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区“打防管控”四位一体打击电信网络诈骗

　　西安网讯（记者 韩涛）2021年，西安市新城区各级政法机构把“依法从严惩处、全链条纵深打击”作为首要任务，对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持续重拳出击，形成有效震慑，探索构建出“打防管控”四位一体的打击治理模式。

　　区公检法机关在对2021年打击治理工作全面调研分析的基础上，总结打击治理的“新城经验”，打造相互配合、齐抓共管的“新城模式”，持续将反诈工作推向纵深，竭力为辖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提升贡献司法力量。

　　一、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案件侦办的总体情况

　　“断卡行动”开展以来，大量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案件（以下简称电诈案件）进入司法程序，电诈犯罪在不断高发的同时，还滋生了为电诈活动提供技术支持、广告推广、支付结算、赃款转移等帮助的黑灰产业链，大量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等关联犯罪也日渐频发。现将2021年新城区公检法机关侦办电诈案件的总体情况分析总结如下：

　　（一）收结案情况

　　1.公安机关情况：2021年，公安新城分局、站前分局共立电信网络诈骗案件1505起，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关联案件180起，占全年刑事案件的25.6%，共破案1031起，刑事拘留580人。

　　2.检察机关情况：2021年，区检察院共审查逮捕电诈案件203件386人，占全年审查逮捕案件的31.47%，审查起诉164件288人，占全年起诉案件的16.99%。

　　3.审判机关情况：2021年，区法院共立电诈案件110件，占全年刑事收案数的18.12%，审结105件151人，占全年刑事结案数的18.51%，占全年判刑人员的22.54%。

　　（二）被害人情况

　　经对1505名电信网络诈骗案被害人身份情况统计分析发现：第一，被害人中女性居多。女性共909人，占比60.4%，男性共596人，占比39.6%，。第二，被害人趋于年轻化。30岁以下的共525人，占比34.9%；30岁至40岁之间的共543人，占比36.1%；40岁至60岁之间的共337人，占比22.4%；60岁以上的共100人，占比6.6%。第三，被害人绝大多数具有高中以上学历。初中学历以下的共423人，占比28.1%，高中学历的588人，占比39.1%，中专学历的共233人，占比15.5%，大专学历共159人，占比10.6%，本科以上共102人，占比6.6%。

　　（三）诈骗类型情况

　　根据公安部发布的数据，目前被公安机关发现的电信诈骗类型已超过50余种，经对1505起电信诈骗案件分析发现，诈骗类型较为集中。其中，刷单返利类447件，占比29.7%；虚假投资类340件，占比22.6%；贷款代办信用卡类203件，占13.5%；虚假博彩类123件，占8.2%；冒充电商物流客服类114件，占比7.6%；上述5类电诈案件占比共计81.6%。

　　（四）涉案罪名情况

　　经对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164件电诈案件分析，其中，涉及诈骗罪的55件109人，占比33.54%；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98件155人，占比59.75%；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3件10人，占比1.82%；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7件14人,占比4.26%，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罪的1案2人，占比0.63%。

　　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特点

　　1.诈骗手段多样化，由电话通讯诈骗转向信息网络诈骗。

　　骗术花样多，手段更新快，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典型特征之一。不法分子从几年前的打电话、发短信，到使用电话改号、QQ及微信等大众软件，再到目前通过各类APP、跑分平台、GOIP设备等方式实施诈骗。例如刘坡等6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中，刘坡通过“蝙蝠”聊天软件与境外人员取得联系，在明知对方从事信息网络犯罪的情况下，仍为其运行维护GOIP设备，提供语音网关服务，并通过火币APP收取非法利益。与此同时，骗术也由传统的话术型向网络智能型转变，从最早的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到紧跟社会热点，不断变换升级骗术。如马玉海诈骗案，在疫情初期，马玉海利用被害人急于购买口罩的心理，在朋友圈发布销售口罩的虚假信息，欺骗被害人支付价款。又如苏景灿3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发送虚假ETC短信，诱导被害人填录个人信息，以此获取银行账户、手机号码等财产信息，后购买大量手机将非法获取的银行账户绑定在手机上，欲通过手机银行盗窃资金时，被公安机关及时抓获。

　　2.诈骗行为集团化，由撒网式诈骗转向集团化作案。

　　电信网络诈骗的快速发展与相关黑灰色产业的兴起密不可分。纵观电信诈骗多个关键环节，均有大量黑灰产业链：在宣传推广环节，有搜索引擎排名、短信群发等；在信息供应环节，有公民个人信息以及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等；在工具供应环节，有猫池、卡池、手机群控设备等；在技术支持环节，有非法APP 制作研发、网站开发维护、虚拟定位、服务器租赁等；在资金结算环节，有跑分平台、卡商平台、电商平台等。电信网络诈骗已不单单是独立犯罪，而是一个多行业支撑、产业化分布、集团化运作、精细化分工、跨境式布局的“涉诈犯罪生态系统”。如罗晓辉等29人诈骗案中，罗晓辉等人从上线接收“客户电话单”“话术单”，为上线“上粉”“引流”，并招聘大量兼职话务员冒充证券公司员工，诱骗群众加入名为推荐股票实为实施诈骗的微信群，为精准诈骗提供潜在对象；又如被告人李冰山等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中，李冰山在聊天软件“POTATO”、“蝙蝠”群中发布特定的支付宝账号及指定的虚拟币USDT的目的钱包地址，由孙大伟等人再使用支付宝账户接收赃款，后在火币APP中兑换成虚拟币USDT，再将所购买的虚拟币转至指定的目的钱包地址，通过虚拟币为电信诈骗犯罪转移赃款，极大的增强了犯罪活动的隐蔽性。

　　3.诈骗范围跨域化，由单点作案转向跨区域作案。

　　利用信息网络技术犯罪是电信网络诈骗区别于普通诈骗的根本性特征，面对庞大的网络用户群，不法分子能够通过网络将诈骗对象数量进行几何倍数的放大，实现了诈骗犯罪从“一对一”到“一对多”的跨越。尤其是近年来，各种黑灰APP 的出现打破了区域、国界的限制，为了逃避侦查打击，不法分子将诈骗窝点选择在偏远地区，甚至转移到缅甸等境外地区，造成了电信诈骗案件的侦查难、取证难、追赃难、认定难、处罚难等一系列问题。比如，被告人伍端等4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一案，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内，被告人作案地点及线索，涉及到河南、湖北、贵州、福建、浙江、云南、江西等7省13个地市；又如被告人刘浪等16人“云数贸”系列诈骗案，同一条诈骗链上的人员，涉及河北、安徽、河南、黑龙江、天津、广东等13个省市，两起案件公安机关先后出动百余名侦查人员，从抓捕到取证整条战线耗时耗力，再加上当前疫情频发，给跨区域案件的侦查带来极大挑战。

　　4、涉案人员年轻化，主要受骗人群由老年人转向年轻人。

　　从犯罪分子的角度来看，2021年，区检察院审查起诉的288名犯罪嫌疑人中，未成年人6人，18岁至30岁的164人，31岁至40岁的76人，40岁以下人群占比85.42%。犯罪分子低龄化的原因是因为年轻人更加精通电信网络技术，更能掌握犯罪方式及手段，此外，涉事未深、心智不成熟、辨别能力不强等因素，也是诱发年轻人参与其中的原因。在被告人王辉等5人买卖电话卡案中，就有3人是00后，其中两人还是高职在校学生，又如罗晓辉诈骗案中招聘的兼职话务员中将近有30名是在校学生。从被害人的角度来看，同样年轻人已成为主要受骗群体，经对1505名被害人身份情况统计分析发现，30岁以下的共525人，30岁至40岁之间的共543人，共占比71%，核心原因还是因为年轻人是电信网络产品的主要受众，使用网络时间长，网上痕迹多，就容易成为被骗对象。经分析认为，被害人的年龄和认知差异也导致其受到不同类型的诈骗：20至30岁群体更容易遭受兼职刷单类、征信修复类、冒充客服退款类诈骗，受骗原因为该群体网购较多，消费较大，但收入和储蓄较少，对资金需求迫切；31至40岁群体更容易遭受贷款类、投资理财类及网络交友类诈骗，这主要是因为该群体既有一定储蓄，同时也有资金需求，且投资意图强烈。

　　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的原因

　　1.信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给电信网络诈骗提供了更多途径。

　　电信网络诈骗是网络安全漏洞的“集大成者”，作为一种非接触式的线上犯罪，其所依据的工具及成员之间的犯意联络，必然要借助电信网络技术，其犯罪痕迹绝大多数留在信息网络上。电信网络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物联网、人工智能、快捷支付等新型网络技术的涌现在给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不法分子带来了更多的工具。从最初使用电话通讯、短信群发诈骗到使用钓鱼网站、木马病毒诈骗，再到现在的利用伪基站、虚拟拨号器、变号软件、跑分平台、虚拟币等实施诈骗，层出不穷的诈骗形式让人民群众难以识辩。每一种信息网络技术，从出现到完善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恰恰这个过程就给不法分子提供了时间和空间，要想在诈骗和反诈骗的博弈中占据上风，必须要充分利用科学技术进行反制，完善监控措施，尽可能压缩犯罪活动的可利用空间。

　　2.行业监管漏洞频出，风险控制体系不健全。

　　目前，大量非实名认证的电话号码仍然存在，GOIP、“伪基站”等非法通讯设备成本低廉，行业“内鬼”趋利配合，网络服务商未尽职责，公民个人信息任意泄露，部分工商登记机关、银行机构对公司注册申请、银行账户开设把关不严等，都是电信网络诈骗高发的重要原因。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需加强源头治理，而加强行业监管、网络管控是源头治理的重中之重，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强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工作的意见》及《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中，都把加强行业监管作为重要规制手段。在我们侦办的李大康、吴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中，二人将两个对公账户租借给他人使用，两个账户涉案资金流高达1.2亿元。电信、银行、网络等行业管控手段的局限、监督力度的不足已成为制约遏制电诈高发的重要瓶颈。

　　3.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本低、获利高、风险小。

　　成本和收益是不法分子在实施侵财类违法犯罪活动时考虑的核心因素，违法犯罪活动盛行之地，往往就是不法分子有利可图之处。在我们侦办的被告人刘浪等16人“云数贸”系列诈骗案中，被告人在某网站以4万余元的价格联系制作了几十万张不同类型的“云数贸卡”，后以每张20元甚至上百元的价格卖出，刘浪在短短2个月内谋取非法利益180余万。又如被告人王锐敏等10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中，在半年时间内，王锐敏零成本的通过在内蒙、湖北等地架设GOIP设备、指挥他人收卡验卡的活动中获利7万余元，如此之高的获利让不法分子源源不断的加入违法犯罪行列。在大量案件中，不法分子往往通过一部手机就能完成犯罪活动。此外，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痕迹多数遗留网络上，有价值的信息经过多层转移之后,网络地址与实际地址相差甚远，难以准确定位电诈骗窝点，无法实施抓捕行动，侦破难度增大。

　　4.社会公众安全防范意识薄弱、识骗能力不足。

　　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是一场“全民战役”，社会公众的安全防范意识是打赢这场“战役”的根基。客观上，层出不群的诈骗手段给有效识骗带来了很大挑战，但是不管何种诈骗，其必然有很多破绽，只要有足够的防范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就能避免被骗。比如在被告人沃某等10人诈骗、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中，不法分子冒充“美国大兵”通过社交软件和被害人相识后，谎称其在阿富汗打仗缴获了大量资金要交由被害人保管，后以垫付快递费等理由，骗取被害人280余万元。本案中，被告人与被害人联系长达两三个月，期间交流频繁，其中有大量破绽，只要被害人多些怀疑，多些求证就不会受骗。

　　四、工作举措：构建“打防管控”四位一体的治理模式

　　1、以“打”震慑。打击犯罪是政法机关的基本职责，针对电诈案件的新特点、新趋势，新城区公检法机关不断增强打击能力，提升震慑效果。一是全面精准打击。2021年，区公检法机关共计办理电信诈骗及关联案件1031件，先后刑事拘留嫌疑人580人。先后打掉王锐敏等为电诈提供网络技术支持的上游犯罪团伙、罗晓辉等具体实施电诈的中游犯罪团伙及伍端等为电诈转移赃款的下游犯罪团伙20余个，有力斩断了“涉诈犯罪生态系统”部分链条。二是依法从严打击。始终保持对电诈案件的高压态势，坚决严惩“贩卡”团伙头目和骨干、职业“卡商”、行业“内鬼”，严格控制对上述人员的从轻幅度及缓刑条件，检察机关的不起诉率保持在5%以内，法院缓刑、免刑率控制在15%以下，通过“重拳”提升打击质效。三是协同配合打击。为了统一认定标准，准确定罪量刑，形成打击合力，区公检法先后制定出台了《刑事案件逮捕证据标准指引（第二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件标准卷》、《关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定罪量刑的具体操作办法（试行）》等规定，检察院还和公安局联动办案，提前介入大案要案，有力提升了案件的侦查取证质效。

　　2、以“防”识骗。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电信网络诈骗的识辨率、防骗率，始终是政法机关的工作重点。一是大力推广安装国家反诈中心APP。新城分局777名“院落警长”通过964个“平安院落联系群”，定期向群众发送宣传视频及安装操作指南。截止目前，反诈APP全区注册量为291002个，实名注册量为207172个，拨打预警劝阻电话35676个，各项数据位居全市前列。二是制定“三融入”宣传方案。公检法机关将反诈融入到日常工作、疫情防控、重大活动中，在公安机关接待大厅、检察院检务大厅、法院立案大厅、核酸采样点等人员密集场所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册，播放宣传视频，先后制作宣传展板400余块（幅），印发各类宣传册（品）30000余份，两微一端发布相关信息500余条，制作宣传普法小视频40余期，初步形成反诈宣传矩阵。三是形式多样以案说法。区法院坚持“打防并举、以防为先”的理念，通过集中宣判、审判五进等方式挖掘个案的社会价值，针对重点区域、重点人群以案普法，“举一案防一片”，在全省范围内首次对10起“断卡”案件进行集中宣判，并先后走进西北政法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及西北大学等高校，公开审理电诈案件，宣讲反诈策略，这种生动的“反诈实践课”极大的增强了青年学生的反诈意识。

　　3、以“管”强源。当前，电诈犯罪呈现集团化、产业化的特点，滋生了大量的黑灰产业链，公检法机关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原则，多措并举，加强源头治理。一是强化警企、警银联动。公安机关与电信、银行等单位，共同加强对异常网络信号、银行账户的检测监控力度，加大对买卖银行卡、电话卡不法分子的管控力度，先后两批次对188名涉案人员进行惩戒，暂停涉案人员手机、宽带等新入网业务，暂停非柜面业务、电子支付业务，暂停新开账户。二是督促健全风险预警机制。区法院在办理多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过程中，发现涉案人员多为通讯公司的行业“内鬼”，为了有效督促相关单位、企业的修补管理漏洞和风险，先后向江西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西安某科技网络公司、中国某网络通信有限公司西安市分公司发出司法建议，均获积极整改回复。区检察院针对某短视频APP上存在诱导青少年违法犯罪内容的情况，向某科技有限公司提出检察建议，得到该公司高度重视和积极回应，该案入选“陕西省检察机关社会治理典型案例”。

　　4.以“控”综治。目前，反诈工作已成为社会综合治理的重要内容，不仅需要政法机关的有力打击，还需要社会各部门的综合治理，新城区多部门闻令而动，不断形成综治合力。一是成立打击治理联席会。2020年3月，新城区为了强化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根据反诈形势及工作要求，在区委政法委的领导下，组成了由副区长、公安新城分局局长李浩担任召集人，由公安新城分局、站前分局、区法院、检察院等28家单位为成员的新城区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联席会议，先后10次召集联席会，安排部署了全区反诈工作。二是不断提升青少年反诈意识。针对电诈被告人、被害人均呈现低龄化的态势，区检察院、法院与区教育局联合，指派56名干警到辖区61所学校担任法治副校长，将防范电信诈骗作为宣讲重点，让反诈工作“从娃娃抓起”。

　　五、未来工作计划

　　1、坚持政治导向，高站位推动反电信网络诈骗工作。新城区公检法机关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工作的安排部署，始终将打击治理工作作为社会综合治理的一项重点任务，以打击“涉诈犯罪生态系统”为出发点、以研判电信网络诈骗新态势为着力点、以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为落脚点，持续拓展深化“打防管控”四位一体的打击治理模式，持续加强人力物力保障，为反诈工作提供强有力的组织、资金及技术支持。

　　2、坚持目标导向，高标准提升政法机关打击效能。新城区公检法机关将立足自身职能，加强协作配合，坚持系统观念，整体性推进电信网络诈骗全链条纵深打击。侦查阶段，持续拓展反诈中心职能，升级反诈技术手及侦查方式，瞄准电诈系统关键节点、斩断电诈系统新链条。审查起诉阶段，定期组织参加理论学习和典型案例分析总结，提高办案能力，坚持在大案要案中提前介入指导侦查，引导公安机关全面客观收集固定证据，确保打击质效。审判阶段，不断提升审理电诈案件专业化合议庭业务能力，用足用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准确定罪量刑，确保罪责刑相适应，进一步深化“审判+执行”模式，全面加强财产刑追缴力度，最大限度追赃挽损。

　　3、坚持问题导向，高强度构建电信网络诈骗防范体系。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原则，针对行业监管疏漏问题，着力强化与相关行业主管部门、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等相关部门合作交流机制，深化警企、警银联动机制，督促健全风险预警机制；针对信息“壁垒”及信息差异问题，组织优势力量集中攻坚，深入把握电诈犯罪规律，摸清电诈发展趋势，及时发现电诈话术套路，从“技术端”奠定防范基础。针对被害人识骗能力低等问题，深化新城区“全民反诈”格局，借鉴反诈APP安装推广模式，形成公检法机关“党组抓总、全员参与、人人奋进”的反诈宣传工作态势。开展法律咨询、法制讲座、发布典型案例，积极推进反诈宣传进社区、进家庭、进学校、进企业活动，切实提高人民群众防骗意识和防骗能力，让群众做到识骗、防骗和拒骗，实现从“宣传端”完善防范体系建设。

　　4、坚持法治导向，高质效推进电信网络诈骗依法治理。准确认定案件性质、精准规范量刑、确保同案同判，是坚持依法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重要路径。公安机关坚持对标《刑事案件逮捕证据标准指引（第二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件标准卷》，落实标准卷的证据指引、程序强化功能，提升办案质效。法院、检察院深入落实《关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定罪量刑的具体操作办法（试行）》，着力统一认定标准，提高精准量刑能力，保证量刑均衡。

　　总之，新城区公检法机关将持续整合各方面资源、发动各方面力量，坚持齐抓共管、群防群治，优化治理模式、防范体系，不断完善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工作格局，坚决遏制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多发高发态势。

编辑:刘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