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春秋时期盛行的车战最终衰落了？

车战是我国古代夏商周时期最主要的作战手段。当时一乘战车上有三名乘员，主将的位置居左，右侧位置是主将手下的武士，为“右”（或“戎右”），是战时的主力。在主将和戎右的中间是“御”，即驾驭马车的驭手。此外，战车前后左右，还有大约一百名徒步士兵跟随作战，保护车辆及乘员安全。这样一整套作战单位叫做一“乘”，也是春秋战国时期用以衡量一国军力的基本单位。

车战的作战方式是双方各自下战书，约定好作战时间地点和人数，届时双方摆开阵势，以战车对冲、车上甲士挥戈互啄的方式展开战斗，一个回合后重新整队，再次对冲，直到一方因训练不佳或伤亡较大、不得不退出战斗为止。

车战相对于其他的作战方式，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是突出精锐甲士(高等级贵族成年男子）的战斗力，有点类似于评书演义中的将领单挑。其二是战争动员人数不会太多，不用进行大规模征召，甚至大多数情况下仅凭国君直辖部队即可投入战斗。其三，战争地点一般是在两国交界地带的平原地区，加之人数有限，所以对社会波及较少。其四，战前战中及战后，有一整套繁琐的礼仪性规定，对战场行为进行匡范，比如不击半渡(敌人渡河时不许出击）、不获二毛(上岁数的中老年不得俘虏)等等，甚至追击敌军时还不忘帮助敌军修理车辆，无形中又进一步减轻了对社会的冲击及负面影响。一旦违反，将被其他国家视为蛮夷之国，外交商贸上会受到孤立，甚至导致灭国之祸。

那么，难道古人不知道全民皆兵的香吗？暴一大堆兵出来互砍多好?因为当时生产力水平较低，养不起太多人口，更养不起那么多不事生产只知作战的专业军人。但是呢，国与国之间的大多数纷争必须要解决，比如田地的纷争、水源的争夺、嫡庶的争权等等。远在陕西河南一带的天子，法理上可以进行仲裁，可在那个没有高铁飞机的年代，一去一回的时间，光一个一审就得起码大半年，你耗得起吗？于是，诸侯们只能采用车战这种互相都能接受、成本也不是太大、天子知道了也不会太上头的方式，来自助解决纷争了。

而随着时代的演变、生产力的发展、战争艺术的演绎，这种方式开始越来越多地受到了挑战。

首先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兼并的持续，让一些诸侯国具备了更强大的作战实力，车战这种小国也能玩的起的小规模战争，显然大国们吃起来已经不香了。先秦时代，中国有两次大规模的作物跃升，一次是小麦取代小米(粟)成为主要作物，另一次则是大米作为更高产作物，进一步扩张到长江淮河以内。两种作物的普及与推广，不仅改善了人们的生活，也极大提升了各国的人口数量，更扩充了常备军规模，超越车战的更大规模战争已蓄势待发。而在理论上，孙武系统整理了春秋以来的经典战例，提出了一整套超越了车战范畴的军事哲学体系，为日后大规模的诸侯之战打下了理论基础。

其次，在赵武灵王骑射前后，起源于北方的骑兵这一作战方式开始被列国所接受和效仿，相较于车战，骑兵更易获得更容易训练，甚至可以直接掏钱雇佣北方戎狄部队，而车战的驭手、甲士，他们的工作看似简单，实际上没有十年之功很难上战场。而骑兵除了冲击对战外，还具有远射、侦查、追击等多重功能，且不限于平原地带，可以在丘陵甚至山地也能一展身手。

第三，随着装备训练水平的提高，步兵也逐渐摆脱了战车附庸的地位，获得了独立的战场地位。孙武、吴起都是步兵战的高手，孙武严明赏罚、统一号令的军事思想可以短时间爆兵无数，而吴起则开创了职业步兵的先河。他首创的魏武卒，在今天看来仍是兰博一样的存在——“披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翻译过来就是，穿戴全部盔甲、拿着一百六十斤的强弩，带五十只弩箭、戈及三天的粮食，半天时间急行军百里，基本相当于全副武装十二小时完成一次马拉松的强度吧。

这样的军队，吴起训练了大约五万人，然后靠着这几万人，他创下了“大战七十二，全胜六十四，其余均解（不分胜负）”的战绩。三十年来，吴起率领魏武卒攻下函谷关，夺取了秦国黄河西岸五百多里土地，将秦国压缩到了华山以西的狭长地带。根据《吴子·励士》里的记载，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389年）的阴晋之战，吴起以五万魏军，击败了十倍于己的秦军，创造了步卒五万人、车百乘、骑三千，而破秦五十万众的战争史上的奇迹，也使得魏武卒一战成名。

随着步兵、骑兵的兴起，大规模的战争形态登上历史舞台，车战这种古老的君子之战，走向没落也就是时间问题了。

车战在春秋末期就已经不行了，因为春秋那帮货哪里是在打仗，根本是在开奥运会嘛，历史的发展也注定不可能让车战继续下去。

用战车打仗，这是周甚至更早商朝、夏朝时期绵延过来的一种做法，甚至可能在夏朝之前就存在。

早期的华夏民族还有一些游徙的习惯，当时的人们懂得利用马匹、牛等拉车，走哪儿算哪儿。

车是人的家，是床，也是作战的武器，首领贵族们将车作为了身份的象征和不可或缺的工具。所以今天有些考古认为，华夏的床榻其实是根据战车演变来的。

比如商汤伐夏桀，“殷汤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战于郕，遂禽。”

又比如武王伐纣，有“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

战国时期的人改进了战车的结构，让战车更轻巧结实，并设立了驭手、车左、车右以及伴随步兵的制度。战车还分为“攻车”、“守车”。攻车纯打仗，守车运输兼打仗。

驭手又叫“御者”，一般是主将负责，专门开车撞人；车左又叫“甲首”，负责战斗指挥，同时还负责用弓箭远程攻击。车右又叫“参乘”，他负责用长矛、长戈近战。

有些时候，主将不愿开车，也会调换座位，或者再加个人进来，名曰“驷乘”。

能上车打仗的，统统都是贵族或有能耐的勇士，他们在车上顶盔戴甲，张弓射箭，挥舞着长长的青铜戈，在约定好的合适战场上，对着敌军一往无前的冲过去。

而那时候的步兵呢，完全是给战车打杂的，他们负责保养和维护马匹，帮助贵族们穿戴盔甲，提供军械到武器刀粮草到医疗的一系列后勤服务。

然后他们还要配合战车发动进攻，围绕在战车周围执行号令，服从各种战术任务，包括去抵挡对方战车。

这种步兵就是战车上统治者的直属部队，他们与战车一起被称为“乘”，豪华的还带有辅助的后勤运输车或替换车，比如“千乘”，代表的是1千个战车编成部队，而非1千辆战车。

“乘”的概念其实很混杂，少的十个人左右，多的六七十人，再多了，一辆战车就指挥不过来了，不适应那种多部战车集群冲击的阵仗。

按战国《司马法》来看，一乘有25人，分为车下“甲士”7人，步兵17人，车上3人。

但是，在那个年代，战争完全是贵族们的一种政治“谈话”方式，他们秉承着各种高贵的节操和严格的规矩，谁违规谁就是不要脸。

所以那个时代的战争需要“约架”，双方商量好打仗的地方，还要派出“大使”与对方商量，开个宴会，讨论下这仗如何打。

比较“讲礼”的是，双方还会将自己的兵力分配、战车数量、率军战士的信息全告诉对方，比如：我方准备派XXX带10乘出战。

对方也会“讲礼”：哦，贵方派出的是很有名的勇士啊，我方只能试着与他比一比弓箭了，为了不让天下耻笑，我们也会出战10乘兵车。

最后皆大欢喜，两军便在约定地点布阵，直到双方都无异议了，都准备好了，才能开战。

此时战车们便带着扈从步兵，犹如脱缰的疯狗一样冲上去砍杀。

步兵队伍当然是挡不住这帮子装备刷到+9999的RMB亲爹，纷纷被撞得鸡飞狗跳，化为战功，车上那都是“战士”，光这个“士”就不是“卒”能企及的。

（这里顺带说一下，“卒”原本代表一种服装，《说文》曰：“隶人给事者衣为卒。卒，衣有题识者。”很显然过去的兵卒就是服侍战士的制服众。）

所幸战车的主要对手是对方的战车，两边会进行忘我的厮杀，直到一方翻车或车子断轴、人累趴鸣金。

战车之间的PK是春秋时期最热血沸腾的事情，“战士”们杀得你来我往，一会儿用箭射对方，一会儿想办法戳对方，车上多的是武器，长矛雄戟大弓大盾，武士们也训练有素技艺高强，再加上两边的鼓噪壮威，场面犹如史诗大片。

不小心翻车的，得看死没死，还能抢救的话，己方护卫的步兵便需要赶紧恢复战车的状态，把马重新套回来，把主子们抬回去，死了，那就收尸。

如此反复，直到双方马冲不动了，或者一方认输为止。

一方完全被打败的时候，“卒”们才能起到一点起哄以外的作用，他们这时候可以配合战车，撒丫子冲出去驱敌和抓俘虏。

当然，抓的多半是没车的对方的“卒”，想抓“車”可不容易，哪怕人家没车成了“士”也难，打不过，也轻易不敢打。

奴隶主之间的战斗，奴隶是没资格插手抢功劳的，亦没资格代表主子打，更不允许奴隶随意伤害奴隶主阶级，所以，连追击很多时候都不会有，对方打败认输了，己方就有礼有节的送对方走人。

非要追击出一口恶气的话，还有追击的规矩，比如“五十步笑百步”，孟子说的其实并非两个步卒跑步，而是指逃跑，你也跑了50步，都是逃兵，有啥资格笑人跑了100步的呢？

当时的规矩是，50步曰追逃，超过50步就不追了，再追你就是不要脸！所以，孟子笔下的那个50步小卒还是很聪明的。

一场仗算下来，战车总共就翻那么几辆到几十辆，车上仨神还不见得能死几个。

而且就这俘虏都有规矩，比如年纪大的就不能抓，得尊敬老人，应该放他回去歇养，免得惊怒而死。将领们也不能抓，都是体面人儿，你逮着恶心谁呢？这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

“战士”的特权还不仅于此，实际上真正讲规矩、有礼仪的车战比打武侠小说里打擂台还老实，一方受伤或翻车，战斗往往就不会再进行下去了，更不会有人来抓，他只需要垂头丧气的发个“认输”的表情，就可以回去疗伤。

这哪里是打仗？这搁今天叫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

晋楚之间曾经就表演过一个精彩的段子，连易中天教授都拿去讲了。

话说晋楚开战，晋军被打败，楚人是蛮子嘛，当即不要脸的追上去，眨眼间太原比亚迪就让东风雷诺撵上狂搞。

一不小心，晋军战车扎泥坑里出不来，眼看就要当俘虏。

结果楚蛮的战车一到：“拐子！你么昂鸟？么不跑了撒？”

晋牌车悻悻道：“熄活啊~跑个球！”

于是楚人下车帮助晋人把战车推出去，双方再继续上演极品飞车。

没跑两下晋人的战车又出了机械故障。

于是楚人又下车，帮助他维修整备，修好了再开始速度与激情。

楚人最终没能抓住晋人，因为跑出50步了，再追下去就是真不要脸，而蛮子也要脸的。

晋人走的时候留下了一句话：楚人这么会修车，都是逃多了练的吧？

真正惨的是那些随车的“卒”，苦活累活全都得得干，战车冲过来拿脸接，战车跑了靠脚追。

就像今天的0氪玩家一样，他们进有些游戏的唯一作用，就是陪RMB玩家受虐。

所以，战车简直成了荣光的化身，战场之王，堪称公元前700年的坦克。人们用千乘之国来表示诸侯王国，用万乘之尊来形容周天子，既是种形容，也是战车实际的发展。

这体现出周朝前后社会水平的进步，武王伐纣时“戎车三百乘”，到春秋已经是成千上万了。

但社会一发展，老旧的东西一般就会很危险。

尤其是战争进入“兵者诡道”的范畴中后，那种“周公义战”便成为过去式了，连孟子都说“春秋无义战”，那战国时代打仗该有多无耻？

过去贵族们要么沾亲带故，要么同属于王朝诸侯，彼此服从一套规则很正常。

在规则框架内，除非刀剑无眼，否则根本没必要打死打活。于是大家都可以装高尚，除了那些不懂礼貌的荆蛮之类！太不要脸了！

楚人也是一肚子苦水——我这到处是沼泽和丛林，车战？车你姐姐啊！还约战？约砲行不行啊！我要天天陪你们开奥运会早完蛋了，你看那晋国哪儿去了？

就连晋国也懂得怎么玩死别人的战车，找个树林，再施展一阳指——你过来呀！对方脑一热，全完了。

春秋末年的《孙子兵法》之类的思维也支持了“兵者诡道”说，总之，为了胜利，可以无所不用其极，败者再高尚也是没人权的。

晋人在与楚国争霸三次后，为了压住楚国，教导吴国“陆战之术”，其实就是教他们用战车。吴人表现的相当不错，他们成功的打击了楚人，还利用车战消灭了楚人的神箭手养由基，将这个善射者毙于乱箭之下。

养由基死前吐槽一句：“吴人居然也这么精于车战了！”

其实，与其说是吴人会车战，不如说是吴人也没“守规矩”开奥运会，他们没让礼法束缚自己的主观思维。

于是战争进入了一个非常不稳定的末期，随着周朝的逐渐歇菜，战火越烧越旺，诸侯们越来越喜欢争霸，白热化的冲突世界让翩翩君子之风的车战时代远去了。

随着步兵的扩张，昂贵的战车不可能完全的大规模普及下去，只能作为一种国力的象征物，所以步兵注定会成为靠人数堆积的主战兵种。

然后是胡服骑射，从赵国扩散的这股骑兵潮流，其意义不止于让人穿着短打骑马，它改变了军队的构成，也改变了战术战法，喻示部队走向了更实际，也更高水平的姿态。

早期骑兵队伍的扩大，迅速分薄了战车的地位，一来骑兵更机动灵活，他们适应于战场复杂的环境，战车却无法适应各种复杂地形。

二来骑兵更便宜，当时的骑兵只是骑马的弩兵或步兵罢了，人死了，马却能留下来，也不必建造和维护昂贵的战车。

三者战场上呼啦啦都是一大票人，这阵势，战车也冲不透了，贵族们更不愿在手下有几千几万人的情况下跑去耍无双。

而且，因为战车的过度嚣张，就如同今天的人制造出各种反坦克火力一样，当时的人们已经研究出了许多的对战车套路。

比如让步兵们扎些又大又沉的鹿砦，战车遇到这些东西根本无可奈何，靠参乘的戈矛是没办法拨拉开的，马匹也不可能撞上去，毕竟动力前置嘛。

或者在地上挖陷坑，坑都不用大，能让车轮子陷进去就行，然后全车的人都得下来“一二三…一二三……”

总而言之，春秋时大家还给对方个面子，网吧玩星际一样，矿吃完气采完约好了再打，战国谁还这么傻？只要人脑子一转，奥运会的规则一甩，能对付战车的花招多的是。

林冲！现在你的战车过不来了，你又能拿我怎么样？我用一万骑兵绕到你家后门抓你老婆，你又能拿我怎么样？

战车就这样淘汰了，仅留存了一部分，作为特殊兵种，时而明时而灭的出现在中国战场上，而且清一色的“守车”。

春秋时期一度盛行的车战，它最终走向衰落的主要原因，应该是当时各国都借鉴了胡人的骑射方式，兴起了更为方便灵活的骑兵。由于骑兵的出现彻底地改变了以往一直靠车战为主的战争形式和战争的走向。所以，以往各国之间靠大规模车战的战争形式也就宣告结束成为历史。

车战曾经是春秋时期大国相争战场上的绝对主角，但是到了春秋晚期的时候就逐渐走向式微，然而这并不是偶然，实际上正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带动的技术进步的表现，同时也是古代疆域扩张的表现，也是古代战争逐渐平民化的表现，。

首先，战车的最大优势就在于超越普通步兵的冲击力以及速度。然而在战国时期随着赵武灵王的改革“胡服骑射”以及秦国与边境少数民族的交流等等原因，骑兵的出现逐渐打破了战车在战术上的独家优势。单个骑兵不仅机动性更强，冲击力虽然不比战车但是也超过步兵，更重要的是，成本远低于战车，一匹马一个骑兵就可以成行，此外就是收到的地形限制越来越小。所以代替战车也是迟早的事情。到了汉朝的时候，几次对匈奴的战争中，可以说骑兵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次就是疆域的扩展，如果看春秋时期的各个国家的地图的话，就会发现早期的王国仍然是选在江河流域等低地，并且早期的战争目的较为单纯，因此一般作战的环境也都是开阔的平原，所以战车的战力可以说在这种状况下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然而，随着疆域不断的拓展，到了战国时期，战场的类型也不断的变换，山地、泽国等等，复杂的地形发展处复杂的战术，战车在复杂地形中就显得尤其的笨重且缺乏机动性。此外就是战国时期属于国与国之间的兼并战，决出胜负已经不是最主要的，攻城略地才是战争的重心。因此反而是步兵与骑兵更能适应多样化的战场，并且在这些战场上会发挥更好的作用。

此外就是战争的平民化。之所以这样讲，就在于，早期的战争其实就是诸侯贵族之间打群架一样，而战车这样操作复杂，且对装备要求高的战争武器，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负担的起的。因此当时只有贵族才能充任战车的车手，庶人还有奴隶并没有足够的资本来维持昂贵的装备。战国时期就不同，战事越来越频繁，对于兵力的要求也越来越大，军队不断的在扩充与消耗，在这样快的过程中，训练合格的战车车手已经是来不及的，时间成本与金钱成本都很高，因此，各国只能大批量的征招农民入伍。

首先要纠正一下问题里的不准确处：谁说车战在春秋后就衰落了？

比如汉朝时期，汉军决战匈奴的漠北大战上，关键时刻硬杠匈奴的，正是汉军战车里的防御杀器“武刚车”。魏晋以来的“偏厢车”，同样是历代军队构筑防御体系的必须武器。火器应用于战场后，“车战”更成了重量级角色。明清军队的多次大规模较量里，几乎都是火器战车的白热化对决。在1840年以前的中国古代战争史上，“车战”一直都是战场决胜的重要力量，从未衰落。

但是，如春秋时期那种，驾驶着马车冲锋的“车战”模式，在春秋年间之后，确实在战场上日益销声匿迹。到了汉代战争里，更是近乎完全绝迹。确切说来，是春秋时期这种驾车冲锋的“车战”，在接下来的历史里衰落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从春秋晚期起，中国古代战争的基本模式和技术手段，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根子上的一条，就是“春秋车战模式”背后的制度局限，在从西周至春秋的漫长历史里，战车冲锋的作战模式，根子上是奴隶制社会里的等级制度。能够在战车上作战的甲士，基本都是贵族成员，而在战车边辅助作战的步兵，则多是下层自由民甚至奴隶。但是到了春秋晚期，这种森严的等级早已近乎空文，旧的奴隶主阶层日益瓦解，新的地主阶层正在华丽逆袭。说句寒碜话，以往有资格上战车的甲士，春秋末期是越发难找了。

但更重要的事实是，就算春秋晚期，能凑齐战车上的甲士，驾着战车冲锋陷阵，也已经越发成了送死——因为作战的技术条件已经不一样了。

首先一条，就是战场的变化，春秋年间的战争，主要集中在中原平地上，正好发挥战车的碾压功能。但是到了春秋晚期，战场区域已经空前扩大，原先的春秋礼数更是再也不讲。打仗就是你死我活的攻城拔寨，功能单一的战车冲锋，在山地战攻坚战等特定战场上，作用已经大打折扣。所以各支有眼光的部队，都逐渐加大骑兵步兵的比例，缩减战车的比例。比如公元前405年，韩赵魏三国联合攻齐的大战，步兵为主的韩赵魏三国联军，就将齐国两千战车杀得大败亏输。

更重要一条，就是装备的进步。战车冲锋在春秋年间的所向披靡，得益于其强大的防护力与冲击力。但是在春秋晚期时，铁制兵器已经越来越多的踏上战场。弩箭技术更是突飞猛进，强大的新型弩箭，可以轻松射穿战车的防护。于是，原先无坚不摧的战车，上了战场就成了活靶子，自然就越发淡出了。

所以，在历史进入战国年间时，列国战场上的争锋，早就变成了步兵骑兵的较量，新型铁质武器更是大量涌现。战国的列国博弈，不止是权谋手段与粮草财富的较量，同样决定胜败的，正是这场以淘汰战车为主要方式的军事革命。最终彻底完成变革的秦国，成了这场群雄逐鹿里，笑到最后的一家。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道理。即使在那个科技落后的古代社会里，依然是硬道理。

作者：我方团队张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