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澳大利亚系列网文之三：澳大利亚对外战略选择的困境

原创 十全斗 2023-09-18

一 澳剧《乌托邦》之问

“每年花费300亿澳元的军费，来保护我们与中国的贸易免受中国的伤害。”

这句经典台词，出自澳大利亚政治喜剧《乌托邦》第3季第7集。这部澳剧于2014年开播，至今已经制作了4季，提名、获得了多个奖项。如2017年12月，它就拿下了有澳大利亚“奥斯卡”之称的澳大利亚影视艺术学院奖（AACTA，爱塔奖）最佳喜剧类剧集。

该剧故事背景设置在一个新成立的政府机构——“国家建设管理局”办公室里，讲述了官僚主义与伟大梦想之间的冲突。这个机构负责监督重大基础建设项目，团队在每天的挑战和官僚主义问题中努力建设国家。第3季第7集播出于2017年8月底。按照剧情发展，一份重要的国防白皮书即将发布。这集最后几分钟把画面切换到了会议室里。

由《乌托邦》导演兼编剧之一斯提齐（Rob Sitch）饰演的主角，拿出了一份预算达4000亿澳元的国防白皮书，并认为总理会想要知道：“（花这笔钱）是为了和哪个敌人对抗？”

在场穿军装人士支支吾吾，答案从“很难说”，一路被逼问成了“区域性对手”、“印度洋-太平洋区域对手”、“印太亚洲区域对手”和“一个不是盟友的国家”。

而他们不给出具体答案的原因，是所谓的“不想让房间里的人紧张”。

“我说一个国家，你们点头就可以了。”主角只能建议。

“中国。”

众人点头。

“我们又在保护什么？”

军装人士又开始耍官腔：战略利益、印度-太平洋地区战略意义、印太亚洲战略意义……

“还是我说，你们点头吧。”

“我们的贸易航线。”

众人点头。

“那我们的最大贸易伙伴是谁？”

众人又是一波点头。

剧中“每年花将近300亿澳元，来保护和中国的贸易，以免受到中国威胁”的冤大头是谁，答案也很清楚。

“没人觉得这事儿很奇怪吗？”众人摇头。好一波黑色幽默。

在2017年8月30日播出的当天，《乌托邦》制作方就发布了上述片段，观看量近20万，转发超2000次。

刚巧，2017年是中国和澳大利亚政府共同设立的旅游年。2月5日，中国国家旅游局在悉尼歌剧院启动2017“中澳旅游年”。12月13日，2017“中澳旅游年”闭幕式在广州举行。据悉，2017年1至9月，澳大利亚公民访问中国达53.6万人次，同比增长10.6%，中国公民访问澳大利亚达104.3万人次，同比增长12.7%，中澳已相互成为对方重要的旅游客源市场。

然而，就是在2017年12月，澳大利亚政府时任总理特恩布尔称：“中国影响力正干预澳大利亚政治。”他说：“现代中国是建立于1949年的，当时就有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话。这句话代表了主权及尊严，代表‘我们站起来了’。”他随后特别再用普通话和英文强调称，“澳大利亚人民站起来了！”特恩布尔政府先后推动制定针对中国的所谓《间谍与外国干预法案》和《外国影响力透明化法案》，在西方国家中开启了禁用中国华为、中兴科技产品的对华制裁先例。中澳关系随之开始下滑。

6年过去了，对澳剧《乌托邦》再感慨一句“应景”也不为过。人们不太清楚的是，历任澳大利亚总理是否像剧里所说，真的想过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吗？

澳大利亚西澳州首府珀斯火车站广告：2023女足世界杯D组首轮比赛——中国女足与丹麦女足抵达珀斯、开战在即

二 分析澳大利亚对外战略的三条路径

若认真琢磨一下澳大利亚这些年外交政策的思路和实践，人们会发现，澳洲陷入对外战略选择困境是有其内在原因的。

海内外学术界对澳大利亚对外战略的研究大致聚焦于三个方向：一是对其历史阶段的梳理剖析；二是对美澳联盟运作或中澳关系演变的探究；三是以澳大利亚为典型案例的对亚太国家、中等强国、联盟国家战略选择的理论阐释。既有研究的主要分析路径有三条，包括国际格局决定论、社会文化塑造论以及精英威胁感知论。

首先聊一下国际格局决定论。第三方国家的对外战略，无疑会受到大国实力对比和互动模式的影响。有学者提出“战略空间”概念，认为大国实力排序与竞争激烈程度将塑造地区秩序，影响中小国家战略选择的自主性。例如，澳大利亚的对外战略存在权力转移和战略依赖两个维度的解释。

在权力转移维度上，国际体系结构变化决定第三方国家的对外行为。由于美国的霸权地位和中国的持续发展，亚太地区中小国家面临“二元格局”，即美国与中国分别在安全和经济领域占据相对优势。亚太地区安全架构的复杂性、中国的战略意图以及中美在广泛领域的相互依存，阻碍着第三方国家走向“选边”。澳大利亚在中美关系平稳时选择“对冲”或“基准战略”，即以本国利益作为在特定问题中相对支持某方的基准。在中美走向零和博弈甚至对抗时，澳必须“选边站队”，战略安全矛盾往往将压倒经贸红利链接。

在战略依赖维度上，大国战略转向塑造第三方国家的对外决策。在与美国、中国的不对称依赖关系中，澳大利亚因议价能力劣势而更易受大国影响。冷战后，澳大利亚的结盟目的从“保障安全”转为“提升地位”，对美关系仍是不可或缺的“力量倍增器”。美国通过权威引导、利益交换影响亚太盟国在对华事务中的选择。也有观点强调，澳对外战略并非完全对美亦步亦趋，其追随中也伴有细致的“成本收益”计算。

国际格局决定论反映了国际体系的结构压力对澳大利亚战略选择的影响，相关机制便于观察。不过，权力转移逻辑的问题在于难以解释类似情境下的差异化选择。比如，面对盟主的权力流散，为何澳大利亚在二战后选择弃英投美，而面对中国的地位上升却不考虑转身追随。战略依赖的影响则涉及多重因果机制，现实中经常出现澳对外行为与大国战略转变的不同步。以中澳关系为例，尽管澳对华贸易依赖度攀升，但其对华出口贸易较为稳定，进口贸易的可替代性强，因此中国难以将贸易依赖的经济权力转化为战略塑造的政治权力。这也说明澳大利亚具有内部驱动的动机需求和利益偏好，观念变量和国内政治同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7月22日晚，西澳州首府珀斯矩形体育场，中国女足入场

接下来说说社会文化塑造论。社会文化塑造论强调文化传统对决策者行为模式的影响。一国在界定国家利益、选择战略手段时具有各自的独特性，这与其内在的战略文化相关，表现为一组限定且有序的大战略行动偏好。澳大利亚的文化特性，既有西方文化认同与亚太地理位置交织形成的安全焦虑，又有基于实力地位的中等强国抱负，这种双重身份共同塑造着其对外战略选择。

相比于新西兰等国，澳大利亚的海外利益范围更加广泛，对外战略倾向于主动平衡区域大国和提升国际地位。尤其让澳大利亚精英根本就无法拒绝的是：美英联手主动向澳释放核扩散AUKUS诱惑，对澳方来说简直是天上掉下来一个“大馅饼”，面对实现“核潜艇大国”之梦的“机会”岂能擦肩而过？

澳洲的战略文化也在与环境的互动中动态演进。历史上，澳大利亚适应体系变化的价值观导向与务实心态，分别塑造了“联盟追随”和“面向亚洲”策略。面对冷战后的国际变局，澳大利亚先后经历几次思想认知辩论，分别讨论了是否过度追随美国、是否应接纳崛起国、如何看待所谓“中国威胁”等问题，最终形成的国内共识，延续了“与强国结盟”的传统。有学者认为，这种倾向具有文化路径依赖效应，只有在严重外部冲击下才会发生调整。

比赛开始，场外专业摄影师架起“长枪短炮”

再聊一下精英威胁感知论。精英威胁感知论从国内政治和决策者认知视角考察行为体的战略转向。第三方国家的政治精英在制定战略时，会考虑他国的进攻意图和自身的政权合法性，其威胁感知受到政党传统偏好和国内政治斗争影响，最终走向结盟或制衡。决策者的性格特质、知识结构、认知内容和能力、情感等心理因素将影响其对外政策，因而领导人更迭可能带来对外战略的巨大波动。从该视角出发，精英及政党面对威胁的分歧与共识、对他国认知的转变、对外部威胁议题的操控等因素直接推动了澳大利亚的对外战略选择。此外，某些澳大利亚媒体、智库受利益集团、外国政府及跨国公司的资助，成为渲染威胁话语的主力军，对近年来中澳关系的恶化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政治心理学路径强调领导人特质与偏好的作用。从对外决策的实施主体看，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总理发挥着关键作用。比如，从1940年代到1960年代长期出任总理的罗伯特·孟席斯（Robert Menzies）对英国具有深厚感情，奠定了澳对美依附和与英联邦同轨并行的外交基调；1960年代中期执政的哈罗德·霍尔特（Harold Holt）则对亚洲共产主义蔓延抱有极大恐惧，公然鼓吹所谓“两个中国”政策。也有学者指出，近十年来澳大利亚社会对所谓“中国威胁”已有某种共同感知，领导人更迭不会造成对外战略突变。尽管自由党和工党分别倾向于西方认同和中等强国定位，但当多重利益难以兼得时，遏制中国似乎符合两党共识。

精英威胁感知论从中观和微观层面考察决策过程，平衡了前两种分析路径对决策者能动性的忽视。然而，威胁认知作为对外战略选择的关键中介变量，单一的趋势分析难以解释多样化的选择，需进一步概念化或类型化。相关研究或关注威胁感知的生成，或探讨既定威胁对决策的牵动，仍需形成打通两个逻辑的完整机制。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学术界关于澳大利亚对外战略的解释已扩展到了国际环境、国家特性、国内政治及领导人认知等不同层次与视角。

比赛现场，为中国女足加油的的球迷真不少

三 澳大利亚对外政策孕育的三种不同角色

下面尝试深入剖析一下澳大利亚对外战略。

以中澳关系为例。作为第三方的澳大利亚在与中美的互动中逐渐形成了特定的战略选择区间。澳对美的追随在不同阶段具有程度差异：拓展联盟承诺范围、提升军事合作水平、主动支持美国全球战略等属于具有“依附性”倾向的紧密合作；而“自主性”更强的外交策略表现为联盟投入谨慎、在公开声明中弱化对联盟的倾向等。澳对华采取了制衡与接触（engagement）相结合的混合策略，可以以其策略选择的侧重来界定对华战略。

长期以来，对美关系和对华（或对亚）关系是澳对外战略的两条主线。澳大利亚往往在外部威胁显著高于联盟风险时向美国靠近，展现其西方价值认同和保守型角色；在地区局势相对缓和或联盟分歧上升时加强对华接触与地区合作，展现其中等强国定位和改革型角色；在国际环境处于过渡状态时采取平衡策略，展现其战略枢纽位置和务实型角色。

澳美联盟运作的成本考量。所谓联盟分歧，是指联盟成员国在对外战略重大事项上的不同意见。联盟的安全承诺和利益捆绑既是对外部力量的威慑，也意味着被盟国“牵连”或“抛弃”的风险。若第三方国家与某个大国存在联盟关系，联盟内部利益分歧较大将提升其维护联盟的成本，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弱国往往需要做出重大战略妥协或牺牲，严重时可能导致同盟解体。二战后，美国在亚太建立双边联盟体系，为自身利益和全球战略服务，澳大利亚在非对称联盟中长期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

在东南亚、南太平洋和东印度洋等“核心战略区域”，澳对亚洲国家的影响力扩张非常敏感，独立外交以来先后将日本、中苏同盟、苏越同盟、中国视为“威胁”。澳通过结盟获取安全保障，将对美关系置于对外战略中心，在联盟中施加巨大成本投入，因此联盟运作的矛盾会对其造成极大的利益损失风险。需要指出的是，在“联盟困境”的作用下，澳“被抛弃”的恐惧远远大于“被牵连”的恐惧，其“大国寡民”与海岸线绵长等特性导致其更担心因失去联盟而无法独立保障本土安全。

澳大利亚的对外政策孕育了三种相互竞争的角色。

“联盟追随者”是捍卫与盟友的共同利益、价值、秩序，维护联盟承诺并积极做出贡献的保守型角色，主要功能是支持盟主的外交目标与战略决策，特别是涉及本地区的议题及其举措。

“地区合作者”是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支持和推动合作制度并遵守规范的改革型角色，强调防御性和开放性，通常被描述为国际主义者、全球公民、多元文化国家等。

“东西方桥梁”是平衡西方认同与地区身份，强调全球利益、地区大国地位和自身特殊位置的务实型角色，反映出澳大利亚战略文化中结盟传统与“国防自主”、“大陆防御”与“前沿防御”的内在张力，本质上是一种“现实主义结盟文化”。

澳大利亚决策者在外部威胁感知更高时倾向“联盟追随者”角色，联盟风险感知更高时倾向“地区合作者”角色。

四 澳大利亚对外战略选择演变的四个历史阶段

二战以来，澳大利亚的对外战略大致经历了“同盟优先”“面向亚洲”“霸权副手”“印太旗手”四个发展阶段。各阶段反映出澳大利亚作为第三方国家不同的战略选择。

“同盟优先”阶段的“依附性制衡”（1945— 1972）。二战后，传统殖民帝国英法式微，美苏成为新国际秩序的主导者。在该阶段，澳大利亚对外战略前后分别有两个目标：寻求新的太平洋安全保障体系，介入东南亚事务并发挥更大区域作用，这些目标决定了澳大利亚的首要任务就是拥抱美澳同盟、维系美军事存在。

在联盟关系上，美澳享有着空前的战略凝聚力。澳渴望获得区域影响力且避免周边出现强国，唯一可能依附的对象只有美国。而对美而言，澳仅是其在次要战略方向上平衡对手的倚借对象之一。为了促成联盟，澳大利亚主动积极承担军事义务以展示“忠心”、换取“伟大而强有力的朋友”在未来可能的战争中的支持，即便在低制度化和不连贯的承诺下美国可能将其“抛弃”，其他联盟合作对象（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所涉及的地区冲突也可能将其“牵连”。换言之，该阶段美澳战略一致，与其说源于同仇敌忾，不如说是不对称的关系使然。

在威胁认知方面，排斥亚洲的心理和对共产主义的恐惧逐渐成为澳大利亚国内的压倒性共识。二战后，澳大利亚的对华认知经历了由同情、犹豫到敌对的转变过程。澳大利亚在老挝危机、中印边境冲突等议题上坚定支持美国，并以意识形态话语诋毁中国，称中国“鼓动共产主义运动”，“对地区构成最大安全威胁”，是“最可能进犯的敌人”。

该阶段的澳历届政府均选择“联盟追随者”角色。在太平洋战场中被英国“抛弃”后，澳真正意识到投入遥远的欧洲战场不能换取本土安全，于是将对外战略重心转至关系其生存的亚太地区。澳保守派精英为“拉住”美国而放弃了与新中国平等交往的可能。比较而言，1949年后失去执政地位的工党更早考虑开放包容的国际角色，将尽快承认新中国写入章程（1957），也提出抛弃歧视性移民政策（1971）。

1971年7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同期，澳工党领袖高夫·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作为反对党领袖“破冰”访华，令未收到盟友消息的威廉·麦克马洪（William McMahon）自由党联盟政府（1971—1972）陷入被动。

概括而言，该阶段澳大利亚的“依附性制衡”战略为澳带来安全收益，但也使其丧失自主性，巨大的权力位差导致美国几乎支配了澳大利亚的战略方向。

“面向亚洲”阶段的“自主性对冲”（1972— 1996）。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与70年代初期，中美苏“大三角”关系走向新的历史阶段，中美关系的逐渐缓和成为可能和现实。1972年主张“面向亚洲”的工党惠特拉姆政府上台，标志着澳对外战略转向“自主性对冲”。一方面，澳对美表现出更强的自主性，不仅迅速召回在越南（1971）和新加坡（1973）的军队，还超越美国授意与中国（1972）、越南（1973）及朝鲜（1974）等国建交。另一方面，澳主动促进中国融入国际社会。

在西方国家中，澳大利亚率先给予中国“发展中国家优惠贸易待遇”（1978）和发展援助（1981），制定促进双边贸易的“中国行动计划”（1983），率先受邀来华进行人权对话（1991）。在1990年代解除对华武器禁运问题上，澳保持宽容态度。保罗·基廷（Paul Keating）政府（1991—1996）在美国克林顿政府最终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决策中也发挥了积极推动作用。

1970年代，国际实力对比已呈现“苏攻美守”态势，苏联推进包围中国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中美达成反对苏联霸权的“统一战线”。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世界多极化趋势初显，亚洲经济展现出发展活力与潜力，澳大利亚极为重视与中国等亚洲各国发展经贸等合作。

在联盟关系上，美国的战略转向给盟友带来压力。美国在越战中的巨大消耗刺激了国内政治经济危机，为努力缓和亚太局势，争取战略恢复的空间，1969年尼克松宣布收缩亚洲力量，要求盟友和地区国家加强自主防御。对澳大利亚而言，这种被称为“尼克松主义”的美国“新亚洲政策”暴露了美安全保障薄弱、美澳战略重心彼此偏离等联盟风险，限制其多元利益诉求。澳随之转向“本土防御”， 澳大利亚推动防务自主并调整对美依赖，联盟分歧逐渐得以控制。

在安全局势方面，由于中美关系“破冰”并走向正常化，澳决策者对外部环境保持乐观态度。联盟关系上，澳大利亚的认知由理想主义转向现实主义。以核武器问题为例，尽管美国通过“延伸威慑”将“核保护伞”扩大到盟友范围，但澳大利亚认识到美国仅在危及自身利益时才会介入核冲突，于是既积极加入美国的核威慑体系，同时又主动在核裁军议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鲍勃·霍克（Bob Hawke）政府（1983—1991）将核不扩散政策置于外交政策的中心位置，促成《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的签署。1990年代，澳大利亚投入大量外交资本推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谈判，在后续建立全球核试验监测网络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澳大利亚精英认识到独立外交的时代契机，主动扮演起“地区合作者”角色。其首部《国防白皮书》（1976）中强调了从“前沿防御”到“大陆防御”的转向。在1980年代后的霍克、基廷工党政府执政时期，“中等强国外交”在理论和实践上均日臻成熟。加雷思·埃文斯（Gareth Evans）在担任外长期间（1988—1996）完成了“三大主义”的理念总结，即民族主义（独立防务）、国际主义（多边机制）和积极行动主义（“良好的国际公民”）。霍克政府在1985年组织“澳大利亚集团”防范化学武器扩散，协调生化领域出口管制；在1989年又首倡并推动构建了“亚太经合组织”（APEC），成功将中美纳入同一个地区经济合作机制当中。基廷政府强调“全面与亚洲国家接触”和“融入亚洲”，继续展现出多边合作的议题设置能力。

该阶段是澳大利亚与亚洲国家关系的黄金时期，中澳在各领域开展接触、达成谅解，澳在多边合作上的外交成就也丰富了“中等强国外交”的概念与内涵。

“霸权副手”阶段的“补充性对冲”（1996— 2017）。冷战的结束开启了美国的“单极时代”，但经济全球化的持续向纵深发展也推动着全球政治多极化趋势的加强。澳大利亚将21世纪描述为“亚洲世纪”，将同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作为对外战略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面对新局势，自由党领袖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主张澳充当美国霸权的亚太地区“副手”。1996年3月，强调在中美间兼顾平衡的霍华德带领自由党联盟赢得选举，组建政府，标志着澳的战略选择转向“补充性对冲”。

一方面，在中美产生分歧、摩擦乃至冲突时，澳均倒向联盟立场。如1996年台海危机或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中，澳都派遣军力配合美国；2011年之后，澳也多次批评中国的“东海防空识别区”（ADIZ）和南海维权行动；澳还在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中力挺菲律宾，公开支持美国所谓“自由航行行动”。

另一方面，澳在行动上保持基本审慎，为维系对华接触与经贸合作留有空间。2003年10月，澳邀请中国国家主席在联邦议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讲，此前仅有美国总统曾在澳议会发表过演讲。2005年访美期间，霍华德还曾积极游说，称中国的崛起对世界有利，同年正式承认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2015年，美军方透露计划在澳部署军机以向南海投射更多力量，澳谨慎予以否认并称在澳美军“并非要遏制中国”；同年，澳不顾美方反对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始国之一，签订《中澳自由贸易协定》并与中方接洽 “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合作。

中美在反恐“机遇期”后初显竞争态势，美澳则在凝聚“维护秩序”共识之后产生了新的分歧。地区局势上，中国日益融入现有国际体系中，中澳经贸合作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2007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澳最大的贸易伙伴。2011年前后，美国奥巴马政府开启“亚太再平衡”战略，在亚太区域增加军事部署。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竞争性有所上升，但两国仍可在机制化高层互动中保持管控冲突的默契。

在联盟关系上，冷战结束初期的美国亚太联盟体系因缺少对手而相对松散，奥巴马政府推动资源重置，强化与亚太盟国战略统筹，有利于巩固澳的区域“南锚”地位。但值得注意的是，澳并不希望自身成为以遏制中国为目标的战略框架的一部分，而是更倾向于包容性战略。因而，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战略意图以及限制对外承诺的“内顾”倾向日益明显，美澳联盟分歧也有所上升。

随着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澳决策者的外部威胁和联盟风险感知均上升，对外部环境的判断由收益预期向受损感知过渡。澳大利亚非常担忧“美国作为稳定力量的意愿或能力是否会减弱”，表露出对所谓“单极格局的终结”的不安。在奥巴马政府施加的“选边压力”下，澳政策界也开始反思联盟存在的必要性。

在对华认知上，澳大利亚存在某种“恐惧”和“贪婪”交织的复杂心理，称中国是有着“不同但密切”联系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在该阶段两度代表工党出任澳总理的陆克文（Kevin Rudd）曾直白地将这种心理表述为“无情的现实主义态度”，即在追逐利益、维持接触的同时持续防范中国。角色定位方面，澳决策者选择“东西方桥梁”角色进行“补充性对冲”。澳大利亚试图作为“缓冲区”增进“北方邻居”与“西方伙伴”的关系，获取安全、繁荣、自主性以及国际地位等利益，而在彻底失去平衡空间的冲突性事件中必须站在联盟一边。

值得注意的是，“大国平衡”战略更加考验领导人的协调动员能力，受国内政治短期利益裹挟的对外政策会给人“反复横跳”之感。霍华德政府之后，澳政坛明显陷入了日益严重的政党政治分歧与碎片化混乱之中，对外战略表现出规划不足与缺乏连贯性的隐患。陆克文个人对外交事务兴趣浓厚，以流利的汉语展现“中国通”形象，但其第一次执政期间（2007—2010）的对华政策却过分自信且欠缺理性，一度导致中澳关系恶化。2013年之后，自由党联盟再次掌权，托尼·阿博特（Tony Abbott）与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前后两届政府的国内基础薄弱，为对外战略上偏离平衡、极端选择埋下了种子。

也正是在该阶段，澳大利亚既可以搭美国“便车”提升影响力，又能借中国经济发展“顺风车”获得收益，实现了最大程度的风险控制。

“印太旗手”阶段的“主动性制衡”（2017年至今）。2017年以来，澳大利亚频繁挑起与中国的矛盾，中澳关系明显恶化。特恩布尔政府（2015—2018）支持并积极推进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所谓“印太”战略，大幅增加国防投入，污蔑中国所谓“胁迫性外交”“亚洲门罗主义”及“政治渗透”；2018年先后推动制定针对中国的所谓《间谍与外国干预法案》《外国影响力透明化法案》，在西方国家中开启了禁用中国华为、中兴科技产品的恶例。

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政府（2018—2022）则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层面反复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如2020年炒作“病毒溯源”问题，暂停与中国香港地区的引渡协议，借助联合国平台插手南海事务，提起WTO框架内的贸易控诉，中澳关系由此跌入谷底。

2022年，工党领袖安东尼·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在竞选辩论中猛烈抨击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的双边安全框架协议。胜选上台后，阿尔巴尼斯立即出席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QUAD）领导人峰会，继续推进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AUKUS）核潜艇合作项目。由此可见，该阶段澳大利亚自主采取外交措施对华制衡，“主动性制衡”战略仍具较强的延续性。

近年来，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显性化使得亚太地区的新旧问题集中爆发，美澳则在所谓“印太”战略上已形成了方向性共识。现实是，亚太地区中小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分别在安全和经济上有赖于美国和中国，但大国的“竞价”和“议题联动”制造出越来越强的“选边”压力。

在联盟关系上，特朗普时期的“退群”、施压盟友等单边主义做法对盟国利益和国际秩序造成破坏，澳对极端情况下联盟承诺的有效性存在极大疑虑。尽管如此，所谓“印太”概念提升了澳大利亚的区域地位，缓解了其在东西方之间的身份认同焦虑，美澳得以在存有不同内涵解读的统一战略方向下逐步走向聚合。

威胁认知方面，被塑造的“中国威胁”成为澳大利亚新的“政治正确”，部分掩盖或迟滞了联盟风险感知。早在美展开对华战略竞争之初，澳就开始考虑美霸权衰落并被取而代之的可能性，视此情形为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将威胁来源从直接安全危险上升为国际秩序失序的程度。2016年澳《国防白皮书》反复强调“基于规则的秩序”，认为美国的领导地位对澳大利亚的安全、繁荣以及全球秩序的稳定至关重要，而中国军事现代化可能挑战澳的地区优势。2017年澳《外交政策白皮书》称中国正在“挑战美国的地位”，导致“地区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发生变化”。

除外部压力外，特恩布尔任内的国内政治氛围进一步刺激了对华威胁感知。一方面，澳国内政治的保守主义色彩愈加突出，自由党政治人物叫嚣警惕对华所谓“过度依赖”。特恩布尔个人浓厚的商业背景、对中国意图的负面看法也使其在风险评估中更为极端。另一方面，执政党保守化也加剧了澳外交贸易部的“边缘化”，强调地缘政治竞争和国家安全优先的国防安全与情报系统在对外战略中占据强势主导地位。政治话语被媒体与学者进一步利用和渲染，“政治献金”“政治渗透”等话题甚嚣尘上，反华氛围渐成趋势。

对于美澳联盟，澳决策者不满美国对国际秩序的冲击，对2024年大选后如特朗普或共和党再次执政可能带来的对外政策调整持有忧虑，其国内也出现“与美国保持距离”的讨论，但这些关切在“反华”大环境下尚未得到更多重视和政策体现。2021年的民调显示，澳民众中将中国视为“安全威胁”者已从2015年的15%升至63%，而关于“联盟对国家安全重要性”的认可度则稳定在75%左右。澳大利亚积极推进所谓“印太”战略，扮演“联盟追随者”角色，以期利用“小圈子”解决“大环境”风险。

总起来看，近年来澳大利亚的战略选择源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激烈程度增加、可控性降低，决策者在“地区局势紧张—联盟分歧大”的体系压力下更加担忧所谓“地区主导权变化”的巨大风险。澳国内的政治动荡和缺乏事实依据的政策辩论加剧了其对外部威胁的焦虑和恐慌。政治精英则试图依靠“联盟追随者”角色来动员民众、回应盟友，最终导致“大国平衡”策略走向瓦解。

珀斯比赛现场：中国女足教练水庆霞

五 结语

澳大利亚作为中美第三方的战略选择，是其结构性因素与国内政治变量交互作用的结果。在美国推进所谓“印太”战略以及对华战略竞争的态势下，澳大利亚将继续从西方价值观与身份认同出发，警惕中国影响力、减少对华依赖。可以说，这是一个逐渐形成且相对稳定的趋势，是政党轮替等短期因素难以改变的。

2022年即中澳建交50周年之际，阿尔巴尼斯政府履新，这是澳近十年来首个工党政府，也是中澳关系恶化以来首个工党政府。从其对外战略选择看，阿尔巴尼斯政府的确展现出多元文化的认同和多边主义的偏好，在对华事务上做出了一些调整。两国关系相应地出现出某些积极迹象：领导人、外长及防长实现双边会晤，外事、经贸、教育等领域恢复了高层沟通，华裔背景的外长黄英贤（Penny Wong）完成时隔四年澳外长的首次访华，中澳高级别对话重新开启等。澳大利亚在外交上开始彰显某种灵活性，希望实现“不带来灾难的竞争”，甚至在美国默许之下可能对中国输送某些利益，但其对华制衡、对美追随的战略方向并未发生根本改变。

有学者分析，尽管难以期盼澳大利亚“重校航向”，中国仍可主动作为。从处理与第三方国家关系的角度看，关键在于引导其调整威胁感知及排序。第一，提升中美互动的可控性，通过大国协调缓解地区紧张局势。澳大利亚外部威胁感知显著上升的根源是体系转型的不确定性。中国可与美国保持战略对话，在双边、多边机制中就风险管理达成更多共识，向地区国家发出积极信号，达到增信释疑的效果。第二，利用已有地区合作机制，提升周边国家的收益感知。中国应继续在“一带一路”倡议、APEC、东亚峰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以及准备加入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合作框架中发挥积极引领作用，在为各国带来经济实惠的同时拓展新的合作领域。第三，回应美国亚太盟友和伙伴的核心关切，分化其针对中国的安全体系。面对澳在战略自主性与灵活性方面的长期诉求，中国可鼓励第三方国家发挥协调作用，反对美国破坏国际规则的单边行动，避免所谓“印太”战略联动并滑向极端。

也有人对中澳关系的前景持有更加乐观的看法。他们认为：第一，虽然华尔街国际资本集团对澳洲的渗透无孔不入，但并没有达到完全掌控澳大利亚内政外交的地步，在美国霸权一路走衰的当下，澳洲争取战略自主是大势所趋。第二，进入21世纪，美国霸权主义者的对外战略连续犯下致命性错误，比如与阿拉伯世界、伊斯兰世界为敌，北约持续东扩把俄罗斯逼到墙角，对中国全方位极限施压，美式核联盟的“核共享”升级为实质性核扩散等等。这些战略性错误，与美国内部党争以及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致使美执政当局及其背后的资本大佬们内外交困，澳大利亚精英甚至平民百姓都看在眼里，人们心中有数，且已经悄悄开始做应对预案，就像《乌托邦》的剧情再现。第三，美国霸权走衰无可争辩，美式民主制度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抛弃，只要中国保持战略定力做好自己的事情，有效反击美国的霸权霸道霸凌，既能打运动战又能打持久战，也许用不了多久，澳大利亚终究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做出符合澳洲人民根本利益的对外战略选择。

从历史视角看，21世纪世界开始翻天覆地的变化，历史新的一页被翻开了。曾经被西方征服或打倒的非西方国家群体复苏，重新回到世界舞台中央，文明平等的时代正在到来。这一历史进程发端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转折点出现在新世纪之初，时至今日，这个趋势已不可逆转。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人们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实不止一百年，而是又一个世界格局的大变动，从“西强东弱”转变成文明的平等和共同发展。澳大利亚精英层，包括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应早日放弃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中的糟粕，登高望远，放眼世界，顺势而为，西揽印度洋，东出太平洋，北向亚太，南接南极洲，确立独立自主的对外战略思维，最终破解澳剧《乌托邦》之问。

中国女足0：1惜败丹麦女足

同时，人们必须看到，中澳关系的改善绝非一日之功。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所言，如果以百年时间跨度来审视双边关系，过去几年发生的波折困难，并不能定义双边关系的本质，更不能因此阻挡中澳合作的步伐。过去几年的波折将化为经验教训，为成熟且富有韧性的双边关系增添新的注脚。

中澳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承认分歧仍存，但都带着坦诚对话的意愿，这不仅基于两国在经贸、教育、旅游、气候变化等多个领域广泛的共同利益，也基于两国人民的友好感情，中澳合作的基础仍然稳固。

历史总是惊人的一致。50年前，时任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顶着巨大阻力和干扰，带领澳大利亚同中国建交。如今，在中澳建交第二个50年的新起点上，检验远见和勇气的考题又一次摆在了阿尔巴尼斯的面前。

中国女足——铿锵玫瑰

当年被特恩布尔政府赶出澳洲市场的中国华为，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中国华为高端手机Mate 60 Pro横空出世，出货量已上调至2000万台，拟定9月25日举办新闻发布会。9月25日是一个什么日子？这一天是华为老船长任正非的女儿、华为高管孟晚舟被美加非法拘禁1028天后获释回国两周年的日子，具有标志性意义，而发布会将披露哪些具体内容更值得期待。9月12日，德国政府宣布，经过长时间的安全调查和评估，华为等中国企业的5G设备被确认没有安全隐患。面对这不亚于放了一颗“小型原子弹”的消息，不知道澳洲精英们将如何考量，能不能从对外战略选择的困境中彻底走出来？

（编者注：本文根据网友群友讨论意见和网络资料整理，仅供参考；部分配图源自网络；微信公众号”十全斗“原创 20230917）

澳洲并不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专有名词。在中文语境中，使用澳洲实际上是具有两个含义。

澳洲的第一层含义：澳大利亚联邦

第一层含义，相对比较狭义，是指澳大利亚联邦（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简称澳大利亚），也就是指的澳大利亚大陆及其附近的塔斯马尼亚等岛屿。澳大利亚领土面积大约是769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400万，首都堪培拉，四面环海，是世界上唯一国土覆盖整个大陆的国家。澳大利亚原为澳大利亚土著的居住地，17世纪初，被西方殖民者发现，1770年成为美国，英国殖民地，1901年，成为英国自治领，1931年成为英联邦内的独立国家。澳大利亚的国家结构形式是联邦制，由六个联邦州和两个领地组成，政体是议会制君主立宪制，英国国王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任命总督为其代表。

澳洲的第二层含义：大洋洲（Oceania）

在中文语境中，第二层含义是部分人在口头习惯上称大洋洲为澳洲。大洋洲陆地总面积约897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小的一个大洲，人口大约总数为2900万，也是除南极洲外人口最少的一个大洲。目前，大洋洲有14个独立的国家，即澳大利亚、新西兰、帕劳、密罗尼西亚、马绍尔群岛、瑙鲁、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瓦努阿图、图瓦卢、斐济、萨摩呀、基里巴斯和汤加。还有10个处在英美法等国管辖下的地区。地理上划分为澳大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新西兰、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六个区域。

那为什么在中文语境中为什么澳洲会有以上两种含义呢？原因就在于大洋洲中澳大利亚大陆作为大洋洲唯一一块大陆占了大洋洲897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中的769万平方公里，而在澳大利亚大陆上的澳大利亚联邦，又是大洋洲最有代表性的、最出名的国家。在日常的生活中把澳大利亚大陆和大洋洲混在一起用，也就不足为奇了。

澳洲和大洋洲是有区别的。澳洲的全称是澳大利亚，是大洋洲上的其中一个岛国。而大洋洲是洲，不是单独的一个国家，大洋洲(Oceania)，是世界上最小的一个洲;除南极洲外，是世界上人口最少的一个洲，位于太平洋中部和中南部的赤道南北广大海域中，在亚洲和南极洲之间，西邻印度洋，东临太平洋，并与南北美洲遥遥相对。

在澳洲读书工作的你，有没有被别人问到过，澳洲和澳大利亚到底有什么区别？

其实澳洲（大陆）与澳大利亚（国家）其实是不同的。

中文里，“洲”的意思是指“水中的陆地”，近代广泛作为“大陆”的简称，如非洲，南极洲。（见新华字典）

世界大洲（大陆）的划分，从地质学上来讲，澳大利亚以及周边的一些岛屿（不包括新西兰）是独立的大陆架，所以应该独立称之为澳大利亚大陆（简称“澳洲”）。

但是关于七大洲有没有“大洋洲”这点，国内教的并不错，只不过不准确而已。

七大洲指地球陆地分成的七大块，包括亚洲（英文：Asia）、欧洲（英文：Europe）、北美洲（英文：North America）、南美洲（英文：South America）、非洲（英文：Africa）、大洋洲（英文：Oceania）、南极洲（英文：Antarctica）。（维基百科）

大洋洲

大洋洲，意即大洋中的陆地。一般指太平洋的多数岛屿，但狭义上也指澳大利亚和新 西兰，太平洋东部的波利尼西亚群岛，中部的密克罗尼西亚群岛和西部的美拉尼西亚群岛。 过去，大洋洲也曾被称为澳大利亚洲，简称澳洲，因为澳大利亚的面积占了大洋洲陆地面积的85%。大洋洲的名称最早出现于1812年前后，由丹麦地理学家马尔特·布龙命名。

如果按照地质学上“大陆”来划分，那么里面应该是澳洲，而不是大洋洲，其中。其实欧亚也应该算是同一个大陆，不应该分为欧洲，亚洲。所以除了七大洲，还有“六大洲”的划分法，有的把南北美洲放在一起，有的把欧亚放在一起。(翻了一翻手边的Oxford Dictionary， 澳洲这块竟然标的是Australasia）。

那么“大洋洲”是什么样子的存在呢？参考Oceania 的定义，可见它不是一个大陆的名称，而是一个地区（Region)。按照联合国的世界划分，“七大洲”里面，澳洲这块是归入“大洋洲 Oceania”的。 参考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 Standard Country and Area Codes Classifications (M49)。

所以国内学的七大洲包括大洋洲，不是没有道理的。只不过这里的“洲”字应该作“地区”，而不是“大陆”来理解。

谢您邀请。“澳洲和大洋洲有区别吗？澳洲的全称是什么？”澳洲和大洋洲，在地理位置，范围，面积方面，基本上区分不大。只是不同时期的名称说法不同。原称澳洲，它的全称是: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Army Corps.意思是:澳洲与纽(新)西兰军团。(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范围，就是现在所说的，大洋洲(Oceania)，而今天的澳洲，指澳大利亚(Australia)这个国家。(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