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浒之战，明朝于辽东部署军队大致在十一万人上下，后金顷举国之兵也有六万之数。从兵力对比看，明军占据了一定优势。但是，明军却在此战遭遇惨败，战死者超过四万五千人。

原因何在呢？

从上图中可以看到，明军的兵力构成颇为复杂，主力大致是宣大、延夏和川陕的边军。除此以外，还有来自西南各地的土司兵以及藩属的朝鲜兵、海西女真兵等。

诸多原本互不统属的人马临时抽调拼凑在一起，战斗力能保持多少，其实很值得商榷。

而且，以上问题仅仅是冰山一角，还有更多的，我们不妨盘点、分析一下。

战略决策仓促上马

努尔哈赤在公元1618年9月发布“七大恨”反明誓师。辽东的抚顺城及以东堡寨都成了后金军攻击的目标。如果说以前的“冲突”和“摩擦”，明朝君臣还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将战争的规模控制在相对较小的范围内。

但此时此刻，努尔哈赤已经公开向明朝开战，这就使得明朝君臣不得不立刻马上正视这个棘手又绕不过去的问题。

明朝君臣之所以不愿意将战争规模扩大化，并非他们不想，而是当时的国势和兵力均捉襟见肘，实力已经不允许像万历早期一样说打就打。

努尔哈赤公开与明朝撕破脸，等于给明朝君臣出了一道难题。但是，这道题再难，也得做下去，否则又如何维护天朝上国的权威和地位？于是从万历皇帝到阁臣们，都不得不马上部署开战事宜。

只是开战要有兵，辽东的边军虽然有六万之数，但分散于全辽各堡寨，连自保都很困难，就更别提剿灭战斗力强悍的后金军。所以，必须从全国征募可战之兵。当时，明朝军队中战斗力尚可的只有宣大边军和川陕边军。

宣大等地的边军常年与北边作战，战斗经验十分丰富，四川明军也刚刚经历了平定土司叛乱的战争，是以也有着一定程度的战斗经验。

蓟辽总督薛三才曾在上呈给万历皇帝的奏书中，提及了明朝在全国各地征募士兵的基本情况。

“征剿奴者，可得十万人。”

而这十万人里，还有朝鲜的一万三千人，以及海西女真和各地土兵的数千人。除去这些零零散散的附庸军，真正能够一战的也只有八万人左右。

这个数字实在很令人心酸，煌煌大明朝拥有人口近两亿，最终在全国东拼西凑才只得了八万人的军队。

且不说八万人数目是否足用，单单就是成分复杂，各部之间能否协调调动，一致作战，都是个未知之数。

尽管很多方面都不如人意，可毕竟有米下锅了，接下来就是确定负责指挥平辽作战的人选。

实际上，以当时的情况而言，合适的人选确实没有多少。按照明朝“以文制武”的原则，武将在原则上是不能够统帅全军的，所以那些很有战斗经验的总兵们至多只能担任一路的指挥。

辽东经略杨镐就此浮出水面，出现于万历皇帝与阁臣面前。虽然在援朝作战时他的表现实在不好看，可辽东的屯田又搞的有声有色，甚至于还打了一些不大不小的胜仗，这也让他被朝廷一致认可，有知兵之名。

受命辅助杨镐指挥作战的还有蓟辽总督汪可受以及巡抚周永春、巡按陈王庭等人，都是清一水的文官。而那些身经百战的总兵们只有资格列席军事会议，甚至连发表意见的权力都没有。

在这种情况下，文官指挥部拟定了“分进合击”的战略方针。

不能说分进合击的战略一定不好，可以当时明军的实际情况而言，实在很不明智。

在不合适的战略下，各路明军又出现严重战术失误

按照文官指挥部的战略，明军被分为四路，围攻目标就是努尔哈赤的根据地，赫图阿拉城。

其中，西路军三万余人，由山海关总兵杜松率领，出抚顺，沿着浑河北岸，由西向东进攻赫图阿拉；南路军两万余人，由辽东总兵李如柏为主将，由靖河向北进攻赫图阿拉；北路军两万余人由总兵马林率领，在开原、铁岭一带由北向南，进击赫图阿拉；东路军则由宽甸出发，以刘铤为主将，率所部一万余人，以及一万三千余朝鲜兵，由东侧向赫图阿拉进发。

文官指挥部的战略意图很明显，企图用刘铤所部的东路军吸引后金军主力，然后以杜松所领主力西路军负责主攻。但这种想法也太过一厢情愿，只要后金情报工作正常，就很容易得知，东路军是一支由少量明军和朝鲜附庸军拼凑而成的杂牌军。

这样一支军队，怎么可能吸引后金军主力呢？

除此以外，西路军主将杜松的战术也与文官指挥部一样，犯了分兵的大忌。这不是说分兵一定不好，只是分兵也要视情势而定。

杜松所部在二月二十一从辽阳开拔，于当月二十九日抵达抚顺，而后在三月一日抵达浑河沿岸。界藩城扼守通往赫图阿拉的要害之地，明军对此志在必得，杜松将部众一分为二，留下两万人驻扎于萨尔浒山脚，并亲率一万人过河进攻界藩城。

他的本意也许是让两部隔河呼应，但倘若真有后金军来攻，无论哪一部人马，势必都无法从容渡河救援。一旦渡河，则必会遭到后金军的阻击。

这个决定在无形中为后金军创造了分割包围明军的客观条件。

不可否认，老将杜松确实勇猛，可他在界藩城外的吉林崖下，却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凭借地形险要，仅仅数百后金军就将明军主力拖在浑河岸边超过半日。

后金军主力正是以这半日的时间差，从容赶到界藩城，在代善的率领下以后金五旗兵马近三万七千余人，向驻扎于萨尔浒山的两万明军发动突击。

战斗开始之后，事态就已经超出了杜松的掌控，围攻界藩城的杜松只能眼睁睁看着萨尔浒大营被后金军消灭，却毫无办法。与此同时，他亲率的一万明军也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危急境地。

有一点值得强调，这一万明军并非人们印象中那么贪生怕死，他们顽强不屈，力战反击，最终全部战死，老将杜松更是身中十余箭力竭殉国。

可惜，以鲁莽为前提的勇猛毫无意义，西路明军全军覆没以后，就已经注定明朝伐辽之战即将失败。

除了西路军总兵杜松在指挥上严重失误，北路军总兵马林出现的问题则更加严重，他在得知西路军覆灭以后，将北路军一分而三，分别扎营，进行抵抗。后金军如法炮制，又将北路军各个击破。

由于北路军随军携带了大量火器，加上作战勇猛，此一役令后金军损兵折将数千人之多。

令人惋惜的是，北路军与西路军相距不过半日脚程，如果两军能够及时协调，在代善对萨尔浒大营发动突击之时，北路军能够及时增援，此战鹿死谁手亦未可知。

这充分暴露出明军内部存在严重的问题，从全国各地仓促征调，东拼西凑而成的军队，各部之间难以协调一致，战斗力势必大打折扣。

当最强大的西路军与北路军覆灭以后，伐辽明军就连最后的翻盘机会都彻底失去了。

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除了战略和战术上频频失误，辽东的边境冲突最终演变为腹心之祸，与明朝本身各种问题积重难返也脱不开关系。

万历三大征急剧消耗了明朝的国力，仅有据可查的消耗开支，就已经超过一千一百六十余万两。

当然，这是明显可以看得见的问题。从制度上而言，到了万历晚期，明朝官僚腐败，导致行政效率低下，继而又衍生出军队战斗力严重下降......

在张居正去世以后，明朝上至万历皇帝，下至文武百官，已经没有人肯于花心思去解决这些国计民生的问题。

从皇帝到官员们，都在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中较力、争斗。关于立太子这种事，万历皇帝如果能够当机立断，迅速解决与官员们的矛盾，也就不至于让日渐抬头的党争愈演愈烈，终至难以收拾。

朝廷官员们把心思都用在相互倾轧的党争上，国事也就不可避免的被卷进来，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除此以外，具体到萨尔浒之战，明朝“以文制武”的原则也对此战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战略部署全部由文官指挥部纸上谈兵，而有着诸多丰富经验的总兵们只能列席军事会议，连参议的资格都不具备。

北路军总兵马林曾建议：

“王师当出万全，宜并兵一路，鼓行而前，执取罪人，倾其巢穴。”

西路军总兵杜松则认为，军队临时拼凑而成，战力不足，应该加以训练再行出兵；东路军总兵刘铤也提出了地形不熟，延迟出兵的建议……

这些统统被文官指挥部无视，不但不采纳他们的意见，甚至比原计划还提前了半个月出兵。指挥者如此儿戏、仓促，明军内部本就问题重重，又如何能是后金军的敌手？

明军之败实为明朝之败

明朝到了万历晚年，已经像一架到处都是毛病的机器，勉力维持运转尚可，一旦遭遇外部压力，则很可能面临停摆或者崩溃的危急局面。

萨尔浒之战前，从表面看，明军占据了相当程度的优势，这种所谓的优势在经过分析拆解以后，明显已经打了对折，甚至可以说不复存在。

反观后金军内部，上下一致，气势旺盛，此消彼长之下，明军焉能不败？

萨尔浒之战，明朝于辽东部署军队大致在十一万人上下，后金顷举国之兵也有六万之数。从兵力对比看，明军占据了一定优势。但是，明军却在此战遭遇惨败，战死者超过四万五千人。

原因何在呢？

从上图中可以看到，明军的兵力构成颇为复杂，主力大致是宣大、延夏和川陕的边军。除此以外，还有来自西南各地的土司兵以及藩属的朝鲜兵、海西女真兵等。

诸多原本互不统属的人马临时抽调拼凑在一起，战斗力能保持多少，其实很值得商榷。

而且，以上问题仅仅是冰山一角，还有更多的，我们不妨盘点、分析一下。

战略决策仓促上马

努尔哈赤在公元1618年9月发布“七大恨”反明誓师。辽东的抚顺城及以东堡寨都成了后金军攻击的目标。如果说以前的“冲突”和“摩擦”，明朝君臣还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将战争的规模控制在相对较小的范围内。

但此时此刻，努尔哈赤已经公开向明朝开战，这就使得明朝君臣不得不立刻马上正视这个棘手又绕不过去的问题。

明朝君臣之所以不愿意将战争规模扩大化，并非他们不想，而是当时的国势和兵力均捉襟见肘，实力已经不允许像万历早期一样说打就打。

努尔哈赤公开与明朝撕破脸，等于给明朝君臣出了一道难题。但是，这道题再难，也得做下去，否则又如何维护天朝上国的权威和地位？于是从万历皇帝到阁臣们，都不得不马上部署开战事宜。

只是开战要有兵，辽东的边军虽然有六万之数，但分散于全辽各堡寨，连自保都很困难，就更别提剿灭战斗力强悍的后金军。所以，必须从全国征募可战之兵。当时，明朝军队中战斗力尚可的只有宣大边军和川陕边军。

宣大等地的边军常年与北边作战，战斗经验十分丰富，四川明军也刚刚经历了平定土司叛乱的战争，是以也有着一定程度的战斗经验。

蓟辽总督薛三才曾在上呈给万历皇帝的奏书中，提及了明朝在全国各地征募士兵的基本情况。

“征剿奴者，可得十万人。”

而这十万人里，还有朝鲜的一万三千人，以及海西女真和各地土兵的数千人。除去这些零零散散的附庸军，真正能够一战的也只有八万人左右。

这个数字实在很令人心酸，煌煌大明朝拥有人口近两亿，最终在全国东拼西凑才只得了八万人的军队。

且不说八万人数目是否足用，单单就是成分复杂，各部之间能否协调调动，一致作战，都是个未知之数。

尽管很多方面都不如人意，可毕竟有米下锅了，接下来就是确定负责指挥平辽作战的人选。

实际上，以当时的情况而言，合适的人选确实没有多少。按照明朝“以文制武”的原则，武将在原则上是不能够统帅全军的，所以那些很有战斗经验的总兵们至多只能担任一路的指挥。

辽东经略杨镐就此浮出水面，出现于万历皇帝与阁臣面前。虽然在援朝作战时他的表现实在不好看，可辽东的屯田又搞的有声有色，甚至于还打了一些不大不小的胜仗，这也让他被朝廷一致认可，有知兵之名。

受命辅助杨镐指挥作战的还有蓟辽总督汪可受以及巡抚周永春、巡按陈王庭等人，都是清一水的文官。而那些身经百战的总兵们只有资格列席军事会议，甚至连发表意见的权力都没有。

在这种情况下，文官指挥部拟定了“分进合击”的战略方针。

不能说分进合击的战略一定不好，可以当时明军的实际情况而言，实在很不明智。

在不合适的战略下，各路明军又出现严重战术失误

按照文官指挥部的战略，明军被分为四路，围攻目标就是努尔哈赤的根据地，赫图阿拉城。

其中，西路军三万余人，由山海关总兵杜松率领，出抚顺，沿着浑河北岸，由西向东进攻赫图阿拉；南路军两万余人，由辽东总兵李如柏为主将，由靖河向北进攻赫图阿拉；北路军两万余人由总兵马林率领，在开原、铁岭一带由北向南，进击赫图阿拉；东路军则由宽甸出发，以刘铤为主将，率所部一万余人，以及一万三千余朝鲜兵，由东侧向赫图阿拉进发。

文官指挥部的战略意图很明显，企图用刘铤所部的东路军吸引后金军主力，然后以杜松所领主力西路军负责主攻。但这种想法也太过一厢情愿，只要后金情报工作正常，就很容易得知，东路军是一支由少量明军和朝鲜附庸军拼凑而成的杂牌军。

这样一支军队，怎么可能吸引后金军主力呢？

除此以外，西路军主将杜松的战术也与文官指挥部一样，犯了分兵的大忌。这不是说分兵一定不好，只是分兵也要视情势而定。

杜松所部在二月二十一从辽阳开拔，于当月二十九日抵达抚顺，而后在三月一日抵达浑河沿岸。界藩城扼守通往赫图阿拉的要害之地，明军对此志在必得，杜松将部众一分为二，留下两万人驻扎于萨尔浒山脚，并亲率一万人过河进攻界藩城。

他的本意也许是让两部隔河呼应，但倘若真有后金军来攻，无论哪一部人马，势必都无法从容渡河救援。一旦渡河，则必会遭到后金军的阻击。

这个决定在无形中为后金军创造了分割包围明军的客观条件。

不可否认，老将杜松确实勇猛，可他在界藩城外的吉林崖下，却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凭借地形险要，仅仅数百后金军就将明军主力拖在浑河岸边超过半日。

后金军主力正是以这半日的时间差，从容赶到界藩城，在代善的率领下以后金五旗兵马近三万七千余人，向驻扎于萨尔浒山的两万明军发动突击。

战斗开始之后，事态就已经超出了杜松的掌控，围攻界藩城的杜松只能眼睁睁看着萨尔浒大营被后金军消灭，却毫无办法。与此同时，他亲率的一万明军也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危急境地。

有一点值得强调，这一万明军并非人们印象中那么贪生怕死，他们顽强不屈，力战反击，最终全部战死，老将杜松更是身中十余箭力竭殉国。

可惜，以鲁莽为前提的勇猛毫无意义，西路明军全军覆没以后，就已经注定明朝伐辽之战即将失败。

除了西路军总兵杜松在指挥上严重失误，北路军总兵马林出现的问题则更加严重，他在得知西路军覆灭以后，将北路军一分而三，分别扎营，进行抵抗。后金军如法炮制，又将北路军各个击破。

由于北路军随军携带了大量火器，加上作战勇猛，此一役令后金军损兵折将数千人之多。

令人惋惜的是，北路军与西路军相距不过半日脚程，如果两军能够及时协调，在代善对萨尔浒大营发动突击之时，北路军能够及时增援，此战鹿死谁手亦未可知。

这充分暴露出明军内部存在严重的问题，从全国各地仓促征调，东拼西凑而成的军队，各部之间难以协调一致，战斗力势必大打折扣。

当最强大的西路军与北路军覆灭以后，伐辽明军就连最后的翻盘机会都彻底失去了。

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除了战略和战术上频频失误，辽东的边境冲突最终演变为腹心之祸，与明朝本身各种问题积重难返也脱不开关系。

万历三大征急剧消耗了明朝的国力，仅有据可查的消耗开支，就已经超过一千一百六十余万两。

当然，这是明显可以看得见的问题。从制度上而言，到了万历晚期，明朝官僚腐败，导致行政效率低下，继而又衍生出军队战斗力严重下降......

在张居正去世以后，明朝上至万历皇帝，下至文武百官，已经没有人肯于花心思去解决这些国计民生的问题。

从皇帝到官员们，都在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中较力、争斗。关于立太子这种事，万历皇帝如果能够当机立断，迅速解决与官员们的矛盾，也就不至于让日渐抬头的党争愈演愈烈，终至难以收拾。

朝廷官员们把心思都用在相互倾轧的党争上，国事也就不可避免的被卷进来，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除此以外，具体到萨尔浒之战，明朝“以文制武”的原则也对此战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战略部署全部由文官指挥部纸上谈兵，而有着诸多丰富经验的总兵们只能列席军事会议，连参议的资格都不具备。

北路军总兵马林曾建议：

“王师当出万全，宜并兵一路，鼓行而前，执取罪人，倾其巢穴。”

西路军总兵杜松则认为，军队临时拼凑而成，战力不足，应该加以训练再行出兵；东路军总兵刘铤也提出了地形不熟，延迟出兵的建议……

这些统统被文官指挥部无视，不但不采纳他们的意见，甚至比原计划还提前了半个月出兵。指挥者如此儿戏、仓促，明军内部本就问题重重，又如何能是后金军的敌手？

明军之败实为明朝之败

明朝到了万历晚年，已经像一架到处都是毛病的机器，勉力维持运转尚可，一旦遭遇外部压力，则很可能面临停摆或者崩溃的危急局面。

萨尔浒之战前，从表面看，明军占据了相当程度的优势，这种所谓的优势在经过分析拆解以后，明显已经打了对折，甚至可以说不复存在。

反观后金军内部，上下一致，气势旺盛，此消彼长之下，明军焉能不败？

萨尔浒之战明军八万或十一二万，号称四十七万。后金军六万。后金军能够取胜是努尔哈赤指挥有方，努尔哈赤是任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利用在本土作战，熟悉地型，八旗军骑兵机动能力又强，这样一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明军。后金能够取胜，也得益于情报掌握的好，知道了明军进攻情况。

明军征讨努尔哈赤表面有优势，实际上存在很多隐患。明末由于财政困难，部队常常因为兵饷问题搞兵变；明军也存在吃空饷，兵源不实现象。“一将无谋，累死千军。”萨尔浒明军战败，主将杨镐负非常大的责任，综合来看进士出身的杨镐不知兵。后金多山地，明军兵分四路，后金利用地型容易阻击明军，导致明军不能按照预定期限汇合。明朝徐光启就指出明军不易分兵。四路明军的主将杜松、刘铤、马林、李如柏都很名，但是到战时又表现不同，杜松、刘铤久经战阵，是当时猛将，杜松犯轻敌提前行动毛病，刘铤是南方人，和杨镐关系不好，提出道路不熟等问题，杨镐也没有考虑，杜松、刘铤阵亡，马林是名将马芳之子，军事方面能力一般，后来后金攻占开原，马林战死，李如柏出身将门，但是李家和努尔哈赤后金方面有姻亲关系，努尔哈赤能做大跟李成梁姑息照顾有关，李如柏拒绝了贺世贤援助刘铤的建议，兵溃而逃，后来遭到非议自杀。由于萨尔浒明军失败，后来杨镐也被朝廷处死。

萨尔浒之战，明军败亡也跟明末三大征影响明军实力有关。再者，高淮乱辽，许多人投奔努尔哈赤，直接导致明朝辽东统治出现危机。努尔哈赤凭十三副遗甲起兵，能够做强做大，在萨尔浒之战打败明军也跟李成梁等边将养虎为患有关。

萨尔浒明军失败也在于明军火器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而后金军骑兵冲击力强，弓箭威力大的优势却发挥了出来。

萨尔浒战役是关乎满族存亡的一战。明朝这边出动近100000人，努尔哈赤也出动了60000人。

明朝方面指挥是经略杨镐，总兵杜松、马林李如柏和刘綎。

满族则是努尔哈赤带着四个儿子，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和皇太极。

起因是努尔哈赤在赫图阿啦建立“大金”，自称“天命可汗”，还攻打下了抚顺。

万历皇帝就派杨镐去剿灭，但是明朝的军队季节很慢，杨镐7月出发，到了年底各地的军队才陆续到达。而且来到全是老弱病残，还得再次征召，一来二去，就到了第二年的春天，此时抚顺以及落入努尔哈赤手中快一年了。

本来说好的50万军队，可到最后能来的也不过10万人。这让杨镐很头疼，他本来打算稳扎稳打，慢慢推进。可万历不愿意啊，万历是个财迷，就这点军费还是狠狠心才出的。万里想尽快结束，早结束一天，就能省不少钱。所以天天催着杨镐进军。

杨镐是个文官，明朝一直是文官领导武官，所以杨镐就召集了几个文官一起商议战略计划。这些人哪懂军事啊，也就杨镐的水平稍微高一点，制定了一个看起来还不错的方案。分兵四路，以赫图阿拉为目标，围住赫图阿啦城，活捉努尔哈赤，这场战争就结束了。

作战命令已下达，这些总兵们不愿意啊，这不是去送死吗？还分兵4路，大金都是骑兵，那不是送上去让人收割吗？

但杨镐不管，亮出尚方宝剑，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总兵们无奈，那就执行吧。

不过杨镐还是有点“小聪明”，他虚张声势说有50万大军，而且把对外宣称的出兵时间要比实际晚20天，如果能骗过努尔哈赤，杨镐还真有可能成功。不过这次遇到的是努尔哈赤，他通过获得到的情报，成功判断出明军的真实意图。

由于地形因素，明军的四支部队速度不一样，这就给了努尔哈赤可乘之机，努尔哈赤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成功战胜明朝军队。

此后，就是持续了经半个世纪拉锯战。

1. 指挥官杨镐对麾下几个总兵控制力不强；

2.山海关总兵杜松轻率冒进，在其他几路人马没有跟上时，自顾自往前冲，但是在渡河时碰上问题，部队被一分为二；

3. 李如柏压根没来，他和老奴还是亲戚；

4. 马林（马芳儿子）带着部队在梦游，杜松部被歼灭后他的部队被轻而易举的ko；

5. 根本原因是明军野战的战斗力已经严重退化，远不及成化犁庭时期，建虏的甲兵已经是东亚最强，明军应对得当也不占优势，何况指挥的一塌糊涂。

4. 正确的应对方法是当时就进入守势，封锁边境，贸易制裁，坚壁清野……这个是马后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