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为读书人”，你觉得这句话有道理吗？

这句话是一句流传较广的谚语，意思是说：在现实生活中，讲义气、有良心的人往往多是平凡的人，而那些看似有文化、有教养的人却往往容易背信弃义。这句话并不是绝对的真理，而是一种对社会现象的描述和感叹。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的是，人的品质和行为不仅仅取决于其文化程度或受教育程度，而且还与其个人品德、家庭背景、生活环境等多种因素有关。因此，不能简单地将一个人的文化程度与其品德挂钩，更不能以偏概全。

其次，文化程度和受教育程度对于一个人的行为确实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一般来说，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更容易具备理性思考、自律、尊重他人等良好的品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犯错或背信弃义，因为人的行为还受到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如个人价值观、情感状态、外部环境等。

最后，我们也需要认识到，生活中有很多平凡的人也具有高尚的品德和行为，同样也有很多看似有文化的人却做出了不道德的行为。因此，我们不能以人的身份或文化程度来判断其品德和行为，而应该从其实际表现出发，给予公正的评价和对待。

总之，这句话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能绝对化。我们应该以开放、包容、多元的视角看待人的品质和行为，不轻易对人做出片面的评价和判断。

答：中国历代的“名句”里，要论“骂读书人最狠”的一句，莫过于这声流传了数百年的“名对”：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为读书人。

那这句话到底有没有道理？其实，这句“名对”，本身就是加工版，其“原版”出自明末文学家曹学佺的《至屠夫徐五家见悬此联》一诗：蝇营狗苟贪妄欲，人猿如何再作揖, 仗义半从屠狗辈, 负心多是读书人。

身为明末读书人里的佼佼者，一生“著书千卷”的晚明大才子曹学佺，怎么会“记录”这么一句“抹黑读书人”的“名句”呢？清朝人梁章钜的《楹联丛话全编》的也有补充记录：当年曹学佺罢官回乡后，去拜访家乡一位叫徐五的屠户，却见徐五家的厅堂上赫然挂着这幅“名对”：仗义半从屠狗辈, 负心多是读书人。联想到自己糟心的宦海浮沉，曹学佺自然“为之惊然”，不但与徐五“与定交”，更把对联记录下来。而后这段“名句”，又被人几经改造，变成了我们熟悉的“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为读书人”，一直流传至今。

那这句话，究竟有没有道理呢？其实，单是看看“记录人”曹学佺的人生，就知这句话“相当没道理”。曹学佺何止是晚明大才子？更是明末政坛上的杰出干臣，坎坷的宦海生涯里，他曾修治了四川的道路，严惩了广西的皇亲国戚，整顿了西南的钱币经济，不但政绩做了一箩筐，更在明末清初扛起了抗清的大旗，最终在南明亡国的烈火中慨然自尽，后被清王朝追谥为“忠节”。壮怀激烈的人生，既未“负心”，更不曾“负国”。

但是，也正是在这山河变色的岁月里，堪称“读书人良心”的曹学佺，看透的却正是明末“读书人”们那触目惊心的堕落。以曹学佺自己的话说，当时的读书人何止“负心”？那简直是“博带儒冠， 长奸长傲，日有奇闻叠出，岁多新事百端”。那真实历史上，明代的“知识阶层”真这么雷？其实更雷！

就以最基本的“穿衣”来说，晚明的读书人们，那就“亮瞎”多少前辈的眼。明朝万历晚期时，一位担任浙江学道的老官员李乐，却记下了当地读书人的怪现象：这些饱读圣人诗书的“青年才俊”们，非但没半点读书人模样，反而各个浓妆艳抹，穿着女子的衣服放肆调笑打闹。气得吐血的李乐大人，愤然赋诗一首：“昨日到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

其实，这种“伪娘风”，早已是当时明代“青年精英”们的流行时尚，任李老先生再怎么抹泪写诗也改变不了。但比“伪娘风”更严重的，却是一同到来的奢靡风。当时的年轻人，何止要穿得“妖艳”？更追求“穿得贵”：比如大明穷得叮当响的崇祯年间，秀才们的衣服，就是越穿越名贵，甚至还穿上了昂贵的“湖罗衫”，如果当时哪个秀才不穿湖罗衫？必然会被人嘲笑。

这样追求奢华的风气下，读书人的首要追求，也就悄然变成了“钱”，连带着充满“一夜暴富”诱惑的“赌博业”，都成了深受读书人“热捧”的“朝阳产业”。明朝各个“一线城市”里的读书人，都是赌博成风。好些高官们更是在家里开设赌坊，晚上通宵豪赌。如此上梁不正，年轻秀才也自然跟风。明朝嘉靖年间时，“生员赌博”就成了常见现象。在广东一些城市，秀才们沉溺其中“便浪逐萍游”。杭州更发生过搞笑事，数十个秀才故意做局，诱骗一“富二代秀才”把小妾都输掉，气得按察使都下判词“一掷而输少艾”，简直捂脸。

这样的“捂脸事”，也不止是秀才们的专利，就算是有了“功名”，踏入仕途的进士们，到了万历末年也是“以不工赌博为耻”。这样一群“赌棍”组成的朝廷，又有多少“含金量”？

其实，所谓奢华，所谓赌博，都只是当时明朝士风败坏的冰山一角。更恶劣的现象，却是读书人争名逐利的风气。早在明朝中后期时，读书人的价值观就日渐扭曲，以《万历野获编》的记载，当时的读书人一旦高中，第一件事哪里是什么忧国忧民？反而是先给自己取个号，有了“号”就能在权力场刷声望。然后就是娶小妾，求田为舍。想尽办法追求财富。至于内忧外患的朝局？国家命运？那才懒得想。

万历四十四年，山东诸城举人陈其猷进京赶考，一路惊见了山东农村灾荒的惨景。那饿殍遍野甚至“人相食”的一幕幕画面，让这位良知未泯的读书人很多天“恶状尤横胸臆间”。可进京才两三天不到，那些与他同行的“同学们”，却似乎忘了几天前的惨痛一幕，反而一个个成日花天酒地，“声歌诱耳，繁华夺目”。至于灾情如何，民生如何，除了这位陈其猷外，其他人“竟漠然不相关矣”，这，就是大明朝的“青年才俊”们。

如此没心没肺的场面，可不止在这几位“青年才俊”身上。明末学者徐芳更提出了“士为盗贼”的结论。这些明末饱读圣贤书的“精英”们，却是“水旱频仍而不知恤,疮痍宛转而不知矜,坐糜廪食而不知羞,负赤子父母之望而不知省”。对于老百姓的寒苦，竟到了如此麻木的地步。这样一群“精英”，可不就是“与世盗贼等耳？”

如此严重堕落的“精英盗贼”，既然对民生疾苦置若罔闻，他们又都关心什么？“格调”高一点的，就是忙着党争。为了争名逐利，纷纷投身于明末各个派系，比如号称“清流”的“东林复社”里，连他们自己的《复社纪略》都承认，这“清流团体”里充满了“嗜名躁进，逐臭慕膻之徒”。这帮人平日里充当打手，靠“骂战”博出位，私生活也丰富多彩。以至于明亡多年后，清朝诗人们还写诗表示羡慕：福慧几生修得到，家家夫婿是东林。

拯救大明靠这些“好女婿”？显然不靠谱。

更不靠谱的，还有大明官场上的各色“俊才”们，比如以“刚正”著称的言官们，到了明朝灭亡前，也是彻底没了底线。只要外地官员进京，这帮人就跑到人家住处，挨家挨户敲门索贿，只要谁不掏钱，第二天就是各种奏折砸来。吓得那些官员们甚至要卖衣袍凑钱行贿。两个多世纪前明太祖苦心设立的“言官制度”，这会却只养出一群“小流氓”。

“小流氓”如此没品，“大流氓”们却还要秀：崇祯年间的大明朝堂上，看似官员们一个个很“端正”，甚至金银财宝都不敢收，但人家只是换了“玩法”，官场上往来交际，“送钱”都变得没文化，都要送奇珍异宝乃至古玩字画，美其名曰“雅贿”。重要的人事任命，基本都是“雅贿”开路。崇祯年间的一幅对联，就生动说明了这群“大流氓”的德行：好官昏夜考，美缺袖中商。

当然，如果就此说明末读书人都“负心”，比如“记录”了“负心多是读书人”的曹学佺，乃至孙传庭卢象升刘宗周黄道周等杰出人物，都是明末读书人里的“良心”。但烂到家的明朝士风，外加崇祯帝昏聩的统治，让明朝权力场上演了一次次逆淘汰——最先被“淘汰”的，恰是这些“良心”。

所以，也就有了明朝灭亡时，一幕幕的奇现象：李自成攻破北京后，北京城大小官员们卖身投靠者四千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文官精英”。比如慷慨劝说崇祯“殉国”的言官魏藻德，就带头给李自成卖命。昔日的江南清流领袖周钟，也成了“大顺朝”的重臣。至于崇祯生前无比信任的魏藻德陈演等重臣，那更是“做叛徒人家都不收”，先后被打的家破人亡。种种丑态，恰如明末文学家冯梦龙那声怒骂：“尚何面目偷息天地之间”。

而等到清军南下，明朝“读书人”的不要脸表现也在继续：待到清军打下南京，南明弘光政权的大小官员纷纷出降，却是南京城里一位乞丐愤然自杀，留下一首打脸啪啪的绝命诗：三百年来养士朝，如何文武尽皆逃，纲常留存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条——主题也很明白：我大明，怎么养了这么多“负心”的“白眼狼”。

看过这一条条白眼狼，再看看为明朝殉国的曹学佺，就知那一声“负心多是读书人”，何止是痛苦的领悟，更藏着让人叹息的亡国反思——大明的衰败，就以读书人的堕落为缩影。

参考资料：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商传《走进晚明》、王建辉《明朝生活图志》、蔡明伦《亡国之臣：崇祯朝言官述论》、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牛建强《明代中后期士风异动与士人社会责任感缺失》、郑克晟《明代政争探源》、刘士林《道德高于知识》、《楹联丛话全编》、李杜韩2006《人面何处？——明亡时的官、兵与民》

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第一部分：“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为读书人”的出处。

“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为读书人”的原文本为“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相传是明代诗人曹学佺的著名对联。意思是说，讲义气的多半是从事卑贱职业的普通民众，而有知识的人却往往做出违背良心、背弃情义的事情。

第二部分：“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为读书人”背后的故事。

据说，曹学佺这副名联的背后隐藏着一段大快人心的故事。

相传明朝，桂林皇亲宗室素来骄横，好养斗犬，用做宫廷赌博娱乐，家奴们也依仗自己是皇亲奴才骄横跋扈，不仅欺压百姓，甚至连官府都不放在眼。！每当闲极无聊时，就牵出斗犬，任意让其撕咬路人，以此取乐。百姓和官府都敢怒不敢言。

后来天启二年（1622），“闽中十才子”之首曹学佺被起用为广西右参议。他刚正不阿，一身正气。到任前他就对桂林的皇亲们的所作所为有所耳闻，一看之下果不其然，暗暗决定要好好地杀杀这帮恶棍的威风。

一天，皇亲的奴才又闲得无聊，故技重施放出斗犬，让其任意撕咬路人，一秀才奔跑不及，扑倒在地，斗犬骑在秀才身上任意撕咬，秀才眼看就要命丧狗口，这时路边冲出一杀猪佬，手起刀落剁了狗头，救下了秀才。皇亲的奴才一看，区区贱民竟然把主子心爱的斗犬杀了，那还了得！他们把杀猪佬捆绑起来连同死狗一起送到官府，要官府判他死罪给狗偿命。

曹学佺正好审理此案件，详细看过状纸后，不畏惧皇亲宗室，判其屠夫无罪，更判皇亲要赔偿给秀才医药费。皇亲一看，这样判决自己脸面不保，但在章法上又拗不过曹学佺，心生一计，要求重审，并暗中重金贿赂并威逼恐吓秀才改口供，说他自己和斗犬相好，是朋友，那天是斗犬和其在玩闹嬉戏，是屠夫恶从胆边生杀了斗犬，要屠夫给斗犬偿命！

再审时，秀才贪图财物又惧怕皇亲势力，就出卖了屠夫，更改了口供。曹学佺，听完秀才改的口供后勃然大怒，拍案而起，骂道：“人证，物证皆在，况且屠夫救你一命，你不思回报，反要置他于死地，与狗相好，认狗为友，伤天害理！天容你，我不容你！”说完就要衙役杖击秀才，秀才挨不过，终于招了是皇亲如何用重金和威逼要他做假口供。案件真相大白于天下。

曹学佺重判：

屠夫无罪；秀才与狗相好、认狗为友、恩将仇报，革去功名，给皇亲当狗！

并愤然在案卷上写下：“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的千古名联。

第三部分：对“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为读书人”的理解。

这句对仗的话包含了两对反义词，一对反义词是“仗义”和“负心”，一对是“屠狗辈”和“读书人”。这句对仗的话通过出身和地位反差巨大的人，却做出反差更为巨大的事情，来烘托出读书人往往背信弃义、负心绝情；而无知无识的市井之徒反而重情重义、忠肝义胆。纵观历史，比对现实，事实上果真是“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为读书人”吗？

对“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为读书人”的第一种理解。

这种观点认为“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为读书人”这句话说得对，因为：讲义气的多半是无知无识的市井之徒，而读书人却往往做出违背良心、背弃情义的事情。就比如曹学佺审案故事里的杀猪人和秀才。

对“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为读书人”的第二种理解。

这种观点认为“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为读书人”这句话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存在一定的偏见和误解，因为：无知无识的市井之徒看问题、做事情简单、直接，面对一件事情自认为对就去做，不会思前想后，是奔着一种朴素的“对错观”而去的，这样看上去给人的感觉是他们有情有义，正气仗义；而读书人看问题、做事情不会停留于事情的表面，往往会深入思考更本质、更内在的东西，会经过再三权衡利弊再做出选择，这样看上去他们显得冷漠、不近人情，让人觉得容易背信弃义、负心绝情。

对“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为读书人”的第三种理解。

这种观点认为“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为读书人”这句话是错误的，人们只看到表面现象，没看到更深层的本质，因为：无知无识的市井之徒大多只看重眼前利益，给他们一点物质利益或感情笼络，就能为别有用心的人收买，他们所谓的仗义只不过是表层的江湖义气甚至是个人利益，他们往往为了这种表层的江湖义气和个人利益不惜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他们没有真正的信仰和理想；而读书人眼里看重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大义，置江湖义气和个人利益于不顾，他们往往很难被别有用心的人收买，他们有着铮铮铁骨和家国情怀，有着伟大的信仰和理想，所以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攻击、污蔑，说他们多是负心之徒。比如当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据说把侵略者带进城里的恰恰就是这种“屠狗辈”，而且，只要侵略者给一点好处，就有大批的愚昧民众主动为侵略者效劳。包括抗日期间，著名的抗日英雄杨靖宇就是读书人出身，他是个鼎鼎大名的民族英雄，结果就是被一些无耻汉奸出卖了，其中最关键的汉奸就是个典型的“屠狗辈”。

对“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为读书人”的第四种理解。

这种观点认为“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为读书人”这句话太僵化、太绝对，既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有不合理之处。因为：不管是无知无识的市井之徒还是读书人，都有“仗义”的人，也有“负心”的人，凡事岂能一概而论呢？比如《水浒传》里，既有“王婆”这样歹毒绝情的市井之徒，也有“黄文炳”这样歹毒绝情的身为通判的读书人；既有曾被鲁达搭救而知恩图报的金老汉父女这样的市井之徒，也有“小苏学士”这样善良仗义的读书人。一个人是仗义还是负心，和他的出身贵贱无关，和他的文化高低也无关。只和这个人所处的成长环境以及社会大环境有关。每个人生下来都是白纸一张，没有什么善恶黑白的区别。后来之所以会产生善恶黑白的巨大差别，是因为他成长过程中受到的教育和影响，包括家庭和社会的影响，让有的人渐渐变得自私无情，而有的人却成为仗义善良的人。

对“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为读书人”的第五种理解。

这种观点认为“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为读书人”这句话没有多大现实意义。因为：一个人不管是市井之徒还是读书人，他是选择“仗义”还是选择“负心”，关键在于利益把他诱导向哪个方向，以及这种受到诱导的利益有多大而已。如果利益诱导他“仗义”，只要这个利益足够大，他就一定能“仗义”；反之，如果利益诱导他“负心”，只要这个利益足够大，他就会选择“负心”。中国近代历史上那些层出不穷的汉奸，无不是受到足够大的利益诱导，让他们铤而走险，选择了背叛国家和民族；而那些像杨靖宇等伟大的民族英雄，他们则是受到伟大理想的诱导，这些伟大理想就是他们眼里的“巨大利益”，让他们甘愿为民族和国家而献出生命。

“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这是明朝官员曹学佺断案的判词，因为判得好、说得好，故一再流传，数百年来成了一句经典名言和俗语。

明朝晚期，官场腐败，尤其是那些皇亲国戚，骄横不法，欺凌百姓，不但他们骄横，而且他们的家奴更是狗仗人势，作威作福。

明天启年间（1621—1627），曹学佺出任广西右参议，主管刑狱。当时，桂林的皇亲国戚无法无天是有了名的，曹学佺上任不久，就遇到了这样一个棘手的案子。

一天，某皇亲的家奴寻刺激，竟牵出主人那凶猛的斗犬，撕咬路人取乐，某秀才因没及时避开，被狗扑倒在地，咬得鲜血淋漓，恰在此时，一屠夫冲上前去，手起刀落，将斗犬的头一刀砍下，救出了秀才。

家奴一看主人心爱的斗犬被砍死了，便一窝蜂上前，将屠夫捆绑起来，送到官府，要求断案的曹学佺给屠夫治罪。曹学佺不畏权势，公正执法，不但将屠夫无罪释放，同时还判家奴向秀才赔偿医药费。

家奴横行惯了，怎咽得下这口气？随后重金贿赂秀才，让秀才改口供。秀才贪图钱财，在家奴再次申诉重审时，改口说自己与斗犬是好朋友，朋友之间闹着玩，屠夫故意杀害了斗犬，属于“故意伤害”，家奴因此要求懦夫给狗偿命。

曹学佺一听供述，知道秀才被收买了，大骂秀才道：“屠夫舍命救你，你不知恩图报，反恩将仇报，恶狗无端咬你，你反认狗为友，你的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于是，让衙役上刑，把秀才一顿好打，秀才挨不过，只好招认受贪图贿赂、诬陷屠夫之实。真相大白。

于是，曹学佺重判屠夫无罪，秀才认狗为友、恩将仇报，革去功名！

曹学佺仍然义愤填膺，便在案卷上写下判词：“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最讲道义的，多是从事卑贱职业的普通人，那些满肚诗书的，到了关键时候，往往过河拆桥，忘恩负义。

这句话，常让我想到一些人，或小说形象。

像《水浒传》中的李逵，对宋江多么敬重、义道？人前人后，全护着宋江；冲冲杀杀，全为了宋江。对也护，错也护，成了宋江身边最忠心的保护神。然而，宋江最后为了实现自己投降的目标，为了得到名声和富贵，竟然一副毒药将这个对自己最好的兄弟给毒死了，真是：“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都是读书人。”

像《红楼梦》里的“醉金刚”倪二也是。贾芸想到王熙凤手里谋个事，他向开香料铺的舅舅卜世仁赊点香料送王熙凤，他舅舅不但不赊，还对贾芸一番数落，在贾芸深感人情淡薄之时，是“醉金刚”倪二，一个放高利贷的泼皮，大大方方借给他15两银子，连欠条都不要，连利息都不要（他可是放高利贷的），真可谓：“仗义每多屠狗辈！”

而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现象更是多了去了。

有道理，本人大概勉强算得上读书人吧，80末毕业的本科生，在这方面颇有体会到。

首先读书人相对去其他人受教育程度比较高，明事理，懂道理不假。但读书人有个致命的问题，就是容易“想多了”。

孔子说过，一思再思足矣，多思则多私。讲真其实问题就出在这里。

人们在遇到突发事件时，普通人往往在一念之间就做出决定，作对和做错之间大致各占一半。

读书人则不同了，毕竟绝大多数读书人算不了知识分子，他们在遇到突发事件的时候往往会过多的思考，思考一多难免就牵扯到“私”，这一牵扯到“私”，做错的几率就自然上升了。

之所以孔子被称作“圣人”，其实就是他能总结出类似“多思则多私”的话，这类话几乎是直指人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