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站在秦王的角度来说，确实该给商鞅平反，但对于整个秦国来说，却没多少人希望给商鞅平反。

因为商鞅得罪的人太多了，除了没得罪秦孝公，各个阶级都得罪个遍。

商鞅变法是逆转秦国命运的重要改革，毫不夸张地说，商鞅缔造了整个周代最极致的“法家政治”，但极致的“法”，只能说对秦国统治者产生最大利益，因为法的核心在于“牧民”，这是对统治者以外的所有人赋予义务的政治，根本目的也是为了令统治者集权，变得强大。

而强大，是需要汲取养分的，养分无非就是百姓劳动创造出来的财富，又或是上层阶级、贵族积累的权力，因为养分不是凭空产生的，所以具体到商鞅的变法，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

这是一场秦王对贵族阶级、百姓阶级的“掠夺”。

这也是商鞅变法的底层逻辑。

公元前362年，秦孝公继位不久后，就迎来了他执政一生的重要伙伴：商鞅。

在魏国并不得志而且还有生命危险的商鞅为了让自己能有实现政治抱负的机会，他向秦孝公提出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变法，这些变法，司马迁在《史记》中以“霸道”来称呼，所以显然是法家之计，但商鞅没想到的是，秦孝公对这些霸道仍然不满意，理由是效果还是太慢了。

秦孝公的数次不满意，让商鞅明白了秦孝公要的变法不仅仅是霸道这么简单，于是商鞅一咬牙，拿出了自己认为最彻底，也是最狠的变法思想献于秦孝公，而秦孝公得到了商鞅的最终版本后，双眼顿时发亮，因为这正是他想要的变法：

“民弱国彊，民彊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君书》

商鞅猜中了秦孝公的心思，其实秦孝公要的未必是秦国全面的增长，而是想在短时间内将自己的力量变得强大，这样做有一个鲜明的“优劣面”，优势在于，如果秦孝公个人能力很强，那么他就能以个人的集权带动秦国变得强盛，而劣势也同样是这个道理，假如秦孝公个人能力不行，那么这一切被他集中起来的资源，就会成为浪费。

但商鞅认为秦孝公是有能力、魄力的君主，于是他和秦孝公强调“弱民”理论，在他的思维中，强国需要弱民，如果民强则国弱，这种想法最大的弊端在于，将国家和百姓区分开来，其实商鞅说的不是“民强国弱”，而是“民强君弱”，所以为了强君，必须弱民。

这个思想与孟子的“民贵君轻”是截然相反的，可秦孝公却很喜欢。

于是在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下令商鞅主导初次变法，这一次变法乃是商鞅变法的前奏，以《垦草令》为变法大纲，先给整个秦国社会来一针麻醉，猛药还在后头。

确定了“弱民强君”的路线，那么一切变法必然是极大损害百姓利益。

在《垦草令》中，商鞅对底层农民百姓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可以说是把百姓群体得罪了个遍。

一、在生产方式上，商鞅严格执行重农抑商，打击商人群体。

但事实上，商鞅的“抑商”并非是禁止商业发展，而是将经商权聚集到国家的手中，吞噬基层百姓的商业利益，按照商鞅的想法，只要商人失去了卖粮食的权力，那么商人就只能变为农民，勤恳耕种，而百姓也失去了买粮食的渠道，也只能勤恳耕种。

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农无得粜，则窳惰之农勉疾。商无得籴，则多岁不加乐——《商君书》

这个变法的好处在于掠夺了商人的经商利益，并且将商人也逼成了农民的一员，如此一来，整个社会的农业生产力必然会大大提高，而国家的税收也同样增高，这等于秦国就有两个多出来的经济增益。

二、打击所有文化传播渠道，禁止百姓学习知识。

商鞅的弱民之术最受“争议”的一环在于他泯灭民智，在商鞅的眼中看来，百姓的思想很容易被各种理论所影响，虽然当时没有可以传播大量文化的纸质书卷，但游说各地的思想家却是不少，而这些思想家们的很多思想，都让百姓们对自己的人生有启发和思考。

对百姓而言，这是好事，但对统治者而言，这种现象对他们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愚心躁欲之民壹意，则农民必静。农静，诛愚乱农之民欲农，则草必垦矣。——《商君书》

因此商鞅禁止百姓接触任何学说，只能统一接受勤恳的务农思想，这种办法大大地保证了社会基层的稳定性，也让秦国的经济发生了质变。

三、禁止百姓的一切精神娱乐活动。

虽然周代的社会并不发达，但让百姓们在闲暇之余能够放松的精神活动还是有的，或许没有后来的酒肆、勾栏那么发达，可起码还是能满足百姓的日常生活。

但这一种精神上的娱乐活动，也被商鞅视为“荼毒”农民的关键所在，于是商鞅下令禁止所有的“声服”在民间传递，不允许影响百姓的生产，只要这些声服消失了，百姓就会老老实实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劳动。

声服无通于百县，则民行作不顾，休居不听。休居不听，则气不淫；行作不顾，则意必壹。意壹而气不淫，则草必垦矣。——《商君书》

按照《垦草令》的逻辑，商鞅一直在强调“民意壹”和“草必垦”，这本质上就是一种强大的思想集权，所以商鞅的变法，是建立在极大挫伤百姓利益的基础上的。

试问，这些百姓们原本丰富的生活被剥夺了，他们会不恨商鞅吗？

并不是每一个老百姓都是刚出生的新生代，有的人是经历过秦国“学说丰富，声服精彩”那个时代的，因此在《垦草令》颁布后，对商鞅的痛恨是可以想象的，甚至有更多的商人群体，他们失去了经商的机会，只能变为农民，这更让他们对商鞅咬牙切齿。

而在《垦草令》颁布后，商鞅刚刚得罪完基层百姓，又“马不停蹄”地继续得罪贵族阶级，因为秦孝公觉得商鞅的变法很是有效，于是下令开启全面的变法。

公元前356年，这才是商鞅变法的正式开始。

而也是商鞅变法，把商鞅推到了一个“必死”的绝境。

在商鞅的想法中，百姓群体的强弱与否是统治者强弱的关键，但百姓群体并不是唯一的影响因素，因为还有一个与“君”天然对立的群体，那就是“臣”，而“臣”这个概念扩大来说，就是掌控了一部分权力的政治贵族阶级，掌控了一部分国家财富的世袭贵族阶级。

所以掠夺百姓的利益还不够，这些贵族们也一样要下手。

因此商鞅规定，让贵族世袭的“世禄世卿制”彻底取消，贵族的后代不再是贵族，而新的贵族也不再是固化的，乃是流动的。

至于如何流动，这就涉及到一个制度，那便是“二十等爵制”，这是一个以军功为核心的等爵制度，下至普通百姓，上至贵族子弟，都能被这个制度所涵盖，不论任何人，只要能在战场上杀敌，又或者是在政治、外交上有所建树，都能被授予爵位。

其实这是一个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有利的制度，虽然底层百姓的生活被商鞅极大压制了，但却打通了普通人晋升的渠道，社会的阶级得以流动，不再是固定的形态，但在对普通百姓有利的前提下，也意味着本身掌握了大量权力的贵族受损，虽然随着制度的深化，很多贵族也会变成普通人，但在短时间内，贵族仍然是贵族。

报复商鞅的能力，他们还是有的。

因此在变法实行不久后，第一个反对商鞅的人出现了，他不是别人，正是秦孝公的太子，后来的秦惠文王赢驷。

按理来说，赢驷和秦孝公，都是商鞅变法的最大受益者，可赢驷作为秦国太子，本身也有自己的势力，这些势力绝大部分都是政治贵族、世勋贵族，所以商鞅的变法就动摇了赢驷的根基，因此赢驷便“带头犯法”。

赢驷犯法，这是商鞅变法最大的一个坎，因为太子的身份特殊，他竟带头犯法，商鞅该如何处置是个很严峻的问题，不依法处理，那么变法就存在了巨大的漏洞，根本做不到彻底的公正，如果不能公正，那么变法名存实亡，但如果依法处理，将法施加在储君身上，那么变法的受益者本身就会变得虚无。

简单来说，秦国君主本身就是变法的最大受益者，如果他不能跳出变法之外，变法的意义便会大打折扣。

于是商鞅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让太子的老师“代为受过”，而赢驷的老师有两人，一个是秦孝公的兄弟赢虔，史称“公子虔”，另一个人则是名为公孙贾，这两个老师，都代替赢驷受刑，因此对商鞅产生了巨大的仇恨。

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史记》

特别是公子虔，他对商鞅最初还是抱有友好态度的，可商鞅的不择手段让他对商鞅转变态度，成为了反对商鞅的头号人物，事实上，这是商鞅变法的必然，因为“得罪人”，就是商鞅霸道变法的核心所在，得罪其他人，就是为了讨好秦国君主。

也是在秦国变法开启了一段时间后，商鞅发现还是有些底层百姓还是不能严格执行，于是开启了“连坐制度”，连坐制度并不是商鞅的首创，魏国的李悝变法就推出过连坐制度，这个制度有效地将百姓的一举一动与百姓的宗族连接在了一起，遏制了百姓的反抗行为。

除此之外，商鞅还实行“分居制度”，他规定一个家庭中，父子兄弟不能同住在一起，必须分开来住，如果非要住在一起，那就要加税，商鞅这么做的目的既是在于防止这些男子以家庭为单位闹事，也是为了更好地推动以小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家庭越多，生产积极性便会提高。

这两个制度再次加剧了底层人民对商鞅的仇视，秦国之所以落得一个“暴秦”的称号，很多时候就是从商鞅给百姓留下的印象开始的。

但商鞅做了这么多事情，并不是没有成效的，秦国因此变得强大，军事实力开始强盛，国家财富得以暴增，秦国此前失去的土地也被商鞅取回，商鞅因为政治和军事的双重功劳，被秦孝公封为商君，而商鞅也确实在秦国实现了自己的人生抱负了。

商鞅的人生巅峰是在秦国，同样的，他的悲剧也是在秦国。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这位秦国君王真的做到了在有生之年带领秦国崛起，前后仅仅是花了二十年的时间，但秦孝公去世后，商鞅就没有人“保护”了，于是即位的赢驷团队，开始了对商鞅的清算。

先是公子虔等人直接“污蔑”商鞅，称他有心谋反，而秦惠文王则下令商鞅进朝问话，商鞅怎么会不知道这一去便是凶多吉少，因此便开始了“逃亡生涯”，但商鞅将天下变法得让所有人“无所遁形”，商鞅跑到边境地区，也不能很好地躲起来，跑到了魏国，魏国也不愿意收留商鞅，最终商鞅只能被逼得在自己的封地起兵反抗。

结果可想而知，商鞅最终战死，而商鞅被杀之后，他的尸体还被运回了秦国咸阳进行车裂之刑，之所以最后还要以车裂之刑处决商鞅，目的就是为了让秦国的百姓和贵族阶级看着商鞅被消灭，以此来宣泄他们心中的仇恨。

由商鞅的结局就不难看出，秦国人对商鞅的恨是刻在骨子里的，不论是秦国的任何一个阶级，都对商鞅没有好感，而能保住商鞅的，本身也只有秦国，但连秦王都要讨伐商鞅，那么商鞅便是无路可走。

因此根本没人会想着为商鞅平反，即便秦国统治者仍然在实行着商鞅留下的制度，可商鞅就是旧时代情绪的终结者，没有人会发自内心感谢商鞅，这也是商鞅的悲哀所在。

本文原创自“纪元的尾声”

给商鞅平反一直是秦国朝野所期望的事，秦法也有给罪人平反的条例；但是处死商君的是秦惠文王，故要平反难度极大，一旦平反后影响也极大。事实上秦惠文王嬴驷虽然表面上没有给商君平反，但是事实上却给商君复仇了，也经常私下祭奠商君。秦法严厉公正，一般很少发生冤案错案，这也是司马迁的《酷吏列传》中没有一个秦朝官吏的原因所在。给商君平反最终由吕不韦主持，在秦孝文王时得以实现；就算秦孝文王不给商君平反，秦始皇也会给商君平反的。

任何法律之下必有冤案错案，秦法之下自然也有冤案错案，特别是商君死后，行法的近一百年里积累了大量冤案错案。但是秦国一直没有对这些冤案错案进行平反，原因只有三点：其一、秦国朝野害怕平反冤案错案会导致世族复辟，进而导致法治崩溃；其二，商君之死是秦国朝野的一个敏感话题，不能提及；其三、没有一个能力与威望俱有的重臣来主持平反之事。秦孝文王在位仅三天，但是他在吕不韦的辅助下完成了平反冤案错案的壮举。

《史记.秦本纪》中记载到：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亲戚，弛苑囿。虽然史记中没有明着写给商君平反了，但是“修先王功臣，褒厚亲戚“一句包含的信息量是极大的。先王之功臣有谁呢？首推强秦之第一功臣商君，其次连横败六国的张仪，再次就是秦国的战神白起。根据《大秦帝国.阳谋春秋》中的记载，吕不韦主持了给商君、张仪、白起的平反大事，恢复了他们的名誉，褒奖了他们的后人（如果还有），另外还将秦法变法开始至秦孝文王止近一百年的冤案错案进行了平反。

吕不韦之所以能完成平反历代秦国冤案错案的壮举，原因有三：其一、给商君、张仪、白起平反是秦国朝野的愿往；其二、吕不韦个人的巨大声望，以及秦孝文王、秦庄襄王两代秦王的全力支持；其三、吕不韦平反冤案错案的目的是修正秦法，而不是推翻秦法。秦法是秦国富强的根本，谁要推翻秦法谁就不能在秦国呆着。

嬴政时代，吕不韦将儒法道墨等百家精华思想编著成了一本治国大书《吕氏春秋》，将他的治国理念倾注在此书之中。吕不韦希望嬴政能用《吕氏春秋》治国，因为该书包含了百家精华而不仅仅是法家思想。不守嬴政坚持用商君书治国，终与吕不韦的执政理念不同，最终将吕不韦罢官流入巴蜀。但是嬴政并没有推翻吕不韦的平反冤案错案，因为此事吕不韦不做，嬴政也会做。

为商鞅平反对几代秦王来说没有任何实际政治价值。

图片来源于网络

原因一，商鞅虽然实行了变法，强大了秦国，但商鞅是秦惠王杀的，秦国是世袭制，为了维护秦国君王的形象，杀掉商鞅必须是正确的行为，后世秦王不得推翻先王的案子，否则就是公开揭露自己祖宗冤杀功臣的过错，否定秦惠王，这对后世秦王统治来说没有什么好影响，对自己的王权产生不利的后果。

图片来源于网络

原因二，商鞅变法，毕竟是秦孝公拍板的事，新法损害了秦国原有旧贵族的利益，旧贵族不敢迁怒于秦孝公以及新法，就只能将矛头指向商鞅个人本身，秦惠王为了得到旧贵族的支持，只能顺水推舟将商鞅处死，从心理上安抚旧贵族，同时为了不让秦国在变法后的新贵族受益者担心，继续维护新法，让旧贵族借反对商鞅个人进而达到颠覆新法的真实目的破产，同时又得到了新贵族的支持，可谓政治手腕毒辣到位，商鞅的死换来的是老贵族的愤怒被平息，毕竟秦国老贵族的势力在当时还是相当大的，如果再次给商鞅平反，势必让老贵族担心被清算，这对秦王统治不利。

图片来源于网络

原因三，商鞅变法虽然让秦国迅速崛起，让秦国道不拾遗，得到大治，但商鞅杀人无数，在百姓心目中印象非常不好，骂声一片，老百姓在某种程度上虽然是新法的受益者，然而舆论上并不认可商鞅，秦王给商鞅平反无疑于站在了秦国先王秦国老贵族以及秦国百姓的对立面，秦王当然不会给商鞅平反了，平反还有可能开了翻旧案的口子，导致秦国许多已有定论的事件被彻底推翻，造成秦国政局的动荡。所以说秦国几代秦王是不能为商鞅翻案的。

图片来源于网络

商鞅被杀，也间接的告诉我们一个事，做人情商别太低，一个人再受领导的器重，也还是要低调点。商鞅可以说是秦国能发展强大，并最后一统天下至关重要的人物，他当时在秦国的地位非常的高，获封十五邑，号商君。他最后被杀，除了因为之前得罪了秦惠文王外，也有他在秦国位高权重，功高震主的原因。

商鞅像

商鞅是怎么死的？

在秦孝公执政时期，赢驷还在是太子，因为年轻触犯了法律，这个时期正好是商鞅在推行新法的时候，商鞅可不管赢驷是不是太子，他对秦孝公说：“法令要上行下效，如果真的要推行新法，那么就必须先从太子开始施行，他犯了罪一样要受罚，他的老师公子虔没有教导好他，就让公子虔代他受罚。”商鞅不留情面，虽然新法推动成功了，但是也因此得罪了太子嬴驷。

后来秦孝公驾崩后，赢驷继位，也就是秦惠文王，现在赢驷是一国之君了，他一想到商鞅就来气，但是他还真不敢直接处置了商鞅，为什么呢？商鞅也在秦国推行变法几十年了，有自己的封地，权势又大，他推行新法，可以说在秦国每家每户都知道商君的变法，商鞅的威望很高，贸然对商鞅动手，很可能会动摇秦国的根基，所以秦惠文王需要一个合适的理由来铲除商鞅这个威胁。

秦孝公像

公子虔代替赢驷受罚，鼻梁骨被挖了，他也十分痛恨商鞅，于是就帮秦惠文王想办法，他就去联络了因为商鞅变法被打压的贵族，罗列了商鞅的十大罪状，呈报给了秦惠文王，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商鞅准备谋反，于是商鞅先被罢了官，又被遣返回封地，但是商鞅没有谋反之实啊，所以秦惠文王不断给商鞅施压，于是商鞅只得集结自己封地的士兵反抗，这下商鞅谋反就成了既定事实，秦惠文王立刻下令平叛，商鞅战死，尸体被带回咸阳车裂示众，可见秦惠文王有多恨商鞅。

商鞅该不该被平反？

我们如果单说商鞅变法，对秦国的作用和影响，商鞅为秦国一统天下立下了首功，商鞅变法没有错，从之后的秦国国君沿用商鞅变法，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对于变法，历任的秦王是认同的，很多人认为到了秦庄襄王时期，庄襄王是给商鞅平反了，因为《史记》中有这么一句话“庄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商鞅肯定是秦国的功臣啊，所以秦庄襄王这算是给商鞅平反了。

但是，我们别忘了商鞅被处死的罪行是什么，是谋反罪被处死的，当然商鞅最开始是没有想谋反的，但是他在秦惠文王要处置他的时候，没有自杀，而是起兵反抗，虽然这样说对商鞅很不公平，不反抗难道还等死，但是也坐实了商鞅谋反的事实，所以商鞅谋反这一点，即便他有再大的功劳，任何一个脑子没残的秦王都不可能给商鞅平反。

也有人认为，之后秦国没有废止商鞅变法，继续推行变法就是对商鞅的平反了，这种说法也不合理，这只能算是认可商鞅变法对秦国是有积极作用的。就比如手机给我们的生活带了很大的便利，而发明手机的人我们十分痛恨他，但是我们不会因此就不用手机，继续使用手机，也不是就抛弃对发明人的偏见。商鞅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处死商鞅后，在秦国继续推行变法，只是为了满足秦国发展的需求，和平反无关。

影视剧中秦惠文王形象

我是玄坤，一个热爱并不断学习历史文化的求学者，每天一点分享，期待着朋友们的关注留言，能多和大家交流学习，感谢各位阅读！

为何要给商鞅平反？完全没这个必要性、可能性；俗话说“小孩子才讲对错，成年人只看利益”，况且商鞅这事，根本就说不清楚谁对谁错。

弄死商鞅，符合秦国上下的一致利益

一将功成万骨枯，商鞅变法，得罪的可不仅仅是某些人，而是秦国的各个阶层。

对秦惠文王而言：即使不说私仇，商鞅也已经严重损害了自己的威严。一朝天子一朝臣，任用商鞅推行变法的，是秦孝公；变法带给秦国的翻天覆地变化，也是在秦孝公任期内展现的。秦惠文王上来，如果任由商鞅继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只会显得自己像一个捡现成的废材，如同《战国策》中的记录：

人说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危。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

在这种“功高震主”的尴尬情况下，新君上任后最能树立权威的行动，莫过于杀掉前任君主麾下的头号功臣。

最痛恨商鞅的，自然是秦国的贵族。商鞅变法，打破了家族世袭的铁饭碗：

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也就是说，原属于贵族的蛋糕，被砍掉了一大块来赏赐军功；不仅如此，根据变法的条令，贵族家的奴婢数量也受到了严格限制，而且要根据人头纳税；再加上刑不避公族，秦孝公的亲哥公子虔也被割掉鼻子，名、利、身都收到了商鞅的侵害，贵族们恨不得对商鞅“啖其肉、饮其血”。

即使老百姓，虽然从变法中受益，但同样也深受其害。商鞅变法的本质，是把老百姓绑在“农、战”这两大立国之本上。但从本性来说，耕地的辛苦、打仗的危险会让人望而生畏，商鞅的办法，就是用严刑峻法，使逃避农战带来的后果比从事农战本身还要痛苦（出自《商君书》）：

先王能令其民蹈白刃，被矢石。其民之欲为之，非好学之，所以避害。故吾教令，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战不免。

没有老百姓喜欢打仗，他们之所以上战场，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在变法的套路下，想要趋利避害，只有农、战这两条途径可得。在这种思路下，秦国老百姓不可能活得轻松自在：

商君相秦，用法严酷，尝临渭沦囚，渭水尽赤，为相十年，人多怨之

可以说，秦国变法的成功，是建立在无数人的血泪、性命基础上的，适当的反弹也情有可原。刚上任的秦惠文王，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树立自己的权威，定会顺势而为、拿商鞅当祭品。这种代表了广大群众根本利益的好事，为什么要平反？如果真的平反，岂不是说秦国的君主、官员、老百姓都是污蔑好人的凶手？那这个国家可真坏透了。

维护君权，是商鞅变法的终极目的，若给商鞅平反，等于否定君权

商鞅变法，体现出的成果是“富国强兵”，但本质是为君主个人服务。虽然看起来是“依法治国”，但这个“法”，是根据国君的需要而制定的；秦孝公需要使秦国强大，所以法令就围绕这个目的，把全国各阶层的力量都引导到为这个目标服务上来；消灭分封制、推行郡县制，是为了将各地的权力与利益都收归国君；削弱贵族，则是为了强化王权。对此，商鞅有过直白的描述（《商君书》）：

国之所以治者有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权者，君之所以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权制独断于君则威。

权力独断于君主，这是推进变法的保障，也是变法要实现的目的，更是富国强兵的必要基础；其后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制，也一样是基于这个理念。

那么，秦惠文王杀掉商鞅，显然是行使君主独裁权的正常合理表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何来冤枉、平反一说？如果为商鞅平反，岂不是否定君主专制的合理性？打个比方，如果秦始皇给商鞅平反，那是不是意味着自己也会犯错？手下是不是可以公然违抗自己的王命/皇命？

所以，不会有任何后世秦君为商鞅“平反”；甚至商鞅自己，更不会提出这种违背自己理念的滑稽要求。

商鞅固然是伟大改革家，但也不是白莲花

商鞅的变法其实并非原创：理论基础来自李悝的《法经》，实践来自于李悝在魏国、吴起在楚国的变法；他的最大贡献，是在秦孝公的支持下，结合秦国实际，将变法全面、深入、彻底的在秦国推行。

而商鞅变法客观上确实实现了秦国的富国强兵，但于他个人而言，更多的是出于实现个人价值、攫取名利，他并不是个默默奉献的螺丝钉。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发布求贤令：

“”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于是卫公孙鞅闻是令下，乃西入秦。

被封商君、功成名就后，商鞅洋洋自得，他曾问赵良，自己是否能与秦国历史上著名的五羖大夫一较高下。而赵良没给他多少面子：

五羖大夫，相秦六七年而东伐郑，三置晋君，一救荆祸。其为相也，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于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五羖大夫死，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

五羖大夫不仅为秦国立功，而且为人低调，从不在意个人的荣华富贵，深受百姓爱戴。而商君则是另一幅模样：

君之出也，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此数者，非恃德也。

商鞅的变法，客观上给各阶层带来了极大迫害；他自己是位极人臣了，但却树敌无数，每次出门必须配备全副武装守卫。因此赵良建议他应当急流勇退，不应该“贪商於之富，宠秦国之政，畜百姓之怨“”。

面对荣华富贵，商鞅坚决的对赵良说不。五个月后，悲剧果然降临到他头上。

历史不是小说，更不是博人眼球的电视剧；秦惠文王之后，秦国并没有改朝换代，后世的君主何来为商鞅平凡的动机、目的？为了一个曾经的臣子而否定自家政权的道德性、合理性、合法性，哪个秦君干得出来？况且，商鞅活着时已享受顶级荣华富贵，死后其法令仍然继续保存，这已经是对其贡献与价值的最好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