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和张居正民生思想研究（转自林金树先生）

林金树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就以往学界对高拱和张居正的思想研究而言，对他们的哲学思想、法制思想等多有详述，而于民生思想，似仍有继续深入讨论之必要。本文仅就二氏民生思想的主要内容与实践、差别与关系试作研讨，并从中窥其启迪奥义。不当之处，敬请指教。

一、主要内容与实践

所谓“民生”，就是人民生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亦即通常所说的人民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它的核心内容，是以人为本，不断解放生产力，发展国家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这也是两千多年来中国历代政治家、改革家最为关注的首要问题：战国初年李的“开阡陌”；先秦时代商鞅的“尽地力”；唐朝杨炎的“两税法”；北宋王安石的“变法”；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新中国建立初年的土地改革；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掀起的改革开放大潮，等等。虽然它们的时代背景、内容与性质各有不同，但都是立足于通过社会改革，从民生问题开始，以民生为基本诉求和切入点。

民生，属于社会范畴。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方，它的具体内容亦有所不同。按时下的界定，举凡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物价、公共交通、扶贫济困，以及司法公正等，皆为民生所系。而在以农业经济为主导，兼业工阎的中国古代社会，解决民生问题，当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以轻徭薄赋为重点（尤其是灾荒年的赋役减免，或突友火准的非吊态性的应急就减轻工商业者的负担，对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头他吊态性的物质同时，整顿吏治，维持法纪，保护百姓生命财产少受侵害。

明代嘉、隆、万年间的高拱和张居正，郁是当时著名的政治家。他们皆以“天下为己任”，直面当时政治腐败，特别是城乡社会财官配严重失衡，贫富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社会株序动荡的危难形热无所惧，大胆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其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同样是为了国强兵，谋“生民之福”，使“民受实惠”，解决民生问题。

史称：高拱“负经济才”，张居正为“干济才”。“经济”者，经国济民也经国济民，就是谋划国计，纾困民生。高拱和张居正的民生思想，始终涣透着这种济民精神。并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反对“重义轻利”说教，为生民兴利制造舆论

有一种观点说，“重义轻利”是儒家的传统思想，其实它只是儒家中一小部分自以为清高者的荒谬说教，自欺欺人之谈。人们要劳作，要创新，就要穿衣吃饭，有物质条件作保障，讲求“利”之所在。况且，无“利”即无“义”。高拱和张居正一致反对“重义轻利”说。他们认为，人生是实实在在的，不能空谈“义”，离开生活日用；“义”与“利”同在，它们不是互相对立，而是互相统一，互为依存。既要讲“义”，更要重视物质的作用。

高拱明确指出，理财为经国之要务，钱粮为“国用民生所系”，也是为政 最重大的社会责任。他的义利观，在《大学改本》一文中说得最为清楚：

（生财）圣贤有用之学。夫《洪范》八政，首诸食货；《禹贡》三事·终于厚生，理财，王政之要务也。后世迂腐好名者流，不识义利，个开公私，徒以不言利为高，乃至使人不可以为国。殊不知聚人日财，”财日义。又日义者利之和，则义固未尝不利也。义利之分，惟在公之判。荀出乎义，则利皆义利也；苟出乎利，则义亦利也。而徒以不利为高，使人不可以为国，是亦以名为利者耳，而岂所谓义哉…… 土钱粮衙门，国用民生所系，盖重任也。官此者，使其有所渔猎，诛之可也……理财无人，国用日蹙，而民生乃益困…予昔柄政，方欲厘正之，未及而归，乃发其义于此。嗟乎！使人臣而不为国忠谋也则已，如其为国 ，将必有感于予言也夫。

高拱严厉批评把“利”与“义”对立起来的错误思想，认为那种“言利背 义 ”的谬论，只能起误导作用，“将使司国计者，不以足国为务，而徒以不言利为高，则国家何利焉”。国家一旦无利，民生从何谈起。

在这个问题上，张居正的观点同样十分鲜明。他说：“孔子为政，先言足食。管子霸佐，亦言礼义生于富足。” 张居正公开倡言，学问必须联系实际，经世致用，接触民生。“学问 知头脑，须窥实际。欲见实际，非至琐细，至猥俗，至纷纠处，不得稳帖” ;“学不究乎性命，不可以言学。道不兼乎经济，不可以利用” 。他痛斥有些人不懂装懂，自以为高明，把“利”与“义”分开，空谈“义”，不讲“利”。他自己身体力行，为国谋利，为民兴利，说他为政以来日夜操劳的头等大事，就是富国强兵，国计民生，谋求“生民之福”。他在回答福建巡抚耿楚侗的信中，这样写道：

孔子论政，开口便说足食足兵……后世学术不明，高谈无实；剽窃仁义，谓之王道；才涉富强，便云霸术。不知王霸之辨，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奚必仁义之为王，富强之为霸也。仆自秉政以来，除密勿敷陈，培养冲德外，其播之命令者，实不外此二事也。今已七八年矢，而闾里愁叹之声，尚犹未息；仓卒意外之变，尚或难支，焉在其为由上可见，高、张二氏的共同点，一是往息＂又、利”两者的额：系，始筌把“利”放在重要位置上；二是把为国谋利，为民谋福祉，作头毕生的追求与梦想。

（二）重视发展生产，为改善民生创造经济基础

常言道：国计民生。国计关乎民生，为了民生。国计维艰，民生因只有国家经济发展，改善民生才有希望。明代以农立国，经济以农为木高、张二氏重视发展生产，首先表现于重视农业，重视农民。张居正的《学农园记》说：

夫天子之尊，犹以不知秸事为耻，况其下者，何敢自逸……或日，农生民之本也，周家用稼兴王业，即治天下国家，固亦由力本节用，抑浮重谷，而后化可兴也 。

高、张眼见当时“百姓愁苦思乱，民不聊生”，不仅以“实心爱民”之情怀，从理论上分析了讲“利”的重要性，强调农为“生民之本”，以“立本节用”兴事业，治天下，而且将自己的思想贯彻到实际行动中，为国计民生费尽心血。

一方面，用重臣经理国计民生重要部门。高拱用官，“皆得其人”。张居正亦知人善任。他们以潘季驯总漕政，治水利；用梁梦龙、王宗沐造船，通海运。尤其是命李成梁镇辽东、戚继光守蓟门、王崇古督北边，实现蒙、汉和好，“边境晏然”。过去“边境之民肝脑涂地，父子夫妻不能相保，賞腴之地弃而不耕，屯田荒芜，盐法阻坏”,“边臣重苦莫支”,“帑储竭于供亿，土马罢于调遣”，中原亦因之凋敝的局面 ，终于不复存在了。又重商惠开放海禁，发船对外贸易；”核驿递，省冗官”，开源节流，增加国家收入，减少百姓负担。

另一方面，认真均平赋役。高、张通过经济改革，清丈土地，推行一条鞭法，均平赋役征派。同时，利用他们的权力地位，多次奏准减免赋役。

此都有利于调节生产关系、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保护劳力资源，以利社会再生产。

( 三）大力整顿吏治，为改善民生营造安定环境

高拱说：“天下之善政谁与为之，而民生奚由得安也。” 在中国古代，赋役征派，赈灾钱粮发放，工商业税收，弱势群体的常态救济，司法诉讼等等，这些与民生关系最密切的行政事务，都由各级官吏直接操作，他们可以上下其手，邪正之间，全凭他们的良心与职业道德。“守、令亲民之官，最为紧要，使天下守、令得人，太平即此。” 吏治好坏，是关系生民祸福的一个重要因素。“吏治日偷，民生日蹙也。” 高拱以广东民生凋敝为例，进一步说明这个道理。其言日：“臣惟广东旧称富饶之地，乃频年以来盗贼充斥，师旅繁兴，民物凋残，狼狈已甚。以求其故，皆是有司不良所致。” 对当时吏治败坏，连隆庆帝都承认，“有司不得其人，以致民不聊生”回。为了改善民生环境，高拱和张居正都主张大力整饰吏治。整饰吏，一要坚持选贤用能，二要法办贪官污吏。为此，高拱提出一系列富有哎性的意见。诸如：“国家设官，各有所职”,“其用人也，乃使之各举所职，而非徒以安置也”, “国家用人，见资即进，见不月即退”, “惟◇效为准，不必论其出身资格”, “不当为官择地，只当为地择官”,“ 以贤者处之”;“州县之长责任艰重，须有精力者乃可为之” 。

高拱还特别提出，“云、贵、两广皆称绝傲，所当生养抚辑尤甚干内：而又去京师极远，声闻难通，官其地者，易于纵肆”。因此，对于边区官吏的所作所为，更要加倍注意。

张居正对吏治与民生关系的感受，则更为深刻。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吏治腐败是造成当时“国匮民穷”的根源所在。他说：

自嘉靖以来，当国者政以贿成，吏胶民膏，以媚权门。而继秉国者，又务一切姑息之政，为通负渊薮，以成兼并之私。私家日富，公室日负，国匮民穷，病实在此。

他又说：

夫民之亡且乱者，咸以贪吏剥下，而上不加恤，豪强兼并，而民贫失所故也。

吏治如此败坏，为了改善民生，为今之计只有依法惩处，严厉打击，别无选择：清隐占，则小民免包赔之累，而得守其本业。惩贪墨，则闾阎无剥削之扰，而得以安其田里。如是民将尸而祝之，何以逃亡……究观古今治乱兴亡之故，曾有官清民安、田赋均平而致乱者乎？

张居正还指出，严惩贪官污吏以壮国计民生，是每个为政者的根本职上损则下益，私门闭则公室强，故惩贪吏者，所以足民也；理通负共，所以足国也。官民两足，上下俱益，所以壮根本之图……假令仲尼为相，由、求佐之，恐亦无以逾此矣 。

“政以贿成，吏羧民膏”,“国匮民穷，病实在此”。吏治不清，民生调“治理之道，莫要于安民。” “然欲安民，又必加意于牧民之官。” 张下何以要慎选官更，“为考成法以责吏治”,“课吏职，信赏罚” ，而且态度如此坚决，力度如此之大，读一读上面他说的这些话，大概也就不难明白了。

吏治澄清，必有善政。“善政多则民安，民安则国可富，而教化可行，熙平之治可庶几望也。” 历代有识之士所以重视民生，道理很简单，因为民生为治国之根本。在任何地方，它都是最大的经济、政治、社会问题。地方秩序能否安定，国家政权能否巩固，全系于民生之兴衰。明太祖朱元璋诏日：“食惟民之天，民乃邦之本。” 日：“尝闻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此有国家者，所以厚民生而重民命也。”

高拱和张居正身为大明王朝的高层领导，对于老祖宗的教导，自然是耳熟能详，牢记心上。事实上，他们天天为之忧虑的也就是民生这件事。张居正就曾坦言：“民穷势蹙，计乃无聊。天下之患，有不可胜讳者，此臣守所跺优也。” 又说：“臣闻帝王之治，欲攘外者，必先安内。书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庶民生可遂，而邦本获宁也。”

高，张对其民生思想的实践，是通过他1们 J 的哎行、经济改革来实，高拱，由于“志不尽舒，才不尽用”，万戗厘心，却木及而归”，祉里，改革计划未能得到充分实行，所以相对而司，民生万面的具体成像张居正那样突出。张居正则可谓功绩早者。＂是时帑藏充盈，闲富”。“自正、嘉虛耗之后，至万历十年间，最杯晶庶。心太仓积谷13000石，“可支十年”,“海内殷富”，国家经济确实有明显好转。

目前有人说，高拱的性格，“决定了改单的使命不可能由他来实现他的改革“以失败告终”。这种评价是不公止的，有悖于客观事实，否高拱改革的实践与成绩。高拱从嘉靖末年登上政治舞台之后，始约关国计民生。“八弊”疏说：“吏治不修，非不可以伤也；诸边不靖，非不可 以攘也；兵不强而财不充，非不可以振且理也” 。短短三句话，忧国忧民→心，改革创新精神，跃然纸上，令人敬。特别是隆庆三年底复人内阁以后，以首辅兼掌吏部，“晨理阁事，午视部事”。明知违背祖训，仍然埋头苦干，整天劳累，毫无怨言。“以体国为忠，以国国是为美。” 蒙汉和好，北边安定，“公独决策”，高拱是第一大功臣。其他方面也有不少成绩。他的成绩不像张居正那样引人注目，是因为背景和情况不尽相同。这种不能“实践”与“失败”论，还在思想渊源上，否认了高拱思想对张居正的有力影响，割断了隆万改革的内在联系（对此，将在后面加以叙述）。

二、差别与关系

从高、张本人的文集、清修《明史》以及其他有关文献资料记载，可以看出：高拱主阁兼掌更部的时候，外则北部形势严峻，“诸边不靖”；内则治不修”，官员调配与使用不当问题严重。到了张居正总揽全国政务之后，虽然环境有所改变，但是随着隆万时期改革的步步深人，除了吏治外，许多社会问题也充分暴露出来，经济矛盾尤为尖锐，各阶层对人口土地等经济资源的争夺日趋激烈，赋役征派与产品分配不平等现象形突出。环境与经历的差异，便得他们对民生问题的关注重点，在大方和基本原则一致的前提，也存在着一些差别。兹举数事，以作比照。甘一，高拱关于中央和边区官员配备与选用的理论多具创新意义天下治，民生兴。治天下要有方针大政，而政策靠人执行。高拱从治理天下“只在用人”的基本思想出发，提出了许多具有独创性的建议（前面提到的不再赘述）。

1．选好首相最重要。“要得天下治，只在用人。用人只在用三个人：二个首相，一个家宰，一个台长。首相得人，则能平章天下，事物件件停当。冢宰得人，则能进贤退不肖，百官莫不称职。台长得人，则能振扬风纪，有不法者，率众台官纠治之，而政体自清。如此，则元气也充，神气也振，天下何愁不治？若其他用人行政，都在三人项下，固举之矣。然这三人中，尤以首相为要。”

2．扩大兵部编制。由于“边关多事”，从长计议，“宜于兵部添设侍郎二员，同额设侍郎协理部事”，改“一尚书二侍郎”为“一尚书四侍郎”。“兵乃专门之学，非人人皆可能者”,“储养本兵大臣，即当自兵部司属始”。

3．兵部司属宜用边人。因为“彼生于其地，身家之虑既无不周，至如山川之险易，将领之贤否，土马之强弱，与夫奏报之虚实，功罪之真伪，皆其所知，便可一问而得，以是为伍之资，处分或无不当”。

4.边区官员不可用“杂流”及“迁谪”，“多才力不堪之人”。边方有司，“虽是牧民之目，头有掴切人贝，坦负着民政务双重责任，必须“以有才力者为之”。

5．必须对边区有功之臣实行特殊奖励机制。＂臣见边防之臣，洗漠，是何等苦寒？出人锋，是何等艰难？白贡卒于刖，是何等拍当，罚绳于后，是何等危惧？其为清苦，视腹里之官奚啻十倍，而乃与之同俸资，同议升擢，甚者且或后焉。此功臣所以从心，烈士为之太自害诚宜特示优厚：有功则加以不测之恩，有缺则进以不次之擢，使其功夕；在人先，他官不得与之同论俸资。” 所以要特别奖励边区有功之臣，善圧“边方为远地”,“远地安然后内地得以安也”。

高拱上述建议，多发人之所未发。兵部改为“一尚书四侍郎”之议，甫是令人叹服。正如《明经世文编》编者的评语所言：“文襄留心戎务如此，真勘定之才也。”

其二，张居正更关注社会财富分配，尤其痛恨豪强兼并

“治国之道，以足食为本。”明朝初年，朱元璋提出给足衣食“为治之先务，立国之根本” 。正、嘉以后，百姓负担日益繁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豪强势要大肆兼并，欺隐人口，掠夺土地，转嫁赋役。张居正以“保民为立国之本”的思想为指导，以“上不亏国计，下不损民生”为目标，既坚持赋役按额征派，又重视其适度减免。他说：“夫出赋税以供上者，下之义也；怜其穷困，量行蠲免者，上之恩也。” 万历十年二月八日，张居正在柄中依然想着民间疾苦，奏免万历七年以前各省旧欠钱粮一百多万。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张居正在清丈土地、推行“一条鞭”法的过程中，以一身当天下之重”,“荀利社稷，死生以之”的大无畏精神，坚决揭露豪百室的兼并行为：“豪强兼并，赋役不均，花分诡寄，恃顽不纳田粮偏累小民”,“此皆耗财病民之大者”。“豪右奸猾，恃顽不纳”,“有司之令，但能行于小民，不能行于豪右，故催科之苦，小民独当之” 。豪强大户，逃晔赋税，“田至七万顷（亩？)，粮至二万，又不以时纳”。“今为侵欺隐占者，权豪也，非细民也”。必须“坚持初意，毋或流言”,“任法行之，有敢挠公法，伤任事之臣者，国典具存，必不容贷” 。张居正痛恨豪强兼并，献身国计民生的自我牺牲精神，更是令人叹绝。他在给福建巡抚耿楚侗的信中，就立下誓死如归的豪言壮语：

丈田一事，揆之人情，必云不便。但此中未闻有阻议者，或有之亦不敢闻于仆人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仆比来唯守此二言。虽以此蒙垢致怨，而于国家实为少裨，愿公之自信而无畏于浮言也。豪强势要违制滥免，也是引致民生凋敝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此，张居正亦大力进行查革。首先，他以身作则，从自身做起。万历九年四月，严命次子张嗣修清查张家田粮实数，将族人、家僮等倚借名号，规避而免者一概清出，尽数除去优免，“与小民一体当差”；家中占用的夫役，也全部清退送回本县 。接着，张居正令户部一体清查。至万历十年正月十九日，总共査出亲族冒充优免人丁43780人、税粮63880石，尽数革除。并请将优免定制刻石，以便永远遵守。 同时，再次申明：勋臣之家，除拨赐公田，其余田土如数报官，“与齐民一体办差”,“不准优免”。

张居正的言行，利国计，厚民生。但产重触犯丁家强大户的既益，从而得罪了他们。《明史內张居正传》日：店止以江南贵豪怙及诸奸滑吏民善逋赋，选大吏精悍者严行监督，赋以时输，国藏日益充，而豪强猾率怨居正”。后来张居正身败名裂，这帮豪猾落并下石，起了很坏的用。

其三，关于商业与民生的关系，高、张各有超人之高论

在中国古代经济史上，商业被视为“末”业，重“本”轻“末”贯穿于整个经济思想发展过程。

自元迄明，由于观念形态不断更新，“重农抑商”思想一再受到冲击明初，朱元璋提出：士、农、工、商“各守本业”，商业可以“通有无”。明中叶以后，随着农业经济结构逐步进行调整，资源配置发生重组，经商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商业人口激增，商人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人们对商业在民生中重要作用的认识也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

景泰时，进士张宁说：连岁四方多故，水旱相仍，粮道方艰，仓储未实，而京师物价不甚踊贵，京民未甚窘迫者，正以买办相交通，商贾四集，有无得以相通的。

成化时，吏部尚书倪岳说：“抑末固为政之理，而通商亦富国之术。” 成、弘时，有人说：“天下之衣食出于工商，不过相资而已”，又说：“农工商贾皆有用处，皆有益于世。如农之耕，天下赖其养；工之技，天下赖其器用；商虽末，亦要通财货” 。嘉靖时，萧彦说：“商困则物腾贵而民困矣，独奈何不一苏之为商民计也。” 嘉、隆时，海瑞说：“今之为民者五，日士、农、工、商、军。士以明道，军以卫国，农以生九谷，工以利器，商贾通焉心资于天下。”

宏论见解精辟，多有独到之处。但都没有特别强调商业对人民目有的全向性作用，仅有行别強调商业与当时“本业”农业的互动高拱和张居正的机贝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对上述经典思想做了全面的解说和发挥。将商业在民生中的作用，提高到事关全民生活的新高度。隆庆一月，他呈上的《议处間人钱法以苏京邑民困疏》，即是这种认识的一力反映。此疏也是尚拱专门论述民生问题最有影响的重要著作之以明代至今不断为各种文献资料汇编所收录。在这篇奏疏中，高拱以포眼所见因商业贸易政策之弊，导致京城社会各阶层全面破产的事实，进一步说明“商困”即“民困”的道理。他说：

臣奉召至京，两月有余。见得里巷小民十分凋敝：有素称数万之家，而至于卖子女者；有房屋盈街，拆毁一空者；有潜身于此，旋复逃躲于彼者；有散之四方，转徙沟壑者；有丧家无归，号哭于道者；有剃发为僧者；有计无所出，自缢投井而死者。有富室不复有矣。臣惊问

其故，则日：商人之为累也。

商人所以“贫累”，根在政府钱法。“先朝公用钱粮，俱是招商买办。有所上纳，即与价值，是以国用既不匮乏，而商又得利”。如今价不时给，往往借贷求托，“使用”、“打点”，弊端种种，摧残商业，破坏正当交易。“所以派及一家，即倾一家；其未派及者，各为展转避逃之计。人心汹汹，不得以宁居也” 。京城的居民，除了商人，还有士、农、工、官吏、军人，以及其他各色人等。在当时，京师这个大都市，只是一个消费型的城市，手工业欠发达，粮食主要依靠南方供应，商业人口占多数。居民的生活运作，主要通过贸易交流。在这种情况下，在京城的各个经济部门中，商业自然是取重要的行业。高拱此疏以批评当局的商业政策为议题，将商人钱法与尔城的民生直接联系在一起，把京邑“商困”视为“京邑民困”，显然是肯定商业在京城全民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

张居正的理论贡献，则是特别强调商业与农业的互动关系。在古代农耕社会，农业为“立国之本”，是国计之本，也是氏生之本。各 l ,致其用”，互促互动，最主要的当是商业与农业的互列。张居正不仅发展商业和农业同样重要，而且深刻认识到間业与农业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这是对传统“重农抑商”、农間对立思想的明确否定说：“欲物力不屈”，就必须轻徭薄赋，“厚农而资商”;＂欲民用不困”就当实行低商税，“以厚商而利农”。如果“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不得立本以资商，则病商。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商农彼此依懿互为制约，优势互补，谁也离不开谁。没有农业，商业难以发展。离开成业，农业的发展就难以持续。此为张居正民生思想的一大亮点。

高拱和张居正“两人均为明代中后期最有识见最有才能和魄力的大政治家” 。我们在探析其民生思想差别的同时，更不应忘记他们的思相渊源关系。

一提到高、张的关系，人们往往容易想到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近年来还有论著提出：隆庆六年六月高拱被罢，是张居正导演的一场“政变”，或称为“不流血的政变”。何谓“政变”？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权威解释，政变是“统治集团内部一部分人采取军事或政治手段造成的国家政权的突然变更”。很显然，它是针对掌握“国家政权”的领导者的。将罢免高拱称为“政变”，似乎不太准确：高拱虽为首辅，但全国大权集中于帝（李太后掌实权），而张居正只是一名阁臣，只能推波，不可定夺。李太后是一位非常有主见的女强人，是当时国家权力中心的关键人物，神宗年幼，这种事关全国政局的大事只能由她拍板；罢拱诏令是由帝和两宫星太后联名下达的。帝罢免自己手下的大臣，岂是“政变”？在明代历史上可以称为“政变”者，大概只有朱棣“靖难之役”和英宗“南宫复辟”而已。时下流行一句话，叫做“最大的敌人是自己”。高拱被罢，有各种复奈历因，而导火线则是他自己引爆的，是他“祸从口出”，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也有一种说法，这句话被张居正添油加醋改编过）：士岁天子能裁决政事者乎？ 犯了为臣之大忌，震惊了李太后，吓小皇帝，使冯保以反攻为守，也为张居正提供了机会。“江陵之得巧大冯保力。张居正得到相位，有他自己所具备的优势和贪权，也是冯保抓任高拱的把枘，借权之威进行报复的结果。

高张两人本是好同事、好朋友，“相期以相业”，胸有大志，事有作为，大杜稷。后来，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原因，产生了一些恩恩怨怨，除去人的性格，从根本上说是政治斗争游戏规则使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女观察事物要抓住本质，考虑问题必须有全局观念。从国计民生的大島研判，从高、张两人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评析，对于他们之间的矛盾，确宛不必过分在意。应该特别强调的，倒是他们的民生思想及其实践的联系。

在理论上，高、张“前后呼应”。高拱是“主持隆庆朝重大改革的主要人物”，当时“张居正是他的主要副手”。高拱于嘉靖末年上《挽颓习以崇圣治疏》，为“隆庆重大的改革奠定方针理论的基础”。张居正于隆庆二年八月所上的《陈六事疏》,“皆在裕民富国强兵”。“高、张两疏的基本精神是高度一致的，都是立足于除旧布新，将国家的前途寄托于改革上。”虽然他们上疏的时间有先后，立论的角度也略有不同，“但却起到前后呼应，振聋发聩，统筹全局的作用”。“两疏不但对于隆庆朝，而且对于其后万历元年一十年（1573~1582）的大改革，实际上一直起着指导性的积极作用。”

高、张“皆负不世出之才，绝人之识”，并称“名相”。他们俱“通识时受，勇于任事”，大胆、积极进行政治、经济改革。改革的旨趣同一，都是国计民生；改革的理前后呼应，张与高有着继承关系。明人郭正域说：

嘉，隆之际，相臣身任天下之重，行谊刚力，事业光显者，无郑高公。而先后处两才相之间，先为云间，后为江陵…江陵命之才，其整齐操纵，大略用高公之学，而莫利居先 。

张居正“整齐操纵”的基本动作，就民生而言，大要为边防、吏治三事。

“高公之学”，反映于民生方面的，就是边防、更治、水利、贸易等事民间疾苦诸实政。张居正在谈到高拱的民生思想时，说：

虏从庚子以来，岁为边患… 中外相顾骇愕，莫敢发。公独油策，纳其贡献，许为外臣，虏遂感悦，益远徙，不敢盗边。所省大司为刍粟以巨万计。曹、沛、徐、淮间，数苦河决。公建请遣使者按视胺盐河渠，修复海运故道，又更置督漕吏诸（诸吏），申饼法令。会河亦安流，舳舶衔尾而至，国储用足。是时方内安，四夷响风，天下翕然称治平矣。公犹弗康，日兢兢与九卿百执事讲究实政，甄别吏治，间民所疾苦，抚摩而噢咻之。虽桑土绸缪，不劬于此矣 。

高比张年大13岁，从政、入阁亦在张之前。张自称“门生”，尊高为“师”，并且以高之言作为“座右铭”。关于高拱对他的思想影响，他非但不回避，而且说得清清楚楚。请看以下张居正自己的文字记录：“公才略盖世，又天子师也……余驽下，幸从公后，参预国政，五年于兹。公每降心相从，宫府之事，悉以资之” ；公“以平治天下为已责。尝与余言：大臣柄国之政，臂之提衡，与之轻重，与之低昂，而己无与焉。在极之畴日：无偏陂，无作好恶，无偏党反侧。而后人无有比德，民无有淫朋，是谓平章车国之理。余深味其言，书之座右，用以自镜”;“公虚怀夷气，开诚布公。有趴举措，不我贤愚，一因其人。有所可否，不我是非，一准于理。有所彰惮’不我爱僧，一裁以法。有所罢行，不我张弛，一因于时。无兢兢以贬名屑屑以远嫌…… 余无似，获从公后，廿有余年… …自惟驽下，公之才十倍于何足以仰赞其万一。亦惟以公素所以教我者……则余亦有荣幸,“余惟公文章功业，炳辉炟赫，皆诸君所亲见……他日皆有平章责者，其亦闻余言而得所师承焉”的这些话，是在高拱罢官前夕，张居正亲自为他撰写的贺寿文章，感情真蛰，没有奉承，诚实可信。时过不久，张居正取代高拱，成为首辅。事实正明，张居正并没有因他取代高拱的位置，而废弃“高公之学”，抛开高拱想出的方针理论，改变高拱开创的改革方向，而是更加努力地把他们的理论付诸实践，继续完成高的未竟之业。

在理论上，高、张前后呼应。在实践上，他们紧密相连，都是为了“裕民富国强兵”这一崇高事业。从权位的交替考虑，由张出任首辅，并无不妥。从国计民生的大处着眼，或许还更好一些。因为从个人条件说，张更年轻，精力旺盛，性格亦较宽容；人品与思想境界，为国为民的奉献精神，张亦不在高下。特别是从权力为谁谋利益这个根本问题算计，重要的不是具体由哪个人掌权，而是看掌权者是为国为民，还是为自己。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他们共事施政至万历十年的十多年间，张居正所践行的，正是高拱罢官以前梦寐以求实现的改革事业：吏治澄清、赋役均平、国富民强。“隆庆阶段确是实实在在地为万历阶段奠定下扎实的改革初基。” 隆、万交替，高拱去职，张居正继任，相位易主，政策依旧。高、张为国为民的改革实践，好比是体育比赛中的接力赛，两人持同一根棒，一个跑前棒，一个跑后棒，互相传递，方向相同，目标一致，都是为了力争第一跑到终点，只是张居正这一棒跑得更好更快一些。

综上所述，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认识：

1．反对“重义轻利”之说，代不乏人，不是高、张的发明、创新。但他们头实在在为着民生，不是停留于纸上谈兵，而是努力以思想指导行动，寸理论付诸实践。尤其是他们不顾个人安危、毫无所惧，勇往直前的牺牲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后人学习和发扬的。

2．边防、吏治、赋役，是古代民生的中心议题。高、张的民生思相常明显地体现出这个重点。兹以《明经世文编》所收高、张的文集为例以说明：《文编》收高拱各类文章计36篇，其中直接与民生问题关系宓者29篇。29篇中，综合类1篇、边防8篇、更治16篇、赋役4篇；收人居正文章计102篇，其中直接与民生问题关系密切者85篇。85篇中，他合类1篇，边防50篇，吏治11篇，赋役23篇。这个篇目比例，可以从个方面说明：高、张为政之日，优先关注的就是民生问题。

3．高、张皆是“名相”，他们的民生观根源于“民为邦本”。其方针理论一样，基本内容相似，成绩各有千秋。当然，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很复杂。从权利斗争的角度说，高拱最后是失败者，张居正春风得意，以胜利者的姿态登上万历初年的政治大舞台。从思想渊源和改革事业的延续说，高拱同样是胜利者，他关于国计民生的理论和项目设计，多为张居正继承、发展和实践。谋“生民之福”，是高、张的共同语言与追求，这也是他们关系的本质和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