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小秘书邀请。

问题所问的为什么，大概一是因为载于甲骨之文多为卜辞，占卜用的，不负责记载历史；第二，如果说商族为黄帝后裔，也离得太远了，没被作为祭祀偶像。

一，据学者研究，中华先民的龟灵崇拜和龟甲占卜历史久远。目前所见最早遗物，是河南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的随葬龟甲。这些龟甲均经过修治、钻孔和背腹甲剖分，成套放置，其中一些还带有刻画符号，时间约在距今8000年前。另外，河南淅川下王岗仰韶文化一期的墓葬中，亦发现有龟灵崇拜的遗物。使用经过施灼的龟甲占卜，当始于商代，迄今所见商代最早的龟卜遗物出于殷墟文化之前的郑州二里岗时期。 二，考古证明，在商代使用甲骨进行各种占卜之前，史上还有一个使用兽骨占卜的漫长发展时期。目前所见最早的占卜遗物，是内蒙古昭乌达盟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出土的鹿和羊的肩胛卜骨，距今约5500年。河南淅川下王岗仰韶文化三期遗址所出卜骨，年代约距今5000-4500年，其与富河出土卜骨相同，有灼而无钻凿。距今约3800-3500年前的河南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卜骨，也是有钻无凿，工艺简单。河南境内发现的早商卜骨主要有郑州南关外一期、二里岗下层一期、二里岗下层二期、商代二里岗上层一期等类型。 （殷墟牛胛骨）

三，商代前期王城遗址出土的卜用骨料中，占大宗者为牛胛骨，其次是龟甲，还有少数鹿羊猪狗胛骨。占卜型态可分三种情况，一是仅施火的，以牛猪骨为多；二是先钻后灼，以牛骨为多，龟甲次之；三是钻凿后的，以龟甲为多。其钻有单钻和双联钻，既深且密。殷墟文化，可知是在吸收、继承远古先民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出土的占卜遗物，已基本摆脱了原始占卜随意盲目的形态。此时的商代统治者，将自己的主观追求和人类生活经验集中贯注于对甲骨占卜技术的改造以及对于兆象的解释之中，使占卜活动达到了史前和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不仅龟骨并用，且用龟的数量和品种也前所未及。刮、削、锯、切、磨、修、穿孔以系等，成为例行的整治流程，不同类型的钻凿形态又显示出相应的时间特色。卜用甲骨，除了经过精心整治，钻、凿、灼兼施，并系统规范地刻写占卜记录与记事文辞。这是前溯的任何一个上古中国的时代都不能相比拟的。 （祭祀夒的卜辞）

四，殷墟甲骨上的文字，从内容看，大致可分为卜辞和非卜辞两部分。其中卜辞部分占绝大多数，非占卜内容主要在晚期。这两类内容都不承担记载历史的“史记”功能。在卜辞部分中，又分为王卜辞和非王卜辞两大类。王卜辞是不同时期以商王为中心所作出的占卜记录，这是整个殷墟甲骨文的大宗。整个王卜辞从“自组”甲骨开始，大致可理出两条发展线索，不多细述。非王卜辞，是与王室血缘亲近的家族首领的占卜记录，多出现于武丁中晚期，可分四种主要类型，也不赘言。 （甲骨文中的夒字）

五，那么，在商代甲骨卜辞中，提没提到过黄帝呢？目前尚未发现。甲骨卜辞里提到的最远的先祖神是夒（náo），总共有八十多条。编号为“屯南.4528”的甲骨上，称夒为高祖，一次祭祀杀牲20头牛。王国维考证，说夒就是“俊”，郭沫若认为有道理，还有人考证夒是舜。一些学者赞同，俊、喾、舜是作为殷商族始祖神夒的一神之三名。认为这一神三名，作为天体宇宙神的俊、喾、舜，集中反映了殷商人的宇宙观和宗教观——日月崇拜以及对日月循环运行规律的认识并将其动物图腾化；夒是殷商人的祖先神，同时也是殷商人所崇拜的日月神。但饶宗颐和胡厚宣两位先生不赞成王国维和郭沫若的考据，他们认为，夒，就是商族的直接祖先契，这个说法得到现在很多学者支持。在甲骨文中还发现了商朝的“周祭制度”——就是每天一祭，对所有在过位的先王，循环往复进行祭祀——第一个是上甲微，就是成汤，然后第二第三第四……周而复始。当然，很多学者，对商族把契作为自己的太阳神的观点是同意的，因为有卜辞为证。这样来说，甲骨卜辞中并未追悼比契更早的祖先，当然也不可能追悼黄帝了。 （记载“叀册用”的卜辞）

六，黄帝是不是殷商人的祖先呢？司马迁认为是。他说，帝喾是黄帝的后代，又是商契的爸爸，尽管他也说帝喾的第二个老婆吞食了鸟蛋而生下了契。最早和最完整记载黄帝和炎帝起源的文献是《国语.晋语》，其曰：“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国语.周语下》则记载，黄炎两族在陕西的西北部起源后，便往东发展，大约到了五帝时代中后期，便已到了河南一带。其中黄帝族偏于黄河之北，炎帝族偏于黄河之南。在黄帝世系中，玄嚣与昌意是重要的两支。其中，玄嚣一支当在今河南中部一带。考古学界中，以邹衡、李伯谦等先生为代表，通过对漳河型先商文化的分析与有关文献的互证，最后认为商契起源于太行山东麓的河北北部的邢台、邯郸一带。这个观点得到大多数学者赞同。殷商人对以上情况会不会有记载呢？很可能有。《尚书.多士》云：“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商有记载先人的册典。甲骨文中的记载证实了这点。“合集.30398”等甲骨有“叀册用”等语，郭沫若解为在祭祀时要诵读记载先人事迹的册典，这里面会不会有黄帝的记载呢？很可能有。不过，一是册典不如甲骨利于保存，没流传下来；或者，被秦皇一把大火烧掉了也未可知。

黄炎二帝世系，现在见到的是东周以后的人记载的，可能有传说的成分。但中国古代各远古民族都有重世系、辨源流、讲历史的传统，因此，即使是传说的世系，也当有一定的历史依据。

这个问题等同于，在《春秋》的经文中，很多历史事实都没有记载，但是在后来的“三传”中却出现了。按现代人的理解，“三传”的出现一定比经文本身晚。还会认为，经文要比三传更权威。

《春秋》，包括《周易》，其内容都包括“经”和“传”两个部分。其中《春秋》的传又有三个版本：《公羊传》、《谷梁传》和《左传》。我们现在关于春秋时期的大部分事实性的历史故事，都是来自《左传》。但最先出现的，最开始本重视的并非《左传》，而是《公羊传》，也叫公羊学。董仲舒就是公羊大家。

五经的“传”就是传承之传，本来是口耳相传的语言性信息，没有文字化，只是战国时期，尤其是到两汉时期，才完成文字化，五经才真正成为完整的书籍。

两汉经学的核心就是实现五经的文字化，当然也涉及到对文字含义的确认和考据。整体来看，西汉的工作主要是文字化，东汉则将将重心转移到考据上来。

所以，在西汉初期，五经的传承主要不是靠书，那时压根没有书，而是靠口耳相传。作为五经的重要内容的传，其存在形态尚且是语言式的。因此，西汉初期的经学非常重视“师法”，就是你是跟哪个老师学的，是哪个老师亲口传授给你的。那时的观念是，有师传的才是可靠的、才是有依据有历史的。

这就是涉及到中国历史中记录形态的变化问题，实际上也是汉字形态的演变问题。

西汉之前，中国的记录形态并非并未完全实现文字化，而是复合式的：文字+语言。文字只是信息的一部分，而与之配套的语言则是另一部分。而且从信息量来说，语言占比更多。与文字相配套的语言性信息就是“传”。换句话说，在西汉之前，“传”就是语言性的。

这也意味着，在五经中，经文和传所用文字实际上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字形态。经文所适用的文字形态，与语言并不同步和对应，不能完整地去表达语言性信息。而传与语言的同步性则大大提高，可以独立的表达语言性信息，可以将语言文字化。

传所适用的文字形态就是文言文，而经所适用的文字形态则与甲骨文、金文相同，不放称之为“甲金文”。

经文和传在文字形态上有根本不同，直观的表现就是传很容易理解，但是经文则很难理解。为形容经文的很难理解，古人专门造了一个成语“佶屈聱牙”。

后来《尚书》出现了伪造版，即伪《古文尚书》。朱熹就发现了这一点，其理由就是，《古文尚书》有些篇章的经文很容易理解，不佶屈聱牙，这意味一定是后人所写。

既然，西汉之前的记录形态是复合式的文字+语言，那么文字和语言就是同时出现，合在一起构成完整的信息，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也不存在谁更重要的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在记录形式上，甲骨文应该和《春秋》、《周易》一样，是复合式的，是文字+语言。和《春秋》的经文一样，我们所看到的刻写在甲骨之上的甲骨文，并非完整信息的全部，而只是一个很小的部分。还有很大的一部分以语言的形式存在，但是很可惜，这部分内容我们无法看到。

考古发掘只能挖出甲骨文，但是与之配套的语言性信息，却无法被挖掘。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重要的语言性的文字信息彻底失传了，而是依然被传承，只是脱离得了甲骨文，而进入五经系统，最后被文字化，而流传至今。

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文字，也是中国最早的历史。现在很多人把《春秋》当成中国最早的历史记录，那是不对的，而是甲骨文。这意味着，汉字被发明出来，其目的就是为记录历史的。

甲骨文记录最多的信息，是占卜、祭祀信息。但是，一定要注意，所记录的不是占卜、祭祀本身，而是已经发生的占卜、祭祀时间。过去的事件就是历史。

甲骨文为何把过去的占卜和祭祀事件当成历史事件的主体？甲骨文记录这些历史事件的目的又是什么？

首先，占卜是决策方式、方法，而且对商王而言，一个决策要去占卜，这个决策一定非常重大和难办，即都是头等的国家大事。祭祀在那时也是大事，即《左传》所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其次，无论是在占卜中，还是在祭祀中，参与者都要虔诚，对待占卜和神灵一定要保持虔诚、真诚的态度。《中庸》说“诚者天之道”，诚就是道，就是义理，就是人间最珍贵的东西。因此，从本质上来说，甲骨文记录的不是占卜和祭祀事件，而是这些历史事件中所包含的虔诚、义理、道德。当时的人们认为，在祭祀中敬献给神灵的最好祭品就是人间最美好的道德、义理、真诚。这就是三代时的基本神学原理“鬼神飨德”。

所以，甲骨文作为义理和道德的承载者，又可以作为祭品敬献给神灵。即甲骨文的用途是祭品。

关于商朝之前的历史信息，包括三皇五帝的信息，甲骨文一定有记录，但是并没有直接记录在甲骨文中，而是保留在与甲骨文配套的语言性信息中，即记录在传中。甲骨文也是有传的，只不过这些传我们无法看到而已。更准确地说，这些传从甲骨文中，转移到五经之中了，转移到《左传》了。

那有人说了，即便是商朝，距离轩辕黄帝也有1000多年了，距离伏羲时代就更久远了，那么这些信息又是从哪里来的。要知道之前是连文字也没有的。

商朝之前中国的确没有文字，但这并不意味着也没有记录符号。事实上，在商朝之前，中国早已存在成熟的记录符号系统，而且有两套。一套是易经的八卦符号系统，另一套则是契约符号系统，包括结绳符号和书契符号。

《周易 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结绳和书契是中国最早的契约形态，同时也是一套符号系统。

结绳是打着绳结的绳子，书契则是刻写有契齿文的小木片。作为契约，它们的信息记录能力极为有限，只能由绳结和契齿记录数字信息，更详细的契约条款则是通过语言性信息来记录，与结绳和书契配套。

也就是说，作为最早的契约，结绳和书契在记录方式上与甲骨文是一样的，都是复合式的符号+文字。

即这种复合式的记录模式并非起源于甲骨文，而是起源于结绳而治的上古时代。从中国文明伊始的伏羲时代就有了。

从伏羲时代开始，那些重要的历史信息，就是通过这种复合式的记录方式，在语言中被一代一代传承。

据资料考证，商晚期的都城遗址，古人称其为″北蒙"，现积殷墟。而早期甲骨卜辞中称其为"商邑"和″大邑商"。

而在出土的甲骨文里(经甲骨四大家之考)，殷商时期的重大祭祀、占卜、等，钧没有出现″三皇五帝"的名字？或炎帝、皇帝、尧、舜、等称号，有人怀疑上述之人，并非商朝祖先？

而在有的甲骨文中，在重大的祭祀中，多次出现被称为″高祖"的名子，其为″夋"。还有一个更远的先祖名子不断出现在求雨的祭祀中，专家怀疑是″契"。或许″夋"和″契"为商朝之祖？

而在周朝以后有人说发现甲骨文中，大量出现了关于:盘古、王母、三皇(伏羲、神农、黄帝)及"夏"，还有″禹"字。并提及″殷革夏命"的卜辞。如″古(止也)王事"既罢贡。″不作王侮"，既不当王奴。夏桀将象征王权的九鼎全部交给商汤，商汤得鼎后″致鼎，泣"的卜辞。

如果破译了这些甲骨文，也许可联接了夏未到商初。为证明:夏、商、周的断代，提供了文字证。也能证明中国传统的″从盘古到三黄五帝"至商代的存在。

甲骨文是珍贵的记录，建议历史考古学者深入研究商人做了什么事，从做的事中还原商朝的社会生活，而不是只盯着王朝，帝王历史只是狭隘的历史。

换个思路。 为什么中国近代史中，没有"常凯申"这号人物?而他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人物。 因为，常凯申是蒋介石英译名，的中文再译名。 因此，才过去不到一百年，在部分文献中，就只有常凯申而无蒋介石了。 历史，往往就是这么魔幻。

在最新发现破译的甲骨文中，大量出现了关于:盘古、王母、三皇(伏羲、神农、黄帝)及"夏"，还有″禹"字。并提及″殷革夏命"的卜辞。如″古(止也)王事"既罢贡。″不作王侮"，既不当王奴。夏桀将象征王权的九鼎全部交给商汤，商汤得鼎后″致鼎，泣"的卜辞。 这些甲骨文，联接了夏未到商初。为证明:夏、商、周的断代，提供了文字证。也证明了中国传统的″从盘古到三黄五帝"至商代的存在。

黄帝之前的文明实在是愚眛开化的蒙昧进化期，所以人们记忆能力极差，所做之事忘记得快，一个人一生所做所见很快忘记且对之前的事没有去想的欲望，到下一代就更少留下故事印迹，到了黄帝时代开化加大且发生一次族群存亡巨变的大事件影响深远以至于留传至今，又过了N多年，变故再次发生，周边外族攻下宗袓国，禁止了治下宣传，到了周代就象近代民国推翻满清一样再次回到汉人为主体的国家治下，黄帝又被社会提起，黄帝一族为主体与周边融合成了民族发展到今由来。

历史上越是早的人物史籍记载中越是出现的晚，黄帝在东周才有记载，比黄帝更早的伏羲在秦汉才有，盘古更是要晚到三国时期。顾颉刚的古史层累学说确实是有道理的。可能是因为商的时候，甲骨文只是记录现在发生的事，或者是神婆用来预测未来的事，到周开始，才有史官来记录历史事件！记录的时候，有一部分是口口相传的，一部是虚构的，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因素了！

甲骨文中记录最多是求雨，求雨为什么？当然是为了多种出粮食。凭什么说殷商不是农业文明。从血缘上讲商并不是黄帝部落系统，只是母族血统中有一些黄帝附属部族的成分，怎么可能大规模祭祀呢。

商是从草原游牧-红山文化再从张家口进入华北，融合华北土著发展起来的，而商是从垄右黄土高原古羌游牧发展起来再从渭河流域进入关中，其实早期发展是独立的！后来势力范围接触后开始交流矛盾战争融合过程！也就是说并没有明显的改朝换代继承关系！

华夏是周人的自称，我们目前文化影响主要从周开始，之前的没有太多记载。周人作礼始有文化统一，秦人同疆始有国家统一，汉唐强盛始有精神自信统一，所以为什么说长安华夏精神故乡的重要标志呢，周秦汉唐都建都长安。我们现在看到的先秦历史，是周人编的历史。炎黄是夏人周人的祖先，所以周人把自己的祖先炎黄排在最前面，成为天下的共祖。周人为了统治需要，也就是统战，把东夷殷商的帝喾帝舜等排在炎黄之后，成为炎黄后裔，形成了三皇五帝系统，这样大家出自共同的祖先，天下一家。这就是大一统思想的基础。 周人提出了“民为邦本”的政治思想，制定了礼乐宗法等制度，从文化上统一天下。

上古时代，位于黄河下游的东夷族，与黄河上游的华夏族是两个不同民族，后来的中国人是这两个民族融合的后代。黄帝炎帝是华夏族的，蚩尤少昊是东夷族的。夏朝是华夏族建立的，用结绳记事，商朝是东夷族建立的，用甲骨文。文化截然不同。商朝祖先是东夷族的鸟夷族后代，是“天命玄鸟，降尔生商”，与黄帝没任何关系，怎么可能去祭祀黄帝。后来汉朝编历史，才把黄帝给编写为鸟夷族少昊氏的父亲。

商人祖先契和关中祖先不窋一样都是黄帝后裔。商人活动在鲁西豫东，属于中原文化圈，当时的文化远比关中先进。商汤灭夏后建都中原核心地带郑州，后多次迁徙。那时的关中既落后又弱小，经古公亶父公刘姬昌数百年筚路蓝缕，在中央政权的支持下平定关中一些小国。后来趁殷纣王东征之际发动叛乱推翻商王权，如此而已。 甲骨文是早期的汉语，没什么争论的。

第一，甲骨文在被发现之前，已经被当作中药材吃了几千年了（具体多少年没考证，但几百上千年应该是有的），被吃了多少，无人知晓。上面有什么内容，更无法知晓。 第二，没有人整天没事把自己的始祖搬出来显摆。就好比你心里清楚爷爷就是你爷爷，太熟悉太正常了，你不会逢人就说你爷爷叫什么名字。 第三，时间太久，没有具体的可考事迹，所以一些文献没有记载。 所以，那些质疑黄帝的，先质疑一下你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是否存在吧。因为，除了家谱，关于他的记载几乎为零。

现在基因检测告诉我们，今天的汉族中至少60%-70%来自公元前2000年-2500年中原龙山文化群，就是古代中原人（Y染色体SNP单倍型是O3—M122）的直系后代，同属于华夏族各部落，也就是说夏商周同源，属于一个族系（黄河流域），"黄帝"大概率只是周时代造出来代表祖先的一个符号，所以周前期和商以前没有黄帝的记载。

请看一下最新考古发现的骆越遗迹，文物和骨刻文，会有惊喜呢。骆越风格与商相似度高度吻合，崇拜鸟，鬼神文化，祭祀八卦（骆越是鸡卜，据说是八卦前身），甲骨文（骨刻文），武德和女性能掌权（商妇好）方面都很象。而且骆越是世界公认的稻作文明发源地，凡是种植稻谷的农耕文明都是从骆越散播出去的（包括贾湖遗址这支，这可能是骆越散到长江流域的百越一支），东亚文明起源地。

我没有去考证，但凭自己微薄之历史积累揣测吧。甲骨文作为记录王朝历史的记录没问题，但它主要是当世的国之大事，即商王干了些啥，国之大事，在祀在戎，所以远古之祖提不到很正常，而且甲骨目的是卜噬，自然也说不到轩辕去了。但作为书籍商朝应该还有很多，我们看甲骨文的典册的形象就知道了，古文说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大概是当时的书籍吧，那上面恐怕才会记载王朝，姓氏的由来吧。我相信虞夏商周是一个一以贯之的文化文明发展过程，只不过历史太过久远，遗失一些东西是不可避免的。

炎帝，黄帝，蚩尤，三族以黄帝为中，三族融合在一起，商人早为东夷虽有和炎黄融合在一起，可是以蚩尤族为主体，夏周虽与黄帝融合在一起，可是炎帝血统为主体，游离三族以外的后代就是周边各个少数民族了，商人多记载东夷文化为主宰，而周人记载黄帝是为了更好的得到其他民族的认同，便于统治，嬴秦是地道的东夷人，（商的近亲），也是为了天下一统，秦始皇才祭拜黄帝的，为什么要认同黄帝呢？因为黄帝部族以陕西为中其次是山西河北，八百里秦川古时候可是人间天堂。相当于游牧民族统治汉族一样，他们都说自己是炎黄子孙后代，就是为了洗脑更好的统治。当然也慢慢的被所谓同化，也就是现在说的文化认同，才形成了现在的汉族。

一个所谓的朝代，且延续了500多年，应该是有一定地域范围，进入国家或文明阶段的政治实体，並不是靠一些坛罐，牆脚，或者祭天的东东，加些刻符，鸟迹文就认定为＂朝代＂，这应该是常识，我国正式信史记载始於公元前841年的国人暴动，距今也就2860年，所谓的文献全凭传说而记，也就是2千多年前的人，记录下4千多年前的传说，你说这些文献有多少靠谱？不像存放在罗浮宫亚洲舘的汉漠拉比法典（刻在黑色巨型玄武岩上，3500行，282条涉民事，刑事，贸易，婚姻，继承等）就是3800多年前的，比我国有正式文字早了950年，文明程度应该更高得多。距今4770年的古埃及第三王朝的萨克拉梯状金字塔（是金字塔始祖）比所谓的夏朝起始元年还整整早了600多年，甚至比神话中记述的五帝之首黄帝出生年，还要早了近一百年，至於第一、二王朝的巨型石壘之墓就不去谈它了，不明白的是干嘛非要化这么大精力，去查一个至少目前还未有确切证据存在的一个所谓朝代呢！有又怎么样？交给考古学家不就得了，美国243年历史又怎么样，那个国家敢小瞧它？有这么多余的精力，干点什么不好，国家需要的，追求的应是强国之道吧

这个问题让我为难，因为说谎能获得更多阅读，而说实话吧，恐怕认同的人不会太多，因为背后的答案，是与当下的大众认识有很大差距的。

还是豁出去说几句实话吧！事实上，殷商和周（即华夏），是一个文明系统之下的两个文化系统。这个文明，就是中华古文明，他底下其实分为好几个支线和一条主线。这主线便是周（华夏），而殷商，是一条支线（东夷）。

殷商（夷）文化，曾经在今天的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江苏这几个省，都占据主导作用。他们信仰的主要圣物，便是鸟。在殷商人最早的神话系统之中，有以不同鸟的名字来给官员命名的少昊氏。其中玄鸟（即燕子）是部落的图腾，也就是主神，类似于希腊神话中的雷神宙斯那样的角色。

传说当时的东夷部落，可能已经形成了部落联盟，联盟的中心也就是所谓都城，就在今天的山东曲阜，联盟有24个部落，分别称为鸿鸟氏、风鸟氏、玄鸟氏、青鸟氏等等。

而部落的官员，也以鸟来命名，譬如教育部长，就以孝顺的鹁鸪命名；国防部长，就以凶猛的鸷鸟命名；司法部长，就以凶猛的鸷鸟来命名；言官，则以善辩的斑鸠来命名。

殷商，正是来自这个部落联盟。殷商始祖帝喾，就兼有玄鸟氏的氏族之名。所以整个殷商王朝，他们所崇拜，也是鸟图腾，即后来所谓的凤凰，而不是龙（周人的信仰系统）。

当然，后来殷商被周人击败，周王朝的图腾系统便替代了殷商的鸟图腾系统成为华夏主流，殷商则成为一种比较次要的系统。反映在大众神话，便是龙的地位，超越了凤！黄帝、炎帝这些来自西部地区的神，便逐渐取代了原本中原地区的主神少昊氏，而少昊氏，则退居东方，成为一个亚级别的地区之神。

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产生在此前的甲骨文，就不可能出现黄帝，因为那是西方边鄙小邦周人的神，怎么可以跑到中央天庭来和分享大神的权位呢？

所以只有凤，才是甲骨文中唯一的主神。凤，展开双翼便有大风，又是风之神。凤，展翅可翱翔四方，所以又可兼行走四方那些生意人（即后世所谓商人）的保护神。凤，又是大鹰，所以又可兼战神。

呵呵，要不是后来周人偷袭成功，凤鸟，可能至今都是中国人的最高崇拜。

顺便说一句，后来灭了东周的秦，便是商人的后裔，他们也是鸟图腾的信仰者，换句说，秦人的神话系统，也是以凤鸟为主神的，正是从那个时代起，龙（周民族的图腾）与凤（商民族的图腾开始二合为一，出现了龙凤呈祥的局面。东西抗衡逐渐被南北抗衡所取代，狼（草原民族，如早期的犬戎，中期的匈奴，晚期的突厥蒙古），成为中原民族新的对手。

笔者将做一个很烧脑，但答案非常简单的分析。首先，有一种说法，轩辕=獯鬻（荤粥，xunyu）=匈奴，几个词汇实际上是同源同音。

这里面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史书曾经描述的，匈奴源于夏朝，是大禹的后人，也正是高阳氏颛顼帝的后人，属于黄帝次子一脉。

第二层，则意味着“轩辕”或“荤粥”、“匈奴”的发音（xunyu？），很可能是黄帝一脉的氏族称谓。这个称呼的真正含义，最终被中原人所遗忘，但发音却被草原匈奴人所继承。

也就是说，代表黄帝的“轩辕”从古到今都有记载，只不过淹没在古籍中。这些称呼都是对发音的记录，不只是局限于“轩辕”二字。

要知道，甲骨文的数量其实比康熙字典的几万汉字只多不少，但识别出来的仅有一两千个，更何况是记录古音的词汇。不过“轩辕”或“荤粥”的字源并不是那么简单，相关字词就隐藏在我们眼皮底下。

参照“匈奴”的原始称呼“hun”或“hong”，也就是“匈”或“胡”的本音。考虑到匈奴可能继承自夏后氏，“匈”很可能是“后”演变而来的。“后”与一系列汉字是通假关系，包括后母戊鼎的后，句践的句，九江的九，姑苏的姑，巨野的巨，居巢的居，以及高、古等字，都是同源字，古音也非常相近。在字义上，都是高、大、尊、贵、多的意思。

所以说，匈奴的“匈”，乃至轩辕的“轩”，其实都是古意的“大”，后半的“奴”或“辕”不过是黏着语后缀，上古汉语的常见现象。

这样就好理解了。“轩辕”氏其实就是某个“大”族，此后任何称王的氏族，都可以用这个词。“轩辕”这两个字只不过是后世用新造字换上来的，在黄帝到夏商周时期有很多其他字词用法。例如后羿、后稷、大禹、皋陶、后土等等，都是以同一系列的通假字开头，实际就是“轩”的不同字形，大家都是一样的。

到了甲骨文时代的商朝，也有大邑商、后母戊、后母辛、孤竹等等用法，也都是“大”字的演变，一定程度上，这都是“轩辕”的继承者。

所以说，不仅是北方草原的荤粥和匈奴，中原的商周也都是“轩辕”的继承者。再加上高、古、九等字，大家的本源都离不开一个“大”字，都证明着我们中国人真的都是“大”家（轩辕氏）的后人。

这正是民国时期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的观点：上古史是层积累进式形成的。

这种层累式古史观认为：第一、时代越推移，上古史的时间就越长。比如，在西周时期，人们认为最早的帝王是大禹，到了春秋时代就出现了尧舜，再到战国时期，黄帝、神农都出现了，到了汉朝，更早的盘古也出现了。

这就是说，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人们会不断地给上古史编造材料，会编造出更远更古的历史来。

第二、时代越推移，传说中的中心人物形象就会变得愈发高大。比如舜帝这个人，他一开始是被认为是一个无为而治的明君，后来变成了各方面都非常杰出的超级能人，再后来又变成了一个大孝子，道德模范。

第三、根据以上两条，虽然我们无法知道上古的历史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但是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最初的状态。

正是由于以上的发现，所以顾颉刚先生创立了有名的“古史辨”学派，又被称为“疑古学派”。

疑古学派不认为有什么黄帝的存在，甚至大禹是否存在也是值得怀疑的。顾颉刚经过认真地考证，确定《尚书》中的《尧典》、《皐陶谟》、《禹贡》都是战国时期伪造的。还确定《易经》是周代的作品与战国时期的著作拼凑而成。顾颉刚说：“中国的古史完全是一篇糊涂账。”他认为东周以前的历史都不可信。虽然他的观点可能是有偏颇的，但是却也不无道理。

至少，所谓的炎黄二帝在历史上是并不存在的。所有的正规史书都会把炎黄二帝的故事确定为一种上古的传说。

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需要先明确一点，那就是三皇五帝存不存在，是不是信史和甲骨文上有没有记载无关。另外不要见缝插针，认为商朝时期的文献上没有出现夏朝和之前的人物，所以这些都可能不存在。抱着怀疑态度的角度去研究是好的，但是一味否认是不正确的。而且也不要认为周朝记载了轩辕黄帝，而商人没提到，周朝比商朝晚，就认为是周朝人造谣，这更是荒谬的一种看法。

甲骨文的作用

很多人会误会将甲骨文上的内容当成是历史资料去研究，这是因为甲骨文上的确是出现了商朝历代君王的名字，但是这并不是记载他们做了什么，而仅仅是提到了名字。甲骨文最大的作用是用来占卜，而上面的内容也是卜辞。大量的现存甲骨文几乎都是在武丁时期之后，卜辞上也多是提到武丁的名字，所以上面的内容诸如武丁之后的王出征哪个方国，或者是抓了哪个方国的首领，拽着他来搞个活人祭祀等等。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看，卜辞的确是能反应当时商朝君王的行为和发生的大事，但是内容的主体都是具体人物，也就是确切到每一个王的身上。而且问题就是这些王都是武丁之后的王，武丁是商朝中后期的君主，所以卜辞的内容时间线也只是会在这之后不是在这之前。相当于说孙子四处征讨，今天做了什么，写下了日记。日记当中也许会提到爷爷的名字，但是却不会说爷爷做了什么。

这也就是说除非发现了在武丁之前的君主，甚至是推翻夏朝的商汤所留下的甲骨，才有可能出现有关夏的记载。而就连前一个朝代的内容都没出现，又怎么会有上古时期轩辕黄帝的记载呢？这除非是划时代的商朝王和轩辕黄帝的见面才会出现，别太为难商朝人了。

所以周朝所留下的文献，才是真正提及前史的资料，也是专门探讨历史的资料，而不是君王日记。至于为什么周朝的文献中能出现轩辕黄帝的记载，在没有确定证据的前提下，只能做出假设。我倒是认为毕竟商周之前的年代太过久远，或许留下了很多难以保存的文本资料，而这些周朝人得到了，并且从中了解的。又或者是周朝人根据一些资料做出的推测，又或者是古人的口口相传，一代人给下一代人讲的故事。

黄帝之帝的尊号，其实是到了周朝才给追加上的。所以在甲骨文的卜辞中根本不可能出现黄帝一词。一直到东汉，学者还知道黄帝本来是没有“帝”称的，可以直呼一个黄字，“古者质（质朴），生死同称……名‘黄’，[号]有熊也”（《白虎通义•谥》）。

《白虎通义》是东汉初期全国名儒在白虎观讨论经史政治制度时的总结性记录，此书正确的阐释黄帝本自名黄，给我们后人一个很宝贵的资料。其实在甲骨文的卜辞中，我们可以见到很多黄帝的只单称一个黄字的例子，在有些卜辞中除了“黄”之外，也有被加以“黄尹”官称的。

甲骨文中“黄”和“黄尹”本该很容易地读为后代所尊崇的黄帝，但是为什么不被承认呢？

首先就是忽视了《白虎通义》关于黄帝本自名“黄”的提示。其实，郭沫若先生在研究甲骨文时，滥用通假，将黄帝勾销，把黄帝变为伊尹。这也是郭先生的失误。

我们中国人是非常敬祖重史的，而且历史传承从未曾中断。尚鬼的商人非重视祭祀祖先，按常理，在商王室以占卜祭祀为主的甲骨文中，不可能没有祭祀黄帝的记录的。在甲骨文中黄帝的名号“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如果本来就不相信黄帝的存在，所以就会视而不见或张冠李戴。历史是在怀凝和研究中发展的，我相信黄帝不仅仅是传说，不久的将来一个真实的黄帝一定会出现在我们的历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