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38年，商鞅起兵谋反被杀，死后其尸身被带回了秦都咸阳，以五马分尸示众，行刑后百姓们拍手称快，守旧贵族们弹冠相庆。

秦惠文王踩着商鞅用血铺就的霸主之路，稳稳地坐上了秦国君主的位置。

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西周的诗酒年华早已成为了昨日的美梦，中原大地上到处都是鲜血横流的战场，列国连年混战，为了抢夺地盘，尔虞我诈，如同嗜血的恶狼，互相厮杀。

列国当中，唯秦最弱，居于西陲之地，被贴上了野蛮的标签，各国都不屑与秦国为伍。列国卑秦已久，百年来士子不入秦已成列国共识。

可是，商鞅的到来让秦国一扫往日颓废的局面，将它从灭亡的边缘拉了回来，甚至还一步步走向了强盛。百年后，秦始皇更是带领百万雄师，横扫六国，一统天下。

可是，当秦国正一步步走向强盛的时候，商鞅却在封地起兵谋反，被秦惠文王起兵反杀，尸体更是遭受车裂之刑。

那么，为秦国鞠躬尽瘁的商鞅为何会落此下场？商鞅死后，秦惠文王为何还坚持沿用商君之法呢？这一切，还要从他出走魏国说起。

01

投奔秦国

公元前361年，春寒料峭的夜晚，魏国丞相府内气氛有些紧张，相国公叔痤正躺在病榻上养病，路过的仆人都轻手轻脚，来去匆匆，生怕扰到了这位大人物。

突然，寝殿的朱红色大门被推开，一个高大的身影从门外走了进来，随后坐在了公叔痤的床榻边，烛光闪烁，温热的光喷洒在男人的脸上，他便是魏惠王。

眼见公叔痤已然病得下不来床，魏惠王忧心忡忡道：“丞相，魏国可不能没有你啊，你要走了，寡人可怎么办啊！”

公叔痤闻言，断断续续地回道：“大王不必担心，我有个学生名叫商鞅，现在是我的侍从官，此人是个奇才，大王放心将国事交予他处理。”

公叔痤的时间不多了，他想借此机会将商鞅扶上魏国丞相的位置，辅佐魏惠王。可是话刚说出口，魏惠王就一言不发，紧锁眉头，他知道这事没戏了。

“如果不能用他，就将他杀了吧，一定不要让他走出魏国。”

魏惠王的脸上还是没有任何表情，坐了一会儿后，扔下一句：“好好养病！”就离开了。

走出相国府的魏惠王不禁喃喃自语道：“好好的一个人，怎么生了场病之后，竟有些疯癫了呢？”

商鞅是卫国人，本姓公孙，据说是卫国国君的后代。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公叔痤身边当个小小的侍从官，在魏国没有任何资历。

所以，即便是公叔痤亲口推荐，魏惠王也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任用一个毫无根基的外国人。可魏惠王看不上，不代表别的君王看不上。

在魏国的西面，有个邻居叫秦国，秦国的君王秦孝公年轻而富有野心，可他的国家始终徘徊在灭亡的边缘，其他六国连个眼神都不屑于给他。

皆以夷狄同秦，摈斥之，不得与中国之会盟。

在当时的六国诸侯眼里，地处西陲的秦国如戎狄杂居，好勇斗狠，像是未开化的野兽。被人如此瞧不起，秦孝公心里极度不甘。

两百六十年前的秦国是何等辉煌，东平晋国之乱，西霸戎狄之地，更是将河西之地收入囊中。可如今，大片国土被抢，秦国在周天子和六国诸侯的眼中就是个蛮子。

既然如此，你们看不起我，我就挖你们的人才，壮大我秦国。于是，秦孝公向列国所有人发送了招聘通知，美其名曰求贤令：

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徒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大致意思就是，列国诸侯抢了我的土地，还连带看不起我的人，我现在要收复失地，若有能人异士能献上强国大计，壮大秦国，我必定封侯拜相，赐予土地。

求贤令很快就发到了魏国，商鞅一看，还是秦国适合我，于是，在公叔痤死后不久，商鞅就怀揣着求贤令和李悝的《法经》，渡过波涛汹涌的黄河，来到了秦国。

此时的魏惠王早就将公叔痤的嘱托抛在脑后，压根忘了有商鞅这号人，使得商鞅顺利地走出了魏国的边境。

商鞅跨在马背上，心中理想的火苗不断升腾，他回望来时的路，下定决心，不实现理想，绝不东归，若有朝一日踏入魏国，必定是为了征服和杀戮而来。

商鞅的此番决心若是让魏国人听到了必行笑掉大牙。当时的魏国，经过吴起的变法，训练出了一支精锐步兵魏武卒，这支军队曾创下一战未败的惊人记录。

凭借着这支精锐部队，魏国直接大军压境，秦国眼见打不过，割让了黄河西岸的五百多里国土，自己则被迫迁到了华山以西的狭长地带，苟延残喘的活了下来。

秦国想征服魏国，简直是痴人说梦。可坏就坏在秦惠王这人太过自信，坚信有了魏武卒秦国肯定不敢蹦哒，于是就放松了对秦国的钳制。

这么一来，秦国从无限的压迫中嗅到了一丝生机，而商鞅的到来让这次生机无限放大。

商鞅也不是书呆子，来到秦国后和秦孝公的宠臣景监攀上了关系，通过景监的引荐，商鞅第一次见到了这个敢向东方六国挖墙脚的年轻君主。

秦孝公见到商鞅后直奔主题，问了一个问题： 列国纷争，秦国当何以自处？

商鞅沉思片刻，回答道：“各诸侯国为了一座城池，一方土地，彼此间你争我夺，尔虞我诈，皆因人心思变，贪欲是无穷的，而秦国应当反其道而行之。”

秦孝公好奇地问道：“该如何反其道而行之？”

商鞅侃侃而谈，将自己的帝王之道说了出来：“因效仿黄帝、炎帝，行帝道，顺天而行，无为而治，百姓安居乐业，军士解甲归田…………，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秦国必强！”

商鞅搬出了五帝之道，侃侃而谈，居然将秦孝公说睡着了。这次会面的结果可想而知，秦孝公以为商鞅是个骗子，满口帝王之道一点用都没有。

景监见君上对商鞅的五帝之道不感兴趣，于是想让商鞅离开，可商鞅却再次求景监为他引荐，希望能跟君上再谈一谈。

景监心想，若事情有了转机，日后也能多个盟友。于是，在景监的劝解下，五日后秦孝公再次召见了商鞅，想看看商鞅是否还有高见。

这次，商鞅又搬出了王道之论，表示，若能用孔子的兴国之道，秦国必将成为礼仪之邦。可不待商鞅说完，秦孝公就冷哼道：“若食不果腹，破衣烂衫，文明礼仪又有何用？”

商鞅随即沉默不语，秦孝公见状，挥了挥手，将商鞅赶出了大殿，这次，他怒火冲天，将景监也骂了一顿，是不是脑子出了什么问题，一次又一次地为商鞅引荐。

同上一次一样，被赶出来的商鞅还是厚着脸皮再次求到了景监面前。这次，商鞅不再遮遮掩掩，直言要与君上讲一讲霸道。

也不知道是商鞅特别会忽悠人，还是景监特别看重商鞅，冒着被秦孝公斥责的风险，景监第三次将商鞅带到了秦孝公的面前。

秦孝公见商鞅如此执着，不禁有些好笑，问道：“先生这次有何高见啊？”

这次商鞅也不含糊，直奔主题道：“君上，今日我们来讲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五霸之道。”

见商鞅提到穆公，秦孝公不禁感慨道：“自穆公去后，我秦国再也不复往日雄风，也不知道我有生之年，能否振兴秦国。”

商鞅见状，心下更加明了，掷地有声地说道：“君上，秦国再现五霸雄风。秦国如今虽弱，却有沃野千里，居华山天险，易守难攻，与戎狄为伍，民风彪悍，能练强兵，君上有一颗称霸列国的帝王之心，若能辅以臣的法家之术，何愁大事不成。”

法家之术，强国之术，这是商鞅手中的王牌。在当时，各国诸侯皆是以人治国，遇贤明君主则国盛，遇守城之主则平庸，遇残暴之主则国灭。

而法家思想讲究的是以法治国，上到君王贵族，下到平民百姓，事事皆以法令行事，如此，整个社会都会以法令为依据有序发展，不会因为出现不贤的君王而导致国家大乱。

商鞅的话说进了秦孝公的心坎里，这不就是他想要的强国之计吗。

当时，周氏衰微，各诸侯国都在拼命抢夺地盘，扩张生存空间，秦国被挤压得毫无还手之力，随时走在灭亡的边缘，他要的就是这样立竿见影的强国之道。

他看着眼前这个年轻人，原来以为是个青铜，没想到是个王者。就这样，一个胸怀霸业之心的秦孝公和掌握着法家治国之道的商鞅一拍即合。

一场以法家思想治国的变革已经悄然形成，即将席卷整个秦国。

可是，秦孝公同意了，秦国的大臣们未必同意，守旧的权贵未必同意，乃至秦国的百姓也未必同意。根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

卫鞅欲变法，秦人不悦。

当时的秦国长期与戎狄为伍，很难适应中原的那套制度。所以，想要将变法顺利地推行，光得到秦孝公的支持是不够的，还需要得到诸位大臣的支持。

这一日，商鞅早早起床梳洗，随后直奔秦王宫方向，今天他要去参加一场史无前例的辩论，他要用他的三寸之舌撬动秦国大臣们守旧的思想，这场辩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大殿之上，列位臣工早已站定，秦孝公坐于高位之上，朗声道：“今日早朝，只议强国大计，商鞅献策欲变法，诸位可畅所欲言，恕尔等无罪。”

秦孝公话音刚落，便有大臣走出来反对道：“天下诸侯皆以古法治国，臣从未见过哪个国家动荡不安，反而是那些总想着改革的倒会闹出一些乱子来。”

商鞅随即也反驳道：“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不以常人之法本就会惹世俗非议，成大业者不与世俗合流，不与常人共谋，只要能使国家强大，不必非要沿用旧法，只要能够利于百姓，就不必遵循旧的礼制。”

商鞅这一番聪明者不与愚人共谋的挑衅言论一出，满朝哗然，朝臣们纷纷开始攻击商鞅。

“你一个卫国人，难道比我们这些秦国的臣子还懂秦国的形势吗？”

“弃祖宗家法于不顾，倒施逆行，是何居心？”

“我秦人岂是人人都可捏的软柿子，不容你在这妖言惑众。”

见众人在朝堂上吵作一团，没个结果，太师甘龙制止道：“请大家稍安勿躁，听我辩一辩。”

随后，他对商鞅说道：“客卿所言我不赞同，真正的圣人不用移风易俗便能教化民众，真正有智慧的人可以改变成法就能天下大治，使用成法就能治理国家，不但百官顺应，人民也能安定。”

商鞅毫不退缩地继续反驳道：“先生所言，世俗尔，普通人安于旧俗，书呆子拘泥于书本，这两种人奉公守法尚可，却不能和他们讨论变革。聪明的人制定法度，愚蠢的人被法度制约；贤能的人变更礼制，寻常的人被礼制约束。”

商鞅的一席话让甘龙无话可说，时任司空的杜挚又站出来辩驳道：“古人有云，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古法没有过错，遵循亦不会出现过失。”

商鞅见大臣们都是一成不变的发言，瞬间失去了耐心，厉声说道：“治理国家怎可一成不变，守旧必不能强国，夏殷便是前车之鉴，而汤武之所能王天下是因为敢于改变。所以，反对旧法不应被非难，沿袭旧法也不值得被赞扬。”

商鞅的质问响彻大殿，保守派还想再继续反驳，却只听秦孝公哈哈大笑道：“商鞅说得好！”

秦孝公已然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变法势在必行，众大臣见状，也不再辩驳，以沉默收场。其实，秦孝公安排这场辩论是有私心的。

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

自古变法者都没有好下场，他了解这些守旧贵族们的手段，关系错综复杂，阴谋潜滋暗长，此前的两代秦王便是死于世族权贵之手，他不想步先王的后尘。

所以，他不能正面得罪这些守旧贵族们，他深知，若是将自己处于暴风之中，稍有不慎，便是粉身碎骨，他只能试探一下贵族的态度，也顺便试探一下商鞅的决心。

好在，商鞅没有让他失望，他相信商鞅能强大秦国，不负他的期望，而他只要坚定不移地站在他的身后，全力支持他便可以了。

秦孝公要的就是商鞅这样面对守旧贵族毫不退缩的勇气，他知道，只有砍去他们的臂膀，刺穿他们的心脏，秦国才能真正强大起来，而商鞅就是那把最锋利的刀。

02

商鞅变法

公元前356年，商鞅被任命为左庶长，开始主持变法。

一日，秦国国都栎阳城的南门外竖起了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四周围满了看热闹的百姓，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着。

不一会儿，一位白衣官员前呼后拥地登上了高台，此人便是新官上任的商鞅，见气氛已经烘托地差不多了，商鞅高声说道：“只要有人能将这根木头从这搬到北门，我赏十金。”

闻言，围观的老百姓一阵骚动，开始议论纷纷，却无一人敢上前，商鞅见此情形又大声说道：“谁来？我给五十金。”

终于，从人群中走出一个人来，这五十金的诱惑足以让他冒一次险。

在众人的质疑声中，他成功将木头从南门搬到了北门，商鞅见状，大手一挥，将五十金赏赐给了他，围观的老百姓顿时一阵惊叹，随即又陷入后悔之中。

这便是徙木立信！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这是商鞅走的第一步，他要立信立威，他要让老百姓知道，只要是他商鞅说过的话都要相信，他商鞅颁布的法令都要遵循。

商鞅这一举动在守旧贵族看来就是妥妥地阴谋，想让他们完全听从商鞅的法令，简直是痴人说梦，质疑声一片接着一片飞向商鞅。

可商鞅不在乎，他第一步就是要削弱并剥夺这群守旧贵族手中的权力。

当年，周天子分封天下，这才有了齐、楚、秦这些诸侯国。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诸侯国的势力不断做大，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的权力被架空，诸侯国掌握了话语权。

而各个诸侯国也存在相同的问题，各国的君主为了笼络有功之人，将国家的土地不断分给士大夫们，这些人坐拥权力后，开始欺上瞒下，利欲熏心，威胁王庭统治。

当时，晋国就被他的三个大夫韩、赵、魏给分了，齐国则由田氏做大，最后篡夺了江山，秦国的症结也在于此，民和财都集中在贵族手中。

所以，只有将他们的权力削弱，才能解决最根本的问题，不然，秦国就只能等着被大臣们瓜分，或是在诸侯混战中走向灭亡。

很快，他就颁布了第一条法令：

令民为什伍，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

变法的第一条就是将老百姓十家编成一什，五家编成一伍，互相监视检举，一家犯法，十家连带治罪，为此还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顶、抽肋、镬烹之刑，此谓“什伍连坐”。

秦有刖刑，称断足或称斩趾。“五人盗，赃一钱以上，斩左趾”——《秦简》

商鞅执法严苛，手段残酷，一直为世人诟病，称他是重刑重罚的罪魁祸首，可是，这对于有灭国危机的秦国来说是非常有用的。

在当时社会，人口是第一生产力，开垦土地、耕种粮食需要人，当兵打仗、保家卫国需要人，秦国有多少人？秦孝公不知道！这些人产生多少税收？秦孝公也不知道。

可等到要打仗修水利需要钱的时候，各个贵族就开始哭穷，找谁要钱都费劲，更可气的是，秦孝公明知道他们有钱，却也无可奈何。

所以，为了能摸清秦国的人口数量，商鞅第一件事情就是令民为什伍，百姓登记造册，这样的话，权贵们再也不能隐瞒人口，瞒报税收，相当于将民都集中到了君主手中。

贵族们没有油水可捞了，势必会针对商鞅，于是他提出了第二条法令：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

父子、兄弟到了年纪必须分家，否则就双倍收取他们的赋税。从一大家子变成了小家小户，发布征兵令和征粮令都能落实到户，如果有一家拖延，其他人为了避免连坐也会及时举报。

这样做的结果便是百姓的户数增加了，税收增加了，兵源也增加了，贵族们看似捞到了好处，可家族却因为分家，组织能力被打破，自身的反抗能力也一同被削弱了。

没过多久，商鞅就下了第三条法令：

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

建立军功爵制，意味着底层人民可以通过打仗建立军功获得爵位，贵族们几百年来的世袭罔替制度被打破，奴隶也可以翻身做贵族了。

可即便贵族们对这条法令颇有微词，可没有人敢出来反对。贵族之所以能享有特权，依托的是秦国的存在。当外敌入侵，毁城池，占土地的时候，贵族就需要出钱出任上战场。

可若是不想自己上战场，就只能鼓励别人去，所以好处自然要分点给别人。虽然这条法令让贵族们恨得牙痒痒，但是占着家国大义的名分，谁都不敢置喙。

之后，商鞅快速地颁布了第四条法令。

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

为了增长税收，国家鼓励生产，施惠于民。凡是努力生产，让粮食和布帛增加产能的人，可以免除徭役和赋税，而那些不从事本职工作，非法得利的人，要被收为奴隶。

随秦国国力日益增强，商鞅也获得了极高的声望。按理说，商鞅应该趁此机会将权贵们一网打尽，尽快完成变革，可是他还是觉得时机未到。于是，一场蹊跷的战争被发动了。

《史记·秦本纪》记载：

秦孝公八年，与魏军在元里交战，秦军胜。

当时，商鞅已经被任命为秦国大良造，率军包围了魏国的都城安邑，这一次，秦军大胜。可是，魏国投降了，商鞅却没有进一步占领城池，连秦孝公朝思暮想的河西之地都没要。

秦孝公见商鞅劳师远征，发兵魏国，打了场胜仗，什么都没要就回来了，不禁大动肝火，可秦孝公哪里知道，商鞅是另有目的的。

若是此次灭了魏国，列国诸侯绝不会作壁上观，秦国虽然国力日盛，可也实在挡不住列国的铁蹄，即使拿回河西之地也守不住。

这次出兵魏国，也是打了魏国一个措手不及，魏国实力和军力尚在，若是恋战，秦国必将陷入苦战，于变法不利，商鞅要的不是这些。

他真正想要的是军功！

通过这次战争，秦军迫降安邑，一些随军出征的将士因骁勇善战而得了军功，被破格提拔，而这部分人大多都听命于商鞅，使得商鞅对军队的掌控更进了一步。

之后，商鞅对国家体制和行政进行了更为严苛的改革，被贵族们瓜分得支离破碎的秦国重新归于中央权力管理之下，权贵们被打下了一片又一片。

贵族们早已恨得咬牙切齿，恨不能啖其肉，喝其血，他们绝不会坐以待毙，阴谋潜滋暗长，一场疯狂的反扑正在酝酿。

03

血色理想

商鞅变法一步步深入秦国，越来越触及到守旧贵族的根本利益，矛盾日益加深，商鞅知道，此时想要他命的人数不胜数。

为了以防不测，他为自己制定了周密的安保措施。

每次出门的时候，他的车驾后面都跟着几十辆随行马车，车上都载着披甲的武士，车队旁还有手持矛和戟的卫士，将商鞅的车围得水泄不通。

可是，刺客的暗杀容易防备，政敌的陷阱却悄然张开。

这夜，秦都栎阳一片肃杀，商鞅在府中来回踱步，他的内心早已不复往日的平静，他必须要做出一个抉择，这个抉择关乎他一生的命运，他微微叹了口气，内心做主了决定。

这一夜似乎特别漫长，商鞅久久不能入睡。

第二日，天光大亮，商鞅便急急地入了宫。刚进秦孝公的大殿，便看见了战战兢兢跪倒在地的太子嬴驷和怒不可遏的秦孝公。

商鞅知道，这是对手给他编织的一张大网，将他和太子网在一起，太子犯法，如何处置？不处置，那新法就是一张废纸，处置了，得罪了未来的储君，性命堪忧。

此时的商鞅早已做出了决定，他说道：“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犯法，当与庶民同罪。可太子乃一国储君，上天加命，不得受刑。且太子年幼，无知，他之所以犯法，皆因太傅太师管束不严，所以，理应由他们代太子受刑。”

《史记·商君列传》记载：

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

太子首傅公子虔是秦献公的儿子，秦孝公的亲兄弟，仗着身份地位，一般人不敢惹。可商鞅不怕，当场对公子虔用了刑，太子不敢拦，而秦孝公压根就不准备拦。

太子虽然免于责罚，可是他心中并未有半分感激，太傅被用了刑，太师脸上被刻了字，这相当于昭告天下，天子曾经是个罪犯，人人都能戳他的脊梁骨，这口气如何咽的下。

商鞅知道，自己已经彻底得罪了太子殿下，将来太子登基，恐怕是死无葬身之地，他如今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将变法推行得更彻底。

据西汉史学家刘向在其著作《新序》中记载：

一日临渭而论囚七百馀人，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

为扫清阻挠变法的势力，商鞅下了狠手，在渭水边杀掉了七百多人，鲜血将渭水染得鲜红，哭声震天，这是商鞅在向世人展示他的决心。

面对商鞅的铁血手腕，守旧贵族们都退缩了。

公元前350年，秦国将国都从栎阳迁往咸阳，商鞅为秦国下了第二剂猛药。

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而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

这一次，商鞅将分家制度彻底的法律化了，之前不分家者赋税双倍，这对下层的民众来说可能是泰山压顶，可对上层贵族来所根本不算什么，很多贵族还是只交罚款不分家。

而这次，商鞅明文法令，不分家就是违法，任何人没有例外，这一步不仅将劳动力挖掘得更加彻底，还将门阀贵族打得支离破碎。

借此机会，他改革了土地政策，将土地重新丈量，登记在册，将贵族们手中的闲散土地收回，使中央完全掌握了土地数量并能合理分配，从而将军功受爵赐田制度发挥最大的作用。

商鞅走的每一步都让秦国变了个样，可他每走一步，守旧贵族们的地位、金钱、权力就一再受到挑战。于是，就有不怕死的公子虔再次触犯了法律，而商鞅也不怕事，下手更狠。

行之四年，公子虔复犯约，劓之。

商鞅将公子虔的鼻子给割了，这次他终于老实了，躲在家里八年没有出过门。

商鞅的第二波变法推行到第五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秦国终于大步踏上了国富兵强的道路，拳头硬了，列国诸侯也不敢再来侵犯。

如今的秦国，百姓温饱，士兵勇猛，军队锐利，犹如一头沉睡的雄狮，随时可能向列国奔袭而去，这种不怒自威，霸气外露，让各个诸侯国再也睡不安稳了。

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於孝公，诸侯毕贺。

周天子终于正视了秦国的强大，赐来了祭肉，各国诸侯不敢再藐视秦国，纷纷赶来祝贺，此时的秦孝公终于扬眉吐气了。

此时，与秦国相邻的魏国正与齐国交战，大败而归，元气大伤。商鞅趁此机会，向秦孝公谏言，魏国乃秦国的心腹大患，不如趁此良机，发兵魏国，夺取河西之地，成就帝王霸业。

公元前340年，秦魏边境，商鞅率领大军进攻魏国。时隔多年，他终于重返这片土地。他想起离开时许下的诺言，他日若再回到这片土地，他必将征服这片土地。

两军对垒之际，商鞅派人给魏军统帅公子卬送去了一封信。

吾始与公子驩，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

我当初在魏国受公子照顾，如今两国交战，作为将领，不得不向公子刀戈相向，军令如山，非我本愿。我愿意与公子订立盟约，痛饮几杯，各自罢兵，从此秦魏相安无事。

其实，与秦国交战也非公子卬本愿，魏国连年征战，军力大损，秦军进犯之时，魏军正在与赵军交战，分身乏术，不得不派遣公子卬应战，实在是赶鸭子上架。

如今，见商鞅如此顾念旧情，公子卬不疑有他，便想着去秦军大营会会老友，借此休战。

席间，公子卬与商鞅推杯换盏，共同聊起在魏国的岁月，商鞅举杯，感谢公子卬当年在魏国的照顾，更是替两军将士感谢公子卬，前来赴约，避免一场厮杀。

公子卬听罢，开怀大笑，正准备举杯饮酒之时，商鞅将手中酒杯掷于地上，随即，从暗处窜出了一队秦军士兵，他们一拥而上，将公子卬抓住。

此时的公子卬才意识到自己上当了，破口大骂：“商鞅，你这个背信弃义的小人。”

魏军群龙无首，很快就被秦军击溃。面对如此强大的秦军，魏惠王终于屈服了，他以割让河西之地六百里作为求和的条件，又将都城迁往大梁，远远地躲开了秦国。

打败魏国的商鞅回到秦国后，权势与声望都达到了人生的巅峰。秦孝公也兑现了当年的诺言，封商鞅为列侯，领商於之地十五城为食邑，封号商君。

也就是这一年，这个为秦国忧心忡忡的君王，商鞅变法最坚定的支持者终于病倒了。他知道，商鞅为了变法树敌无数，已然没了后路，他更深知，太子继位后，不会放过商鞅。

为了保全秦国，保全变法，保全商鞅，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禅位于商鞅。

《战国策》记载：

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传商君，辞不受。

秦孝公知道，商鞅与太子日后必有一争，以如今商鞅在秦国的声望和权势，太子未必能讨到好处，他如此做，不过是希望商鞅继位后，能保全太子嬴驷。

此时的商鞅处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一步走错便是万劫不复，可面对如此诱惑商鞅还是拒绝了，他向秦孝公承诺会好好辅佐太子。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病逝，太子嬴驷继位，史称秦惠文王。此时，蛰伏多年的公子虔再度复出，他伙同其他贵族，罗织罪名，诬陷商鞅谋反。

秦惠文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逃到边境关口，想要住店，可店家不知道他是商鞅，要求带了证件才能入住，不然会获罪。

商鞅闻言不禁仰天叹息道：“制定新法的遗害竟然到了这一步。”

于是，商鞅离开秦国逃到了魏国，可是魏人恨他欺骗公子卬，致使魏军大败，将他捉住，送回了秦国，回到秦国的商鞅逃回了封地，发兵攻打郑县。

秦惠文王见商鞅还想做困兽之地，于是出兵讨伐，将他杀死在彤地。商鞅死后，其尸身被带回咸阳，处以车裂示众，并诛灭了商鞅全家。

商鞅用自己的血为秦国铺就了霸主之路，依靠法家治国打下的基业，秦国羽翼渐丰，势不可挡，正式走上了讨伐六国的征途。

04

变法本质

商鞅死后，百姓们拍手称快，贵族们弹冠相庆，君主如释重负。

商君归还，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

商鞅活着的时候，秦孝公甘愿退居二线，成了一位“虚君”，导致当时的百姓只知商鞅而不知秦王，所以，对于刚刚继位的秦惠文王来说，想要树立君威，商鞅便是最好的祭品。

杀了商鞅，可以换取贵族们的支持，杀了商鞅可以抹去自己曾经的耻辱，杀了商鞅可以让天下人知道，如今是他嬴驷掌权！

可商鞅死了，秦惠文王并没有舍弃商鞅的法令，秦国依然继续着没有商鞅的商鞅变法。此后，秦国的每一代君主都坚定不移地推行着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看似是动了守旧贵族的利益，其实他是一个专制驭民政策的推动者。有道之君，务在弱民，其变法的本质在于制民。

在秦国，百姓只能有两种职业，一种是农，一种是兵，商鞅将他们称为“耕战之民”。闲时开垦土地，种植粮食，战时披坚执锐，上阵杀敌，这是他的疲民政策。

商鞅要的是强化意识形态控制，使民众见识短浅，思想局限于君主的控制。

所以有人说，读了《商君书》以后，会被商鞅思想的狡诈、残酷和冷血深深震撼。

穷民以便君用，愚民以利役使，弱民以削反抗。

民穷，就会对君主的赏赐感恩戴德，更方便民为君用；愚民，就不会轻视朝廷的命令，思想受限能更好地受君主统治；弱民，消灭民众的组织，使其不能反抗君主。

自始至终，商鞅出台的一系列法令看似是在削弱权贵以富民，其实是将民众完全控制在股掌之中，将其限制在在饥与饱，贱与贵的边界上。

所以说，商鞅变法表面上是依法治国，以法强国，而更深层次的则是高明的君主役民统治术。

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先胜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

可见，商鞅才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君主统治的集大成者，这便是，商鞅虽死，变法犹在！

黄泉之下，商鞅若再见秦孝公，也能说一句，臣不负君上所托！

北宋时期的王安石曾有诗称赞商鞅。

自古驱名在信诚，

一言为重百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

商鞅能令政必行。

此诗并未全面总结商鞅身为法家先驱为华夏所作的历史贡献，王安石这个后起的变法大家对先贤发出这样的声音无疑是对商鞅卓越历史贡献的肯定。商鞅身死，而法不灭！秦国最终“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建立起了一个煌煌帝国。那么，商鞅即然身死，而秦惠王为什么又全面继承了商鞅的改革措施呢？

一、商鞅不因法而死，而死于秦国稳定所需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同年，商鞅受诬陷谋反，被迫起兵，后兵败战死于彤地，其尸身运往咸阳受五马分尸之刑。

我们都认为，商鞅之死，一是因为在秦国推行变法，得罪了以甘龙杜挚为代表的保守派，当孝公死后商鞅孤掌难鸣，保守派反攻造成的后果;二是商鞅曾因当初的太子驷、现今的秦惠王犯法，太师公子虔、其师公孙贾受连累被刑制埋下了祸根，后公子虔再度触法而被处以劓刑，从而使太子驷与公子虔恨上添恨！一遭权力在手，秦惠王便公报私仇，治商鞅死地于后快。长期以来形成的这种认识不一定完全正确，是有商榷可能的。

当我们在历史中反复抽丝剥茧、对秦惠王一生作全面客观的认识时，我们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商鞅之死，即不是秦惠王公报私仇，也不是因保守派的反攻，而是商鞅全面分析了秦惠王即位之初秦国的形势，为保证自己创建的战时法制在秦国长期执行下去而主动乱法受死。要不然，商鞅何以在商地组织区区几百党人的乌合之众就敢去攻击郑县？

理由只有一点:即位之初的秦惠王尚没有能力驾驭贵族集团与保守派的联手反攻，为保证秦国不乱，秦法不变，秦惠王只能牺牲商鞅。这是一种无奈的迫不得已的选择。从秦惠王后来坚定不移的铲除保守派的行为来看，也证明了这个观点正确的可能性。所以，商鞅是为护法而主动请死。

二、商鞅变法对秦国的作用

商鞅居秦二十余年，先后二次变法，对秦国而言，不啻是有再造之功！

商鞅在秦国第一次变法，对改变秦国的主要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发展了生产，增强了国力，一举改变了秦国积贫积弱的面貌，这是经济方面的;二是奖立军功，明确爵位进升机制，提高了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这是军事方面;三是稳定社会秩序，为国家的全面发展夯实基础。第一次变法完成，秦国逐渐走上了富裕之路。

第二次变法是在第一次变法基础上的加强和深入。其作用也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行政全国统一，以地域为单位实现管理;二是统一度量衡，为国家增收继续输入活力;三是改变人口政策，为国家人口持续增长增强国家实力奠定基础。

我们说，如果第一次变法是使秦国改变了经济面貌提升了国力的话，那第二次变法就使秦国初步走向了中央集权的道路。

三、商鞅即死，为什么秦法不灭？

我们说，上述变法对秦国的改变，当初的太子驷现今的秦惠王是亲眼目睹感受更深的。基于此，只有更忠实执行商鞅的“战时法制”，才能使君王的权力汇于一统不受颠覆，使国家管理秩序有度不起风浪，使秦国仍然保持国家实力的持续增长，才能建立起一支促以卫国扩张的秦国新军！王霸业的历史目标才有可能实现。

甚幸！秦惠王也是一个雄主，其对秦国的功绩也可圈可点。只是其即位之初缺乏孝公的雄才大略不能有效控制贵族集团与保守派的联手压制而牺牲了商鞅。

这是历史的悲哀。

商鞅死而法存，究其原因最为主要的就是商鞅之法已经相对成熟完善，深深扎根与秦国的根基当中，所以只要法制的根基在，那么变法之人的存在与否，意义就不是很大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主导变法的商鞅死去，商鞅之法却还依旧坚挺的为秦国的强大提供着源源不断地内驱动力。

那么为什么商鞅会因为变法而死呢？难道真的是因为秦惠文王或者秦国的卸磨杀驴，忘恩负义？

秦惠文王又为何还要继续保留商鞅变法？商鞅之法又有何益处？

商鞅剧照

商鞅缘何而死？

商鞅缘何而死？很多人说，商鞅是为变法而献身的，的确，但这个说法太过了笼统且片面了，如果说商鞅是纯粹为了变法而死的，那么为何在秦孝公时期，商鞅变法最为激烈关键之时，他没事，孝公一去，商鞅之法已成，立刻遭到了欲加之罪，兵败身死？

所以说商鞅之死不在于变法，或者说主要不在变法，商鞅之所以要死，主要原因有两点：

商鞅剧照

1.法治残酷，旧贵族集体的反抗，商鞅之法太过于残酷，苛刻，虽然二十等爵制度，耕战之策这种蜜枣式的激励，但对于秦国既得利益者，旧贵族等根深蒂固的大势力来说，商鞅之法即是附骨之毒，长此以往并被其所害，加上商鞅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等毫不顾忌所谓的人情世故的做法，更使得这些人对他恨之入骨，所以商鞅之死与其法治的残酷以及旧贵族团体的反扑有一定的关系，但关系不是很大。

2.以商鞅之死护新法平安, 商鞅之死最为主要的原因在于，他的存在成为了新主登基的阻碍，在商鞅之法成熟完善之际，名声功绩在秦国如日中天存在的商鞅，本身其实就是一种巨大的威胁，尤其是在新主登基，尚无足够掌控力时，加之旧贵族团体对商鞅以及新法的攻讦，逼迫，所以这时候秦惠文王面临的选择其实就只有两种：保商鞅，可能商鞅和新法都保不住 ，弃商鞅保新法，以商鞅之死平息国内矛盾，降低对新法的关注度，迫切度，减少秦惠文王所面临的维护新法的压力，使得新法顺利在秦国延续，以及能够在自己能够顺利平稳执掌大权。

商鞅剧照

商鞅之法究竟有何益处？

为什么秦惠文王要在秦国坚定不移的施行商鞅的新法？以及甘愿为此顶住巨大的压力？

首先对于秦惠文王来说，他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者，他的眼光和大局观看的是整个国家乃至整个天下，而不是局限于一家一室，所以商鞅之法虽然说损害了部分人的利益，但是他对于整体秦国国力上的提升是巨大的，这点从秦国不断崛起，展现出来的实力变化，以及河西之地的收复等等方面都可以看出来。

秦国在新法之下的强大是有目共睹的，所以秦惠文王愿意继续坚持新法。

另外秦惠文王野心很大，如果单纯只想做一个霸主级别的存在，其实此刻即便秦国不坚持变法也可以做到，但是对于秦惠文王而言，他的野心已经不拘泥于一家一国的称霸了，他的目标是整个天下，而商鞅之法就是能够让他或者说让秦国能够走出那一步的关键。

商鞅之法能够在民生，经济，军事，政治等等多个方面为秦国提升助力，降低阻力，绝对算是秦国最为强大的发展内驱力，对于这点整个秦国，乃至整个天下都看的明白，之所以秦国内部有人反对，也分反对的是商鞅还是新法，这也是秦惠文王能够在商鞅死后能够顶住压力，继续推行新法的原因所在了。

商鞅立木为信

所以说，商鞅之死可以说是为了新法而死的，但也是为了错综复杂的权系斗争而死的，而商鞅之法之所以能够继续存在，也是因为他仍然有伯乐的存在，以及反对商鞅的不一定就是反对新法的，在商鞅在的时候可能是一致反对，但一旦商鞅不在，那么这部分的反对力量就会衰退，甚至不复存在，这也是商鞅之法存续的原因所在。

商鞅人虽死，其法治理念及其内在精神不但没有消亡，反而继续在秦国政坛发扬光大，这种情况在中国变法史上是很少见的。

我们看看别的诸侯国变法的结局就知道了，拿楚国和赵国来说，吴起变法在楚国进行的时间较短，受到国内贵族阻力较大，吴起的尸身被车裂后，变法也随之宣告失败；赵武灵王推动了胡服骑射改革，但在他被饿死在沙丘城后，此次军事改革也随之渐渐消失。

和楚、赵相比，商鞅变法却人亡而政举。

商鞅变法时已经触犯到了旧贵族的利益，再加上强烈支持他的秦孝公已经去世，秦惠王为了得到旧贵族的支持以巩固君位，就用车裂商鞅的尸身（商鞅车裂时已经死了）来给堵住他们的嘴，或者说给他们一个说法，毕竟废除变法不可能，车裂尸身便成为了这场政治“斗争”的妥协之法。

那为什么秦惠王最后会保留了他的改革措施呢？下面从以下几点稍加分析。

一、变法顺应历史发展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处在“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的竞争背景下，他们唯有走富国强兵之路才能生存，否则就会变成其他诸侯国口中的“美餐”，所以应发展经济与巩固统治阶级的强烈需求，商鞅变法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

另外，商鞅变法所处的战国，也是由旧贵族分权向中央集权转型的关键时期。

全国大部分土地已经分封给各诸侯及其贵族，随着贵族势力的逐渐增强，他们与王室、公室的矛盾愈演愈烈，在国君地位受到威胁与国力消耗的双重事态下，国君要做的是肃除世卿巨室与加快中央集权的步伐，商鞅变法正是这一历史发展所需的绝佳“工具”。

所以说，保留其改革措施是顺应历史发展的。

二、变法同秦国战略契合度高

秦国一直谋求的是崛起、扩张，直至强秦的战略意图，而商鞅实施的政策改革内容与此契合度非常高，所以秦惠王并没有因商鞅的个人原因而颠覆商鞅的政策，反而对其进行了继承和完善，这样公私分明的态度使得秦国变得更加强大。

事情做得对不对，看看结果就知道了。

商鞅在秦国成功变法为后来者指明了方向，秦名将司马错“接棒”了商鞅变法的精神，并始创正规建军，秦王政时期的尉缭也是商鞅变法的推行者。

荀子考察秦国后，连续用“古之民也”、“古之吏也”、“古之士大夫也”、“古之朝也”、“治之至也”等词句，来高度评价商鞅变法的国家治理效果。

《韩非子.和氏》也认为秦国能居七雄之首，都是商鞅法治的功劳。

三、变法思想已“生根”

商鞅先后两次推行以“重农”、“法治”为主题的变法，针对经济、政治、军事各方面，变法理念和政策从秦国上层贵族蔓延到底层百姓，秦国上下，莫不相关。

比如当商鞅被告谋反而逃亡时，他想到客栈留宿，但客栈老板见他没带任何凭证，就以“商君之法”来拒绝他，因为留宿没有带凭证的人是要治“连坐”之罪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商鞅变法的影响之深与波及之广，已经让其变法思想深植于秦国人每个人心里，如果秦惠王全盘否定此变法，中央和法治权威、社会和经济稳定都会受到很大影响，其中的成本是无法估量的。

结语

车裂商鞅是秦王向旧贵族的一次妥协，但其背后所带来的“利益”却是巨大的。对商鞅改革措施的保留，不但确立了法治天下的思想，还为之后的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拿纲成君蔡泽对商鞅高度评价（《史记.范雎蔡泽列传》）的一句话来解释就是：“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故秦无敌于天下，立威诸侯，成秦国之业。”

虽然变法也有些弊端，但不得不说，作为战国时期伟大变革的先锋和法治思想的实践者，商鞅以一己之躯换来了为秦帝业的平铺之路与历史发展的大飞跃，恐怕后世再无这样的“商鞅”了。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尸骨未寒，秦国变法的总设计师商鞅便被政敌诬为谋反，车裂、族诛。

看上去，秦国要走魏国和楚国逐杀吴起、重返僵化的老路了。

但是，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秦惠文王杀了商鞅，但对他的改革措施却是一成不变、坚定不移地继续予以执行。

仔细分析一下倒也不难理解：商鞅之死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事件。

杀商鞅、并保留其改革措施，既是秦国立世和发展的现实要求，也是秦惠文王卓越政治才能的表现。

一、变法一以贯之者得天下

整个先秦时期，能从春秋一路走到战国的诸侯国，几乎都曾进行过变法图强。

齐国，管仲改革开风气之先；

魏国，先有李悝，后有吴起；

韩国，申不害；

楚国，吴起；

赵国，武灵王亲自捉刀，所谓“胡服骑射”；

秦国，商鞅

……

但是，最后混一天下的却是地处边陲、最为落后、同时也入手最晚的赢氏秦国！

症结很简单：

其他诸国：人亡而政息；

秦国：人亡而法存。

二、商鞅之死是政治平衡的结果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朝天子一朝臣。

作为秦孝公来说，整个朝堂都是他的：因为无论是对旧贵族、还是新兴军功集团，他都能均衡并且牢固把握，并保证内外政局稳定；

而作为新即位的秦惠文王来讲，改革成果和他没关系，新兴军功集团的提拔进阶也和他没关系，他所能依恃的只有那些在商鞅执政期间郁郁不得志的旧贵族，比如赢驷他们。

问题来了：由于变法严重触动了既得利益，旧贵族和商鞅势同水火、甚至不共戴天。

这里惠文王就面临一个“二选一”的选择题：商鞅？还是赢驷们？

从前面的分析来看，惠文王只能选择旧贵族。

而要想获得旧贵族的支持，商鞅必须出局。

以前曾有一种说法是，商鞅早年曾因为“宵禁”处理并得罪过还是太子的惠文王，所以惠文王即位后公报私仇。

其实，从惠文王的生平来看，无论是能力还是气度，他都称得上是一位合格的政治家，绝对不会因为那么幼稚的原因而杀死国家富强的功臣。

商鞅的官方死因是“谋反”，而且是赢驷等旧贵族们检举揭发的，于是惠文王就顺水推舟，杀掉了商鞅。

如前所述，原因和理由是次要的，关键是商鞅必须得死！

三、商鞅可以死了

具体说就是商鞅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他的出局对秦国的未来影响不大。

由于自身旧的宗法制度影响不像其他六国那样深，旧势力也不像六国那样盘根错节，经过十数年的强势、无死角的推进，秦国已经彻底脱胎换骨，无论是内政、外交、经济还是军事等各领域都全面完成了对旧体制的淘汰，尤其是新兴军功集团更是已经完全可以和旧势力分庭抗礼，甚至凌驾其上。

更重要的是，改革已经形成全社会的共识和巨大惯性，尤其是在“军功制”的刺激下，整个社会从上到下都被建功立业的梦想刺激地热血沸腾——商鞅虽死，但他伟大治国方略的执行已经不是赢驷那帮老古董们能阻碍的了。

唯一说得上遗憾的是，商鞅被惠文王“过河拆桥、卸磨杀驴”了。但是从国家层面上来说，惠文王也实属无奈：他不能因为一个人而得罪一群人——他还远不具备他父亲秦孝公的政治威望和魄力，朝堂之上如果存在两股对立的政治势力，无论对他还是对秦国未来的发展，都将是严重不利甚至致命的。

自古改革者均下场都不好，像同时期的吴起，后来的王安石、张居正等

千年之下，商君不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