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为什么对匈奴穷追猛打？为什么不以德服人？

汉朝对匈奴采取穷追猛打的战略是出于多种原因。

首先，匈奴是汉朝的威胁之一。匈奴是一支强大的游牧民族，经常进行掠夺和侵略行为，对汉朝的北方边境造成了威胁。汉朝为了保护自己的领土和人民，采取了主动进攻的策略，以削弱匈奴的实力，减少对边境地区的威胁。

其次，汉朝认为通过军事手段打击匈奴可以达到更稳定的边境状况。汉朝的统治者希望通过军事力量来确保边境地区的安全，以维护国家的繁荣和稳定。他们相信通过不断打击匈奴，可以减少匈奴的侵略性，并稳定边境地区的局势。

此外，汉朝也尝试过通过外交手段与匈奴和解。时至汉武帝时期，汉朝与匈奴达成过一些和平条约，试图通过外交手段维持与匈奴的关系。然而，这些尝试并不总是成功的，因为匈奴在很多时候并不信守协议，继续对汉朝边境进行袭扰。

在与匈奴的战争中，汉朝也意识到单纯的军事手段并不能解决匈奴问题，因此他们也尝试过以德服人的方式。汉朝曾通过婚姻联姻、赏识匈奴内部的亲汉派人物等手段，试图分化和削弱匈奴内部的统一力量。然而，由于匈奴的游牧民族特性和复杂的政治局势，这种策略的效果有限。

总而言之，汉朝对匈奴采取穷追猛打的战略是出于保卫边疆、稳定边境状况以及减少匈奴的侵略性威胁等多重原因。虽然汉朝也尝试过以德服人的方式，但在实际执行中遇到了许多困难。

春秋战国烽火连天，中原大地狼烟四起，几百年来战事不息，秦王朝昙花一现，在轰烈烈的农民起义下，很快土崩瓦解。西汉初年，百废待兴，国力衰弱，和亲政策也是出于无奈，白登山，一个让汉天子引以为耻，颜面扫尽的地方。

当年匈奴大举南下，气势汹汹，浩浩荡荡。不仅边关告急，就连首都长安也深受影响，严重威胁新生大汉王朝政权。放眼满朝文武，悠云惨淡万里宁，国内更是秋风萧瑟。紧急会议通宵达旦，开三天三夜，始终无退敌良策，再三天匈奴大军就兵临城下，边关战报哀鸿遍野，全是让人垂头丧气的惨败。高祖御驾亲征，部队西出二百里，被匈奴大军团团包围，在白登山上被困七天七夜，粮草断绝北风吹，漫天雪花衣裳单。高祖一夜愁白头，陈平献言，匈奴此番入境，不外乎多要金钱，粮草，美女。暂切答复他，留着青山在，君子报仇十年不晚，高祖拔出宝剑，一剑劈开碗口大悲树，我与匈奴势不量力，十年后匈奴如此树。匈奴单于收下十五万两银，三千马匹，粮五万担，民间少女无数。勉强答应放汉军一条生路，人困马乏，七万饥肠辘辘，衣冠不整的汉军，回到风高惨月的长安。

匈奴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世代生活在广阔的草原上，逐草而居，中原连年战事，无暇顾及到他，因此这些年，匈奴各部落得以快速的发展兴旺，人口爆增七倍，一直对中原大地有虎狼之心。特别是每年秋末初冬，狂风大作，枯草遍野，马匹牛羊无食料时，匈奴屡屡侵犯边关。今年尤甚。

汉朝几代帝王，铭记白登山之耻，卧心尝胆，发奋图强，武帝时，国家空前强大，卫青和霍去病越来越表现出卓著的军事天才，三军士气高涨，斗志昂扬。历史的天平倾向汉王朝，一雪前耻，宜将勇浪追穷寇，不可沽名作霸王。对匈奴穷追猛打揭开千里追袭的序幕。

什么叫“德”？如果仅仅把它理解为“品行”，难免肤浅，就不能洞悉汉匈战争的本质，更无法理解，汉武帝为何跟匈奴人打了四十年，既没有得到大漠一寸土地，还把富庶的大汉差点打亡了。

汉人大骂匈奴是强盗，似乎他们就是一个不开化的种，没办法跟他们讲“德”。那就讲一个反面的例子，南匈奴王室出了个伟人叫刘渊，西晋末年，他建立了一个叫“汉”的政权，史称“赵汉”。这位刘渊，汉学功底身后，儒家五经无所不通，他曾经批评周勃灌婴，说他俩不能帮助汉文帝创建教化。

刘渊的赵汉政权，虽有胡风遗存，但总的来说，完全是按中原汉民族的“德治”思想建立的。刘渊本人积极践行汉文化，比如他的孝行，一点不比汉人差，他母亲去世时，他“擗踊号叫，哀感旁邻”。

所以，匈奴也是人，也可以教化，“德教”对他们来说是行得通的。那么汉武帝为何不“以德服人”，教化的成本多低，何必劳命伤财呢？

首先我们要把握“德”本质，“品行”只是“德”的表征之一，是很少的一部分。“德”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治国理念，简单来说，它规定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如果不好理解，你可以对照“法制”，这是两种不同的理念罢了。

再举个具体一点的例子。比如“德治”讲究“仁义礼智信”，四书五经都围绕它，告诉你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法制”不管这个抽象的东西，你可以不仁不义，但是如果你的不仁不义损害了他人的利益，那就办你，以具体的条款约束你。

事实上，中国古代也有法制，因为越是到后期，“德治”越失去了效用，“德”慢慢成了高不可攀的自我修养目标，法就出现了。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德”是农耕文明的产物，是以家庭伦理结构为代表的统治秩序。“法制”是工业文明的产物，是以商业资本统领的社会治理模式。农耕文明社会结构简单，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交集少，相互依赖性差。这种模式不适应工业文明，所以必须重建。

再回到题干，匈奴人是什么模式呢？他们是落后的游牧文明，他们是“道”的社会结构，“德”不适合于他们。

“德治”的基础是“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匈奴人做不到，他们狩猎为生，不会种地，不会纺织，不会盖房子。气候好，水草丰美，牛肥羊壮，他们就活得逍遥自在，遇上天灾就喝西北风。

即便遇上好收成，他想用牛羊、皮毛跟汉人交还，还处于“不平等”状态，因为汉人对这些东西可有可无，汉人所拥有的东西却是匈奴人的必需品。这种不平衡，就带来“贸易逆差”。

请问以上两个问题，靠“德”能解决吗？

民以食为天，游牧文明的天然缺陷，决定了他们生存的艰难，所以对他们来，掠夺就是上天赋予他们的权利。这就是他们的“道”，原始的人类生存法则，弱肉强食。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我们会对牛羊鱼虾讲“德”吗？吃他们就是我们的生存之“道”，匈奴人就是这么认为的。不是人种问题，而是环境决定的，假如他牛羊肉永远吃不完，他也不会去掠夺你。

匈奴人也想通过贸易解决自身的不足，可惜汉人不买账，你那玩意不是必需品，没有议价权，跟你交易是给你面子，惹你大爷我生气，不跟你交换，饿死你！

这就是中原政权，经常跟游牧民族发生边贸冲突的原因。他急需，我们不给，给了也“压榨”他，人家把牛羊卖光，都换不来急需，不抢你才见鬼！

这种冲突其实跟“德”一点关系都没有，汉人也委屈，我也不是故意刁难你啊，市场供需就是这么个情况，大家谈不来就不做生意呗。匈奴急了，这不是生意，是我们的命。

对匈奴人来说，你掐着人家的命，跟人家谈“德”，这不很滑稽吗？

所以，从根子上将，汉匈的矛盾，不是“以德服人”的事，它是两种不同经济模式冲突的必然结果。清末西防入侵中国，其实跟这个是一回事。

南匈奴后来就变温顺乐呢？刘渊怎么就“德”了呢？因为南匈奴投降汉政权后，被定居在河套地区，这地方胡汉杂居，已经不是纯粹的游牧地区，农业文明发达。在汉人的影响下，匈奴人也拿起锄头，跨上织布机，他们也自给自足了。

汉武帝能做到“以德服人”吗？理论上可以，实际操作做不到。

当我们了解了“德”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一种生存模式时，我们就应知道，如果想让对方被“德”折服，那就要让他过上“德”的生活，让匈奴集体进入农业文明。

能做到吗？太难了！

漠北大草原，它就种不了庄稼，土质、气候都不行。中原平原是上天赐给汉人生存的宝，大草原上的人只能游牧，汉武帝能解决得了吗？

把匈奴人全部迁徙到汉地呢？你愿意，人家还不一定愿意。愿意的匈奴人也有，比如刘渊等，后来鲜卑等少数民族都迁过来了，最后都成了汉人。这个过程相当漫长，涉及到他们自身的裂变，以及与汉民族的关系变迁，汉武帝可以影响他们，靠他这一代人，根本承担不了这项工作。

这些都行不通，只剩下一条路：发展边贸，而且以“白求恩”的精神，打破供需，强迫汉民做“赔本买卖”，或者国家资助匈奴。你觉得汉武帝会这么干吗？有病啊，锤他丫的！

匈奴就如当今美国，他们尊从丛林法则，不讲诚信唯利是图胡言乱语，匈奴也是胡人，我们今天用语表达不诚实叫“胡说、胡来、胡扯、胡搞”，对他们用德用善能改变他们吗，一个字就是打，要打的他怕要打服他还不能心软，要一路追着打直到不再碰面为止。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就出自汉臣之口。匈奴居漠北苦寒之地，本是游牧之民，善骑射。遇天灾牛羊多被冻死，故四处掳掠，肆无忌惮。汉初，败高祖于白登，陈平以财货美女贿赂方才脱困；因不能敌其兵锋，故以和亲之策以羁绊。至汉武，国库充盈，故励训兵马，以雪前耻；遂倾国为，征兵遣将几十年，击破匈奴，扫荡胡尘。汉军踏破阴山，封狼居胥后，匈奴元气大伤，自然宾服，年年遣使汉廷朝贡，不敢兴风作浪。这叫恩威并施，怀柔万方，文武之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