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去世时，惊动了哪些名人为他抬棺？这是一个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也是一个展现了鲁迅在当时社会影响力和地位的一个佐证。

一场文化界的盛大葬礼

1936年10月19日清晨5点多，因为肺结核引发的自发性气胸而猝然离世的鲁迅，终年55岁。他的死讯很快传遍了上海，甚至全国各地，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震动和沉痛哀悼。作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旗手，作为左翼联盟和进步作家的领袖，作为“现代中国圣人”的鲁迅，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是毋容置疑的。他的葬礼也成为了一场文化界的盛大葬礼，吸引了无数名人前来送行。

在鲁迅生前好友、日本商人内山完造的主持下，鲁迅的丧事从简进行，但还是拟定了治丧委员会。治丧委员会由9人组成，分别是蔡元培、宋庆龄、内山完造、沈钧儒、萧参、史沫特莱、茅盾、毛泽东和周建人。

这9人中，有北大校长、孙中山夫人、日本友人、国民党左派领袖、左翼文化活动家、美国记者、著名作家、中共领袖和鲁迅弟弟。他们代表了不同的政治派别、民族背景和文化立场，但都对鲁迅有着深厚的友谊和敬仰。

在治丧委员会的安排下，鲁迅的灵柩被覆盖了一面白旗，上书三个大字：“民族魂”。这三个字是由周建人提议，由宋庆龄亲笔写下的。它们表达了对鲁迅先生一生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而奋斗不懈的赞誉和缅怀。

10月22日上午10点半，鲁迅出殡。在他家门口，有16位文学界名人自发地扶灵抬棺34。他们分别是巴金、萧军、胡风、孟十还、曹白、周文、欧阳山、黄源、黎烈文、鹿地亘、聂绀弩、肖乾、陈白尘、张天翼、吴郎西和靳以。这16位名人中，有小说家、诗人、散文家、戏剧家、翻译家、编辑家和出版家。他们都是当时左翼文艺运动的参与者或支持者，都是鲁迅先生的同道中人或学生后辈。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向鲁迅先生表示了最高的敬意和最深的怀念。

在灵车前后，还有数千名市民自发地组成了游行队伍，沿途高呼“民族魂万岁”、“抗日救国万岁”等口号。他们中有学生、工人、农民、商人等各阶层人士，也有许多知名人士如叶圣陶、郭沫若等。他们都是鲁迅先生作品和思想的受益者或拥护者，都是对鲁迅先生死讯感到震惊和悲痛的普通民众。他们用自己的声音向鲁迅先生表达了最真挚的感情和最坚定的信念。

在万国公墓墓地，灵车停下来。所有参加送葬者都用手代替铲子，把刻有“民族魂”的灵柩埋了下去。这一幕令人感动至深。在这里，没有任何官方或政治色彩的仪式或演讲，只有简单而隆重地送别一个伟大而亲切的作家和思想家。在这里，没有任何形式或虚伪的礼节或祝福，只有真诚而悲壮地缅怀一个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而牺牲不悔的战士和导师。

这就是鲁迅去世时惊动了哪些名人为他抬棺的故事。这是一场文化界的盛大葬礼，也是一场民族精神的历史见证。它展示了鲁迅在当时社会影响力和地位之高，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各界对鲁迅思想和精神之重视。它更说明了鲁迅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留给我们的遗产却永不消逝。

1936年3月，鲁迅的肺病已经非常严重，不仅不能正常工作和学习，甚至就连坐起来都非常困难，体重更是降到了只有37公斤。此时，他的好友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专门请来美国肺病专家托马斯·邓恩进行诊治。

经过检查，鲁迅的肺结核已经引起了其它的病症，比如支气管炎、肺气肿和肺大泡等。而且，肋膜里已经出现了积水，建议马上进行抽水。邓恩医生认为，虽然病情难以痊愈，但如果治疗得当的话再活十年时间应该没有问题。

但是，作为鲁迅的私人朋友和主治医师，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却不这么认为，始终将他的肺病误作为心源性哮喘来医治。因为错误的诊断，不仅一次次错失了治疗和缓解的机会，更直接引发了自发性气胸而猝然离世。

1936年10月19日凌晨5点多，长期被病痛折磨的鲁迅在上海的家中过世，享年只有55岁。作为他的生前好友，日本商人内山完造第一时间赶去安抚许广平和周海婴，还全权代为料理后事。

作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旗手，作为左翼联盟和进步作家的领袖，鲁迅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是毋容置疑的。虽然始终未曾谋面，但毛主席对于他的钦佩之情却是毫不掩饰的，甚至赞誉其为“现代中国圣人”。

听闻鲁迅去世的噩耗，身处陕北的中共中央和毛主席都表示了沉痛哀悼。在《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中，延安方面这样表示:

本党与苏维埃政府及苏区人民，为中华民族失去最伟大的文学家，热忱追求光明的导师，献身于抗日救国的非凡领袖、共产主义运动之亲爱战友而同声哀悼，谨以挚诚电唁。

鲁迅先生一生的光荣战斗事业，做了中华民族一切忠实儿女的模范，做了一个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文人的模范。

鲁迅出生于1881年9月24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省绍兴人。他一生中共有过两任妻子，分别是封建包办的原配朱安和自由恋爱的许广平，生育有一个儿子名叫周海婴。

朱安出生于绍兴的一户商人家庭，父亲名叫朱耀庭，她从小便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朱耀庭夫妇的子女不多，作为长女的朱安不仅没有接受新式教育，而且还被灌输“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传统思想，除了读过《女儿经》便再没有任何的知识积累。

周、朱两家在当地虽不算显赫，可也是门当户对的殷实人家，很快就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订好了亲事。对于这桩婚事，鲁迅表现得非常抵触，坚持要先去日本留学，勉强才获得了朱家的同意。

鲁迅摆脱了封建家庭的束缚，犹如鸟儿逃离了牢笼，再也不愿意回头了。起先，他在日本学习医学，之后，为了改变国民的劣根性而弃医从文。总之，他不愿意回国，更不愿意回家。

可怜的朱安一直苦等到28岁，始终没有换来鲁迅的回心转意。无奈之下，周母以自己病危为幌子，终于从日本骗回了儿子，强逼他迎娶朱安过门。之后，鲁迅离开家乡前往北京教书育人。

1923年，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授课，结识了进步女青年许广平，开始被对方炙热而猛烈的追求。对此，他内心非常的矛盾，也非常的挣扎，选择了不断逃避。一来，自己已有妻室，但毫无感情可言；二来，自己已经动心，但总觉得有悖于伦理道德。

最终，鲁迅选择敞开心扉接纳了许广平，这段师生恋也修成了正果。1927年10月，他和她搬到了上海景云里23号共同生活，成为了事实上的夫妻，一个46岁，一个29岁。

许广平对鲁迅照顾得非常好，由于丈夫经常会熬夜进行创作，她索性也改变了自己的作息时间。而且，还主动承担起了秘书的角色，从事查找资料、校对初稿和保管手稿的工作。

从1927年到1936年的十年间，鲁迅出现了创作的巅峰期，无论是作品的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超之前。毫无疑问，这个成绩的取得离不开许广平的无私奉献和默默付出，军功章上有他也有她。

从新文化运动开始，毛主席便不断阅读鲁迅的作品，从此以后始终都不曾间断。他不止一次以学生的身份自居，对鲁迅的作品和风骨都推崇备至，只是一直未曾得见而引为憾事。

1934年1月，毛泽东为了筹备井冈山的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住在江西瑞金的金沙洲坝。当时，他受到“左”倾错误思想的迫害，已经被剥夺了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和军事指挥权，只保留了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的头衔。

作为当时的左翼作家，冯雪峰在此期间来到了瑞金，与“赋闲”的毛泽东有了更多的接触。一天，二人相约进行通宵畅谈，而且“一不谈红米南瓜，二不说地主恶霸，只谈鲁迅”。据冯雪峰著的《回忆鲁迅》记载，伟人在当夜提到:

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和周作人等，就是没有见过鲁迅。

冯雪峰告诉毛泽东，你没有见过鲁迅感觉非常遗憾。事实上，他也为没有见过你而感觉遗憾，在读过你的几首诗词后，他曾经表示“你有山大王的气概”。听闻鲁迅这样评价自己，毛泽东激动地开怀大笑。

1936年初，面对共产国际“托派”对于毛泽东和民族统一战线的诋毁，已经处在病榻之上的鲁迅依然提笔论战。在回信中，他针锋相对地进行反驳:

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高超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是，“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

1936年10月19日凌晨，7岁的周海婴从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的父亲已经一动不动，日本医生正在做最后的抢救。他和母亲许广平相拥而泣，默默祈祷奇迹发生，可鲁迅还是离去了。

随着鲁迅去世的消息不胫而走，前来周家吊唁的人越来越多，到中午前已经跪满了屋里屋外，现场气氛充满了悲凉。对于自己的身后事，他曾在数月前发表的一篇随笔《死》中进行了这样遗嘱式的表述:

一、不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不在此例；

二、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三、赶快收殓，埋掉，拉倒；

四、忘掉我，然后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五、别人应许给你的事，不要太当真；

六、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接近；

七、孩子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但不得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在三弟周建人的主持下，鲁迅的丧事从简进行，但还是拟定了治丧委员会。关于治丧委员会的具体名单，后世出现了四个不同的版本。

第一个版本，出自上海《大沪晚报》在1936年10月19日发表的“鲁迅先生讣告”，其中提到13人。他们分别是蔡元培、宋庆龄、内山完造、沈钧儒、萧参、曹靖华、史沫特莱、茅盾、胡愈之、胡风、许寿裳、周建人和周作人。

第二个版本，出自一家日本报纸《日日新闻》在1936年10月20日刊登的“鲁迅治丧委员会八人名单”。他们分别是宋庆龄、蔡元培、毛泽东、史沫特莱、内山完造、沈钧儒、茅盾和萧参。

第三个版本，出自上海《大晚报》在1936年10月20日刊登的“讣告”，其中列出8个人。他们分别是马相伯、宋庆龄、蔡元培、内山完造、沈钧儒、茅盾、史沫特莱和萧参。

第四个版本，是上海鲁迅纪念馆收藏的由冯雪峰当年用铅笔列出的一份治丧委员会名单，其中共有9个人。他们分别是蔡元培、马相伯、宋庆龄、毛泽东、内山完造、史沫特莱、沈钧儒、茅盾和萧参。

比较这四个版本的治丧委员会名单，最大的争议就在于毛主席究竟有没有入列其中。对此，不同的人出现了不同的解释，至今都没有形成定论。

20世纪50年代，冯雪峰在《回忆鲁迅》一书中这样记载:

毛泽东同志的名字也是列在治丧委员会里面的，但当时除了一家报纸外，其它报纸都不敢披露。

但是，作为事件的直接亲历者，周建人在同女儿周晔回忆鲁迅逝世时却这样表示:

宋庆龄主持了丧事，立即就成立了治丧委员会，共计十三人。当天傍晚，上海《大沪晚报》、《大晚报》、《大美晚报》和《华美晚报》等都出了消息和讣告。毛泽东是共产党的领袖，如要参加治丧委员会也应取得他同意，但那时一切很仓促，时间上也不允许。

关于毛主席究竟有没有加入鲁迅治丧委员会，真相或许已经无从得知。但是，即便没有，也正如周建人回忆中提到的那样，只是时间上不允许。

文史不假个人认为，以毛主席对鲁迅先生的尊重程度来判断，别说是加入治丧委员会，就是亲自抬棺也未尝不可。

在治丧委员会的安排下，鲁迅的遗体先送往万国殡仪馆，存放三日后运往万国公墓安葬。期间，尽管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暗中阻挠，但依然有数千民众自发前往殡仪馆吊唁，依然有数万群众自发在街头送行。

鲁迅出殡当天，抬棺者多达16人，扶灵者多达8人。抬棺者分别是巴金、肖乾、胡风、萧军、周文、聂绀弩、黄源、曹白、陈白尘、张天翼、鹿地亘、黎烈文、孟十还、靳以、吴朗西和欧阳山；扶灵者分别是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茅盾、胡风和内山完造等人。

鲁迅长期以来与国民党当局硬杠，治丧委员会担心丧事会受阻，最终议定由“救国会”这个民间组织出面办理。大家在事先一致同意，尽量不掺杂政治色彩，尽量避免青年人出现过激行为。

出殡当天的下午1点50分，所有人默默为鲁迅举行了“启灵祭”，包括许广平、周海婴和治丧委员会的成员都肃立棺前致哀。之后，灵柩从万国殡仪馆抬出运往万国公墓进行安葬，沿途都是无言的送葬人群。

当天下午4点30分，出殡队伍终于抵达了万国公墓，在礼堂举行最后一次追悼会。在哀乐声中，由救国会的王造时和李公朴等人将沈钧儒亲笔书写的“民族魂”旗帜覆盖在了鲁迅的棺木之上。

最后，覆盖着“民族魂”的鲁迅棺木缓缓下葬，所有人轻轻铲土将其埋葬。据叶圣陶在《相濡以沫》一文中这样回忆:

大家动手铲土，把盖有“民族魂”旗帜的鲁迅棺材埋妥。这样的事，上海从未有过，全中国也再未有过。

鲁迅下葬以后，中国痛失一位爱国旗手，郁达夫痛失一位亲密挚友。在《怀鲁迅》中，他这样阐述“民族魂”的意义所在:

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雄却不知敬重爱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和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这便是民族魂，这便是中国人的脊梁！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他永远都是那么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1937年10月19日，陕北公学举办“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活动，毛主席不仅亲自参加，而且还发表了一段感念至深的讲话。引用其中的部分内容:

鲁迅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上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

到了1940年，毛主席在他著名的作品《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明确提出:

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旗手。他不但是最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骨头还是最硬的，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可以说，鲁迅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民族英雄。

在毛主席已公之于世的所有著作中，一口气使用了九个“最”字来夸人，实在是绝无仅有的！不难看出，鲁迅先生的伟大和贡献，他对于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影响将会万古长存！@文史不假

1936年10月18日，日本医生须藤为病中的鲁迅打针时，鲁迅问了一句：“我的病怎么样了？”这是鲁迅的最后一句话，19日凌晨，先生去世，享年56岁。

下午2时，鲁迅的遗体从大陆新村9号运到万国殡仪馆入殓，随后选出了8名治丧委员会成员，他们是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萧参、茅盾、胡愈之、史沫特莱和内山完造。治丧委员会决定22日下午2时出殡，将鲁迅葬在万国公墓。
鲁迅出殡时，前来告别的各界朋友、社会名流和普通民众人山人海，十几位文化名流亲自为先生抬棺，据鲁迅学生萧军在《逝世消息摘要》和《逝世经过略记》中记述，抬棺人一共有16位，分别是：鹿地亘（日本作家）、胡风（作家）、巴金（作家）、黄源（鲁迅学生）、黎烈文（翻译家）、孟十还（翻译家）、靳以（文学青年）、张天翼（作家）、吴朗西（出版家）、陈白尘（剧作家）、萧乾（记者）、聂绀弩（作家）、欧阳山（作家）、周文（鲁迅学生、文学青年）、曹白（鲁迅学生、木刻家）、田军（即萧军，鲁迅学生、青年作家）。

作家孔另境曾在鲁迅葬礼上担任办事人员，他去世后留下了一份比较清晰的抬棺照片。据其女儿孔海珠考证，从万国殡仪馆启灵时抬棺人共有12位，12人分两排站立，每2人为一组。最前面是巴金和鹿地亘，后面依次是：胡风、曹白；黄源、张天翼；靳以、姚克；吴朗西、周文；萧军、黎烈文。与萧军的那份名单相比，少了孟十还、陈白尘、萧乾、聂绀弩和欧阳山，多了剧作家姚克。

鲁迅丧礼留下了许多影像资料，其中有不少抬棺的照片。细心者可以发现，一些图片中抬棺的人数不太一致，并且当时一些当事人和新闻报道中对抬棺人的记述也不尽相同，分别有12人、14人和16人之说，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在启灵途中以及鲁迅灵柩放入墓穴时，送别的朋友意识到这是与先生最后的诀别，于是纷纷将手伸到灵柩下面，与鲁迅作最后的告别，因此造成了人数上的不一致。这就是后人对鲁迅抬棺人意见不一的主要原因，巴金曾经在文章中说过这件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看一看。

鲁迅，这个小学课本就开始了解的人，一代文豪、思想家和革命家。 鲁迅以笔代戈，奋笔疾书，战斗一生，被誉为“民族魂”。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鲁迅一生的写照。

鲁迅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往上推算家谱，鲁迅与周总理同宗，祖先是北宋理学始祖周敦颐。我们小时候学习的课程：三味书屋，是鲁迅先生11岁在绍兴念私塾的地方。

17岁离开三味书屋，进入金陵的新式学堂，25岁留学日本，鲁迅在医校学习一年以后就退学。受到一部日俄战争的纪录的影响，他认为“救国救民需先救思想”，于是弃医从文，希望用文学改造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

28岁，鲁迅从日本回国，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职；31岁受蔡元培邀请，到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任职；37岁时周树人首次用“鲁迅”为笔名，发表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

46岁时鲁迅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同年10月，他辞去中山大学到了上海。以后10年鲁迅一直在上海。

1936年10月19日清晨五点二十五分鲁迅在上海因肺结核病去世，享年55岁。鲁迅的逝世在中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上海上万民众自发为他，一个文艺界人士举行前所未有的隆重的葬礼，民众代表在其灵柩上覆盖写有“民族魂”的白旗，轰动一时。葬于上海虹桥万国公墓。 1956年，鲁迅墓迁移重建于上海虹口公园。

抬棺的人有说12人，有说14人，也有人说16人，各种说法都有，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能受到如此之多的各界的人不经邀约，不凭通知，各自跑来瞻仰鲁迅先生的遗容，表示钦敬和志愿追随的心情，这样的事，上海从未有过。

鲁迅是是不倒的旗手，永远的斗士 ！

关于抬棺的人数，版本不一，有说12人，有说14人，有说16人，名单也不尽一致，这其中或有误解和混淆，因为起灵、扶灵、入葬时，是由不同人抬棺的，但起灵时应该是16人。

鲁迅一生骂过很多人，也被很多人骂过，但他没有一个私敌，他去世后中外各界名人纷纷前来吊唁，并自愿为他抬棺。

一、治丧委员会名单15人

鲁迅治丧委员会成员有：蔡元培、宋庆龄、内山完造、沈钧儒、萧参、曹靖华、A·史沫特莱、茅盾、胡愈之、胡风、许寿裳、周建人、周作人13人，后来又增加马相伯、毛泽东2人，共有15人。

二、从殡仪馆起灵时16人抬棺

鲁迅逝世一周年时，田军（萧军）曾执笔写过《逝世经过略记》、《逝世消息摘要》两篇文章，两次提到从万国殡仪馆起灵时的抬棺人是16名，分别是：

鹿地亘、胡风、巴金、黄源、黎烈文、孟十还、靳以、张天翼、吴朗西，陈白尘、萧乾、聂绀弩、欧阳山、周文、曹白、田军。

这个名单由当事人田军撰写，且距离鲁迅去世只有1年，应该是可信的。

但是我在两张不同角度的照片上数了好几遍后，只发现了15人，或许有1人被遮挡了。

二、向墓地行进时11人扶灵

鲁迅棺木从汽车上抬下来，在向墓地行进过程中，则由宋庆龄、茅盾、柯庆施、周扬、许广平、金仲华、巴金等11人扶着灵柩，在众人的簇拥下，缓慢向墓地行进。

三、棺木入墓穴时可能是16人

同样是当事人的巴金曾撰文说，当棺木最后放入墓穴时，大家意识到这是跟鲁迅先生最后的诀别，当抬起灵柩时，很多人跑过来把手伸到灵柩下，其中就有田军（萧军），那个押柩车的西洋人也来帮忙，这个时候的人数就不确切了，只能说可能是16人。

译著尚未成书，惊闻殒星，中国何人领呐喊？

先生已经作古，痛忆旧雨，文坛从此感彷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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