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之后，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晚清政府不断的割地赔款，加之后期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导致社会矛盾不断加剧。

于是晚清政府发起了洋务运动，想通过学习洋人先进的技术，来提高清政府的实力，同时花费了大量的财力，购买国外很多先进的舰船和武器。

然而由于在思想观念和技术人才储备上的严重失衡，战斗力始终没有形成一定规模，于是在很多能人异士的推动下，清廷答应向海外派遣留学生，学习国外的技术。

在1871 年由容闳倡议，曾国藩、李鸿章推动，清朝派出第一批公费留学生，在接下来3年的时间里，清廷共计派了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年龄在10—16岁，计划执行时间15年。

这便是“幼童赴美留学”计划的由来，在那个年代，漂洋过海远渡重洋，充满着对未来的期盼来到异国他乡，从此每个人也将迎来不一样的人生旅程。

由于种种原因，这批原计划留学15年的孩子，到了第9年之后就中途撤回，其中有94人回来，有26人没回来。

然而这26名没回来的，大致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1、当年去美国，只有轮船是最快的交通工具，由于途中风浪大，坐船时间有近一个多月之久，在当时缺医少药的轮船上，条件恶劣，环境差，加之年龄小等因素，有些身体条件差的孩子，在去的路上就已经身亡了。

另外有一部人虽然到了美国，但是由于水土不服，饮食文化，被当地人歧视等方面的影响，部分孩子不能承受生理和心理上的打击，导致去世。

这部分人大约有3名。

2，由于所派的留美学生有少部分生源质量比较差，同时也是年纪太小，容易受外界文化习俗的干扰，违背了清朝政府的禁令，也有违反当地学校规定的被学校勒令退学的。

这部分大约有9人。

3、最后一部分大约14人，就是没有回国意愿的学生，这部分人在接受了西方先进技术和文化的影响，不愿意回到落后腐败的清政府。

虽然后来没我了政府的支持，经费没有了，他们大多还是学生，大多数人都是靠勤工俭学来维持生计。

除了上述26人外，剩余的94名留美学生回国，他们回来后，首先是进行了封闭式教育，重新修正他们的思想，重学清朝的规矩，后来对这94名留学生分配了工作，但都不是他们所学专业。

最后，这批孩子们虽然没有能够完成学业，就被召回，但是这群孩子中大多还是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其中有多数人进入常青藤，耶鲁，麻省理工，哈佛等名校学习。

再后来的社会发展进程中，这些回来的孩子们也逐渐发挥了自己的所学，比较著名的人物有，铁路工程师詹天佑，甲午海战中的邓世昌、清华第一任校长唐国安，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民初国务总理唐绍仪等等，都是出类拔萃有名的人物。

在清朝末年，社会没落的情况下，政府选择自救，派遣学生出国留学，是一项明智的决定，虽然有一部分人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回国，究其原因更多是由于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的，此次留学计划虽不算完美，但是也诞生了对日后社会发展起到重大影响的关键人物，也算是为后来社会发展起到了榜样的作用。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回来了94人，但还有26人没回来。

这没回来的26人，基本分为三种：

第一，病故

这批是3人，都是年仅十二三岁的孩子。

民国时期，儿童没有什么预防针之内，医疗又差，孩子往往患有慢性疾病。

而那个年代，即便美国也没有抗生素，得了疾病还是很容易死的。

这些孩子背井离乡，到了谋生环境，水土不服是难免的。

有3人早早病逝，非常可惜。

比如天才少年潘铭钟，他十五岁就考上瑞萨莱尔理工学院，然而进入大学不到一年，他就因为身体劳累而不幸病逝。

第二，不守纪律被遣返回国

这批有9人，但具体干了什么不守纪律的事情不可考证。

一种说法，他们可能只是信仰了基督教或者剪了辫子。

这两种在清政府看来，都是绝对不允许的。尤其剪了鞭子，在满清就是死罪。

也许就是这样被提前赶回国。

第三，自行辍学或者坚持不回国的

这批有14人。

为什么辍学退学，也很容易理解。十二三岁的孩子，突然送到完全陌生的环境，住在美国白人家庭，完全不适应也是正常。

单单想要过语言关，就不是那么容易的。

史料记载:他们的女主人出于爱怜，常常见面就抱起来亲他们的脸颊，这些幼童个个满脸通红，不知所措。礼拜天房主人带他们去教堂，他们想拒绝又不好张口，只好偷偷地溜走，因为清廷明确规定他们不许信仰基督教。这自然破坏了他们和房主人的友好感情。至于西餐，他们更吃不惯，饿肚子在所难免。带队的清廷官僚自带了一些腌黄瓜，没几天就被幼童给偷吃光了。刚到美国的幼童一身中国打扮，瓜皮帽，蓝缎褂，崭新的黑布鞋，油亮的黑大辫，特别引起美国人的好奇感。幼童一上街，就会有一群美国小孩子跟在后面围观，有的还高喊：“中国女孩子”！让这些中国幼童非常难堪，有的急得直哭。学习上的问题也很多。他们要补习英文，还要集中起来学汉语，每周写一篇作文，如果写不出来，汉语先生会打屁股。现存的幼童们写的一些作文，可以发现他们那时的中文水平很低。每次学汉语，首先必须脸朝中国方向向清朝皇帝朝拜，然后再给孔老夫子的画像叩头，给师长请安。稍不听话，就会挨罚。

至于坚持不回国的区区几个人，也更容易理解。费劲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就要学成，却莫名其妙的被要求归国，这谁会同意。虽然每年几百两银子的花销，都是请政府提供。但即便上了大学，其实学生还是很有机会自行打工筹集学费和生活费的。

在被迫提前返国的94名幼童中，日后诞生了国务总理1人，铁路局长3人，外交部长2人，铁路官员5人，公使2人，铁路专家6人，外交官12人，矿冶专家九人，海军元帅2人，海军军官14人……其中如开国人自建铁路之先河的工程师詹天佑，一度出任民国总理的唐绍仪，促成美国退回部分庚子赔款的外交官梁诚，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等，都是赫赫赫有名的人物。

可以说，这是鼠目寸光的满清，做的最正确的一次投资。

赴美的目的--军事的西方化

当时选拔留美幼童的背景是李鸿章们看到西方工业革命的优势，尤其是武器、轮船等工业化设备，相比清朝的自给自足的土枪土炮，提升军事装备的工业化是中体西用的重要标志。

为什么会选择军事？

因为不影响中体西用，正如抨击留美事业的人讲：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再技艺。

当时学习西方，只能在器物上，而不能是文化，否则就是大逆不道。

费用巨大

在美留学事务局每年预算是6万亮白银，20年就是120万两。

南辕北辙的现实

留美幼童在美期间，进入美国大学，但很少进入军事院校。反而学习音乐、美术等课程，对朝廷来讲是浪费。

而且剪辫子，和洋人谈恋爱，背叛文化。

召回与逃跑

当时有几个在召回之际逃跑，留在美国，如容揆等。

有的在美国病逝，谭耀勋等。

没有回来的基本是这2种情况。

清朝统治末期，拉开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序幕。

和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让国家支离破碎，遭世人怨恨。派遣幼童赴美留学是清末政府最正确的一次投资了吧。

清末为何派遣120名幼童赴美？

自鸦片争以来，中西文化碰撞出的火花喷涌而出。自由、民主等先进思想犹如洪水势不可挡，具有先进思想的人士跃跃欲试。

国内改革思想蠢蠢欲动，清政府对西方思想恨之入骨，却为何要派遣幼童赴美留学呢？

国内形式变化严峻，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屡战屡败，西方列强算是把清政府打到泥土里，天朝上国不复存在。列强以武力逼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丧失国权，民心涣散。

清政府面临的是内忧外患的危险局面，农民起义，外国侵略，清朝国力日渐衰微。而朝廷大臣也有忧患意识，不再是一味排斥而是主张学习。

虽然开始只是学习西方先进的武器装备，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提出也得到不少人的拥戴。

慈禧虽不愿意改革，但大势所趋，李鸿章等朝廷大臣提倡“中体西用”，“富国”、“强国”等主张对巩固清朝、聚集民心是有一定作用的。

况且洋务派支持派遣幼童赴美学习，以此培养高人才质量，加强与西方列强沟通，了解西方文化，为以后与西方交流做好充分准备。

慈禧也深知当初和西方列强谈判困难重重，许多条约都是洋文，翻译受到极大干扰，受到了许多欺诈，吃了哑巴亏。

为了保大清王朝根基，这场救亡图存运动慈禧想不支持都难。

面对外辱内忧的双重压力，1872 年清朝同意向美国派出了第一批公费留学生。

赴美留学幼童后来情况如何？

但在选学生时也是困难重重，那些世家子弟不愿意漂洋过海出国留学。只好将目标锁定在12～16岁的贫苦人家的孩子中。

而且这些学生要求资质要高，又具有先进思想与爱国意识，才能担当着改变国家命运的历史责任。

于是最终敲定第一批为120名天才少年，他们拥有着强大的学习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

这些幼童在异国他乡任重而道远，不负国人希望，学有所成。没有任何英语基础的他们，利用很短的时间掌握了基本的语言。并且迅速成为班级中的佼佼者，美国教室对他们也是称赞不绝。

在艰苦奋斗多年后，他们也大都考上了大学，受着高等教育，畅游知识的海洋。

其实 120名学生是分批送去美国的，计划每批在美国学习15年，按时间算全部召回得等到1890年。但却在1881年全部召回，而94名学生也相继回国。

面对经济差异，文化差异，条件对比就摆在他们面前，他们大部分却为何仍然选择回国呢？

随着国内支持留学生的大臣相继去世，清政府不得不改变原来的计划，有些提前召回，而有些继续留学。

时间越久，清政府越觉得有些学生在西方学习文化知识已经学到出格。

剪辫子、穿西装这些穿着打扮已经“侵入”他们的生活，更何况他们有些信仰基督教、学习自由、民主、科学等西方思想已经侵入他们忠君的封建思想，极其危险，受到清政府高度重视，所以清政府于1881年强行召回。

这些学生本来就是贫苦家庭的孩子，在国外都是清政府拿钱负责他们的学费以及生活费，而今清政府不再支持他们留学，也就断了经济来源，迫于无奈也不得不回国。

这些被召回的学生中自然有强烈爱国意识之人，国若有所求，他们必有所报。国家被侵略，民族危在旦夕，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改变国运义不容辞。

而剩下的26人有些是不愿回国，毕竟那时国内外经济对比差距太大。有些则是因病死于他乡，自然回不来。

赴美留学的代表性幼童

94名学生背负着民族希望而去，又带着报国之心回来，那么回国后的他们又是怎样的呢？我们就来简略说一下几位：

①梁如浩

梁如浩回国后则被分配到海关，后来担任京沈铁路董事、营口、上海海关道台等职。对我国铁路的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后退居天津，1941年逝世。

②唐绍仪

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唐绍仪回国后也被分配于海关，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曾担任袁世凯秘书，又任天津海关道台、奉天巡抚、北洋政府总理、国民政府高级顾问等职。

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国内混乱，暗杀事件屡见不鲜，唐绍仪也逃不过被暗杀这一劫，于1938年在上海被暗杀身亡。

③梁敦彦

梁敦彦，是一位出色的语言学者，回国后先到天津电报学堂任教习，后又在广东、湖北任张之洞幕僚。历任汉口、汉阳海关道台，天津海关道台，外交部长、交通银行董事长，驻欧美各国全权公使等职，为我国外交做出了杰出贡献。

周传谏、蔡绍基、黄开甲、吴应科、曹家祥、吴仲贤、钱文魁等人在对我国铁路建设、外交建设、煤炭行业开发、船舶建设、经济发展等做出了重要贡献。
清朝末期清政府虽腐败无能，这笔投资虽也未进行到底，但为我国的发展打造了一批建设人才，打破了外国伸手控制我国经济命脉的计划。

这二十六人中，有人悲哀病亡，但更可悲的是，有人不愿意再回到自己所谓“落后”的国家。

而前者只有三人，其余的大部分都是后者。

同治十一年的八月（1872年），容闳计划了三年、清朝廷准备了两年的“留学生”计划正式启动，由“太常寺正卿”陈兰彬为监督，容闳为“副监督”，带领着第一批“三十人”从上海出发，目的地是美国的旧金山，这在后世可以说是让人感到“羡慕”并且得以一飞冲天的机会，可在当时，却是让人“敬而远之”。

第一批的三十人，包括后来的九十人，几乎没有什么达官贵族的儿子在其中，换句话来说，那就是整个大清的官僚阶级、统治阶级，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傲慢和对科技的无知，即便李鸿章等人深谙“开眼看世界”，但这种思想的背后，还是对列强国家一种无时不刻的“恐惧”。

这一百二十个留美的儿童，大多数都是在12岁这个年纪，除了极个别大一些或者小一些的，他们的出生时间都是在“咸丰十年”（1860年），他们绝大多数来自于广东，而他们的形象，大多数都是面黄肌瘦，这是唯一一次可以改变他们命运的机会，即便他们知道，他们只是“探路”的。

不管怎么说，大清朝廷为了这批去探路的孩子，都还是花了十数万白银，在不久的将来，这些孩子也会受到自己人生中第一次精彩的“洗礼”。

其实留美计划，整个清廷的出发点是很好的，以李鸿章为首的顶级大臣都认为，他们应该抛开对西方的偏见，学习他们的强术，这说的就是军事技术：

“洋人专攻制器，穷年累月，竭精研思，其制器之人，即是善算之人”。

因为李鸿章已经经手多年的“洋务”工作，甚至主导布置了很多清朝的“工业”制造产业，所以李鸿章知道西方人的“数学”是整个体系中的基础，所以李鸿章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让这些孩子去学好以“西方数学”为基础的相关知识，在十五年后，回国服务。

十五年后，他们也只是接近三十而立的人，那将是大清新鲜的血液。

从李鸿章的这个观点来看，自然会觉得其实清朝也没有那么迂腐啊，可是为什么这批留学生却“草草归来”呢？

其实除了李鸿章等人的“远见”以外，实际上还有更多的“偏见”，包括李鸿章自己，都是偏见的一员，只不过这种偏见不再是认为西方是“蛮夷”那种强弱歧视，而是从“文化角度”出发的“夷夏之别”，用一个更常见的词来解释，那就是“华夷之阂”。

为什么这些大臣不派出自己的孩子去西方学习，这就是主要根源：

“尤惧文人学士清谈高论，以用夷变夏相诋呵”。

容闳这种留过学，思想经过西方国家洗礼的人，他深知自己的国家是一种被传统儒家充斥思想的舆论环境，他最怕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士大夫会保持自己在思想上的傲慢，从而导致了这个计划中断，可是容闳没想到的是，他竟“一语成谶”，后来发生的事情，果真是因为文化的冲突引起的。

从文化的角度来说，容闳是一个“异类”，虽然李鸿章看得起容闳，但是他却不认同容闳，因为这个容闳在他的眼里，太不修边幅，却常常自诩为“自由和浪漫”，所以李鸿章根本没把留学生的领导权全部交给容闳，而是让陈兰彬主导：

“熟悉洋情，语言文字较荔秋差强，但其汉文欠深，亦不甚知大体，亦是一病”。

李鸿章说，容闳不识大体，这是一个大毛病，事实上，李鸿章的观点，不是他一个人的观点，而是能代表所有大清官僚的想法，所以在到达美国后，容闳和陈兰彬爆发了很多次冲突，冲突的根源就是，容闳竟然主张让自己的学生们“自由恋爱”、“自由剪发”、“自由信仰”（信基督），这种种的放纵，让陈兰彬这位都不算太保守的儒家人，都看不下去了。

当陈兰彬的“消息”回到国内，国内的官员无不指责容闳。

被陈兰彬如此“批判”，容闳也是哑口无言，因为这确实是事实，可文化思想的纷争，又从何做解释，就好比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他们不打招呼，根本不去考虑孔子所说的“名正言顺”，就因为想抢，便开打了，这就是西方人的“直接”，容闳认为，想学习西方的先进，要先从思想入手。

与此同时，留学的幼童们已经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他们第一次接触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因为他们本就是十分聪明之人，通过了考核得以出国，在国外，他们适应得很快，甚至是一些美国聪明孩子都需要很久才能学完的课程，他们多于别人数倍的效率便完成。

其实这批留美儿童不是没有获得美国人的“称赞”的，有一部分美国学者认为，传统的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融合时，比起单纯的西方文化要强，比如说儒家常说的一些思想，本质就是有很深的“哲学”道理在其中，而美国人没有儒学，没有这种看似“生而带来”的天赋，所以中国的小孩，确实学习能力更强。

这一百二十人里，后来考上美国大学就超过五十人，其中考进耶鲁大学是最多的，高达二十二人，比如著名的梁敦彦、蔡绍基、詹天佑，他们都是耶鲁大学的学生，除此之外，还有八名学生进入麻省理工学院，三名进入哥伦比亚大学。

在耶鲁的校园中，有着很多“中国人”的传说，比如参加赛艇比赛，带领着耶鲁队连续两年战胜哈佛的舵手“钟文耀”，又比如耶鲁历史上著名的棒球队“东方人队”，这支棒球队中几乎包含了所有的在耶鲁的留学生，在赛场上，他们的动作和姿态丝毫不逊色于美国人，是当时耶鲁的一道风景线。

不得不说，他们聪慧和好学，让西方人正视了东方人，正如蔡绍基在美国时发言所说：

“中国只是睡着了，她将会再次醒来”。

蔡绍基这番爱国尊己的言论，自然是彰显了大国的气派和自信，值得被夸赞，但问题是，清政府看到的“第一问题”却不是蔡绍基的“爱国”精神，而是蔡绍基以及他的“同学们”，居然把“辫子”给剪了，在大清，这可是死罪，这个消息传回国内时，顿时引起了大清官僚的反对，就连李鸿章都认为极其不妥。

为什么这些留学生敢剪辫子？

因为在留学计划开展的时候，这些孩子们是“寄宿”在美国的一些高知识分子家庭的，这大致是美国政府所安排的，所以这些孩子们平时根本不是跟容闳、陈兰彬等大清官员住在一起，他们只是定期会面、汇报，不难猜测，如此的生活环境，自然让这些孩子们开始“叛逆”了。

最重要的是，容闳都同意，因为留过学，容闳知道这都是正确的，这才导致陈兰彬不敢再接手负责留学生的监督工作，光绪二年（1876年），陈兰彬提出“交接工作”，自己去负责外交工作，让吴嘉善（吴子登）赶赴美国，代替陈兰彬。

当吴嘉善到来后，这些行为“叛逆”的留学生们，简直就成了“十恶不赦”的代名词了。

吴嘉善其实是大清官员里为数不多的“外语人才”，因为吴嘉善常年和西方人打交道，所以吴嘉善对西方文化很是熟悉，可吴嘉善却是“最悲哀”的一种先进人才，又或者说，他的先进思想太局限了，在吴嘉善看到了这些留美的儿童们纷纷“易服剪发”的时候，他勃然大怒，认为这是对慈禧和光绪皇帝最大的背叛。

于是吴嘉善开始了对这些留学生“打骂”的生活，吴嘉善这么一位“西学人才”都对这些留学生唾弃不已认为他们：

“非特无异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

那么那些朝廷的官员们又会怎么想，李鸿章等人又会怎么想，虽然李鸿章等人的“进取学习心”值得赞赏，但是看待一个人，不能超出他的时代眼光，他们更倾向于吴嘉善说的是事实，于是全权授予吴嘉善对这些留学生们的“处置权”，李鸿章更是直接“架空”了被陈兰彬和吴嘉善多次弹劾的容闳，说白了，李鸿章等人始终没把容闳这个留学派当成自己人：

应由子登太史设法整顿，以一事权。

留美学生们的“末日”终于被吴嘉善带来了。

而到了1878年，也就是光绪四年的时候，爆发了一件埋下了留学生提前归国的致命隐患。

这一年，以容闳的侄子“容揆”和另一位留学生“谭耀勋”为首，联合了另外十一位留学生建立一个名为“中国基督教家园传教会”的组织，这个组织的目的就是其名字所写“基督传教”，其实一开始，吴嘉善是没有发现这个教会的，可在一次留学生聚集向孔子“鞠躬”的时候，这些教会中人居然拒绝鞠躬。

除此之外，他们还表示要回国“传教”。

这些话听在吴嘉善的耳朵里，宛如是惊天巨雷，就连容闳都感觉不妙，因为这几个人居然想着推行基督教，这本质上就是和儒家对立，这不就是毁掉大清的根基吗，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太平天国的事情在大清发生结束还没有多少年，谁敢保证谭耀勋和容揆不是下一个“洪秀全”。

于是一场“大遣返”开始了，这十三名被明确指出是“信教”的儿童被勒令遣返，可是谭耀勋和容揆却拒绝回国，抗令不尊，自此之后便留在了美国。

其实在这一批留学生遣返之前，大清政府也有强制遣返留学生的举动，在光绪二年的时候，一名名为“史锦镛”的留学生就被强制遣返了，因为史锦镛的“作风”不良，他不仅易服剪发，他还和美国女孩谈恋爱，还频繁进入基督教堂，在大清官员看来，这是走上了歪门邪道，李鸿章也觉得是让他们去读书强国的，而不是让他们去享受生活的，因此遣返了他。

所以在美国时期，留学生们和吴嘉善的矛盾已经达到了巅峰，吴嘉善是再也容忍不了这些留学生们花着国家给予的白银，然后一边在毁灭着自己的民族文化，几乎每一年，吴嘉善都在向李鸿章提前“结束留学”的事情，更别说经历了“钟耀勋事件”后，谁对这些留学生，都不再放心了。

于是在光绪七年，原本坚定支持“留学生计划”的陈兰彬被吴嘉善几年来孜孜不倦的“抨击”打动了，于是陈兰彬只能放弃支持留学生计划，他向朝廷做出自己的最后建议：

“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周，亟应将局裁撤，惟裁撤人多，又虑有不愿回华者，中途脱逃，别生枝节等语”。

陈兰彬的观点很中肯，没有吴嘉善市场出现的“辱骂字眼”，但是吴嘉善所发现的一些情况也不是不存在的，比如这些留洋的学生，内心的信仰和思考当时已经改变了，回到大清，很有可能就是“碰撞”的灾难，所以为了及时止损，便让他们提前回国。

其次，陈兰彬提出了不让惊动这些留学生们，以免他们“不想回国”，事实上，这几年留学过程中，被强制遣返的人已经是十个左右了，可这其中都还出了容揆和谭耀勋这种不愿意回国，强制抗令的，陈兰彬也怕清政府这几年的投资都打了水漂。

可是回国这种事情，哪里能说是“骗”这些留学生回去，这些留学生们，个个都是聪慧之人，他们在美国有了自己的圈子和人脉，要想不回国，方法也并不少，所以当大清的“遣返令”下来之后，能踏上回国之路的只有九十四人。

而这九十四人其实是有些“遗憾”的，因为他们有的人刚考上大学，特别是耶鲁大学，如果继续深造必然前途无量，但他们还是选择服从国家的安排，回到自己的祖国改变自己祖国落后的样貌，所以这些人也是伟大的，在经历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社会之后，仍旧能保持赤子之心回到自己的国度。

所以，120位留学生，在光绪七年只回去了94位，有一部分是已经被强制遣返了，再除去那三个已经病逝的学生外，其余的就是不愿意回到中国，执意在美国开启自己的新人生，对此，清政府也没有什么追究的办法，只能顺其自然了。

不过留学生们没想到的是，他们还在回国的路上的时候，自己国内的“报纸”就开始在“打压”他们了。

当年《申报》就对归国的留学生开始“炮轰”，个中言论可谓是将留学生们说得一文不值：

“国家不惜经费之浩繁，谴诸学徒出洋，孰料出洋之后不知自好，中国第一次出洋并无故家世族，巨商大贾之子弟，其应募而来者类多椎鲁之子，流品殊杂，此等人何足以与言西学，何足以与言水师兵法等事”。

申报的言论十分“藐视”这些留学生，其中最没有道理的，就是上面提到的“无故家世族、巨商大贾子弟”，这句话的意思就把留学生们是“试验品”的意义给点出来了，这不正是一种羞辱，而且一份报纸，他在上面把这些留学生们的“出身”大书特书，说什么“椎鲁之子”、“流品殊杂”，认为他们这些普通人，就算有学识，也根本没资格和朝廷谈论“西学”和兵法。

留学生们看到这种言论心里是怎么想的，没人说过，但可以想到的是，当他们学习了西方的先进知识后，抱着憧憬回国后，遭受到的第一次“伤害”，竟然是来自于这些官僚们的人身攻击、精神伤害。

所幸的是，这些留学生们的内心是强大的，他们知道封建帝制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强调驭下，强调唯吾独尊，可是他们却不计较，他们知道，他们要拯救的是这个垂危的国家，这个国家困苦的百姓，所以他们坚持下来，发展国家，让大清在最后的几十年里，快速走向工业化。

即便大清灭亡了，他们也帮助中国完成了时代的过度，也是在大清灭亡后，当年执意不回国的一些学子也回到自己的祖国“添砖加瓦”，不论如何，洋务派的这一次试探和留学生们给予的回报，乃是成功至极的。

这也是古代中国历史，难以抹去的一百二十个名字。

本文原创自“纪元的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