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里的高俅，历史原型是谁？

高俅在《水浒传》中的原型是历史上的高俅。高俅在历史上是北宋末年的官员，他因为善于蹴鞠而受到宋徽宗的宠爱，并担任了太尉的要职。然而，历史上的高俅并没有小说《水浒传》中描述的那样是梁山好汉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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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中，高俅被描述为一位奸臣，他与梁山好汉之间发生了许多冲突和斗争。然而，历史上的高俅并非如此，他并没有参与梁山好汉的故事，也没有与他们发生过任何关系。

因此，可以说高俅在《水浒传》中的原型是历史上的高俅，但并不是梁山好汉的一员。

高俅不仅在历史上确有其人，还和苏轼苏东坡有过交集。

高俅，本是苏轼门下的吏员，在大才子身边耳读目染，让其不仅毛笔字写的好，还善于诗词歌赋。

元祐八年（1093年），苏轼把高俅推荐给了朋友王诜，此人是宋神宗的妹夫，端王赵佶也就是后来的宋徽宗的姑父，也是一位“书画圣手”，所以从此，高俅有了接触皇帝和未来皇帝的机会，并且投其所好，很快成了赵佶的好朋友。

当然了，高俅能平步青云，不是因为踢球。

崇宁三年（1104年）约十月，吐蕃赵怀德等反叛宋朝，刘仲武指挥得，当获得大胜，使赵怀德等归降。

高俅与刘仲武交好，也因此分润了军功，获得提拔。

大观二年（1108年），童贯、刘仲武招降羌王子臧征仆哥，收复了积石军，高俅再次得到提拔。

《挥麈后录》说高俅:

“数年间建节，循至使相，遍历三衙者二十年。”

当然，高俅与刘仲武的关系也是有来有往，

政和五年，刘仲武十万大军攻西夏，大败而归，损兵万余人，但高俅在皇帝面前求情，使得刘仲武竟未受一点惩罚。

靠着结交外臣，和讨好皇帝，高俅获得了管理禁军。

高俅管理训练禁军，可以用四个字形容:“花拳绣腿”。

《东京梦华录》记载:

“横列四彩舟，上有诸军百戏，如大旗、狮豹、棹刀、蛮牌、神鬼、杂剧之类。又列两船，皆乐部。”

颇具文艺细胞的高俅给禁军编排了各种大场面，想来如果导演奥运会开幕式，或者春晚，应该也是一把好手，反正皇帝看完表演，阿不，训练之后特别满意。

但这是禁军啊，不是奥运志愿者群众演员。

不仅如此，高俅还贪墨军资，在军营的地皮上建立私宅。终于大臣们向皇帝检举了高俅的种种罪行。

《靖康要录》记载：

“高俅……身总军政，而侵夺军营，以广私第，多占禁军，以充力役。其所占募，多是技艺工匠，既供私役，复借军伴。军人能出钱贴助军匠者，与免校阅。凡私家修造砖瓦、泥土之类，尽出军营诸军。请给既不以时，而俅率敛又多，无以存活，往往别营他业。虽然禁军，亦皆僦力取直以苟衣食，全废校阅，曾不顾恤。夫出钱者既私令免教，无钱者又营生废教，所以前日缓急之际，人不知兵，无一可用。朝廷不免屈已夷狄，实俅恃宠营私所致。”

高俅的花架子训练方法，终于让大宋尝到了恶果，金军入侵，开封城内几十万的禁军瞬间瓦解。

高俅老贼，其罪难容！

但应了“好人不长命，恶人万万年”那句话，在宋徽宗把跟随他难逃的亲信童贯、梁师成以及蔡攸当替死鬼处死的时候，高俅这个铁杆粉丝却因为早早地离开了大队伍，而逃过了一死。

这位误国误军又误民的高俅，竟然得了善终，也算是上天的一个失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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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吏，草札颇工。东坡自翰苑出师中山，留以予曾文肃，文肃以史令已多辞之，东坡以属王晋卿。"

历史上真实的高俅，其实是《水浒》中的最冤之人。

熟读《水浒》的朋友都知道，高俅以《水浒》中最大的反面人物、十恶不赦的大奸臣而广为人知。

高俅以一市井小流氓的身份出场，因为具有很高的蹴鞠技术，所以被喜爱蹴鞠的端王（后来的宋徽宗）所赏识，高俅也随之飞黄腾达，并很快官至太尉。上任伊始，他就逼得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背井离乡，把另一位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弄得家破人亡，其手段之毒辣，心计之阴狠令人怒火中烧，而梁山108位好汉也在高俅的关照下几近死绝，梁山108 条好汉几乎都是他的苦主。

高俅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但历史真正的高俅与《水浒传》中所描述的高俅出入太大。

据南宋王明清所著的《挥麈后录》记载，高俅原本是大学士苏东坡的"刀笔小史"，类似于宋江的职务，《水浒传》中说高俅是苏东坡的书童，他为人乖巧，不仅写得一手漂亮的书法，还有一定的诗词歌赋的功底。据说高俅善于使枪弄棒，并且在武术方面有其独到的见解，而高俅超凡入圣的蹴鞠技术，只不过是他多项旁骛的杂学之一。须知宋朝在中国的历史上，可是一个知识加技术的时代，如果一个一无是处的人，根本就不可能身居高位长达20年之久，例如与高俅齐名奸相蔡京，一手冠绝当世的书法真不是盖的。

高俅的飞黄腾达看似偶然，但偶然中存在着必然，苏轼先将高俅推荐给了他的好友都太尉王诜，随后王诜又将高俅转手送给了端王赵佶,也就是后来的宋徽宗。

据说高俅有一次到端王府去送礼物，当时喜好踢足球的端王赵佶正在踢球，但端王的技术真的不敢恭维，充其量也就是业余水平，而高俅则是此道中的高手高手高高手，他对赵佶拙劣的脚法自然是不屑一顾。此时赵佶也注意到了高俅那傲慢的神情，便邀高俅一起踢，不踢不知道，一踢吓一跳，高俅出神入化的球技令赵佶佩服的五体投地，于是就派人给王诜传话:"谢谢你送的礼物，连同送礼物来的人，我一起收下了。"就这样，高俅成了赵佶的亲信。

在宋哲宗去世之后，长期坐冷板凳的端王赵佶，因缘际会的成为了大宋的皇帝。

也许是长期坐冷板凳的缘故，宋徽宗一上朝看到的全都是新脸孔，所以在下朝后看到高俅这个玩友便特别的亲切，于是宋徽宗便有心提拔高俅。但大宋朝在提拔干部方面有它自己的一套完善祖制，并非是完全由着皇帝的性子来，因此，宋徽宗为了提拔高俅真可谓是煞费苦心，他先把高俅下放到基层，将他托给了守卫边境的大将刘仲武，以此来"镀金"，为以后升迁打下基础。而边帅刘仲武知道高俅是皇帝派下来"镀金"的，便非常上道的格外帮衬。恰好高俅在边关从军的时候，宋朝在边境上打了几个少有的胜仗，高俅也就有升迁的资本，并最终做到了殿帅，掌管禁军长达20 余年。

高俅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的好处，那就是对他有恩的人他绝不会忘记报答，也就是俗话说的“受人滴水之恩，不忘涌泉相报”。

高俅在发迹之后，没有忘记之前刘仲武在边关时对他的提携，刘仲武在政和五年打了败仗后，但他的仕途却没有受到丝毫影响，那是因为高俅在朝中替他说了好话，而且在刘仲武死后，高俅又向宋徽宗推荐其子刘锜担任大将。而当蔡京等人在迫害苏轼及其家属时，高俅更是直接对苏轼一家伸出了援手，史载高俅"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恤甚勤"，颇为时人赞许，完全没有什么高衙内逼死林娘子和火烧草料场。

而且高俅在朝中，也并非如《水浒》中所写，与当时权倾朝野的大奸臣蔡京、童贯等人是一党。

靖康元年，宋徽宗在得知金军渡过黄河之后，便连夜仓皇逃往东南避难，《靖康要录》中记载了宋徽宗南逃到了泗州，童贯、高俅也率军赶到与之会合，不久，高俅便与童贯发生了严重的冲突，童贯护送宋徽宗等人继续南下，而高俅则率军回到了开封。史书记载，当时随从宋徽宗的童贯等人，后来都被继位的宋钦宗处死并枭首，而高俅因为没有卷入徽宗集团与钦宗集团的旋涡而逃过一劫，所以，高俅的下场比蔡京、童贯等人幸运也绝非偶然。

高俅的结局是于1126年病死于开封，也算是得到了善终。

但令人疑惑的是，关于高俅的历史记载却并不多，而且对他的评价也是含糊不清，这也就是说高俅还算不上大奸臣，因为他还没有享受到“骂满天下”的那份荣耀。高俅之所以被后来的坊间百姓和艺术家们加工成为奸臣，许是他因善于蹴鞠竟然获得了高官厚禄，这幸福来得过于容易了点。也可能是因为在金军进攻时，开封城内几十万宋军则不堪一击，作为大宋最高军事统帅之一的高俅显然是难辞其咎。

后人对高俅的评价是大节无亏，总体上算是一个不懂军事而又主管军事的老好人，但也正是因为这种老好人有自由发挥和充分想象的空间，所以在《水浒》中就将他与童贯、蔡京和杨戬四人并称为四大奸臣。

至于说是高俅整的梁山群雄死光光，则更是无稽之谈，真正放倒梁山群雄的并不是高俅，而是北宋的一代名将张叔夜，所以说，《水浒》中最冤屈的不是林教头等人，而是被黑的最惨的高太尉，假设高太尉地下有知的话，不找施老夫子拼命才怪那。

借着正在如火如荼的世界杯说句题外话，中国足球队要是能在世界杯里赢一场，所有的队员都应该去高俅的坟前磕个响头。

现在某些作家或文化研究者，动不动就搬出原型说，难道没有原型就写不出书来？难道表达自己目标，传承自己的文化观点非得小说人物一种形式吗？若世界文学或世界小说都这样，我则说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或小说是与这种原型说或人物说是不同的，与其是不接轨的。

世俗众人看水浒传，没有称赞高俅的，偏偏作者开篇写高俅，这就是金圣叹批评水浒传特别指出的。为什么开篇写高俅？是因为“高俅”是作者本旨文化观点，并非是人物。“高俅”，即“高立人之求”，即尊重高看仰视“立人之求”。“立人”，是支撑人高大，或支撑人类生存发展的所在。“立人”靠“骨”，靠生产制造技术的创新提高，靠探索未知自然获得新的认知，再由新认知逐渐验证实践开发创新出前所未有的人类制造或新技术，探索未知获得的新认知就是新的自然之道（非常道），所诞生的前所未有的新制造就是“一（非常名）”。立人之求的目的宗旨在于“得一”，这就是金圣叹反复强调了“得一”的原因，可知，“高俅”是“得一”之母，多“高俅”就能多得一，多得一就能“王进”。

作者这样的本旨在儒学文化执政时是无文化市场或无版权的。这就是作者借助“高毬”，借踢的好毬而升为“高太尉”的。立人之求是骨求或求骨，毛求则是求皮求轻，这就是“俅”与“毬”尖锐对立的道理。求仁求义求礼等儒文化之求就是“毬”。再者，“高俅”重手，重人的特长本能（工）而“高毬”重脚重情重义重动物之通性。“高俅”所重的是制造技术的进步提高。“高毬”所重的是仁义、礼义、忠义、情义。“高太尉”是由“高毬”而来，也即由于“高毬”而升迁为高太尉，正是这高太尉逼走了王进与其母（无为）。由此可知，高俅与“高毬”、高太尉是对立的，水火不容的。这就是大道与仁义的对立。“高毬”、高太尉就是仁义，“高俅”就是大道。正是儒文化废了或逼退了老子道文化理念。世俗读者只是把高俅、高太尉理解成一个人。“高太尉”世俗读者只是把其理解成高官、大官；其实是作者在讽刺攻击儒文化是追求当官、追求当大官的文化观念。“高”，就是抬高，就是高看高仰。

再如，世俗读者都会把“智深”、“鲁智深”理解成一个人物，其实作者巧用了“智深”与“鲁智深”这两者的对立。“智深”指的是真正的高深文化，即道、佛自然之道无为文化，是促进人手功能发展提高的文化；“鲁智深”则是形容的儒学文化，之所以用“鲁”字，是因为孔孟均在鲁，是攻击儒文化为浮浅的人类文化，是对提手，对提高国家民族技术创新进步有大害的文化，这就是称其为“鲁提辖”的原因。“辖”，“车害”就是大害。儒学文化的危害就在于重口重目不重手，殊不知人手功能才是真正区别人与动物的根本，才能真正代表人的独特特长特性，才是真正值得骄傲称道的东西。

《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关于元末农民大起义实际知识，集中地、多方面地反映了封建社会里的一次农民革命的产生、发展和失败的过程。阶级压迫是造成农民起义的基本原因。《水浒传》通过人物和事件的描写在客观上深刻的揭示了这个真理。全书首先出现的重要人物是高俅，作者把高俅发迹的故事安排在全书的开端，确如金圣叹在批语中所说，含有“乱自上作"的用意。高俅的身上典型地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和腐朽的本质，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高俅这个人是虚构的，他的原型就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所有官僚的代表。他像一根线，把出现在书中那些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都串联起来了。这样的丑恶形象组成了封建社会的百丑图。所谓″官逼民反″的事实在这部小说中得到了忠实而充分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