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调不低调先不说，说个亲身经历的。2000年在军部大院勤务。集团军政委张海阳少将（就是汶川地震时任成都军区政委的张海阳上将，开国中将张震之子），经常穿着少将军装，骑一辆28大杠到处跑，我就碰见过好几次。

在我的眼里，他没有“彭德怀”大将军的勇猛，没有“粟裕”将军的运筹帷幄；但是他在我眼里，却是当之无愧最低调的一位“将军”，深藏功与名64年之久的“张富清”。

95岁的老兵张富清，在功名身后的64年隐藏，在祖国七十周年庆典之际，获得了“共和国勋章”褒奖，这一份来之不易的承认，是对这位低调老人最大的宽慰。

张富清事迹简介

老党员张富清曾经在解放战争期间立特等功一次；一等功共计三次；二等功一次；并且荣获两次“战斗英雄”称号。

1955年之际，因为国家的需要，他默默的转向了湖北最贫困也最艰苦的山区工作，此后的64年之中，这位老人从来不曾拿立下的功劳说事，自己默默隐藏在艰苦的第一线，为国家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

张富清所有的功劳自己的家人都不知道，他也没有跟组织上提过任何一点要求，他的事迹还是因为18年退役军人信息采集的时候偶然被发现。

老人张富清回忆录，被彭大将军所赞扬的老人

张富清在24岁就进入了部队，并且直接进入的是西北野战军，然后就开着跟着解放大军南征北战，他自己叙述打了多少的仗是真的记不清了，只知道很多次离死亡边缘就差那么一点。

我其实打过的仗很多，但是大多数都记不清了，唯独1948年在陕西蒲城永丰镇那场战役让我特别记得，因为那一次真的特别危险（巍巍颤颤的老人）。--张富清

这位老人曾经很自豪的告诉记者，每次的战斗，他都是自己打前锋，当初年轻，总觉得要为革命贡献该有的青春；这位老人说自己每一次能够坚决的完成任务，都是因为有着不怕死，勇敢向前冲的信念。

在解放战争之中，张富清因为壶梯山战役、永丰战役表现出色，被授予“西北野战军特等功、一等功”，所以还被彭德怀大将军亲自接见赞扬。

当时的彭德怀大将军，在西北野战军任司令员兼政委，当时因为永丰战役结束嘛，大将军就拉着我的手说：“小伙子，你在永丰战役中表现突出，立下了大功，值得表扬。”大将军在说完这些话之后，还亲自给我授勋，当时把还年轻的我感动的哭了，直到现在大将军的容貌都还在我的眼前。--张富清

张富清很多次都说自己作为一个革命的军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这点事情都是自己应该做的，并且这也是自己分内的事情，不告诉别人是因为不想搞特殊。

从儿女细节之处，自身思想处见证这位不平凡的“将军”一生

张富清有一个儿子叫做张健全，在采访张健全的时候，张健全称：“平时我们也不知道他收藏了什么东西，并且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因为他基本从来不跟我们谈这些东西。以前见过父亲一个小皮箱，但是都上锁了，完全不知道里面放了什么，父亲也没告诉过我们。”

这就是老人儿子所知道的，被张富清瞒了64年的真相，这位老人在离开部队之后，辗转于粮食局、银行等单位，最后的职位是“中国建设银行湖北省来凤支行原副行长 ”，但不管在哪个岗位，他始终践行着一个军人该有的样子，记得一个军人该做的事。

张富清虽然已经退休在家，但是这位老人思想上却一直不曾退休，这位老人在88岁的时候因病截去左腿，本以为接下来的时光将在轮椅上度过。

这位老人丝毫没有在轮椅上度过的觉悟，就算因为截去左腿，但没有放弃；凭借着自己的毅力和坚持，他再次站了起来。

张富清：“我年纪已经大了，确实已经不能为家人以及国家做事情了，但正是因为如此，我要站起来，我要生活自理，我不能给家人和国家添麻烦，孩子们还在外面工作，我不能作为他们的累赘，不然他们就没有办法集中力量为国家多做事了。”

结语以及感想

了解完这位老人的过往，越发觉得其老人的伟大，是什么样的信念，能够让一位战功显赫的人，去埋藏64年的功名。

最触动我的是“我经常能够想到跟我并肩作战的战友，他们大多数人为了国家跟人民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相比于他们，起码人还在，生活无忧，日子还过得去，我就做了这么一点应该做的事，又有什么资格拿出来表现呢？”

老人的精神恰好是我们应该学习的，这种精神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六十多年的深藏功与名，向这一位老兵致敬。

今日盛世皆由吾辈以性命鲜血换来，我们一定要将这种美好的精神愿景传承下去。

“我们也想低调，可年龄不允许啊！”——1949年的新年前后，淮海大地上的黄埔将领们那是非常的“低调”，被解放军抓俘虏后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那真是“没有最低只有更低”。其中的佼佼者当属黄埔一期的黄维和杜聿明，比较而言，还得说是黄维“低调”的程度尤甚。

（大决战剧照）

1948年12月15日，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开始对双堆集发动总攻击，发觉大势已去的黄维给南京发报，说他决定突围请派空军配合。当天上午9时，敌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飞抵双堆集上空，与地面通话时表示“不能照计划实施”，黄维回答说：既然你不能按计划实施，我只好自己“断然处置”了。

由于担心天黑找不到路，黄维与胡琏、吴绍周等人在黄昏前便分乘坦克出逃，甚至来不及通知第18军军长杨伯涛。突围之前，黄维和胡琏都准备了一瓶安眠药，以便脱身不成时自杀所用，途中黄维的坦克抛锚，于是他只好带着卫士在黑夜的野地上狂奔逃命，跑不动躺在地上休息时，被中原野战军第三纵队特务营搜索队抓获。

（黄维被俘）

特务营教导员范天枢亲自审问俘虏，他问道：“你是干什么的”？第12兵团中将司令官黄维回答：“我是第85军上尉司书方正馨”，一下子给自己降衔五六级，够低调了吧？然而中野的战士们发现，这个头戴钢盔的家伙穿着一身崭新的棉军衣，上衣左口袋里有指北针，右口袋还插着两支钢笔。

尤其是这名“上尉司书”的手腕上，还戴着一块“又大又亮，想必十分贵重的手表”，于是范天枢断定，这个上尉司书“最小也得是个师长”。但是由于黄维坚称自己只是上尉军官，还写下了“如姓名与职务不符，愿受枪毙”的保证书，特务营只好把他押送到纵队敌工科再审。

（黄维被战士们围观）

敌工科的燕科长轻松破解了这道难题，他立即找来了被俘的第18军副军长（兼第11师师长）王元直，以及“解放战士”李永和，而后者曾经给黄维当过10几年的马夫。证人一到场，“上尉司书方正馨”就要求撕掉保证书，并且当场承认：“我是黄维”，蒋军第12兵团司令官就此落网，“低调”也没藏住身份。

1949年1月10日拂晓，陈官庄总攻打响后的第四天，华东野战军四纵11师卫生处的两名通讯员，发现在田边有10几个人鬼鬼祟祟的，随即将其缴械押往师政治部。

（杜聿明）

华野11师陈茂辉主任亲自审查了年龄最大的一个俘虏，问他的姓名单位以及职务的，对方回答：“第13兵团军需处长高文明”，这应该是个校官职务，从中将“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所主任”到兵团的一名处长，杜聿明够“低调”了吧？。

陈主任笑了笑，要求他写出兵团六大处的处长名字，问题明显难倒了这个高文明，他开始掏钢笔准备写字。掏了半天掏出来一包美国烟，再掏是一包牛肉干，再再掏还是一包“骆驼”香烟，半天才摸出一支钢笔，《亮剑》常乃超的镜头感有木有？八成就是以杜副总司令为原型的。结果当然是写不出来，杜聿明编了几个字就编不下去了，并且手一直在抖。

（杜聿明被俘）

陈主任情知他在撒谎，就进一步教育说：“黄维兵团也被消灭了，黄维想逃走，可是没逃成，也被活捉了，想混是混不过去的”，杜聿明大为震惊急忙问“黄维在哪里”？陈主任笑着说：“你可以见到他的，两三天内就可以见到”，于是“高处长”声称需要休息一下。当夜，杜聿明试图用石头砸脑袋自杀，被警卫战士发现和抢救过来，他的司机最终交代了长官的身份。

第二天杜聿明被四纵押送到华野总部，得到收条一张：“收到战犯杜聿明一名，此据，参四科（华野司令部参谋处第四科，负责收押重要战俘）”。黄维和杜聿明的低调也没能逃脱过解放军的审查，黄埔一期的这两位难兄难弟，不久就在北京功德林相会。

在人民解放军的大熔炉里，在毛泽东思想的教导与指引下，一心为公，低调做人的将军比比皆是。

今天方城就来讲一个一心为公，低调做人的将军故事。

他曾经被毛主席赞誉为“陕南王”，开国上将韩先楚、刘震见了他，都亲切的称他为“老班长”。

他就是开国中将陈先瑞。

陈先瑞（1914年——1996年），安微省金寨县人。放牛娃出身，15岁参加红军，17岁入党。

1932年，陈先瑞任红二十五军手枪队班长时，韩先楚和刘震在他班里当战士。

喜欢红四方面军军史的，经常会看到手枪队这个在四方面军中经常出现的专门用语，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

手枪队，系红四方面军的独创，从方面军到军、师、团级，都设有人数不等的手枪队。他们都是从红军战斗骨干中优中选优，身兼侦察、保卫、筹款等特殊职责，是红军时期的特种部队。

当年成仿吾从鄂豫皖根据地出发，到中央根据地瑞金参加苏维埃会议，就是由陈先瑞带着韩先楚、刘震等人，化妆成仆人掩护成仿吾上的火车。

而韩先楚、刘震之所以能和陈先瑞一个班，是因为他们在原来的部队中表现优异，被选拔调入手枪队的，这才有了后来军史上“将军班”的佳话。

（左起刘震、韩先楚、陈先瑞）

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长征时，陈先瑞已是团治处主任。

在长征到鄂豫陕边界时，陈先瑞率一个连和200多位伤病员留了下来，创建鄂豫陕游击区，掩护主力部队转移。

与红二十五军失去联系，孤悬敌后的陈先瑞，不畏艰险，转战二十多个县，硬是在敌后打出了一片天地，部队也从最初的400多人发展到2000多人，并成立了以他为师长的红七十四师。

西安事变后，党中央派专人到陕南联系在此地战斗的陈先瑞，与主力红军失去联系一年多的陈先瑞，终于北上与老部队会合。

红军三原整编后，陈先瑞任一一五师留守处主任，负责率部掩护八路军至前线的后方补济、交通等工作。

同年10月，陈先瑞任陕甘宁留守兵团警四团团长。在此期间，陈先瑞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主席对他坚持陕南的功迹赞不绝口，称他为红军的“陕南王”。不久，陈先瑞率部进入山西与日寇作战。

1941年初，陈先瑞任警一旅副旅长，后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1944年4月，日寇大举进攻河南，陈先瑞任豫西三支队司令员兼政委，率部挺进敌后，创建了豫中根据地，任豫中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

抗战胜利后，陈先瑞任中原军区第十六旅政委。中原突围中，他率部掩护主力突围后又一次进入陕南，任鄂豫陕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

1947年7月，陈先瑞任中原军区三十八军副军长，率2个师配合陈赓、谢富治兵团南渡黄河，挺进豫西，拉开了战略大反攻的序幕。

全国胜利后，陈先瑞任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抗美援朝爆发后，他任十九兵团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入朝作战。此时他当年一个班的战友韩先楚，已是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十九兵团司令员。

而另一位老战友刘震，此时由中南军区空军司令员，调任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兼志愿军空军司令员，指挥空军与美国空军大战米格走廊，以实际行动，掩护、支援着在陆地指挥作战的两位老战友。

战友们相逢在朝鲜战场，心情自然十分激动。激动之余，陈先瑞丝毫没有因为彼此职务上的差异而影响情绪。他以自己卓越的政治工作能力，积极配合韩司令员的各项工作，因功勋卓著，他被授予朝鲜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

1955年2月，陈先瑞入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同年10月，被授予中将军衔。

七十年代末期，陈先瑞由成都军区第二政治委员任上，调任兰州军区顾问，与他当年的老战友，时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的韩先楚又再度重逢。

机缘巧合的是，刘震上将此时从东北也来到了大西北，任新疆军区司令员，三位老战友又一次相聚，共同为祖国镇守着西北大地。

1996年1月10日，陈先瑞将军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2岁。

根据将军的生前遗嘱，他的骨灰撒在了他生前四次进入，转战、保卫、建设的陕南大地。

有这么一个将军，南征北战、戎马倥偬，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战功赫赫，伤痕累累，革命成功之后，有官不做，有福不享，毅然决然，辞官归田,不去当将军，反而去做农民。

有这么一个将军，勤恳做事、清白为人，淡泊名利、艰苦奋斗,一生为党、一心为民，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

这个将军，低调得完全不像一个将军；

这个将军名字叫甘祖昌，是我们萍乡人的骄傲，是所有人的榜样！

01、革命功臣

甘祖昌，1905年出生，江西萍乡莲花县坊楼乡人沿背村人。

甘祖昌家境贫寒，祖上世代务农，都是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

6岁那年，甘祖昌幸运的得到舅舅接济，上了私塾。但很快就辍学，回家种田和为地主做硬工（莲花话，随叫随到的短工的意思）。

1920年，坊楼乡成立了莲花县早期党组织，忠实可靠的甘祖昌参加农民协会的工作。

1925年春，表现出色的甘祖昌担任坊楼乡土改委员会主任，8月，调任莲花红色独立团军需处处长，此时的甘祖昌肯定没有想到，日后他将和军需打很长时间的交道。

后来甘祖昌又被派往井冈山红四军训练班学习，当时毛泽东主席在八角楼接见了甘祖昌，亲切地询问了莲花县武装斗争的情况，最后说：

“我们的学习班办不成了，敌人要发动进攻。你回去告诉县委，要组织好红军和赤卫队，狠狠打击来犯的敌人，你们扯住了敌人的手脚，就是为保卫革命根据地出力！”

1926年，21岁的甘祖昌有了自己的儿子，妻子陈卯姑给儿子取名“寿郎”。

孩子刚出生，甘祖昌根本没有多少时间照顾妻儿老小，一心扑在了革命工作上，

1927年8月24日，甘祖昌光荣入党。

1930年12月，甘祖昌奉调湘赣军区红军兵工厂任副科长，负责制订生产计划、采购原料，还兼任会计、出纳，管理百余职工的伙食。

接到任命后，他马上向家人辞行，他抱起4岁的儿子，说：

“乖乖崽，反动派又在围剿红军，爸爸要上前线，不过，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甘祖昌履行了自己的承诺，后来他真的回来了。

陈卯姑又喜又悲，喜的是丈夫真的活着回来了，悲的是丈夫已经病得不成样子了。

原来甘祖昌之所以能回家，是因为他得了重病，一直在打摆子，瘦得都不成人形了。

1934年8月，为策应中央主力红军，湘赣红军突围西征。湘赣军区兵工厂被编为红六军团工人连，甘祖昌任连司务长。11月，甘祖昌随主力红军长征。

就在这时，甘祖昌家中传来噩耗，莲花苏区沦陷后，敌人为了追问甘祖昌的下落，将他的父亲甘信生抓起来严刑逼供，甘信生本就病弱不堪，一番毒打，不久就去世了。

敌人又对陈卯姑严刑逼供，但陈卯姑始终没有吐露甘祖昌的任何信息。

在敌人的迫害下，陈卯姑被迫改嫁，9岁的寿郎则跟随奶奶陈瑞英生活。

甘祖昌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当他得知消息的时候，他已经来到了延安，他十分悲痛和愧疚，只能在夜深人静的遥望家乡。

抗日战争爆发后，甘祖昌所在部队被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359旅，陈伯钧任旅长，王震任副旅长，甘祖昌任旅供给部军需科科长。

1941年，甘祖昌任八路军一二〇师359旅供给部副部长。当年冬，甘祖昌随359旅进驻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

解放战争爆发后，甘祖昌参加了保卫陕甘宁边区的战斗，任晋绥军区359旅供给部部长。

1944年10月，为建立以五岭山脉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使华南成为战略一翼，中央决定以第359旅为基础组成第18集团军独立第1游击支队（通称南下支队），王震任司令员、王首道任政治委员，甘祖昌也跟随部队南下。

11月9日，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发，向湘粤赣边挺进。

1945年1月，南下支队在湖北省大悟山与新四军第5师会师，南下继续南进。挺进中原，渡过长江，进入江西，路过莲花。

部队到达莲花后，随即驻军停留，驻地离甘祖昌家中只有5里路。

当时天降大雪，支队供给部部长何维忠（开国少将）准备派一个排，把甘祖昌的儿子寿郎接过来。

但甘祖昌拒绝了，因为坊楼正好有国民党部队驻扎，甘祖昌警惕性非常强，担心会影响部队安全。

于是他只是叫一个老乡带了一封信和五块钱给家人报平安。

古有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甘祖昌也不遑多让，舍家为国。

1947年，甘祖昌被调二纵队后勤部工作，参加了解放大西北的战役，任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后勤部部长、第一野战军二军后勤部部长。

1949年，甘祖昌调任一兵团后勤部部长，进军新疆。

在新疆和平解放时，甘祖昌不仅顺利解决了10万指战员的口粮问题，而且稳定了物价。

02、开国将军

新中国成立后，甘祖昌历任新疆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兼供给处处长，兼财务处处长，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

1950年，在甘祖昌的努力下，军区后勤部打开了局面，甘祖昌忙里抽闲，第一次回家探亲。

从1934年开始长征，到这个时候回家，甘祖昌足足等待了26年才有空去探望自己的家人。

当他回到家中的时候，儿子寿郎已经成婚，父子俩阔别多年，而寿郎竟然已经认不出自己的父亲。

没办法，由于家境贫寒，寿郎从小营养不良，身材瘦小，而甘祖昌将军身材比较高大，看上去完全不像父子。

当寿郎看到甘祖昌后，只是觉得眼前这人眼熟，却不知道叫什么。

直到奶奶陈瑞英告诉他，这就是他日思夜想的父亲后，他才叫了一声爸爸。

这是怎样温馨的一幕？又是怎样心酸的一幕？

返回新疆后，甘祖昌把堂哥甘桂云的儿子炳郎带回了新疆去读书。

在家里做篾匠的寿郎看到父亲居然带侄子去新疆享清福，而不带自己，心里老大不乐意。他也希望去父亲那里读书。

1951年，寿郎带着妻子，千里迢迢去找父亲。

结果甘祖昌对他说：

“你都20多岁了，过了读书超过了年龄，现在工厂需要锻工，你去打铁吧。”

就这么着，寿郎这个篾匠做起了铁匠，这一打铁就是半年，寿郎为了不让父亲失望，一直在挺着，终于他吃不消了，写信给奶奶，希望奶奶能给他求情，换个轻松的工作。

不久，甘祖昌接到了陈瑞英的求情信，甘祖昌回信道：

“现在刚解放，厂里机器少，我们当干部的儿女应该带头干粗活，等将来条件好了，问题就解决了。”

这话一出，寿郎没办法，只能继续打铁，他就没干过这活，他干不了，甘祖昌绝不搞特殊化，寿郎在厂里就是个铁匠，铁匠就得霹雳啪啦的打个不停。

寿郎终于坚持不住了，他在厂里昏倒了，医生一检查，没别的毛病，就是他身体太瘦弱了，承受不了高强度的活。

甘祖昌知道后，摇头苦笑，跟儿子开了个玩笑：

“我本来想把你培养成一个钢铁战士，谁知道你没有这福分。”（食堂看到这段，笑出了杀猪般的笑声）

于是，甘祖昌第一次运用“职务之便”，把寿郎安排到了农建第六师学开拖拉机。

这活看着挺轻松，实际上也是个苦累活，寿郎也坚持不下去了。

可父亲已经让他换了工作，他不好意思开口，咬紧牙关，坚持了一段时间，最终只能又向奶奶求援。

甘祖昌又回复道：

“我们干部子弟不能搞特殊，应该带头艰苦奋斗，为建设祖国多作贡献。”

没办法，寿郎只能回老家继续当篾匠。

1952年春，甘祖昌到郊区检查工作，途经一座30余米长的木桥，由于桥板被敌特分子锯断，甘祖昌乘坐的车子翻到河里，甘祖昌身负重伤，上唇裂成三片，下额脱臼，鲜血直流。

兵团卫生部部长潘世征给甘祖昌做了手术。

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甘祖昌外伤痊愈，却留下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

1953年以后，甘祖昌的脑震荡后遗症越来越严重，经常昏倒，1954年到庐山疗养治病，仍不见好转。

甘祖昌每日发愁，觉得自己做的工作太少了。

1955年，历史性的一刻终于到来，毛泽东主席给开国将帅们授勋，甘祖昌光荣的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开国少将。

甘祖昌对自己的妻子龚全珍说：

“比起那些为革命牺牲的老战友，我的贡献太少了，组织上给我的荣誉和地位太高了！”

此后，他不止一次向组织上写报告：

“我自1952年跌伤后，患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不能再做领导工作了。但是我的手脚还是好的，请求组织上批准我回江西农村去，我愿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贡献。”

当时，他的请求没被批准，1957年他又接着写。最终，组织上批准了他的请求。

1957年8月，甘祖昌带着家属从新疆动身回老家莲花。 临行前，甘祖昌对家人说：

“新疆到莲花，路途遥远，要尽量少带行李，为国家节省点差旅费。”

于是全家大小14人，行李精简成3个箱子，此外就是带了8只笼子，装着6头约克猪、15对安哥拉兔、15只来航鸡。

03、回家务农

很快，甘祖昌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要知道他可是开国少将，这级别，这贡献，怎么着也得享受安逸的生活吧。

但是，甘祖昌一回家就向家人们宣布了两件事。

第一：我回来当农民了，和你们一样都是平民百姓，靠劳动过活。

第二：我们家庭过去受反动派摧残，大家受了很多苦，以后我们不分家，大家一起过日子。

一个开国元勋解甲归田之后当个普通农民？

中国上下五千年，就从来都没有出这么一号人。

大家都不信，你甘祖昌是不是在装，在作秀啊？

甘祖昌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决心，打消了乡亲们对他的怀疑。 回家第三天，他就打着赤脚，穿着旧军装，腰间缠根白布，背着粪筐，去捡狗屎。

而后，他真的和普通农民一样，干起了农活，这一干就是29年。

久而久之，大家都忘了他是一个开国将军，他就是一个农民嘛！

唯一不同的是，他家出了个老师，甘祖昌的妻子龚全珍在同乡的南陂小学担任校长。

如果甘祖昌没有之前的经历，那么他现在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

刚回到莲花后，甘祖昌发现寿郎的房子还是破旧的土砖房，当时家里的老人就有人叫他给一笔钱给寿郎建新房子。

甘祖昌拒绝道：

“我的钱是国家给的，应该用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要改变这种为子女营造安乐窝的传统观念，这也是一种移风易俗。”

1957年至1984年间，甘祖昌工资收入加原有存款共计102452元，其中支付用于国家建设的有79032元，占总收入的70%多，剩下一部分钱，除了自己生活开支，全都用来救济周围的乡亲。

他从来没有给过自己子女一分钱，他很愧疚，革命时，没有尽到一个父亲和儿子的责任，回到家中，他觉得自己的子女也能靠劳动生活，老百姓的水平也很差，他没必要为自己的子女搞特殊。

甘祖昌说：

“我们干革命不是为了个人升官发财,不是推翻一个剥削阶级再培植一个新的特权阶层。我们干革命是为了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甘祖昌说：

“我们走出大山,参加革命:为了父母兄弟,为了父老乡亲,为了顿顿能吃饱饭、家家住新房、日子像天堂!”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甘祖昌的所在的沿背村是个土地贫瘠的小山村，全村三分之一的地是红壤冷浆田，产量很低。经过他的调查，他找到了方法。

他不辞辛苦地领着乡亲们修水库，建电站，架桥梁，改造红壤田。 他白天参加勘测、设计，晚上还钻研农业科技，经过五年的奋斗，他让产量提高了两倍多。

1970年，甘祖昌附近的屋场大队要修水库，他就和乡亲们翻山越岭，一起施工。

他把全身心投入到了修水库工作中，就跟当年打仗一样的拼命。 这一年，他已经65岁了，他病倒了，他倒在了工地上。

医生让他休息三个月，但他只休息了35天，就又回到了工地上，龚全珍怎么拉都拉不回，谁劝他跟谁急。

回乡29年来,甘祖昌和乡亲们一起,用辛勤的汗水修起了3座水库、25公里长的渠道、4座水电站、3条公路、12座桥梁。

每一个都是他带头修建起来的，哪怕是当一个农民，他也像当初在战场上一样，功勋赫赫 。

长期的实践和刻苦学习,使他积累了一定的农林水利建设经验（后来还被江西省农业科学院聘为特约研究员）。

所有人都忘记了他是个开国将军，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嘛，一个倔强的老头嘛。

04、将军傲骨

直到有一天有人找上了他，大家才发现甘祖昌是个功勋卓著的开国将领。

一天，上头来了个人找到甘祖昌让他编造林彪在井冈山斗争中的种种神话。

甘祖昌义正言辞拒绝道：

“历史就是过去发生的实事，个人在历史上的功过，史家自有公论，你说是不是这个理？” 话不投机半句多，软得不行就来硬。

那个人随之使出另一手，他站起来吼道：

“甘祖昌，听说你在家开荒种果树，还养猪赚钱，这可是带头搞资本主义呀！”

甘祖昌用颤抖的手猛地磕去一袋烟灰，厉声问道：

“照你说，养猪种树是资本主义，那杀猪砍树倒是社会主义啰！”

后来林彪一伙人别出心裁地搞出一个所谓“新村图”，要把农房全部搬迁上山。

甘祖昌听说后，第一次运用了自己的身份，赶到县城，找到县的领导干部说：

“现在群众家里还很穷，这样大拆大迁，农民一无钱，二不能作田，这样下去，难道喝西北风吗？”

在甘祖昌的反对下，这个计划在莲花全面破产。

结语

1986年3月28日，甘祖昌在家乡江西省莲花县病逝，终年81岁，一个将军农民的传奇，就此落幕。

但甘祖昌的精神永远被人民群众铭记在心。进入新世纪以来，涌现了很多以甘祖昌为原型的电视电影。

2010年，电影《这样一位将军》上映，张志忠饰演甘祖昌，迟蓬饰演龚全珍。

2015年，电影《老阿姨》上映，李雪健饰演甘祖昌，陶慧敏饰演龚全珍。

2018年，电视剧《初心》上映，吴京安饰演甘祖昌，丁柳元饰演龚全珍。

甘祖昌将军，必将被所有人所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