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和苏轼是政敌，你更喜欢哪位？

首先，王安石、苏轼的政治角色有点像清末的康有为、李鸿章。前者是年轻的皇帝仰赖的改革派，后者是太后所支持的保守派，而且这两个改革虽然都失败了，但是却都对其后的政局起到了数十年甚至更久的深远的正面的影响。所不同的是，王安石改革失败了，但是个人却能够以富贵翁寿终正寝，康有为改革失败了，个人也成为丧家之犬；而保守派的个人结局相反，苏轼是丧家之犬，李鸿章却以富贵翁寿终正寝。

其次，王安石、苏轼的文化角色有点像李白、杜甫。李杜诗歌成就不相上下，二人也惺惺相惜，但是李白稍有自己为杜甫之师的意味，杜甫确实也接受；王苏的文学造诣不相上下，二人也惺惺相惜，但是王安石稍有自己为苏轼之师的意味，苏轼同样也接受。

所以，从政治角色上，我对王安石敬佩，对苏轼惋惜；从文学角色上，我对苏轼在诗词、文赋等方面的综合成就感到敬佩，对晚年才有时间全心全意从事文学研究和创作因而没有成为北宋文学领袖的王安石感到惋惜。

我更喜欢苏轼。

我觉得，在文学成就上，苏轼和王安石不相上下，各有千秋。二人都是大诗人、大词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在政治上，二人政见不同，苏轼是保守派，王安石是改革派，但无私怨。

苏轼最打动我的莫过于，他每到一处都有为民着想的人格魅力。

两次到杭州，他围绕西湖做了许多事；在徐州，和大家一起抗洪筑堤；到登州短短数日，也留下了“五日登州府，千年苏公祠”的美名；到惠州，积极修建东江大桥，解决交通不便问题......流放到天涯，仍然视为“天其以我为箕子”，带着使命去开辟蛮荒之地。

在被贬黄州期间，他创立“育儿会”。只因他在黄州时，亲眼看到有许多家庭因为生活贫困，就将刚出生的女孩子溺死在水里。苏轼感到自己有责任帮助他们，他就号召当地家境好一点的人出资成立“育儿会”，帮助贫困家庭抚养孩子。他认为，如果能在逆境之时办一两件好事，这也是人生的一大快乐。

被贬儋州，兴办教育。苏轼被贬海南是他人生最大的悲哀。可是他仍然在这命运的深渊之中身体力行着自己的所能，他培养出了海南有史以来第一个进士，就是姜唐佐。

无论是黄州还是儋州，甚至惠州，苏轼都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处境放于眼前，他永远在关注着身边的百姓，为他们的生计而奔走。也正是如此，才换来了他在百姓心中独有的地位。

我不同意王安石与苏东坡是政敌的观点，他们只是政见不同，并不影响他们的惺惺相惜，在乌台诗案中，王安石挺身而出，为苏东坡求情。他们两人各有其才，各有千秋。我个人来说，更加喜欢苏东坡。

① 苏东坡每到一处都推动当地经济、人文的发展，他离任时，当地百姓都依依不舍。

② 他每一次被贬，心态都非常乐观

古人云：“人生缘何不快乐，只因未读苏东坡”

必须王安石。其实说苏轼是王安石的政治劲敌，苏轼不配。

王安石和苏轼算不上劲敌，为啥，在政治上，苏轼就跟王安石不在一个级别。一个是国务院总理，一个就是个地方或者部门官吏。只能说苏轼是变法的反对者，但是地位上，司马光才是王安石的政敌。

既然问的是政治上的事情，我是更喜欢王安石。

首先，凡变法者，首先都是有大才者。最早的管仲、商鞅，包括后来的王莽、王安石、张居正等，都是当时的大才子，而且他们的才能决不只是说写几首诗或者发几篇无病呻吟的文章而已，他们是能够提出问题并且解决问题的。

其次，变法者都是先天下人之忧而忧者。新的事物、思想的转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形成，顽固势力往往都是当权者。变法首先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势必会动了这部分人的奶酪，所以从古至今，变法者，大都死无葬身之地。而改革者奉行变法，不仅要不畏强权，还要有视死如归的气魄。计较个人得失的人，任你如何德才兼备也无法胜任变法者的角色。

再者，变法者都是刚正不阿者。变法者，得有权。一个合格的变法者，不为权谋私利，才能顺利将改革推行下去。就连王莽篡权之前，都是为了正义可以杀子的。严明的改革者，要做到责人之心责己，抵挡权利和金钱的诱惑也是对人性极大的考验。

所以，就两人在政治上的立场和建树来说，苏轼没有可比性。苏轼就是一介文人，首先没有王安石的认知，其次没有王安石的能力，最后没有王安石的魄力。这一点从最后王苏两人的金陵相会也可见一般。

苏轼也配跟王安石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