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不能仅凭口供定罪？

经不起酷刑招供的人并不罕见，在我们老家也曾发生过这样一个案例，那是在60年代初，当地一个供销社被盗，被怀疑是他们弟兄两个干的，

坐了几年牢以后，案破了，他被放回来以后，但他的身体再也不能劳动了，生产队每年给他补贴一部分“工分”，他儿子还跟我是同班同学，一家子都是善良人。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萨沙最近写了一个案子，也就是当年西站干尸案。

这个案件大体是说，有个白富美在1999年晚上去西站的联发大厦车库，直接就失踪了。

找到了她的私家车，人却不知道去向，定为失踪。

这个女孩能够在1999年，19岁年龄就有私家车，显然也不是一般人，相貌也很漂亮。

女孩失踪7年后，联发大厦进行改造，在平时锁起来的地下2层仓库通风管道里面，发现了一具干尸。

根据衣服判断，死者是年轻女孩，经过DNA鉴定就是失踪的白富美。

女孩是被人强奸后，用钝器砸死的，然后将尸体塞入这处非常隐蔽的通风口。

当时是2006年，警方根据当年一些知情者的回忆，找到一些线索。

案发当天在大厦做工的3个民工在车库溜达，还说要去找女人，随后不知去向。

因为这个通风口非常隐蔽，只有熟悉大厦结构的人才能想到，陌生人不容易发现，所以没有嫌疑。

而白富美是被先奸后杀的，也符合这3个人说要找女人的情况。

因为这些民工也是有名有姓的，很快就将他们抓捕起来。结果一个人审讯期间中风死了（嘿嘿），两个人没死。

这三人都认罪了，说是见色起意，劫持奸污后杀人灭口，还交代了作案经过。当时社会上高度怀疑是这三个人作的案，最后法院将他们无罪释放。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三个人的口供根本就对不上。有人说是将女孩前胸捅几刀死的，有人说是捅肚子，但尸体上根本没有刀伤。女孩是被重物砸死的，但三个人并没有提到这样杀人。

甚至他们怎么将女孩劫持，说法也是有很大差距，有人说是三个人抬，有人说是一个人勒着她的脖子。

甚至三人自称轮奸了女孩，但轮奸的顺序都不同。

稍微懂一点法律的人，都知道这三人连口供都对不上，加上也没有证据，不可能是凶手。

至于所谓认罪，基本都是屈打成招的。而这个办案还算是讲道理的，最低程度没有进行诱供，也就是警察先说出一些现场的关键信息，比如作案手段和细节，然后让嫌疑人照着说一遍认罪。

呼格吉勒图被冤杀的案子中，有个老警察就对口供有怀疑。因为呼格吉勒图不但说出了受害者衣裤的式样，连一条细皮带是向左插还是向右插，都是搞得一清二楚。

而女受害者是在漆黑一片的公厕遇害的，外面也没有路灯，凶手是摸黑作案，怎么可能知道这些细节。

不轻信口供，其实本质上就是防止冤假错案，尤其是诱供后的冤假错案。诱供后的口供，很可能相当完美，但也不能证明此人就是凶手。

萨沙告诉大家，重证据其实是保护我们这些底层老百姓的利益。

如果不重证据，没权没势的我们都有可能成为呼格吉勒图。

假如当年呼格吉勒图案，如果法院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就不会出现误杀的可能！最可怜的呼格吉勒图，最后也没有负责！死得太冤！

1998年，昆明一位颇有名气的年轻警花被人杀害，她的丈夫杜某是一名狱警，因被怀疑为凶手被判死刑。两年后，真凶浮出水面，杜某无罪释放，恢复工作。

从执法者到死囚再到无罪释放，杜某过山车般的人生经历，充分证明“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在司法过程中该有多么重要。

当年这起案件，同时遇害的还有一位县GA局副局长，且佩枪失踪，当地警方高度重视，侦破压力可想而知。

警方初步判断为情杀，怀疑杜某因夺妻之恨一时激愤，枪杀发妻及好友。

但杜某拒不交代杀人罪行，专案组又没有找到其它证据。这个案件影响太大，上面要求限期破案，怎么办？

下一步的做法相信大家都能猜得到了——加大审讯力度，意味着对杜某的审理进入了最残酷的阶段。

此后二十天，杜某生不如死，终身难忘。他的肉体和精神受到极大折磨，不得不按照专案组的引导交待了“犯罪”经过。

尽管根据杜某供述，警方并没有找到涉案枪支，但拿到口供后，初审法院仍做出了死刑判决，后来二审“刀下留人”改判为死缓。

2000年6月，昆明警方破获一起以铁路警察杨勇为首的特大杀人团伙案。在杨勇的保险柜里，竟然找到了杜某案中那把下落不明的手枪。

据杨勇交待，他和同伙身着警服，开车在郊区寻找作案目标。发现穿着警服的一男一女后，动了抢枪念头。于是以执行公务为名，将两人拷在车里，并用男子的佩枪，将两人杀害。

恢复自由后，杜某说过的几句话发人深思：连我这种受过训练的警察都被整得招供了，可见当时被整到了何种程度。后来我刚刚重新工作的时候，一见到穿警服的人就感到害怕……

看完这起案件，相信你肯定明白：为什么现在司法过程中特别强调要“重证据，轻口供”，为什么要将“疑罪从无”作为司法基本原则了。

近年来，从河南赵作海案、湖北佘祥林案到内蒙古呼格案、江西张玉环案，这些引发网络热议的冤案中，无不有着“重口供轻证据”的办案思维，无不有着“刑讯逼供”的影子。

这些案件最终昭然天下，恰恰体现司法理念的长足进步，彰显我国法制建设的重要成就。

前些天，劳荣枝二审到底如何判决，引起人们关注。法庭并没有当庭宣判，让我们看到法官们的严谨和审慎。

我们有理由相信，决定劳荣枝生死的不是民意，不是舆论，而是法定证据，是能够闭环的证据。

原因很简单，重证据轻口供，可能会让某个罪犯一时逃脱法律的惩治；但重口供而轻证据，则更大可能制造出一起新的司法悲剧。

还记得呼格案吗？如果不想成为下一个胡格，那么就必须以“证据”为重。

口供可以是假的，甚至可以是通过刑讯逼供获得想要的口供，但证据造假的可能性就低。证据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如果弄一些假证据极容易被拆穿，并且一般的证据还不行，必须得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我国以前也是可以凭口供定案的，但是在1996年我国就已经确立了“疑罪从无”的原则。哪怕有口供，但没有证据，那依然是无罪的。原因就在于以前的冤假错案太多了，没有关键证据，更没有证据链，就靠着一份口供就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死，这明显是不合理的。

在法律上，必须坚持宁可放过一个坏人，也绝不冤枉一个好人的原则。原因很简单，一个坏人一旦犯罪，那必然留下痕迹，哪怕一时没有证据，将来也有机会找到证据再抓回来，并不会影响到司法公信，但如果一个好人可以被冤枉，那会直接造成公信力的缺失，并且一旦涉及到人命，那生命就再也找不回来了啊。

所以，证据在刑事案件中永远是第一重要的，没有证据就不能定罪，这点必须坚持，否则呼格案的悲剧还会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