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南担任战区司令，为何仅是中将军衔？

民国时期，国军中将多是出了名的！伪“剿总”副司令杜聿明是中将、兵团司令廖耀湘是中将、整编师师长张灵甫也是中将……大量的军长、甚至师长也是中将。国军的中将为何如此泛滥？其实，这些所谓中将，并不都是货真价实的中将，有的仅仅只是职务军衔而已。

国民政府建立之初，新军阀们各自为政，东北的张学良、山西的阎锡山、广西的李宗仁，还有“西北诸马”等等，仗着手里有枪有炮、割据一方，根本不拿老蒋的国民政府当回事。军衔也是如此，这些人是想怎么授就怎么授，客气点儿的还跟老蒋报备一下，不客气的压根儿就不搭理老蒋。比如西北诸马中的马步芳，就曾经和自己没成年的儿子授了个上校军衔！一时间，民国的将军多如牛毛，时人谓之曰“上校不如狗、将军遍地走”。

▲“西北诸马”之马步芳

再后来，老蒋似乎也觉得这样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搞了一场军衔改革，将军衔的授予权真正意义上“收归国有”了。军衔的授予权被直接归到了国民政府名下，由时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亲自签发授衔命令。同时，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设置了铨叙厅，专司军衔的评定与授予。将军军衔的授予流程大致是这样的：先由铨叙厅根据职务、资历、军功、学历等等，拟定授予军衔等级，经最高层研究、其实就是经过老蒋认可之后，再由林森以国民政府的名义签发授衔命令。这种由国民政府主席授予的军衔又叫铨叙军衔或叙任军衔，属于正式军衔，非经国民政府晋升、降级、褫夺，原则上不予变更。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

铨叙军衔的晋升必须满足一定的年限，经铨叙厅和国民政府走完全部流程之后才能予以晋升。同时，老蒋为了限制高级将领的人数，还明确规定了上将的员额，特例上将、一级上将和二级上将员额固定不变，有人死亡、退役或被褫夺军衔之后，才能予以递补。

可问题也随之而来，这次军衔改革之后不久，全面抗战便爆发了。一仗下来，一个团就只剩几个连排长的事情时有发生，增补的军官军衔如果再经过铨叙厅走流程，显然有些不合时宜了。于是，一种“简易流程”出现了，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直接签发命令，不需要经过国民政府主席，这类通过“简易程序”授予的军衔叫做职务军衔，通常与职务同时授予、同时使用，如中将军长、少将师长、上校团长……在职期间可享受相应待遇、佩戴相应军衔，一旦接触职务，职务军衔同时取消，仍然以铨叙军衔给俸。举个例子，一位铨叙军衔为陆军上校的上校团长，被火线提拔为了少将师长，他的职务军衔便是少将师长了，可以享受相应待遇、佩戴少将军衔。但如果被解除师长职务了，那待遇依然还是陆军上校的待遇，军衔也只能佩戴上校军衔。

此外，老蒋还规定，职务军衔止于中将，中将之上皆为铨叙军衔、没有职务军衔。这就造成了一个怪现象，伪“剿总”的副司令是中将副司令、兵团司令是中将司令、军长是中将军长、整编师师长是中将师长……大家的职务军衔都是“中将”。这也是民国后期中将泛滥的最重要的原因所在，其实这些人中很大一部分都不是真正的中将。比如廖耀湘在刚刚担任中将兵团司令时，铨叙军衔仅仅只是陆军上校而已。后来连老蒋都看不下去了，这才给他调了一级，晋升为了陆军少将。直至被俘，廖耀湘的铨叙军衔一直都是陆军少将，根本不是什么中将。后来功德林里的很多“中将”，其实都是职务军衔，铨叙军衔有不少只是陆军少将、甚至更低。再如张灵甫，阵亡之后才被老蒋追赠了陆军中将，而此前，这位整编师中将师长的铨叙军衔只是陆军少将而已。

▲佩戴“中将”军衔的廖耀湘

胡宗南的情况大体也是如此，职务军衔最高只能到“中将”。但折中方案还是有的，那就是“中将加上将衔”，这是学清朝和北洋的，上将名额固定，可符合晋升条件的确很多，怎么办？先给一部分人加上将衔、戴上三颗星，等有名额了再优先递补。“中将加上将衔”不属于职务军衔，应该算是铨叙军衔的折中方案，只授予资深的铨叙中将，不与职务军衔挂钩。后来胡宗南就被老蒋授予了“中将加上将衔”，这也是为何胡宗南在民国后期并不是陆军二级上将，却可以佩戴三颗星军衔的原因所在。

▲佩戴“上将”军衔的胡宗南

严格来说，这样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在全面抗日战争期间，大型战区的司令长官（称为司令那级别太低了），是必须由“挂三颗星”的将领来担任的，它可以是特级上将、陆军一级上将、陆军二级上将、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在换装四六式军服之前，上述四级军衔在领章的体现上，大略看去都是三颗星，尽管细节稍有不同。

（看领章）

顺便说一下，在1946年换装之前，只有特级上将（注意不分军种）的领章是特殊的，认真观察会发现，那个委员长的领章是有边框的。而其他“挂三颗星”的将领，领章样式基本没什么区别，所以“光板三颗金豆”的军衔，含义有三级呢。

由于铨叙军衔和职务军衔同时存在，因此抗战期间，绝对是“中将遍地走、少将多如狗”的情况。也就是说，从师长、军长、集团军总司令，再到战区副司令长官的职务，都可能出现挂二颗星的情况，当然其中大部分都是职务军衔。

比如死守常德的余程万，时任第74军第51师中将师长，没办法，余程万是黄埔一期生，比军长王耀武资格还老呢。而王耀武虽然也挂着中将衔，实际直到1944年晋升集团军总司令时，才真正获得“陆军中将”的铨叙军衔，包括他之前的中将军长、中将集团军副总司令，那都是职务军衔。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胡宗南挂了十年的两颗星（1935到1945），人家却是货真价实的“陆军中将”军衔，领章远比王耀武等人的“含金量”要高。胡宗南是黄埔毕业生中，1935年第一批获授陆军中将衔的。

不仅仅是因为得宠，主要还是军职较高和所谓的战功，是故要领先所有黄埔前三期毕业生，一个或者半个身位。当时能跟上胡宗南脚步的，只有王敬久、孙元良等寥寥几名实职师长，其他多为陆军少将衔，杜聿明才混个陆军上校。

在中将职务军衔和陆军中将衔混杂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出现职衔混乱，也为了方便指挥和管理部队，抗战期间先后划分的十二个大型战区，军事主官按规矩一定是“挂三颗星”的将领，如果没有达标，那就剩两个办法：要么暂时代理、要么研究晋衔。

因为既然挂上三颗星的，就不再有职务军衔那种“水货”的可能，注意陆军中将加上将这级军衔，那也是正儿八经的铨叙军衔，1936年是有专门条款的，可以理解为准上将或者候补上将。关于上将职务军衔，虽有个案，均属特殊人物和特殊情况，不影响上述结论。

比如那个委员长，曾先后兼任过第一战区、第三战区和第八战区的司令长官，一方面是人家喜欢抓军权；另一方面，确实是抗战初期，“挂三颗星”的将领数量有限且可用的不多，那就只好先兼着。

其他诸如一战区程潜（卫立煌、蒋鼎文）、二战区阎锡山、三战区顾祝同、四战区张发奎（何应钦）、五战区李宗仁（刘峙）、六战区冯玉祥（陈诚）、七战区刘湘（余汉谋）、九战区薛岳、十战区李品仙，以及抗战胜利前组建的十一战区孙连仲、十二战区傅作义，莫不是挂着三颗星。

（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

抗战爆发时，胡宗南的职务是第一军军长，其后升任第17军团长、第34集团军副总司令等职务，以正牌子陆军中将的军衔，担任这些职务一点没有问题。1939年8月任第34集团军总司令，成为黄埔生中第一个集团军总司令，但是距离战区级还差点意思。

1942年7月，胡宗南晋升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仍兼第34集团军总司令），无论是陆军中将或是中将职务军衔，当个战区副司令长官总还说得过去。不过在第八战区中的五名正副长官中，胡宗南仍然是小字辈，因为司令长官朱绍良是陆军二级上将，另外三名副司令长官分别是：

陆军二级上将衔的傅作义、马鸿逵和陆军中将加上将衔的盛世才，熟读民国史，当知这三位都是老资格的军人，辈份高于黄埔生。当然了，职衔和权力是不能完全划等号的，在第八战区中，却以胡宗南的兵权最重，甚至被允许在西安单独设立“副司令长官部”。

（马鸿逵）

换句话说，无论那个委员长如何信任胡宗南，碍于资历和军衔（其实两者是有关联的）所限，都很难迅速将其提拔为战区司令长官，必须得再熬一熬军龄，毕竟黄埔毕业才20年不到。职务军衔（中将以下）虽然泛滥，铨叙军衔还是比较正规的，从1935年起就没有乱授过。

1944年7月间，豫湘桂战役惨败，第一战区的老窝河南几乎全部沦于敌手，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大败而逃，双双被撤职。于是胡宗南奉命率兵东出，在豫西阻击日军，转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小胡同学以为，毕业正好20年了，应该可以扶正了吧？

还是没戏，委员长也不好公开破坏职衔的规矩，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任命下来时，不是胡宗南，而是他的黄埔炮兵教官陈诚，算起来那也是老师辈。胡宗南大为不爽，加之本来跟陈诚的关系就不好，于是躲上华山，不愿意在“小委员长”帐下听差。

（盛世才）

既然“天子第一门生”不乐意，况且手里已经握有四个集团军45万大军，加之陈诚要调回重庆接班何应钦，因此拖到1945年1月12日，重庆方面总算任命胡宗南为第一战区代理司令长官，掌握了该战区的全部军权。

虽然是真正的军事主官，毕竟前面加了个“代”字，为什么呢？还是因为胡宗南的军衔跟不上，只是个陆军中将。抗战期间大面积停止了铨叙军衔的晋升，胡宗南只能等等，另外三颗星的员额默认控制在60人左右，还需要排排队。

如此再拖到1945年7月31日，距离日本宣布投降之前仅仅半个月时，胡宗南终于正式成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也是黄埔生的第一个所谓“战区司令长官”。

之所以给转了正，一方面是代理职务半年多，资望差不多了，另一方面就是抗战胜利前夜，铨叙军衔的晋升有松动了，胡宗南有机会加上那颗星，而且是内定了的。

（陈诚）

不过“陆军中将加上将”衔那属于高级军衔，不是单凭委员长的一纸任职令就可以的，一定得走必要的程序，如此折腾到同年10月3日，胡宗南总算盼来了第三颗星，获得了“陆军中将特加上将”的军衔，实现了职衔配套。

总体来看，在八年抗战期间，胡宗南其实不算真正的“战区司令”，重要原因就是军衔和“资望”差点意思。而当他在抗战胜利前后，终于得到这一职务时，军衔已经水涨船高挂上三颗星了，出现三个月的时间差，只是程序问题。

无论是副司令长官、代司令长官，都不算真正的“战区司令长官”，挂中将军衔并没有破坏规矩，因此这才是如题不太准确的原因所在。事实上，当时的战区副司令长官，也以挂三颗星的占绝大多数，二颗星想当司令长官，根本没戏。

1947年3月，胡匪军攻入延安时，胡宗南并没有晋衔，只是得了一枚勋章而已，因为他晋升“中将加上将衔”还不到两年，不仅停年欠缺，也不合规矩。前面说过了，陆军二级上将不是随便乱授的，得守规矩还得有空位置。

理论上说，胡宗南在解放战争的中后期，确实是有机会晋升陆军二级上将衔的，毕竟军权很重且已经混到了三颗星，同时二级上将也有出缺的情况。然而从1947年夏天以后，胡宗南连吃败仗损兵折将，被我西北野战军打得丢盔弃甲，他的校长实在没好意思再提名。

直到1955年9月，逃离大陆的胡宗南重被启用，出任“澎湖防卫司令部”的司令官，各方面条件都够了，才晋任陆军二级上将，这也是他生前的最高军衔。1962年2月15日，胡宗南死后，才被追晋为陆军一级上将，搞清楚那已经是“追晋”。

黄埔军校学生，资历在国民党将领中，太浅了，不可能军衔很高的。即使是胡宗南，身为战区司令，最高军衔只能是中将加上将衔。要当真正的上将，必须要是黄埔军校教官出身，或者是保定军校毕业生。如白崇禧，陈诚，钱大钧，蒋鼎文，刘峙，张治中等。

需要澄清一下，胡宗南不是战区司令，他只是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国民党的战区司令最低都是二级上将。比如四大剿总：

东北剿总（1948年1月17日-1948年11月16日）司令卫立煌（二级上将）

华北剿总(1947年11月-1949年1月31日)司令傅作义（二级上将）

徐州剿总（1948年6月-1949年1月6日）司令先是顾祝同（二级上将）（临时代理过两个月），刘峙（二级上将）。

华中剿总（1948年6月-1949年4月）白崇禧（一级上将）

付赠：四大行营（辕）主任：

北平行辕（1948年2月撤销）主任李宗仁（一级上将）

西北行营（1949年2月改称）主任张治中（二级上将）

广州行营（1949年2月撤销）主任张发奎（二级上将）

武汉行营（1947年7月合并到华中剿总）主任程潜（一级上将）

五大军政长官公署（1949年二月取代原剿总和行营（辕）设立）：

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原华中剿总）白崇禧（一级上将）

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原西北行营）张治中（二级上将），马步芳（中将加上将衔）。

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张群（未授衔），顾祝同（二级上将，临时代理），胡宗南（中将加上将衔，临时代理）

华南军政长官公署余汉谋（二级上将）

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陈诚（一级上将）

主要绥靖公署（1946年8月-1949年2月）

张垣绥靖（1947年11月合并到华北剿总）公署主任傅作义（二级上将）

保定绥靖（1947年11月合并到华北剿总）公署主任孙连仲（二级上将）

太原绥靖（1949年4月太原解放而撤销）公署主任阎锡山（一级上将）

西安绥靖（1949年4月迁往汉中南郑，10月汉中解放而撤销）公署主任胡宗南（中将加上将衔）

汉中绥靖（1948年4月撤销）公署主任蒋鼎文（二级上将）

武汉绥靖（1946年5月升级为行营）公署主任何成濬（二级上将）

郑州绥靖（1948年6月合并到徐州剿总）公署主任刘峙（二级上将）

徐州绥靖（1948年6月升级为徐州剿总）公署主任薛岳（二级上将）

重庆绥靖（1949年5月撤销）公署主任张群

滇黔绥靖（1947年2月撤销）公署主任龙云（中将加上将衔）

桂林绥靖公署主任夏威（中将）

福州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二级上将）

衢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二级上将）

广州绥靖（1947年9月升级为行营，1949年2月行营改称华南军政长官公署）公署主任张发奎（二级上将），宋子文。

老胡资历太浅了，也是个庸才，不过到了1945年已经晋升到了上将军衔，黄埔一期毕业生中他已经是唯一授上将军衔的了，很多战功显赫的黄埔一期生像关麟征，杜聿明，郑洞国，陈明仁，宋希濂都到1949年还是中将军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