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里奚呢？百里奚如何排位？

百里奚主持秦国国政期间，百里奚“谋无不当，举必有功”，辅佐秦穆公倡导文明教化，实行“重施于民”的政策，让人民得到更多的好处，并内修国政，外图霸业，开地千里，称霸西戎，统一了今甘肃、宁夏等地区，开始了秦国的崛起。这一时期，秦孝公称之为“甚光美”的时代。史载百里奚“三置晋国之君”，“救荆州之祸”，“发教封内，而巴人致贡；施德诸侯，而八戎来服”，使秦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为秦国最终统一中国奠定了牢固基础。

商鞅有开新立派之功。按照皇帝庙号排位，商鞅必须属于太祖、高祖的辈分。

李斯属于集大成者。但无论怎么集大成，也是以商鞅变法为基础，所以排位第二。

至于张仪、范雎，纵横之士而已。立当世之功，靠得是运气；称来世之名，靠得是演义。这两个人，跟商鞅、李斯完全不在一个水准上。

如果非要找一个与商鞅、李斯并驾齐驱的，那就是吕不韦。没有吕不韦积攒国力，嬴政就没法发动统一战争。李斯是集大成者，但李斯也曾是吕不韦的门客。所以，吕不韦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首先说商鞅

那商鞅到底有多厉害？

14世纪的时候，佛罗伦萨共和国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搞了一次人口普查，统计出一个人口花名册。但是，这个花名册没法用。光叫乔瓦尼的就800多个，光叫皮耶罗的就1200多个。对着这么个花名册，你都分不清谁是谁，那还怎么用？

但是，佛罗伦萨共和国在14世纪没做成的事情，商鞅却在公元前4世纪做成了。而且，做得要比佛罗伦萨的人口花名册更精致、更复杂。

《商君书》指出，国家必须调查清楚十三项数据，分别是粮仓、金库、成年男子、成年女子、老人、体弱的人、官员、吏员、游士、商人，牛、马、饲料等。

这就是数目字管理。

列国竞争，要知己知彼。但是，七大战国里面，有谁做到了知己知彼？首先这个知己，就做不到。自家有多少人口，谁也数不过来。而商鞅变法却给数出来了。

其他还有军功爵位、编户齐民、推行县制、统一度量衡，等等这些，随便拿出一个，都能让前现代的欧洲国家追个几百上千年。

这就是开新立派。后面无论是谁，都要在商鞅这条路上走。秦战国是如此，秦帝国也是如此，其后的历代中央王朝都要照抄商鞅的作业。甚至，抄作业，这些家伙都抄不好。

其次说李斯

李斯是在商鞅基础上的集大成。

法家思想的的集大成者是韩非子。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韩非子集于一身。

啥叫集大成者？不用追问什么概念定义，简单说就是韩非子把该说的话全说完了，后来者照着说或直接引用就行了。比之韩非子，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就是小学生的水准。

韩非子侧重于理论，实践没给他机会。在实践上集大成的，则是李斯。这两个人都是荀子的学生，算是同学关系。

这个实践上的集大成，就是把法家的政治实践从关中的秦战国推广到整个帝国层面。

这不是一件小事儿。

王安石在当宰相之前，一直做地方官，从县令当到知府。他有机会验证他的变法主张。但是，当了宰相之后，他就要把自己的这套主张推广到全国，结果却杯具了。一县一府可以玩，放大到整个宋朝就没法玩。

商鞅变法分秦国三十一个县，而秦统一之后则分全国三十六个郡。这完全是数量级的区别。而李斯却能把秦战国的模式套到整个中国。

国家皇帝制度、政府三公九卿制、地方郡县制，彻底取消封建制。王翦虽有灭国之功，却不敢奢求一块封地。原因是制度上就不允许。

百代皆行秦政法。商鞅的作业给出了战略，李斯的作业给出了攻略，以后的历代王朝，全部都要抄这两个人的作业。

那后世王朝就没有开创性的制度吗？有。科举制就是。但科举制要服务谁？科举制服务的对象是君主，也就是皇帝。法家就是主张强君，这是抄其战略。科举制对接的标的是官僚，也就是官僚制。法家就是要建立官僚制，这又是抄其攻略了。

最后说张仪和范雎

如果法家是道，那么纵横家就是术。

道是一把重剑，重剑无锋却无往不破。术是一把利剑，游刃有余而四两破千斤。但是，没有术就不行吗？

庖丁解牛，“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宰牛都能宰出艺术来，我们必须得服。然而，没有庖丁的技术，我拿把斧子就不能宰牛了吗？当然可以。

这就是道与术的区别。

道，没有不行。没有法家思想的指导、没有法家制度的实施，秦战国就无法统一天下。

术，锦上添花。道对了，术就是时间和效率的问题；道错了，术得作用是争取时间，然后等待对手犯错误。

张仪一语点破要害，要连横。

但是，不点破，秦战国就会跟个傻似地不找盟友吗？

范雎一下找到了关键，要远交近攻。

但是，没找到，秦战国就非要隔着三晋去打齐国吗？

而且，这两个人的操作，也没到庖丁解牛的水准。

就那张仪来说，他把楚怀王骗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确聪明伶俐了、的确手腕高超了，但是秦国的人设也崩了。

张仪这个丞相主要是搞外交，但外交的根本是人设啊！你总盯着大白馒头而不讲武德，就是拿到利益却失去道义。这是自毁人设。

秦武王继位后，张仪这个丞相就没法当下了。原因就是人设太差，没法用了，秦国怕丢脸。

而在大政方针的谋划上，张仪完全是二流水准。

张仪主张攻韩，司马错主张攻蜀。如果秦惠王采纳张仪的建议，去攻韩。立即出现的结果，是连横必然废而合纵必然成。无论是之前还是之后的连横谋划，全要付之东流。

你都把韩国拿下来了，天下诸侯还怎么跟你搞连横？而司马错的伐蜀，才是真正给秦国加了一波厚血。以前的秦战国是个战士，现在则是战士加坦克。没有吞并巴蜀，削弱楚国和消灭楚国，几乎不可能。

这就是差距。张仪非常聪明，却不够智慧，不具备全盘解读战国竞争的能力。至于重剑无锋的大道至简，张仪完全玩不了。

那范雎呢？

一个邯郸退兵和赐死白起，就能抵偿他所有功绩。范雎的主张是远交近攻，颇有几分地缘政治的味道。但，你秦国不远交近攻，还想能怎么风骚走位，隔着三座塔就要偷水晶吗？

之前的确是干了二百五的事，但主要是因为魏冉这家伙太自私。他拿着秦国的兵，去宋国给自己家抢了一块封地。这是外戚乱政。而范雎所做的，也就是拨乱反正。

但是，时间也不会太长。因为芈八子和魏冉也快被老天收走了。昭襄王专政也就是眼巴前几年的事情。关键是芈八子和魏冉并非一无是处。这两个人都是狠角色。

而秦赵长平之战，是你范雎谋划的吗？前面搞输出的是白起，后面疯狂补血的是昭襄王。而至于怎么打起来的，以及怎么打死这么多人，完全出乎秦赵两国君臣的意料。

等仗打胜了，你范雎开始担心白起功劳太大了，然后死命煽风点火，硬是让秦国从邯郸撤兵了。白起撤兵之后，秦国立即出现王将不和的局面。这是大事。上纲上线的说，这是阴阳失和了。

丞相有调和阴阳、率领百官的重任，那你范雎是不是该处理一下这起大事件呢？并没有。然后，昭襄王就把白起赐死了。国之干成，就这么死了。秦国要范雎这么个丞相还有啥用？

所以，商鞅和李斯，是一个水准的。

如果非要论个先后，那就是商鞅第一、李斯第二。这不是由能力决定的，而是由历史决定的。商鞅比李斯早出生了一百多年，然后就当了法家老祖（真正的老祖应该是李克），李斯再厉害也要往后排。

至于张仪和范雎，完全不入流。

张仪可以做个外交部长。至于安邦定国，司马错论伐蜀这件事，已经证明张仪的水准了：不入流。范雎陪王伴驾，做昭襄王的首席政治秘书，勉强可以，而位列朝堂则少了气度和格局。

张仪和范雎，这两个人的最大特点，就是人设差。张仪是在外面坑蒙拐骗，范雎则是在内部煽风点火。同样都是战国游士，但越到后面就越没底线。

等秦末乱世的时候，你几乎找不到一个鲁仲连之类侠义游士。大家都是削减脑袋往上爬的人。

墨子游走列国，还是在推行自己的一套理想。至于儒家的孔孟，则更是理念先行。这伙人是主义立身的。而后面的全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至于原因，一个是贵族精神越来越淡漠了，礼崩乐坏开始还是坏在形式，后面则是内核塌陷；另一个是竞争太激烈，以前风花雪月就能赢，后来你就是走极端、无底线，也未必能赢。

商鞅，张仪，范雎和李斯，这四位每个人都为秦国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商鞅在国内实施变法，增强秦国综合国力；在统一六国的进程中，张仪奔波在外推行连横策略，范雎为秦王献上远交近功的战略，李斯在推进秦国的统一战争和内政的建设上，都有卓越的贡献。

可以说，他们都是秦国的功臣，那么，在这四个人当中，谁的功劳最大且能力更强呢？

商鞅变法为秦国带来了什么？

公元前356年，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在秦国掀起了一场变革。这场变革来势汹汹，力度之强，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的。

李斯在他的《谏逐客书》一文中，对商鞅的贡献这样总结：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

这个总结非常到位，特别强调了商鞅变法的影响力之深。谭嗣同也曾指出，两千年来，秦政为历代封建王朝所沿用，从制度改革方面来说，商鞅无疑是历史上的集大成者。

以郭沫若为代表的部分历史学家，更是认为商鞅变法使中国社会从腐朽、落后的奴隶制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过渡到先进的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因而把商鞅变法看作是一场中国历史的革命。

可见，商鞅的历史地位之高。但是商鞅变法并不容易，在当时来看，他也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因为变法颠覆了秦国人的社会理念。

在变法之前，秦国是一个以宗法为纽带的“礼俗社会”，变法后，变成了以国家法律为准绳的“法理社会”。

比如，在变法初期，秦民对商法抱有侥幸心理，对于犯法可能带来的后果，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结果，他们看到凡是犯法的人都受到了严厉的处罚，甚至包括贵族在内，如公子虔，而对于告发者也确实得到了奖赏。

由于奖罚分明，使秦国出现了“路不拾遗”、“山无盗贼”、“乡邑大治”的稳定局面，故而“秦民大悦”，所以，奖罚分明是商鞅变法在秦国成功实现的重要原因。

但也正是由于在变法过程中，他奖罚分明，漠视权贵，办事手段冷酷，所以在秦孝公去世后，他也遭到旧奴隶主贵族的野蛮报复和陷害，成为旧势力反扑的牺牲品，被五马分尸。

商鞅变法顺应了历史发展，使秦国建立起一套全新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从而收到了“富国强兵”的效果，才有了后来的秦国一统六国。

由此可见，不论从历史影响力来看，还是从现实效果来看，商鞅变法都是一次伟大的变革，商鞅的能力不容置疑。

如果一定要挑毛病，有学者指出，可能就是在文化建设方面的欠缺，没有为一个强大的帝国赋予一套系统的文化思想。不过，这个缺憾后来被董仲舒弥补了，于是，才有了绵延两千年的封建统治。

张仪的“连横”策略对秦国有何帮助？

张仪、范雎、李斯，与商鞅一样，都是被秦孝公的招聘广告吸引来的人才。但不论张仪的连横战略，范雎的远交近攻策略，还是李斯提出的各个击破的办法，这些策略的实施都是建立在商鞅变法后的强秦基础之上的。

如果说商鞅变法是秦实现大一统的内在驱动，那么张仪、范雎、李斯的政治谋略，就是外在驱动。

在战国中后期，魏、楚、齐相继衰落后，秦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面对这一形势，纵横家们出动了，他们奔走各国，纷纷提出自己的外交主张，其中最著名的战略，就是合纵与连横，张仪和苏秦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纵横家。

张仪进入秦国时，同僚公孙衍也在，张仪工于心计，且善行不正之术。没过多久，公孙衍就被排挤出了秦国。

从秦国离开后，公孙衍到了魏国，他在魏国谋划合纵，以抗衡秦国。在他的奔走下，先是促成了魏齐联盟，之后魏齐楚也走到了一起。

为了破坏公孙衍的合纵，张仪试图拉拢齐楚两国。面对张仪的咄咄逼人，公孙衍又发起了“五国相王”的合纵，即魏、齐、赵、燕、中山国，但是并未成功。

公元前322年，秦国出兵攻占了魏国的曲沃、平周等地，但齐楚两国并未对魏施以援手，在这种情况下，魏王对合纵逐渐失去了信心。

这时，张仪的机会来了，他入魏为相，促成了秦魏连横。不过公孙衍也没闲着，他在酝酿着更大规模的合纵，即魏、楚、燕、韩、赵，五国伐秦，但由于各国各怀鬼胎，合纵也以失败告终。

由此，我们也可看出，合纵与连横作为外交战略手段，一立一破是对立的关系，其作用重在削弱对方。张仪主张的连横策略，对于秦国最大的贡献，就是达成了秦、魏、韩连横，并用欺诈的手段削弱了楚国，为秦国消除了一个劲敌。

但是，张仪在内政上，以及对秦国的内政上，并没有提出有战略性的建议。所以，他对秦国的影响力是有限的，也是短暂的。

范雎“远交近攻”如何促进秦国统一？

进入战国中期，随着合纵连横活动的不断进行，齐、楚、魏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削弱，为秦国推行“远交近攻”的策略创造了条件。

此时的秦国，国君虽是秦昭王，但实权却在宣太后和穰侯魏冉手里。穰侯、华阳君是宣太后的弟弟，也就是昭王的舅父。当时的魏冉，其财富堪比国库，而他为了个人利益，甚至不惜强令秦军越过韩魏远攻齐国，在这样的背景下，范雎出现了。

对外，范雎向秦王提出了“远交近攻”的策略，简言之，就是交好远国而攻击近国的策略。其战略精髓并非消极地维持平衡与对抗的现状，而是要积极改变现状，为军事扩张创造条件，分化瓦解各个对手，以大吃小，各个击破，并最终消灭对手。

当时的韩、魏居于诸侯的中央，是天下枢纽，范雎认为要善用“天下枢纽”，先攻打韩、魏，然后从两翼进攻赵、燕，统一北方；再以举国之力攻破楚国，平定南方；最后攻灭齐国。

但是在攻击韩、魏时，要与远国齐、楚交好，以防止他们结盟。秦国这样逐一蚕食邻国领土的战略，逢战则可实现“得寸，即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

在范雎的主导下，秦国相继攻占了魏国的怀地、邢丘，魏国请求归附；之后秦国又起兵攻打韩国的荥阳，一旦拿下，韩国就会被分裂成三块，有了灭国的危险，所以，韩国也投靠了秦国。

秦国的这一战略，使赵国深感不安。赵国经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革后，军事实力大增，而秦国要实施远交近攻战略，赵国是绕不过去的。所以，后来还是发生了秦赵之间大规模战争：长平之战。

赵国经此一战，之后也衰落了。长平之战奠定了秦国的霸主地位，到秦始皇时，最终实现了一统天下的目标。

由此可见，与张横的“连横”策略相比，范雎提出的“远交近攻”战略更胜一筹，其战略意义更加明显，对秦国一统天下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但是，两者之间也有着一定的联系，张仪的连横策略，对于秦国后来制定出远交近攻的国家战略具有重要的铺垫作用。

范雎除了提出这一伟大战略，他对秦国内政也有贡献，对此李斯也有评价：“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可见，范雎在秦国统一进程上的重要作用。

李斯是如何帮助秦始皇的？

秦国的统一战争，在秦昭王时已经打响了。由白起主导的四场大战，即伊阙之战、鄢之战、华阳之战、长平之战，就此四战，白起斩杀三晋和楚军至少在百万以上。

可以说，战争严重削弱了这些国家的实力，减弱了他们的战斗力。面对秦国的强势，其他诸侯国试图再次合纵攻秦，进行垂死挣扎。

在这种形式下，李斯为秦王献上了他的计谋，手段与张仪相近，也是损招，但很效。他让秦王派人持金玉珍宝出使各国，游说、收买、贿赂、离间六国的君臣，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逐个加以消灭吞并。秦王采纳了李斯的策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于是重用李斯，提拔他为客卿。

后来经《谏逐客书》事件，秦王更被李斯的才华和谋略所折服，在李斯的争取下，秦始皇坚定任用客卿，并招揽了一大批贤才，如王齿奇、茅焦、尉缭、王翦、蒙恬等，都是来自别国的客卿。他们都对秦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做出了贡献。

由此可见，李期在秦国的影响力还是比较大的。更为重要的是，在秦统一六国后，他在秦国各个方面的建设上颇有成就。

比如，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全国三十六个郡，郡下又设县。这一政策的推行，加强了秦国中央集权，也推进了历史发展的进程。这套中央集权制度在秦以后的帝制社会里一直沿用了近两千年。

再比如，他还主导了统一文字、度量衡、货币、车同轨等伟大壮举，这些对后世影响深远。

由此可见，李斯也是划时代的人物。但他与张仪、范雎相似，是一个利己主义者，秦国的覆灭，他也难逃罪责。

通过以上对此四人的简要分析，现在可以排位了。个人认为，商鞅当之无愧的第一，李斯与范雎也可以同排第二，张仪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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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四人都是智商极高，能力极强，但人品极差的人。因此，秦国的崛起与速灭都与这几个人有关系。

其中的商鞅不但对秦国影响最大，而且对后世的影响也极为深远，他所设计的集权制度一直被历代王朝采用，同时，户籍制，连坐制，保甲制，以及他的弱民术都是历代王朝的统治利器，中国历史的治乱循环更与此人有密切的关系。

其次是李斯，他不但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任宰相，而且还是焚书坑儒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更是法家思想的践行者，他为一己之私，置江山社稷于不顾，终至赵高和胡亥将大秦帝国送上了断头台。

再次是张仪，张仪用连横术击败了合纵术，为秦国争取到外交空间，然其惯用诈术而非以诚相待，为秦国赢得了毫无信用的臭名，这也是秦帝国难以服众的重要原因。

范睢为秦国提出了远交近攻的外交策略，为秦国的壮大营造了空间，然而这些不过是小聪明而已，因为仅凭暴力和机谋远不足以让一个国家真正强大，更不足以让社会长治久安，只有优良的文化和适宜的制度才能让一个国家健康存在。

感谢邀答

商鞅、张仪、范雎、李斯都是战国中后期秦国外聘来担任相国的高才，都是不同时期的风云人物，都为秦国的掘起、兴盛、富强、最终东出而一统天下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功臣和重臣。要说谁的能力最强，我觉得是商鞅。理由如下:

一、商鞅是改革家，具有其他3位都不具备的政治、经济、军事革新能力。秦国统一天下的真正起步于秦孝公赢渠梁时代，孝公重用商鞅，在秦国开启了比较彻底的变法(改革)，通过出台并一心一意落实废田井田、开阡陌、奖励军功和农耕等一糸列改革措施，使秦国一举成为最强的战国。商鞅在配合孝公变法的战略中，出台的变法措施适合时代要求，有力有效，在落实变法大策过程中手腕强硬，雷励风行，变法很顺利开展，效果也非常好，奏国因商鞅变法而获大利，国家由弱国变强国，为秦国实现统一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就算商鞅被新君处死后，其变法的大旗仍屹立不倒，其个人还得到了平反。

二、商鞅能领兵打仗，而且是打了胜仗。秦国商鞅变法后，国力迅速提升，秦国兵强马壮粮足，决定一报当年河西之战之仇，公元前352年，商鞅亲自领兵向河西进军，大败魏国，顺势收回河西失地，还剩胜一疫攻入魏国的河东，攻取了魏国重镇安邑，收回了秦国即年被魏国侵占的大部份失地。商鞅的将才表现得淋漓尽致，商鞅的领兵能力强于张仪，更甩范睢和李斯n条街。

三、商鞅的政治智商和政治手腕远高于另3位。商鞅入秦初并未得到秦国国君的信任，但商鞅的政治智商和手腕很高明，在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上与孝公巧妙博弈，很快便得到国君的绝对信任，不错，是绝对信任，不是一般的信任。商鞅在实施变法中，得到了孝公的绝对支持，除允许商鞅开府办公外，孝公直接交其一支强大的武壮力量来保正商鞅变法的权威，就算严励处罚了孝公的亲大哥和亲儿子(太子)，得罪了不少王公，孝公仍毫不犹豫地支持商鞅。由于商鞅为秦国立下了不世奇功，因此孝公也兑现当初与商鞅共治秦国的承诺，封商鞅为商君，给予的封地达到15邑(15个县)之多。商鞅在秦国国君的心目中的地位是另3位望尘莫及的。商鞅作为秦国的相国，其地位和权力真正是一人之下，万上之上。张仪只是负责外交的副相，范雎任相时期都有地位不亚于他的人，没做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后来竟灰溜溜地从秦国逃回了魏国，李斯虽贵为相，但后来居然被赵高玩死。

综上，商鞅、张仪、范雎、李斯的能力，商鞅无人出其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