两年后养父母把她转卖给班主孙凤鸣。由于患过天花病，面留麻痕，在戏班不被重视，只能扮演次要角色。但天资聪颖过人，有决心奋力向上，为争取登台唱主角不懈努力。学艺期间，曾得到成兆才、葡萄红、金开芳、余玉波等前辈指教，以顽强意志和毅力掌握了每出戏的全部角色和行当，甚至连拉弦和打鼓全都在行。

1927年的正月的一天，大连岐山小舞台临时换了新角登台，观众倍加踊跃，能坐六七百人的小板楼挤得满满登登。压轴戏《花为媒》开演多时，张五可就要出场，“换场锣”接二连三地长着调门儿，舞台照明也收光转暗，预示主角就要出台。班主担心地走到台下观察演出，后台的演员也赶来“扒门帘”，猎奇似地注视着。第一次当上主角的小佩云打的这头一炮，是“红”还是“黑”？在人们心中还是一个未知数、台上台下众目睽睽，足以使那些初次“挑梁”的“嫩坯子”，还没登上台板就怯了阵。正在候场的张佩云，不时整一整裙袄，理一理“头面”，又轻轻地润了润嗓子，似乎是胸有成竹，从从容容。

其实，她在精神上正承受着一种不可言状的重大压力。本来今晚的戏，由筱彩凤主演，她因病不能登台了，是张佩云自报奋勇要求替演的。为不致因筱彩凤抱病而停戏，班主才勉强同意了，并给她取了个带有她个人特点的艺名——筱麻红。这场戏演得成与败，将决定着她在班社里的前途命运。这对一向在班社里跑“龙套”、充“杂行”，被班主、师父以至她的父母都视作“废料”的她来说，这场戏将是一次重大的考验。

在女落子科班里的小师姐妹当中，她是一个不幸者。她出身穷苦，“赵公元帅”从不登她的家门，那“天花瘟君”却偏偏降临在她的身上，残酷无情地更换了她那俊秀、细嫩的面容。已知丑俊和自尊心的小佩云，每逢从镜子里看到了自己，总是痛哭一场。她那以唱戏为生的养父养母对她没有抚慰，没有慈爱，多的是烦怨和狠狠地打骂。在她十岁左右的时候，就随着她的养父养母张全福、筱兰英来到大连，在孙凤鸣主持的歧山评戏社搭班。不久，他们又要离开大连。为了还清班主孙凤鸣的债，他们就把“废料”张佩云抵给孙凤鸣。名义上，张佩云在孙凤鸣主持的“女落子班”里做了徒弟，可是，师父什么也不教给她，没人把她放在眼里。

多年来，她一直扮演着头戴红毡帽，身穿黑布袍的无名小卒。有时叫她扮演个“三花睑”，那算是抬举了她。小师姐妹们，平时对着镜子梳洗打扮，演出时对着镜子擦胭脂抹粉，嬉嬉笑笑。她只有躲在一边，暗自流着伤心的泪。她时常在睡梦里登台主演：她翩翩起舞，尽情而唱，唱啊，唱，最后唱醒了自己，也唱醒了同室同铺的师姐妹。她在轻视、讥讽、以至辱骂中不甘自弃，她有一颗奋力向上的心，她要争取登台唱主角。她以顽强的意志和毅力，坚持勤学苦练，对看戏学艺分外的用心。

每出戏的大小角色，各个行当，她全都掌握，连拉弦、打鼓等般般乐器她也无一不通。而这一切，都是在别人不知不晓中，偷偷学会的，她何止是苦练千日才用在一时呀！她从十岁进班学艺，直到长成一个十七岁的少女，七年了，在这漫长的七年中，她付出了全部精力和汗水。可能是老天的公允吧，瘟君虽降灾给她一副丑陋不堪的容貌，老天却赐给她一条无可比美的好嗓子。她渴望能实践于舞台，强烈的进取心在驱使她，时刻都要跃跃欲试。现在，她的渴望变成了现实。可是结果将是什么样子呢？

“换场锣”渐渐收住。披麻红随着清脆的小锣击奏声，盈步出场了。这时舞台上的灯光，在筱麻红的一个出场“亮相”中，豁然大亮。观众一见这位走上台来的闺阁小姐张五可，竟是满脸麻子、高颧骨、小眼睛，如此之丑，不禁妈呀一声，七言八语，品头论足。台下越来越乱了，以至听不清台上演员的道白。“扒门帘”的演员们慌了神，有的竟情不自禁地喊出了“砸了，砸了！”。班主孙凤鸣生怕观众闹退票，急得坐立不安。台上的筱麻红依然沉着冷静，照常认真地演下去。

她叫板开唱了，乐队为了压一压场，“大过门”拉得格外卖劲儿。筱麻红屏足丹田，托声而唱。这头两句“张五可坐绣楼心发急躁，王俊卿的小心事猜解不着——”用了一个非常俏口的花腔。她那洪亮清脆，刚柔交融的嗓音，韵味浓郁、字字入耳的腔调，犹如发射出去的一颗礼花炮，使全场灿烂生辉，非同凡响地把观众给打住了。哄乱顿时平息。筱麻红接下去的演唱，就像施了法术，竟使得满堂观众鸦雀无声，目瞪口张的俱被陶醉了。当筱麻红唱到最后“劝妇女快放脚啊，现如今讲文明，还是大脚地为高——”一个要采的甩腔过后，观众的掌声不约而至，爆发如雷。

场内的气氛变得热烈起来。戏接演下去，观众时而被筱麻红那声情并茂的演唱所倾倒，时而又被筱麻红那娇姿百态的身段所吸引。不但不觉得她的貌丑，反而从她那具有魅力的艺术中，享受到了一种令人神往的美感。戏至高潮，筱麻红一段“报花名”和最后“洞房”一场的一段“夸相片”，越唱越精采，真是脍炙人口。观众的喝采声至终不断。鼓掌又变成了跺脚，小板楼里沸腾了。观众完全被筱麻红的艺术所征服，她的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她激动得眼含热泪，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一遍又一遍地谢台。

她没有预料到，观众竟是这样的欢迎她，支持她；她沉浸在莫大的欣慰之中。班主孙凤鸣一反常态，操着很浓的“老疃儿”口音，对她不住夸讲：“中！你在大连算是红得山崩地裂哩！咱麻红不鸣则已，一鸣就惊人！” 第二天，孙凤鸣叫人重出戏板，把筱麻红三个字，写得比斗还大。孙凤鸣看着“筱麻红”这三个大字，得意地笑了——这是栽在他盆里的“摇钱树”了。

筱麻红象一支凌空的金凤凰翱翔在评剧舞台上。她红遍了东北三省以及河北、山东各大城市，名震评剧界。在她成长的地方大连，更是颇享盛名．“筱麻红唱得好，王金香浪得好”之赞语，在大连评剧观众中广为流传。她被称作是“评戏大王”；观众赠送贺帐，赞美她是“麻姑仙子临凡世，演古论今盛惊天”。日本的“宝利”、“荣丽”，中国的“百代”、“胜利”等唱片公司，先后邀请她灌制唱片，筱麻红于大连崭露头角后，仅以二、三年的时间，就成为评剧的一代名伶。

可是，这位“麻姑仙子”，她只有尽“摇钱树”的义务，而没有支配自己的任何权利。这个在舞台上赫赫有名的“评戏大王”，在她的生活天地里，只不过是一个被束缚的“奴隶”，甚至连爱的自由也被剥夺了。她以为她已给班主挣了这么多年的钱，总可以换来班主对她的同情，能够给她以自由，哪怕仅仅是婚姻上的自由也好。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她能给班主挣这么多的钱，班主才要把她禁锢在樊笼里。她当年的被卖，就是樊笼上的一把无形的锁。正值青春年华的筱麻红，她热恋着同班的一个青年演员张奎生，他们情投意合，相互爱慕。然而在孙凤鸣的于涉下，他们却不能如愿。

1934年的早春二月，筱麻红随歧山评戏社由大连到济南，后转青岛演出。这时，戏社的另一支台柱筱彩风（即小开花炮），在她的母亲支持下，决定脱离舞台，与青岛某报馆的一个青年结了婚。尽管孙凤鸣大为不满，可是筱彩凤是孙凤鸣胞三弟孙凤龄（艺名开花炮）的女儿，她要结婚出走，孙凤鸣无权干涉。筱彩凤的离去，启示了筱麻红。为了摆脱束缚，寻求自由，她私逃了，逃在青岛收容孤儿的“济良所”里，要求收留。她哪里知道，由于筱彩凤的离班，孙凤鸣对筱麻红看管得更紧了。她的私逃，打乱了孙凤鸣和“五福戏院”所订的合同。他们就像追捕一个潜逃的“罪犯”，最后在“济良所”里找到了她。

“济良所”不济良，在班主、业主的胁迫下，她硬是被带了回去。孙凤鸣把她当作抓在手里的“刺猬”，按住扎手、放掉又不能。他便把心中的邪火；发泄在他的儿媳妇身上。他的儿媳妇受到极大的委屈，服毒自杀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青岛风波”，使筱麻红看清了，摆在她面前的只有这两条路：一是走，二是死。岐山评戏社回到大连后，孙凤鸣为稳住局面、杜绝后患，把张奎生赶走了，一对情侣被生生拆散，更激起彼麻红心底的反抗之火。就在1935年六月的某一天，大连新世界影戏院的业主宴请筱麻红等几个主要演员，表示欢迎莅临演出。各方达官贵人也出面捧场。心情忧忡的筱麻红面对宴席上的佳肴美酒，默而不动，更烦恶人们对她的那一套虚情假义的敬酒辞令。

她心里很清楚，她只不过是一头被套上枷板、勒上缰绳的牲口，任人驱使鞭打。她话里带音，针对孙凤鸣发出了内心的怨气，引起了同孙凤鸣的一场争执。孙凤鸣仍以师道的尊严、班主的权限来压制她。孙凤鸣说：“你是我花钱买来的！”一话未了，筱麻红再也忍耐不住火性，多少年来的怨恨和痛苦一齐涌上心头。她气得象发了狂，推翻三桌酒席，跑出了饭庄。她决心要摆脱束缚，要做一个自由的人。

她久居大连，大连没有她的归处；天底虽大，也没有她容身的地方。但是，她还是带着同命相连的师姝筱桂凤再次私奔。跑到大连“同善堂”（即“济良所”）藏身。孙行者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仍没跑出如来佛的手心，筱麻红就是躲到天边，也不会逃出那个黑暗社会的魔掌。她在这遇到了在“同善堂”里混事的张永乐。张永乐是大连水上刑事张殿臣的儿子，是个玩玩乐乐逛窑子、散心解闷串戏园子的浪荡公子、小流氓。他对筱麻红比较熟识，早就对筱麻红每天可挣几十元大洋唾涎三尺。

他开始按着他的计谋甩下了钓饵。他对筱麻红殷勤地照顾，百般地同情，井出头帮助筱麻红、筱桂凤和孙凤鸣打官司。筱麻红等有理，张永乐有势，官司打赢了，筱麻红以为从此她便获得了自由。可是她又被张永乐的伪善和假情假义蒙骗了，她和张永乐结了婚，住在大连的“浪速叮旅馆”。她只想到，二十五年来，她第一次有了爱的自由，她憧憬于这个安身之处。她只知道，从此脱离了吸血的虎口，却不知又投进了狼的怀抱。”

1936年秋，婚后的筱麻红领衔一班人，流动于东北各地。筱麻红在沈阳大舞台演出《盗金砖》、《善恶五义》等灌过唱片的戏，达一个多月，然后又去工业区启新大戏院，演出半个多月，再去大观茶园，直至春节后初二才离开那里。在大观茶园演出期间，又先后有刘振东、孙晓亭傍她唱小生，甘玉林唱老生，并且由“戏母子”（对演戏多，且能“说戏”者的称谓）七金子（山西人、王姓、河北梆子艺人）给筱麻红排了几出新戏，如《海棠红》、《荒山女侠》、《镇冤塔》、《华丽因缘》等。

这些戏，均受到了观众的热烈好评。一次，在大观茶园演出《白玉楼画画》时，台下观众前几排均为老者。他们专门紧闭双目用手拍着板儿听戏。这些老观众中有一位是很有名望的学者。他亲笔书写了一副幛子给筱麻红。上联是“麻姑仙子临凡世”，下联为“红粉佳人作演员”。它充分表达了人民群众对筱麻红的爱戴之情。

1937年夏，筱麻红在锦州演出期间，曾保养了当地一个因父母吸毒而无力抚养的5岁小女孩，乳名小镯（1951年在本溪同蔡丰年结婚，改名蔡小娟）。从锦州回到沈阳中央戏院后，筱麻红同该戏院班底菊桂笙、陈蕊霞、金凤凰、筱灵花等几位主要演员联合演出。它客观上形成了一个互相比着唱的擂台阵势。当然还是筱麻红实力最强、唱得最好、演得最火暴。演出过程中，观众纷纷给剧场经理写信，要求筱麻红演出《花为媒》。因为观众都知道她脸面上的缺陷，就是要听“坐楼”那场“小脸蛋没有麻子耳如元宝”这句如何演唱。筱麻红当然没有辜负热情观众对她的期望。她当即将这句唱词改成了“小脸蛋呀”（用手一指后接唱）“浅白麻子”（待观众掌声完了再接唱）“耳如元宝”。这样唱，既符合实际情况，观众也满意。可谓“因势利导”、“因地制宜”了。

1937年秋，筱麻红一行来到抚顺欢乐地演出。她同杨佩君一起合演了《杨三姐告状》、《绿珠坠楼》、《珍珠衫》、《桃花庵》等戏。因为筱麻红能戏很多，尽管在那里演出达一个月之久，剧目仍不重复。秋冬之交又到新民县演出。11月份又移至营口升平舞台演出。此刻，王金香正占据小红楼剧场。尽管、王金香唱不过筱麻红，但此事王金香以是实力较强的南孙家班在辽南一带进行艺术竞争的一支劲旅中挑大梁的人物。此时此刻，二人对阵之势已不可回避。筱麻红同王金香的又一次“遭遇”，实在是评剧在东北基地之一的营口戏迷和广大观众的耳运和眼福使他们再一次地欣赏到“筱麻红的唱、王金香的浪”之艺术精髓和神韵。

她的品德如同她的艺技一样，所到之处，为人们诚服盛赞，在梨园内外传为佳话。此时的筱麻红，虽已是较有名气的“角儿”了，但她依然能做到平等待人、不摆架子，和姊妹们和睦相处，且愿为他人分难解忧。一次在沈阳大馆茶园演出时，当地有钱有势的花花公子整日游手好闲。他们见戏班里的花铃霞长的漂亮，白天便成帮结伙，围坐在花铃霞的住处，无话找话地搭讪或自嘲取笑。这种局面使花铃霞很难为情，又无能为力摆脱掉这种困境。当花铃霞求麻红姐出主意时，筱麻红非常爽快地答应帮助花铃霞排忧解难。后来，这帮流氓、地痞再来时，筱麻红便高喊：“铃霞妹，说戏啦！”同时，又大大方方地坐在花铃霞床上，织起毛衣来。这样，使花铃霞得以解脱。这些人一见筱麻红长得如此之丑，都自感扫兴地泱泱离去。

在闯荡江湖的艰苦岁月里，她从不以名角自居，她特别同情地位低下的弱者，井仗义相助。1938年初冬，筱麻红一行到蛟河演出，有一个老艺人，在《海棠红》一戏中，扮演患病临危的老公爹，竟真的死在舞台上。尽管她与死者素不相识，此情此景，却使同台演出的筱麻红非常难过，她痛哭不止。台上的其他演员也为之感动。观众还误以为这满台悲切的哭声是假戏真做，俱被感染，俱称道筱麻红的戏，演得如此真切。待演出结束后，筱麻红带领大家向这位素不相识的老艺人遗体告别，在寒冷的北方，她拿出了自己仅有的一床绣花缎子被、一床绣花缎褥子和一对绣花缎枕头，以及一条俄国毛毯等物品，发送这位因无钱治病而惨死在舞台上素不相识的同行。筱麻红的义举，早已在梨园界传为佳话。

在奉天，有一个戏院的业主，拖欠演员的工资迟迟不付，琴师魏长春一气之下，不告离班。被抓回后，横遭绑打，筱麻红闻讯后，赶到现场，不顾个人安危，以身阻拦。她面对打手们喝道：“你们凭什么打人！要打，就打我吧！”业主只好放人。在那个尔虞我诈的社会里，“同行是冤家”，在戏班里，“宁给二亩地，不教一出戏”的保守者，也是大有人在。而她，却把她的艺术，毫无保留，毫无代价地传带给别人。好多初登舞台的青年演员，在她的教导帮助下，很快成名。她为人善良，谦虚谨慎，凡与其同处者，无不称赞她是“丑的容貌，美的心灵”。在家庭里，她以妻子之道，对丈夫温顺、贤惠，处处体贴和照顾着张永乐。而张永乐终日吃喝玩乐，任意挥霍筱麻红用血汗换来的钱。他不劳而获，包藏祸心。

1939的夏末，张永乐终于暴露了他的真面目。他对筱麻红说：“我和你在一起，图的是啥，你知道吗？我不是为的你，是为了你的钱。看你长得像个鬼！”他一手拿过筱麻红的钱，一手转送给他的姘妇。平时他对筱麻红开口则骂，举手则打，筱麻红一再忍让，还想着要尽量感化他。当她发现了张永乐早就背弃了她，并且对她有着卑鄙的企图，她伤透了心。筱麻红同张永乐离婚时，张永乐又索取了筱麻红1700块钱和衣物后，方扬长而去。此刻，筱麻红内心极端痛楚，心身受到极大的伤害和打击，身体也大不如从前。但是，为了生活，她还得演戏，还得在磨难中苦苦挣扎。

她在舞台上曾真实地塑造过那个被李甲所抛弃、被孙富视为玩物的青楼妓女杜十娘的形象，她自己的生活遭遇，也同样是如此的可悲。她气恨交加，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她和张永乐一刀两断，张永乐又勒索了她大量的财物，发财还乡了。她病倒了，从此，疾病缠身。但是，她从不在磨难、逆境中示弱，仍奋力于对爱的追求。舞台生涯中的同心合作和相互依赖，使她和青年琴师魏长春结成了良缘，遭受到爱情创伤的筱麻红，十分珍重这一次美满的结合。

1940年的端午节，她和魏长春于长春结婚了。这一天，是筱麻红一生中，感到最幸福的一天。她目光闪烁着妩媚和柔情，亲手为她的丈夫魏长春穿戴新衣，把一块金表作为信物，送给了她的终身的伴侣，可能是借表的喻意，来铭记她们这个幸福的时刻吧、一向是素装无华的披麻红，这天也穿戴上了华丽的札服，那洁白的披纱，拖长的连衣裙，显得她温柔典雅、高贵深沉。洁白的纱裙透出了她一颗多情、纯美的心。但是她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她必须照旧强撑着越来越虚弱的病体，去闯荡江湖，为生存而奔波。到处是敲诈和勒索，凌辱与欺压。她和魏长春到处唱红，却又到处遭难。她们每天可挣得几十元的收入，却又常常得用这些钱、去打通生路，向刁难、迫害她们的伪警察、刑事、老总们，买回一时的自由。

1942年，筱麻红病情加重，常常大口吐血，而她仍坚持演戏。一场戏演下来，她虚汗淋淋，喘息不止，她强忍着病魔缠身的苦痛，在人们面前佯装无事。她只知道她的艺术青春，不会延续多久了，她十分珍惜这失而不返的宝贵时间，可她哪里知道，她患的是不治之症，死神正向她步步逼进。由于她体力难支。只能当配角，或者演一些小角色了。但是，她仍拖着病体，把她所演过的戏，精益求精地传授给他人，她耐心地指点，手把手地教。他人演出了，受到了观众的欢迎，她以此为乐，以此寄托着她对艺术的爱。

她的病恶化了，她不得不撤离舞台，卧床养病，她时时向往着舞台，留恋着她所为之奋斗的评剧艺术。她当卖了所有的衣物，以求医治，想尽快恢复健康，重登舞台。她向往着别离的舞台，也挂念着到远方流动演出的丈夫。卧病不起的她，多么希望亲人守在她的身旁；可是，生活所迫，魏长春不得不只身去闯江湖，一别数月。她焦切地盼望着丈夫的音信，魏长春的信终于从遥远的佳木斯发到了奉天信城旅馆，筱麻红高兴地坐起来，请人给她念信，她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丈夫在外的情况。信念完了，不由引起了她一阵阵心酸。

原来魏长春在外流动演戏，所在班社，上座不佳，生活十分困苦，连买烟的钱都挣不到，每天要到街上去拣烟头，因没有回家的路费，现危困在外。筱麻红忙到邮局，把她留作治病的几十元钱，寄给了魏长春，穷困的生活迫使卧床养病的筱麻红，靠服鸦片的支撑，又去登台主演了。她已经失去了艺术的防力，过去那些争相邀请她去演出的业主们，对她不理不睬了。她只能在一些乡镇小戏院里流动演出，挣上一点勉强糊口的钱。鸦片支撑着她的病体，她的病体又在吸毒中愈发恶化，每天要靠吸点鸦片，才能把戏演下来。麻醉一旦散去，她就立即颓萎下来。

魏长春回到她的身边，她非常高兴，觉得病情似乎好转了。1943年的春节，筱麻红于新民县的一个小镇的戏院里，演出了她所有的拿手剧目，她连演了二十场戏。可想而知，病近垂危的筱麻红是以何等之顽强的毅力演完这二十场戏的。这是她向观众的一次告别演出。当她最后演完她的代表剧目《黄氏女游阴》之后，再也不行了。她熬尽了最后的一滴心血。1943年阴历四月，她离开了人世，年仅三十三岁。艺友们为她义演一天，隆重地举行了葬礼。一代评剧名伶彼麻红，就这样结束了她的从艺生涯。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筱麻红辞世43年后——1986年9月25日，在辽宁省抚顺市文化局，新宾满族自治县文化局的主持下，为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筱麻红女士迁坟建碑工作顺利完成，国庆节前夕在新宾县被山公园举行了隆重的揭幕仪式。辽宁省政府、文化厅、中共抚顺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新宾县委、县政府、县文化局等领导同志和新宾县文艺工作者100多人参加了揭幕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