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7月9日，警察逮捕了一个叫张德康的人，罪名是：偷钱，而且偷的是印钞厂的钱，很快，张德康被判了死刑。
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事情要从1985年11月25日说起，广东省潮州市人民银行的职工，在点从国库取出来的钱时，发现了一个大问题，少了一包五元的钞票，多了一包“封包纸”。
这让银行职工直接傻眼了，很明显，有人实施了掉包之计。
到底是谁干的？一时之间无法找出元凶。
这事仅仅过去半年，在1986年的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惠阳分行从国库提取的钱箱，也出了大问题了，里面有一大包钱币被人调了包。
事情还没完，在1987年的4月3日，农业银行吉林农安县支行，从国库取出来的钱也被人调包了。
三次事件，都是从国库取出来的钱除了问题。
那么，问题只会出在两个环节了：一是运钞途中出了问题，二是从印钞厂出厂时出了问题。
从运输情况看，运输环节比较缜密，而且人数不止一个，非常难以调包。
而在印钞厂，曾经的监控手段比较落后，会有疏漏的时候。
因此，公安机关把重点放在了上海印钞厂，原因有这么两个：
一是调包用的那种封包纸，确实是上海印钞厂独有，绝无分号；二是封钱箱的铅印，显示出了那是上海印钞厂的专用工具留下的。也就是说，有人把钱箱打开后，重新用铅印封了钱箱。
这两个原因说明了一切，偷钱贼就是出自上海印钞厂的，那人到底是谁呢？
消息传到上海印钞厂，直接轰动了，厂里开始了第一轮的自我调查，希望找出偷钱贼，最好是让那人自首，如此，还可能免于死刑。
但是，上海印钞厂毕竟不是公安机关，终究没能把这案子破了。
当警方来到上海印钞厂后，局面逐渐打开。
1987年7月9日，优秀的公安刑侦人员张雷民，通过走访大量人民群众，经过仔细缜密的分析，把焦点锁在了“印钞厂职工张德康”。
为什么是这个人呢？
一个人钱突然多了，是会有变化的，他的消费习惯会改变，采购的物品会增加，人的精神面貌会不一样。
这个叫张德康的人，从1985年后，好像突然富了，电视机、冰箱、洗衣机、收录机、照相机、吸尘器，统统买了个全。
不仅如此，此人家里还添置了很多的高档家具，还有金银首饰。
到这里基本可以断定，此人有大问题。
有意思的是，当别人对他家的“暴富”有质疑时，他回答道：“岳父死了的时候留下一笔巨款....”这谎言编的实在不高级。
而警察经过工作分析，发现，张德康是成品车间的拉车工，工资不高，但熟悉生产操作工业，完全有进出库房的条件。
到这一步，基本可以确定，张德康是“偷钱贼”莫属。
逮捕张德康后，经过一次次的审讯，最终得出了结论：
张德康就是利用工作之便，从印钞厂偷了钱，总计3.5万元人民币。
事情一清二楚了，即使张德康没来得及把钱花完，还剩下一万七左右，但因为性质恶劣，最后被判处了死刑。
这是发生在国内的印钞厂盗窃案。
其实，在国外，也有印钞厂员工偷钱的事情。
2005年，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一家印钞厂，一名员工，竟然利用工作之便盗窃了七十多万美元巨款。
这简直让美国人大吃一惊，吃惊于这员工的胆量，也为了吃惊于管理的漏洞。
牢饭是少不了的。
2018年，印度印钞厂的一个高级安全员威尔玛，利用工作之便，盗取了钞票，同时，利用高级安全员过安检不用脱鞋、脱衣服的漏洞，每天在鞋子里放很多钞票，天天坚持，到落网时，竟然前后盗取了900万卢比，约合人民币80万元。
接下来就锒铛入狱了。
总而言之，世界范围内，一些国家里，还是有一些在印钞厂盗取钞票的人，不过，这数量还是非常之少，而且金额也不会太高。
为什么会如此？
印钞厂的管理，应该是所有工厂当中最严格的。
首先，在印钞厂如果盗取了钞票，一定是要坐牢的，不管你是盗取了一张，还是一百张，还是一千张，性质都一样，罪大恶极。很多还要被叛死刑。
其次，如今的印钞工厂里，到处都是监控，想要做贼偷钱，那可能分分钟就被知晓了，除非你不想活了。
第三，虽说是在同一个工厂内，但是，很多员工根本接触不到钱币，只有看的份，而成品车间和库房的管理，也是严格的可怕，这就避免了盗取钞票出去。
第四，相对而言，印钞厂职工的工资和福利还是不错的，这会让员工的“偷取之心”减弱。
回到开头，印钞厂有人偷钱吗？
有的，但并不多，在各国也都是凤毛菱角般的存在，而成功盗取钞票的人，爽了一时，搭进去一生。
1985年11月25日，广东省潮州市人民银行的职工，打开从国库提取出来的钱箱准备清点钱款，赫然发现钱被调包了。钱箱装的是新五元纸币，共分为8个大包、40个小包，每小包装1000张五元纸币，被调包的是其中一个小包，有人用封包贴头纸代替了钱。
很明显，这就是内部人员作案。然而，“蛀虫”还没抓到，又接连发生2起调包案。1986年7月10日，惠阳工商银行从国库提取的钱箱，被人调包了一个大包；1987年4月3日，吉林农安县农业银行又发现，钱箱被人调包了一个小包。三次调包事件，一共被盗7000张新五元纸币，总价值3.5万元。
案件发生后，公安机关很快就锁定了目标，不是国库内部人员干的，而是上海印钞厂的职工。原因如下：
第一：用来调包的封包贴头纸，只有上海印钞厂有，别无二家；
第二：经过痕迹检验，发现钱箱上的封铅印记与上海印钞厂的工具特点一致；铅封内留有重复积压痕迹，说明钱箱正常封箱后，有人重新打开过然后恢复了原状；
第三；从中国人民银行的回笼券中，发现了一张五元券，原本应该是1985年12月20日从上海印钞厂押送至国库的，但是在12月21号这天就已经流入上海市场。
以上种种迹象表明，偷钱的一定是上海印钞厂的内部职工。
消息传出，上海印钞厂震动了，为此召开了3次职工大会，一面请公共机关宣讲案情，一面要求广大职工配合破案，副厂长也带着5名干部亲自参与破案工作。
根据当时掌握的情况分析，专案组的人员认为，罪犯应该是熟悉生产和操作工艺的成品车间的人员。所以，负责纸币封包、装箱的车间人员成了重点调查对象。
然而，这个车间管理的很严格，上班时间绝对没有作案可能；下班后，值班人员锁上库门，钥匙放入铁箱封存，交由警卫室保管。唯一的作案时间，就是夜里库房没人的时候，可壁垒森严的库房他又是怎么进去的呢？
同一时间，中国人民银行从1.75亿张回笼的五元纸币中，找到了罪犯使用的2000多张赃款，说明罪犯早就在警方立案之前就销赃了。而且罪犯还具有反侦察能力，用赃款分别
在多家储蓄所购买了定期存单、定活两便存单，转手再从银行取出，将赃款变为可以流通的货币。
由于案件发生早、发现迟，罪犯销赃快、作案手法狡猾等因素，案件侦破一度陷入停顿，专案组决定发动群众的力量，寻找新的线索。
1987年7月9日，侦察员张雷民经过走访上千名群众和大量细致缜密的调查，终于发现一个可疑人物，他就是住在枣阳路的印钞厂职工张德康。
此人是上海印钞厂成品车间的拉车工，工资并不是很高，但是自1985年以来，他在经济上突然暴富，不仅购买了冰箱、洗衣机、收录机、吸尘器、照相机，还添置了各种高档家具、服装和金银首饰。另有群众反映，他曾对亲属说：如果有警察调查他的经济情况，就说他岳父去世时留给他一笔巨款。
最关键的是，此人熟悉生产操作工艺，而且有出入库房作案的条件。专案组的进一步调查，发现张德康不仅在银行存有巨款，而且他的生产操作方法与现场遗留的痕迹一致。就这样，金融系统内的“大蛀虫”终于浮出了水面。
张德康第一次作案是在1985年7月5日，当天下午，其他职工都下班回家了，他却悄悄溜进了鼓风机房，躲在了鼓风管上。这个机房是车间唯一不上锁的房间，值班员锁上车间大门后，他再从鼓风机房溜出来，用事先准备好的钢锯，锯断了成品仓库的门锁。
因为成品仓库有三扇门，三把锁，其中一把锁不常开，张德康自己又准备了一把样式相仿的铁锁作为替换，所以很难被发现。完成调包后返回鼓风机房，第二天早上再混进上班的工人里，没有人发现任何异常。等到下班，他把钱放进拎包里，大摇大摆的就带出了印钞厂。
第一次冒险，张德康就偷了5000元，这在80年代可是一大笔数字。然而，人心总是贪得无厌的，有了第一次的成功得手，他就忍不住想再捞一把。1985年12月的一天，张德康如法炮制，只不过这一次他胆子更大了，甚至没有调包，直接拿了一个装有2.5万元的大包。
张德康被抓时，赃款已经花了一半，全部用来购买高档电器、家具、服装以及烟酒补品了。这些赃物被公安机关悉数查获，没来得及花用的1.75万元存款也被缴获。同年，张德康被上海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死刑。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萨沙第9160条回答。
还真有这种案子。
1985年11月25日广东省潮州市人民银行发现，从国库里面取出来的5元新钞票中，竟然有一捆是白纸，被人掉了包。
这捆人民币价值5000元。
那个时代，一个非常优秀的老工人，一年工资也就是1000元左右，5000元就是很大的数字。
更况且的是，这是国库里面提出来的新钱。
正常来说，从印钞厂直接运到国库后封闭起来，一般延迟半年才会使用。
总体来说，这一条线的保密工作很好，不可能中途出现盗窃现象。
自然，对于国家来说，5000元就是一个芝麻，也没有太在意。
不过，1986年7月1日，广东省惠阳县工商银行再次发现一大捆新钞票被掉包。
这次损失就大了，共有2万5000元。
这还没完，1987年4月3日，吉林省农安县农业银行也发现5000元被掉包。
2年内出现3起掉包，损失人民币3万5000元，数字可不算小了。
国家对这个事件很重视，成立了专案组。
根据调查，三批掉包的钞票都是5元面值，而且都是上海市印钞厂出品。
然而，掉包钞票并不容易。
印钞厂会将钞票打包密封起来，送到国库去。而掉包的钞票的运输封印完好，肯定不是在国库被掉包的。
况且，掉包钞票分属三个地方，不可能有犯罪分子跑到三地掉包钞票。
专案组认为，作案者就是印钞厂内部员工。
奇怪的是，印钞厂的流程很严格，普通员工无法接触到印刷好的钞票，只有部分验钞员和密封人员以及运输司机。
这些人数量很多，没有任何证据进行排查，难度很大。
此时，专案组发现一些失窃的钞票已经出现在市面上。
这说明作案者似乎急于用钱，并没有耐心等待。
然而追查赃款也毫无线索，犯罪分子很狡猾地选择人流量巨大而银行存钱，而不是直接去商店消费。
每天都有数百人来银行存款，时间又隔了2个月，在没有摄像头的时代，银行无法确定是谁存入的。
由于案情重大，专案组来了很多有经验的民警。
这些民警认为，这个犯罪分子不难抓。
首先，掉包的钞票数额较大，尤其是2万5000元就是5000张钞票，自身就有6公斤多，加上密封物、沉重的密封钱箱，总重量高达30多公斤。普通女工很难搬动，基本可以确定是男人作案。
而既然此人冒这么大风险拿到3万5000元，又冒险洗钱，说明他急需用钱，或者很喜欢挥霍。
在月薪不到100元的80年代初期，有了3万5000元是一个很大数字，犯罪分子不可能忍住不用。
于是，民警们反复排查可能接触到钞票的几十人，从中选出了9个重点嫌疑对象。
随后，对这些人的财务情况进行重点调查，看看他们最近是不是有横财。
结果很搞笑，有3人都有横财。
其中一人经常同人打麻将，最近出手突然阔气了起来，玩的挺大。
民警调查他的时候，此人倒也直言不讳。他喜欢养鸽子，经常将很好的鸽子在市场上以较低价格卖掉。其实，这些鸽子都是他训练好的，只要买家一放出去，就会飞回他家，可以再次变卖。所以，此人依靠这个手段赚了不少钱。
还有一个人，也是突然买了不少时髦的衣服。经过调查，这个干部竟然请假跑到广州批发衣服，下班以后去鬼市低价出售，白天是干部晚上是倒爷。
更夸张的是，民警还发现第三个工人，最近买了很多值钱的家用电器。
经过调查，这家伙竟然勾结保安，将厂里一些纸品盗卖。他已经犯罪，随后此人被逮捕。
9人排查结束，并没有发现犯罪分子。
此时一家储蓄所汇报，发现有人使用了200元这种连号5元钞票。
警方立即赶到现场，但这个存款的老人并不知情，钱是他1个月前从另一个储蓄所取的。
警方又追到这个储蓄所，这次案情却有重大突破。
职员回忆当时是一对年轻夫妻来，存了4000元的5元新钞票。
由于一般人不会有这么多新钞票，职员印象很深，但不记得两人具体的样子了，只知道是本地人。
不管怎么说，有人在1个月前存了4000元赃款。
而目前重点对象少了3个，只剩下6个，调查一下他们的名字就知道有没有嫌疑。
果然，根据储蓄所查询存根，赫然发现一个张姓印钞厂员工的存单。
民警立即将这个张姓员工夫妻逮捕，经过搜查发现家里有高达7000元的存折。
这两口子每个人三四十元的工资，无论如何也存不到7000元。
由于证据确凿，唯恐连累妻子，张姓工人承认自己见财起意，分别在1985年夏季和冬季分两次掉包3捆钞票。
由于是监守自盗，张姓工人也没觉得有什么难度，事后也没人发现。
可见，80年代各方面管理都很混乱，包括今天要求极高的印钞厂。
此人叫维尔玛，是印度德瓦斯储备银行的一名安全副官，从1984年就在那里工作。
根据官方规定，高级安全人员在通过安检时，无需脱掉衣服和鞋子。而维尔玛就是通过这个安全漏洞，先后将大量200卢比和500卢比面额的纸币，塞满他的运动鞋，然后带出印刷车间。
印度警方在维尔玛的家中，发现了640万卢比，另外有261万卢比尚未转移，还在他的办公室里。
这家工厂是美国仅有的2家印钞厂之一，每天生产1800万张钞票，面值约1.69亿美元。
2005年10月，印钞厂安全官员报案称，该厂有面额为50美元、总额5000美元的纸币不翼而飞。随后，一名特工对此事展开了调查。
调查发现，该厂一名叫做斯托克斯的员工，有重大作案嫌疑。警方对其住所进行了搜查，但没有任何发现。虽然斯托克斯没有通过测谎仪，但因为没有证据，警方只能放人。
斯托克斯显然知道自己已经被盯上了，所以，他干脆来了个人间蒸发，逃出了警方视野。
正在警方一筹莫展的时候，斯托克斯的妻子（在同一家印钞厂工作）向警方举报，说在他车子的后备箱中，发现了成堆的纸币。
最终，斯托克斯被缉拿归案，并从其后备箱中缴获了8万美元纸币。经确认，其中约3万美元来自于印钞厂，而其余的，斯托克斯声称是去拉斯维加斯赢的。
经过审问，斯托克斯承认自己在过去的7年里，经常偷盗工厂里的20或50美元面额的纸币，总金额约70万。
这些被偷的纸币并非正常货币，而是等待被销毁的瑕疵纸币。不过，因为瑕疵过于微小，一般人很难识别，在市面上流通不成问题。斯托克斯之所以不敢偷100面额的纸币，是因为这么大的面额在日常中很少使用，因此也会被重点关注。
检察官认为，能够把这么多钱带出工厂，单凭斯托克斯一人的话，实在让人难以置信。不过，检方自始至终也没有找到更多的证据。
1933年，美国制造了445500枚20美元面值的“双鹰”金币，但尚未出厂就被下令销毁。
双鹰币，重量33克，含金量30克，面值20美元
这是因为罗斯福总统颁布一个6102号行政命令。该命令规定，金币不能作为美国的流通货币，所有金币持有人必须在1933年5月1日之前，将其兑换成流通货币。
“双鹰”金币就此夭折。
铸币厂必须立即将这40多万枚金币，一枚不少地倒入熔炉，但清点后发现，少了22枚……
WTF！这都还没出厂呢，22枚金币却不见了踪影！于是赶紧派人四处寻找，之后发现，这22枚金币已经流入了收藏者手中。
铸币厂最终回收了这22枚金币，其中9枚已经破损，就直接销毁了。另外13枚中，2枚送给了美国国家钱币收藏局，10枚送给了美联储金库，剩余的1枚，则留在了厂内。
2002年，最后那枚金币，被以759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著名的私人收藏家斯图尔特·韦茨曼（Stuart Weitzman）。
这是世界上最贵的一枚硬币，即使按照同等价格计算，现在也至少会超过1000万美元。
当然，没人知道窃贼是谁。
1996年，美国《时代》杂志曾刊登过一篇关于中东地区“超级美钞”的文章。
超级美钞，是指是几乎能完全以假乱真的假冒100美元纸币。虽然美元的防伪技术在不断升级，但在发行新版纸币时，美国通常不会对旧版美元进行回收。这就造成了正在流通的假冒美元无法被彻底清除。
在文章中，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说，在过去6年中，中东的造假者已经伪造了数百万美元的超高质量的“超级美钞”。但文章还引用了美国特勤局的说法，说他们已经收集并没收了高达1000万美元的现钞，而CIA则认为实际数额可能高达10亿美金，而且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流通。
虽然不清楚这些“超级美钞”到底是源自谁之手，但CIA严重怀疑它们来自伊朗。因为在中东地区，只有伊朗拥有这个技术。
这个故事要从1970年代开始说起。
那个时候，伊朗还是美国的盟友，甚至可以说是美国最好的朋友之一。基本上，凡是能给伊朗的，美国都不会吝啬，其中就包括一台印钞机，以及相关的专家。
这台印钞机，代表着当时最先进的凹版印刷技术，与美国自家用的完全一样。伊朗用它印制了大量本国货币，印起来可带劲了，好开心。
不过，法定货币怎么印也发不了财，毕竟印多了会贬值，然后就是一堆纸而已。还是印美元过瘾，面额大还不用担心货币稳定，想想就爽歪歪。不过这事儿可不能干，大家都是朋友，背后捅刀子的事情伊朗还是有所忌惮的。
这种忌惮，在1979年之后，就渐渐没了，因为伊朗已经不再是先前那个伊朗。从朋友变成了敌人，那么印不印美钞，就完全取决于伊朗的心情。当然，最重要的是，美国给了伊朗这样的设备和能力！
从证据上看，没人知道伊朗有没有印，但1990年代“超级美钞”在中东地区泛滥是不争的事实。据说911之后，CIA在劫机分子的住处，也发现了使用美国设备印制的“超级美钞”。
印钞厂戒备森严，能从印钞厂里偷出黄金和纸币的人绝非等闲之辈。历史上曾经有这么两个胆大包天的人。
1985年11月25日，广东潮州人民银行的一名职工与同事一起进入钱库，打开了从国库里取来的钱箱，在清点五元券人民币纸箱的时候，发现有一包五元纸币并不是真的纸币，而是一捆封包的“贴头纸”，一共有1000张，共5000元人民币。
那时，他惊讶大叫：奇怪，怎么会有这种事？他的惊叫声引起了同事的注意，他们都说这是前所未有的事。随后，他们马上把自己的发现向上级汇报。
这样的案件很快引起了当地政府及警方的注意，当时市领导十分重视，马上成立专案组，要求尽快破案，可是当年没有监控摄像头，现场也没有留下有价值的破案线索。
案件的破解陷入了困境，一件未破另一件又起。事隔几个月后，1986年7月1日，广东省惠阳县工商银行的职工在打开国库送来的钱箱时，发现里面缺了一大包五元的人民币，一共有2.5万元。
又隔了一年，1987年的4月3日，吉林省某农业银行的职工在打开钱箱时，也发现一小包的五元券的人民币被人偷换了，一共有5000元。
三宗案件相隔几个月发生，有共同的一点，失窃的人民币都是五元券的人民币，都是上海印钞厂同一时期出品的新钞。
最后一宗案件发生的时间距离第一起案件已经过去一年多，此时，中国人民银行发现在1.75亿张回笼的五元纸币中，发现了2000张失窃的同一批次的五元券。
由此确定，三件案件为同一时间作案，案件发生了一段时间，犯罪分子已经对盗窃的钱币进行销赃。经过调查发现，这笔钱是来自上海印钞厂，于是，上海印钞厂成为重点的侦查之地。
上海公安局成立专案组进行调查，专案组调查后认为这起案件不是国库内部的人员干的，因为犯罪分子用的是贴头纸调包的作案手法。这样的作案手法只可能发生在有条件接触新币的人身上，应该是家贼所为。
于是，专案组把重点放在了调查上海印钞厂上。此时距离案发时间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月，要查清真相，真如大海捞针。悬而未决的案件成了专案组的心头石，上海警方派出了当年江南名探三剑客之一的裘礼庭负责此案的侦察。
专案组很快理清了以下的头绪：
1、犯罪分子应该是印钞厂的职工，因为只有上海印钞厂有封包的贴头纸。
2、经过对钱箱痕迹的检验，发现纸箱上的封铅印记是上海印钞厂的封印手法。钱箱上发现了重复积压的痕迹，可见是有人打开后再重新封上去。
3、中国人民银行收到的回笼纸币中，第一张失窃五元券的纸币是在1985年的12月21日流入上海。而这一批纸币原本应该是1985年12月20日从上海印钞厂运到国库的。
由此，确定犯罪分子一定是上海印钞厂内部的职工。那么，谁如此胆大包天呢？
随后，上海印钞厂召开了三次职工大会，多位厂干部参与了破案工作，与专案组一起分析认为，犯罪分子应该是熟悉生产和操作工艺的成品车间人员。
一时间厂里负责纸币封包和装箱车间的工作人员就成了重点的调查对象。通过排除确定了九名嫌疑人，那时老工人的工资，一个月六七十元，如果有人突然暴富，就可能是侦察的重点。然而这个车间的管理十分严格，上班时间，众目睽睽之下是不可能有作案机会的。最大的可能是夜里库房没有人的时候。
一时间，专案组一筹莫展，他们从中国人民银行回笼的2000多张赃款中分析得出的线索是：犯罪分子在多家储蓄所购买了定活两便的存单，随后又从银行中取出来，把赃款变成流通的货币。
由此可见，犯罪分子具备一定的反侦察能力，他的销赃速度很快，事隔时间久，要找到有效的线索，十分困难。
裘礼庭经过分析认为，应该发动群众的力量，一边对厂里的人员进行调查，一边走访周边的群众。不久，侦查人员在走访了上千名群众之后，终于发现了一个可疑的人物。
有群众爆料称，自从1985年以来，家住在枣阳路的张德康，一夜之间暴富，家里购买了冰箱、洗衣机、吸尘器等高档的家具，还添置了金银首饰，他曾经对亲属说：这是岳父去世的时候留给他的一笔巨款。
大家深信不疑，然而，警方却发现此人的身份不简单，他就是印钞厂的职工，以当年一个月几十块钱的工资收入来说，是不可能过上如此阔绰的生活的。
更重要的是，这个人熟悉人民币生产操作的工艺，具备了进入库房的作案条件，警方为了不打草惊蛇，随后对张德康的生产操作方法进行仔细观察，发现他的操作方法和现场遗留的痕迹一模一样。
专案组进一步调查发现，张德康在银行里存有巨款，至此，把他锁定为犯罪嫌疑人，随后对他进行提审，经过一番审讯，张德康如实交代了作案过程：
那是1985年的7月5日，张德康趁其他职工下班回家之机，悄悄溜进了印钞厂的鼓风机房，按照厂里的工作流程，工作人员下班后，值班人员会锁上库房，把钥匙放到铁箱里封存，再把铁箱交到警卫室保管。
张德康知道厂里机房车间中唯一不上锁的房间就是鼓风机房，他躲在鼓风管上，等值班人员锁上机房大门之后，他再从鼓风机房里悄悄溜出来。
事先他已经准备好了钢锯，他用钢锯锯断了成品库里的门锁。在此之前，他已经准备好了一把样式相似的铁锁。他知道成品库有三道门，每道门有一把锁，其中有一道锁不经常开，很难被发现。
随后，他进入库房用准备好的封包贴头纸调换了其中两捆面值五元的钞票。他拿到钱后又返回鼓风机房，把钱放在鼓风机上，第二天继续上班，所有人都没有发现异常，下班的时候，他把钱放进了拎包袋里，把锁扔到了垃圾桶，带着钱出了印钞厂。
那时他还不知道拿的钱是多少，只知拿走了其中的两捆，回家一数才知道有一万元，这1万元在当年可是一笔大数字。
这一次拿了1万元，顺利得出乎他的意料，几个月过去了，印钞厂的工作人员没有发现钞票失窃，他的胆子徒然变大，他在等待，等待钞票出国库，这样他才有花钱的可能。
当他知道12月份的时候，这批钞票将要送往国库，在12月的某一天，他又用同样的方法进入库房，这一次他更加大胆，连调包都省了，直接拿走了2.5万元的大包五元券钞票。
直到12月20日，钞票送至国库，第二天，他马上派他的妻子把盗取的钞票拿到银行里换成流通的钞票。
那两年里，他过得提心吊胆，编好了无数的谎话，比如钱是岳父给的，或是老家买了房子得来的，没想到面对资深的侦查员，这些理由漏洞百出，最终他不得不从实交代。
他被抓的时候，钱已经被他花了一半，还有1.75万元没来得及花，那一年，张德康被判处死刑。
张德康铤而走险，竟然打起了印钞厂库房里钞票的主意，最终自食其果，不得善终。无独有偶，历史上还有一个跟他相似的人。
1961年3月18日，沈阳615厂发生了一起黄金被盗案，这个厂是造币厂，那天有八百两黄金被盗，在中国最困难的时期发生如此重大的事件，案件惊动了周恩来总理。
这个案件经过了漫长的19年，直到1980年才告破。
沈阳造币厂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曾经设计生产了两分、五分、一角、两角、五角、一元等硬币，是我国生产流通硬币和纪念币的造币厂。在60年代曾经承担了国家的重大任务，冶炼黄金和白银。
当年从民间收集了大量的黄金和白银，来偿还苏联的外债以及换取老百姓所需的粮食。那时候造币厂的管理十分松散。工厂里堆积如山的银元和首饰随意放着。
成品的黄金也是随意放在车间用包装箱板临时搭建的仓库里。在那个工人十分自觉的年代，对金银的保管没有严密的管理制度，全靠工人们的自觉性。
1961年3月20日，工人们到工厂里工作，听到了一个爆炸性的消息，金银包装线的组长郭家惠，刚上班就有工人跟他说100号产品被盗了。100号产品，指的就是黄金。
他听到这个消息，一下子腿软了，踉踉跄跄跑到现场，看到装黄金的木箱外的铁丝被剪断，木箱盖子被撬开了一个口子，箱子里原本放着四块黄金，两块小的，现在不翼而飞。
他马上向厂里报告，随后，公安机关介入调查，公安在现场发现了两枚不一样的鞋印，因为周六下过雨，鞋印清晰可见。根据铁丝被拧断的手法，判断犯罪分子用的工具可能是一个羊角锤。
作为黄金的保管者，郭家惠自然成为了第一个被怀疑的对象，何况两枚鞋印中有一枚就是他的。随后他与报信的工人被关起来。调查人员再让这个厂八百多人都一一按手印，厂里职工穿的布鞋和家里用的羊角锤都被要求上缴。
可是破案人员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依然无法揪出真凶。郭佳慧背着盗贼的黑锅，19年来，受尽了世人的白眼，始终没有抬起头来。
直到1980年4月15日，一位女人带着3斤多重的金子，到了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她想把金子换成现金，当时营业人员还没有注意到异常，就说你这金子值2.3万元，钱不少啊！
这位女人说这些金子是几个亲戚攒下来的，她分别用六个名字办了六本定、活期存款。她在办理业务的时候，旁边有一个男子就坐在角落的一把椅子上，盯着女人的一举一动。
看到女人成功把金子放到银行里，他得意洋洋地离开了银行。而此时他却不知道银行的保卫干事过来把那位女人带到了办公室，保卫人员对那女人说：为了保证你的安全，我们银行一会儿开车送您回家。
原来银行的营业部经理无意中看到了这些黄金，他察觉到黄金的异常，这些黄金的纯度太高了，于是他果断报了警。
随后，沈阳市公安局的三名干警赶过来，对那名女人进行审讯，在干警的严厉审问下，那女人面如土色，终于交代了犯罪事实。
原来偷窃金子的人不是他，而是刚才离开银行的那位男子，是她的老公，名字叫关庆昌。
19年前，在那造币厂，当所有人对着满地的金银毫不在意的时候，他就对黄金打起了主意，当时他是生产科的科长。
他经过了周密的安排，在1961年3月18日的周六开始行动。那天天下着雨，下班后的他洗完澡，跟厂里的人打过招呼后，戴上了手套，拿上了羊角锤，进入到空无一人的车间里。
他撬开存黄金的木箱，偷走了其中的两小块，箱子里大块的金子太重，他拿不走，起先他想把偷来的这八百两黄金藏在了自己的办公桌里，可想想不妥当。
20分钟后，他用绳子拴住两块黄金，把它挂在脖子上，趁着夜色，坦然地走出了工厂大门。
他把金子带回了家里，换了一身新的衣服。不久后就出现在工厂俱乐部举行的舞会上，他在舞厅里逢人就打招呼，努力创造没有做案时间的假象。
九点半舞会结束后，他回到家里，连忙让妻子把作案穿的鞋子鞋底换掉，就这样，他在随后干警的审查中成功蒙混过关。19年来，他在单位里兢兢业业，一直勤奋努力，装出一副踏实肯干的模样。
每天下班回家，他寻思着怎么藏好黄金，几次把黄金转移，为了不被发现还搬了家。由于黄金的纯度太高，重量太重，他要销赃不容易。
他需要把黄金弄小，还要降低黄金的纯度，为此，他想出了多种方法，甚至自己熔炼金子，因为这样跟邻居吵了一架，不得已搬家。
直到1930年三月，国家对黄金的管理没那么严格了，此时国家又提高了金银的收购价钱，他掐指一算，那八百两黄金可以变卖成36万元，这次终于等到发大财的机会了。
于是4月15日，他让老婆带上了黄金到银行的营业部，他以为这次一定能成功，没想到在那天下午五点多的时候，厂里的保卫人员让他到厂部会议室。
当他推开会议室的大门，看到许多公安干警站在那，他一下子明白了，该来的总要来，他的黄金梦破灭了。
事隔19年，郭家慧终于恢复了名誉，而关庆昌被法院判处死刑，只是按照当时的法律，盗窃罪没有被判死刑的，最后他被判为无期徒刑，没过多久，他由于改造得好，很快就出了狱。出狱后，他生活艰难，靠着儿子的救济度日。
至此，这件轰动全国的大案终于告破。
首先，人民币的制造需要经过四道工序：胶印、凹印、印码和检封。每一张人民币上都有编号，编号是由拼音字母和阿拉伯数字组成的，这个编号就如人的身份证一样，是唯一的。
从印钞的各道工序中来看，最有可能偷窃的是钞票检验人员和包装成型的工作人员，其他人员如果偷窃，偷的也是不成型的人民币，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那么，钞票包装成型及运输人员有没有偷窃的可能呢？
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在印钞厂各个地方都有监控，工作人员的工作过程全部常被监控录下来，随时都可以调出来查阅，在如此严密的监控下，是很难做出偷盗的行为的。
另外，在钞票检查的环节，遵守的是领出去多少，交回多少的原则，各个环节都有专门的人员进行监督、登记和审查。
最后，每一位印钞厂工作人员，每天上班和下班都有安保人员对他们进行全面的检查，在层层设卡之下，要拿出钞票，简直是比登天还难。
结语：
现代社会电子监控设备如此发达，电子眼遍布天下，小偷作案都难上难，更何况从印刷厂里偷出钞票，那更是不可能了。
如今，印钞厂的工作人员都是本科以上的学历，每个人都没有不良的记录，需要经过严格的考核和政审，所有人都必须有极强的保密意识，包括印钞厂的保安。
这些人的政治思想过硬，都懂得需要严守秘密，不能做违法违规的事情。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对于他们来说，印钞只是一项工作，钞票不过只是产品而已。
有啊，好多年前我看过一篇类似的新闻，有个男人在印钞厂工作，由于经济问题偷了区区一百元，出了厂门口买了一盒香烟，当然，印钞厂的钞票管理是非常严格的，每一张都是有号码的，很快这个人就落网了，这个员工的结果就是被判死刑，连同那个卖给他香烟的人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因为他花的钱还不是钱，人民币要通过央行发行以后才是钱。
案件背景
上世纪80年代，正值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社会的变革带来刑事案件剧增，且许多案件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上海市公安局刑侦处屡破大案，造就了许多著名侦探，譬如，江南名探端木宏裕和有着“三剑客”之称的张声华、裘礼庭和谷在坤。
裘礼庭是刑侦处副处长，其侦破特点是勘察现场认真细心，走访过程注重细节，分析推理丝丝入扣、抽丝剥茧，就像其老家的宁波糯米团，粘到案子里不轻易放手，凡是被他粘上的案子大多能够侦破，故此别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宁波糯米团”。
裘礼庭的得意之作是侦破上海印钞厂盗窃新人民币大案。
印钞厂连续发生三起新币被盗案
1985年11月25日，广东省潮州市人民银行几位职工走进壁垒森严的钱库，有位职工打开一个从中国人民银行国库里取出的新五元券人民币钱箱，清点钱款时，他发现有个1000张包装的五元券纸包，被人用一捆封包“贴头纸”调包了。这种钱箱内的钱款共分八个大包、40个小包，每小包5000元人民币。缺失了一小包5000元人民币，这种事情闻所未闻，更见所未见，他惊讶地大叫：“奇怪，怎么会有这种怪事？”
他的惊呼立即引起了身边同事的注意，大家见后都感到纳闷，于是，立即向上级汇报，领导都从未听说如此怪事，正在查找原因。然而，原因未明，蹊跷事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986年7月1日，广东省惠阳县工商银行职工在开启钱箱时，也发现短缺了一个大包新币，共计2.5万元人民币。
1987年4月3日，吉林省农安县农业银行的职工，又发现一小包五元券的人民币被人偷梁换柱，共5000元。
两年内接连发生了三起新币失窃事件，合计缺失人民币3.5万元。在当时，3.5万元可谓是笔巨款。这三起新币失窃案引起了央行行长陈慕华的高度重视，她指示尽快破案。
因为这笔钱是上海印钞厂出品的，该厂当然成为侦查的重点。经刑侦处侦查员初步判断，可能是犯罪嫌疑人采用“贴头纸”掉包手法作案，这起案件一定是有条件接触新币的人作案，这显然是一个“家贼”。三批丢失的五元券均系上海市印钞厂印刷，经过侦查分析，人民币在出厂前就已经被掉了包。
这起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印钞厂失窃案”，也引起了市领导的高度重视，各级领导分别指示迅速破案。由市公安局领导指挥，刑侦处长老端木挂帅的专案组迅速集结精兵强将，在印钞厂内外展开了广泛的侦查。
那时没有监控探头，现场也没有留下有价值的痕迹。案发后几个月才现场勘察，结果可谓是一无所获。不过已经在回笼货币中发现了赃款，这说明狡猾的作案人已在使用盗来的新币。这个神秘的盗窃者从大世界储蓄所、常熟路储蓄所和老西门储蓄所等处购买了“定期”和“定活两便”的储蓄存单，接着转手再从银行取出，变成了市场上可以流通的货币。那时银行里也无监控探头，每天人员进进出出川流不息，无论是银行内部职员还是周边商店职工，谁也无法回忆出持款人的具体相貌和身高特征来。
通过对印钞厂职工逐一谈话，部分工人反映了一些线索，经过办案人员的逐个查证，没有觅到可疑的对象，。
刑侦老处长立下军令状保证限期破案
案发一年多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来上海考察时，问起此案，并提出限期破案，最后，她提出要听侦破汇报。为此，上海方面感到压力山大，决定向陈慕华汇报前，先听取一下市公安局刑侦处具体侦破情况。
裘礼庭正在嘉定负责侦破一起杀人案，周五那天，他突然接到处里的通知，让他到市里开会，向市领导汇报上海印钞厂失窃案。他感到有点纳闷，他负责凶杀要案侦破，这个印钞厂的案子不归自己负责，怎么叫他去汇报？
裘礼庭去请示端木处长，老端木说：“你手上的案子先让别人管一下，这个案件影响太大，你集中精力去抓这个案件。”
星期一上午9点，市委政法委书记石祝三、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易庆瑶一起参加了会议。裘礼庭安排侦破小组副组长老顾和技术人员汇报案情，汇报完后，石祝三书记看着裘礼庭，开门见山地问：“老裘，你看怎么办？”
眼睛里布满血丝的裘礼庭，已做了充分的准备，他爽快地说：“这个案子作案对象范围明确，系内部作案，我看此案能破。”
听完裘礼庭的话，石书记马上将了他一军：“老裘，那你认为什么时候能破案？”
裘礼庭掷地有声地说：“今天是6月15日，快则国庆节前破案，慢则年底一定破案。”
石书记继续将他的军：“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军中无戏言，大家听着，案子年底不破，撤裘礼庭的职。”
石书记和易副局长虽然都是笑着要求限期破案，但与会者和专案组的侦查员还是替裘礼庭捏了一把汗。
有的部下发牢骚说：“谁拍板，谁负责。”裘礼庭面带笑容地说：“我当然要负责，撤职回到派出所当户籍警，或回交通队当交警，大不了再做我的老本行。”
其实，何时能破案裘礼庭自己也心中没底。虽然是内部人员作案，但已挖地三尺反复查了多遍，没有破案，自己难道是福尔摩斯，能神机妙算？裘礼庭没有那么神，但他相信只要细之又细地深入下去，注重细节，一定会发现破绽。
案发后，由刑侦处、经保处和普陀分局刑侦人员三方组成了联合破案组，因为案子久拖未破，人心涣散，士气低迷。裘礼庭首先整顿队伍，鼓舞斗志，把人员分成三个小组：一是调查组，在厂内调查；二是号码组，负责线索查证；三是重点组，负责侦查重点怀疑对象。专案组人员明确了各自的方向和任务，侦破工作重新启动。
兵分三路，重点是印钞厂成品车间
针对以上三个小组的任务，裘礼庭梳理出三条意见：一是依靠群众，摸清案发后谁在经济上、行动上反常；二是再次查找被盗五元券去向和线索；三是重点调查最有可能作案的成品车间男性，女性无力搬动沉重的钱箱，基本可以排除。 布置任务后，兵分三路，分头行动。重点还是放在造币厂成品车间深挖细查。
侦查员曾在成品车间排出了九名可疑对象，经过逐一仔细核查，九人先后都被排除了，但裘礼庭决定再重新过堂一遍。他要求侦查员刨根问底，注重细节上的破绽，必须搞清楚这九个人过去是怎么被排除的？被排除的依据又是什么？
那时大家都是死工资，青工36元，老工人六七十元，只能勉强养家糊口。倘若一个人突然有了横财，必然会找地方去开销，那么突然暴富大手大脚者就是侦查的重点。现在有九个目标，其中陈姓工人成为第一个重点。他说养鸽子挣了一些钱，但养鸽子是怎么挣到钱的？必须查个水落石出。经过走访发现，一些信鸽确实卖了很高的价，再深入下去，陈姓工人卖掉的鸽子，常常飞回“娘家”，反复买卖获利，钱原来是如此赚来的。
李姓工人经常请病假，经谈话了解到原来是去广州跑单帮。经查家里有货品，又有来回火车票，人证物证俱在。王姓工人和保安勾结偷厂里的纸品盗卖……
这样筛选下来排除了六人。一网还没有拉出水面，已经否定了多人，仍不见大鱼，难道这一网又漏掉了？
此时传来了新消息。大世界储蓄所发现了被盗的五元券。这个消息无疑给侦破组在迷雾中看到了一线曙光，裘礼庭亲自带队驱车直奔储蓄所。
女营业员回忆说，接到公安局的协查通知后，她隐约记得两个月前，有人用五元连号券购买过三张“定活两便”存单。侦查员追问存款人是男是女，有什么体貌特征？营业员却似是而非地说应该是男的，衣服和年龄实在是不记得了。
失望而归，但很快钢铁二厂银行储蓄所又传来了信息：有人持赃款储蓄。顾副队长带人马不停蹄地赶往储蓄所。经过仔细盘问，系厂医务室一位朱医生存了200元钱，是连号的五元新券。跟踪到朱医生，原来她的钱是从淮海路一家储蓄所取出来的，她说营业员可以证实。但问及储蓄所的营业员，这些钱是什么样的人存入的却同样令人失望，她只记得存入4000元五元连号新币，存单是500元票面的定活两便。
紧接着，在南京路一家储蓄所和淮海路一家金银首饰店也相继发现了赃款，可是那个使用赃款的人却深藏不露，结果线索又断了。
经过抽蚕剥丝般地紧紧追查，七号目标终于浮出了水面，此人叫张佳康，成品车间挡车工。职工曾反映他们夫妻俩各有10件羊毛衫，为此曾对他做过调查，但其妻子和岳母，以及他本人都解释得严丝密缝。调查结果是张佳康系上门女婿，为传香火，岳父想叫外孙跟他的姓，起初张佳康不同意，岳父去世前给了他5000元钱作为补偿，他终于答应了。当时侦查员感到其回答符合逻辑，其表情也坦然自若，没有深究便放过了此人。
裘礼庭是个细心人，喜欢刨根问底，他要求侦查员们细之又细，不要轻易放过每个对象，细节是成功的关键。侦查员对张佳康解释的细节深究下去却发现经不起推敲。其岳父常年生病，吃药住院开销很大，每月工资就六七十元，他哪里来的5000元巨款？再追踪下去，解释说是老家卖了房子。裘礼庭没有轻信，让侦查员追查他老家的房子在哪里，又卖给了谁。不放过每一个细节。侦查员赶到他岳父的老家后仔细打听，终于露出了狐狸的尾巴。老头已多年不回老家了，也没有传说中的房子。买羊毛衫、冰箱和录音机，以及装修房子的钱到底哪里来的？为什么全家都帮他说谎？其中必有蹊跷。
狡猾的内贼终于浮出水面
裘礼庭预感到其中有戏，便当机立断，亲自在印钞厂会议室找张佳康谈话。裘礼庭态度温和地问他：“厂里发生的案子至今未破，你有什么想法？”
张佳康表情自然地回答：“我们工人只知道做工，有什么想法不想法的。”
裘礼庭单刀直入地问：“能谈谈你岳父给你5000元的情况吗？”
对方有点不耐烦地埋怨道：“这事不知谈了几次了，你们应该有录音，你们想听就听听录音好了。你们吃饱饭没事做，一次次找我谈话，我要回家给儿子烧饭，告诉你，我没空！”
说完他站起来做出欲走的样子，裘礼庭不疾不徐地说：“既然你很忙，咱们就长话短说，你岳父给你的5000元是现钞还是存单？”
张佳康答：“当然是存单。”
老裘又追问：“是哪家储蓄所的存单？”
一阵沉默。因为假的东西经不起细节上的追问，他说了一个谎，就要用无数的谎话来补第一个谎话，越补漏洞就越大。
老裘刨根问底地追问：“怎么不回答啦？”
张佳康态度一横，干脆耍起了无赖：“算我偷来的好吧！你满意了吧？”
老裘像糯米一样黏住不放，笑着说：“我还是不满意，偷来的也要讲清楚，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偷了多少？”
另一场追查也在张佳康妻子的单位同时进行，防止他们串供。
侦查员问张妻：“你父亲给张佳康的5000元是怎么回事？”
张妻面无表情地答道：“父亲只生我一个女儿，他封建思想比较严重，要叫我们的孩子跟他的姓，给了丈夫这些钱，算是补偿。”
侦查员追问：“你父亲的5000元是哪里来的？”
张妻口径一致地答：“是把乡下的房子卖了所得。”
侦查员知道她在瞎编，追问她：“谁去乡下卖的房子？”
张妻搪塞道：“这我不清楚。”
侦查员提醒她道：“我们查过了，你父亲乡下没有房子，你在撒谎！张佳康的存单在哪里？”
这个回马枪杀得张妻无言以对，她听到此有些慌乱。
她主动地说：“在……在这里。”
说完从包里拿出两张存单，每张2000元。
但她还是不愿就此认输，又解释说：“老实说，你们不要冤枉张佳康，厂里的产品不是他偷的，这些是他做生意赚的钱，怕你们和厂里的案子联系起来，才说了谎。怕你们抄家，我便把存单放到了包里。”
侦查员发现这个女人颇有心机，便点她的穴位道：“还有500元票面的定活两便存单呢？” 她失言道：“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说完，张妻被逼到绝境，只得老老实实在写字台的抽屉里拿出六张500元票面的定活两便存单。
侦查员紧追不放：“你知道张佳康有两个晚上没回家吧？他去干什么了？”
她还是狡辩道：“反正你们什么都知道了，他其实是去做生意，这些钱是那两个晚上做生意赚来的。”
此时此刻，张佳康已被带到普陀分局审讯室，以给他心理一定的压力。
老裘提醒他：“到这里来，你该交代了吧？”
张佳康突然态度萎缩了下去，他强硬的语气变得哀求：“我确实没有偷厂里的产品。”
裘礼庭叫人把张佳康妻子交出的存单一一摆到了桌子上，提醒他道：“你看看清楚，这些存单是哪里来的？你不交代，你妻子难道也不交代吗？”
扑通一声，张佳康突然跪到地上，恳求道：“我该死，请免我一死。”
老裘还是不疾不徐地说：“你站起来，好好交代，如何处理就看你交代罪行的态度如何。”
张佳康提出要喝水，喝完水便开始叙述了自己的作案经过。
我第一次偷厂里的产品是1985年的夏天，那天下班时，我爬到鼓风机上面潜藏了起来，等大家都下班走了，我还是不敢下来，一直熬到了晚上八点多钟，才悄悄爬下来，用事先准备的锯条，锯断了库房门的挂锁，借着外面照进来的月光，我看到已经封包的产品，一包包摆在货架上，激动地拆开一包，取出一小包，放进一包“贴头纸”偷梁换柱，然后又拿了第二包，又放进一包“贴头纸”，我把门锁好，锁是我事先备好的，和原先的一模一样。我用报纸把锯断的锁和两包钱包好，然后又爬到了鼓风机上躲了起来，心慌意乱，加上蚊虫叮咬，一夜没睡，但想到这么多的钱，可以买许多东西，心里又被钱到手的喜悦之情替代了。
第二天，我迷迷糊糊地听到有人陆续来上班了，便悄悄爬了下来，混到了上班的人里面。快下班时，我爬上鼓风机，拿下那包东西带回了家，把锁扔到了垃圾桶里。回家后，妻子问我怎么一夜不归，我说在外做生意，没敢告诉妻子事情真相。以后，我到储蓄所，买了“定活两便”存单，看风头已过，心又痒了起来，1985年的冬天，又偷了一次……
交代完后，张佳康长长地喘了一口气，感叹道：“现在反而轻松了。两年来心里压力很大，知道早晚要出事，所以每次侦查员问我时，便将早就编好的谎话陈述一遍，没想到侦查员信了，以为自己可以蒙混过关了。谁知一个谎话要用无数的谎话去补洞，最后漏洞越来越多，结果是破绽百出。”
裘礼庭看看手表，已是凌晨三点多了，他却因为兴奋，一点也没有睡意，他望着墙上的日历，是7月15日，心里盘算着今天破案，比军令状上承诺的日期还提前了一个月呢。
我也就知道这一个。
张德康第一次作案是在1985年7月5日，当天下午，其他职工都下班回家了，他却悄悄溜进了鼓风机房，躲在了鼓风管上。这个机房是车间唯一不上锁的房间，值班员锁上车间大门后，他再从鼓风机房溜出来，用事先准备好的钢锯，锯断了成品仓库的门锁。
因为成品仓库有三扇门，三把锁，其中一把锁不常开，张德康自己又准备了一把样式相仿的铁锁作为替换，所以很难被发现。完成调包后返回鼓风机房，第二天早上再混进上班的工人里，没有人发现任何异常。等到下班，他把钱放进拎包里，大摇大摆的就带出了印钞厂。
第一次冒险，张德康就偷了5000元，这在80年代可是一大笔数字。然而，人心总是贪得无厌的，有了第一次的成功得手，他就忍不住想再捞一把。1985年12月的一天，张德康如法炮制，只不过这一次他胆子更大了，甚至没有调包，直接拿了一个装有2.5万元的大包。
张德康被抓时，赃款已经花了一半，全部用来购买高档电器、家具、服装以及烟酒补品了。这些赃物被公安机关悉数查获，没来得及花用的1.75万元存款也被缴获。同年，张德康被上海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死刑。
西安印钞厂始建于1950年，隶属于中国人民银行印钞造币总公司，主要业务有印制钞票、印制增值随票、印制支票、印制汇票等。今天咱们说一说印制钞票。
印制钞票是西安印钞厂最重要也是管控最严谨的部门，印钞流程极其繁琐
第一项， 印制钞票大张。
第二项， 按照冠字批次运到车间进行检查，核实是否有墨迹、折角和褶皱。
第三项， 大刀班对合格的钞票大张进行裁剪，分批打捆。
第四项， 核查人员对钞票进行检查登记。第五项， 成品班对钞票进行核对、打包，然后存入金库。
每一项流程都经过严格的把控，这样看来，这印制钞票是不是麻烦事？
面对成捆成捆的钞票，您说谁能不心动？
那为何印钞厂从不担心员工偷钱？
第一点，印钞厂工作人员的选拔非常严苛，这样就杜绝了一部分心怀不轨的人，省得一颗老鼠屎搞坏一锅汤。能进入印钞厂工作的人思想道德素质都很高，不会做这种偷鸡摸狗的事。
第二点，印钞厂的福利待遇十分不错，有良好福利待遇的保障，也没人愿意铤而走险。一般只有走投无路的人才会铤而走险，有良好的生活保障，谁愿去做这种受人唾弃的蠢事？
第三点，印钞厂的管理水平高，哪怕是一张纸币出现细微问题，整个工厂都要停工，检查出现问题的根源。若是缺少纸币，哪怕是一张，整个车间的工作人员都要受到牵连，必须将事情完完整整调查出来才继续开工。在这种高管理水平下，想浑水摸鱼简直是痴人说梦。
第四点，绝大部分员工都只能接触到自己的工作流程，每个不同流程的生产车间互不联系，而钞票要经过所有流程才算程序完整，就是顺手牵羊，那未走完程序的钞票也不能用，您说说，这样偷来的钞票能干嘛？就是三岁小孩都骗不了，毕竟现在的孩子太机灵。
第五点，印钞厂的安保系统十分完善，摄像头三百六十度全方位拍摄无死角，安保人员巡逻不断，彻底杜绝一些心存侥幸之人。
而且印制多少钞票也不是印钞厂能做主，需要根据市场的调查分析，保证货币的稳定性，防止出现通货膨胀或是通货紧缩，影响国民生活水平。
之前看到一个案件，有人伪造了周总理的签名，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骗取了20万元。
1960年3月18日，下午17点30分左右，一个身穿灰色人字呢大衣，身材高瘦，瘦长脸，梳着分头的中年男子，走进了西交民巷东口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秘书室。
一进来，这个中年男子不待秘书室办事员说话，就大声地说了一句，“我是G务院的，来给行长送急件”。随后，他便递上了一个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G务院”字样的大信封，而后又打开一个紫色封皮的发文本。
当时秘书室的光线较暗，年轻的办事员也没能够把中年男子的外貌看的很清楚。但是，还未等办事员把情况弄清楚，这个中年男子指着发文本的特定位置，又说了一句“请签字”。等到办事员签了字后，他收起了发文本，并例行公事的说了一声“好”。随后，便留下信封，从容不迫地走出了银行大门。
中年男子离开后，这个办事员看到信封上写着“急件”，他又不敢怠慢。等到行长秘书把信封拆开时，只见里面是“周总理亲笔批示的一件公函”。
而公函的内容，就是：
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告称，今晚九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拍纪录片。主席嘱拨一些款子作修缮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拟拨给15~20万元，可否，请批示。一九六〇年三月十八。
在公函里，左侧就是周总理批示的“请人民银行立即拨给20万元”。而且，在周总理签字的下面，还有要市场流通的旧票、要拾元票、包装好看一点，七时务必送到民族饭店赵全一等字样。
行长秘书看着公函处那个熟悉的签名，虽然疑惑中年男子的举动，以及一系列违反常规的做法，但是看到时间已经来到了18点12分，离约定的时间也不到1个小时，便开到了时间的紧迫。
当时行长正在出差，行长秘书只好找到了正在值班的银行计研局王副局长。王副局长看了函和批示后，感到很奇怪，当时的二十万并不是小数目，为什么不通过财政部呢？就在王副局长感到疑惑的时候，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一接通，对方先是说自己是总理办公室的人，问王副局长是否接到了信件，又说总理很关心这个任务的进度，让他务必尽全力去办好。也正是因为这个催办的电话，让王副局长放下了心中的疑惑。
看到距离19点已经时间不多了，王副局长立即通知发行局，让他们赶快准备好二十万。很快，发行局的朱科长等三人把钱放在麻袋里装好，坐着小轿车来到了民族饭店。一进到民族饭店前厅转门，三人便径直走向前台，询问西藏工委赵全一在哪里。
这时，从旁边的大沙发上站起了一个中年男子，他穿着藏青色的华达呢中山装，黑色呢子裤，身材高瘦。他从容地走进朱科长三人，直接说“我就是赵全一，你们是总行的吧？款子带来了吗？”
随后，只见他从怀里拿出了一张盖有“总理办公室介绍专用”图章的信函，而上面则是写着：兹介绍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赵全一同志前去你行领取拨款20万元整，此致中国人民银行。朱科长等三人看过信函后，又让他打个收条。
就这样，这个中年男子撕下一张纸开了个收据，便拿着两麻袋的钱离开了。
总行在20万巨款送达之后，还以为总理办公室会很快交代如何入账。可是，给了六天，一直到3月24日时，总行依旧没有接到办公室的回复。当他们打电话去询问时，却发现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当办公室将“总理批示”和收条拿过去查对时，才发现这一场伪造骗案。
周总理在得知此事后，大为震怒，并指示限期破案。
警方截获报案后，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立即展开调查。中年男子留下的线索很多，其中文件用纸从哪里来的也很容易追查到。警方发现，中年男子所用的牛皮纸信封是真的G务院旧信封，公文用纸是大机关用的15行横格纸，而伪造的方章是用蜡纸刻后沾红印泥涂印的。
最为重要的是，他当时所写收据时的那种纸张，是从一个黑色笔记本撕下来的，而这种本子原有前外门外恒文具厂印制，但在1953年3月便已经停产了。而且他所用的信封，在市面上也从未出售过，是机关内部自制的。
所以，警方很快就查出了案发时的那个信封，曾是外贸部发文用的，而15行横格纸也是外贸部过去使用的公文纸之一。在一番调查和走访后，警方把目标锁定在一个叫王倬的人员身上。
因为在案发的当天，王倬请假没有去上班，说是要陪母亲去积水潭医院看病，但是调查后却没有发现他和母亲去过这家医院。而且，在几天前，外贸部的几个人员在对这场骗案闲聊的时候，有一位同事随口说了一句有可能是王倬，随后王倬大发脾气，这种大发雷霆的模样是同事们从来没有见到过。
最紧要的是，警方对王倬做了笔迹鉴定后，发现王倬的笔迹和嫌疑人的笔迹完全相符。有了证据后，警方火速赶到王倬的家里抓人。很快，王倬便被抓捕了，而且在他的家里还发现了作案工具，以及装钱用的麻袋及赃款。
经过警方的一番审问后，王倬很快便交代了事实。原来，王倬也的确曾用过赵全一的名字，他是1948年东北大学经济系毕业，曾在北平特刑庭看守所当过一个月的收发员兼会计。1949年4月，曾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过。
在8月时，还参过军；但在1950年2月，由陕西开小差逃回北京。到了1951年时，还自荐到中国进出口公司工作。在1952年9月，才到外贸部出口局工作，成为一名科员。
不久，王倬投资失利，他一心想要扳回老本。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有了干大事，拿大钱，发大财的想法。而在他工作的地方，有机会见到周总理的批示。于是，他每天下班回家，就是在家里用毛笔在报纸上临摹周总理的笔迹。
到了1960年2月，王倬在北海后门小百货店买来了刻刀和毛笔；到王府井买来了蜡纸、刻笔，以及印泥；从部队里找来信封；在工作的地方拿到公文纸。等到了3月17日晚上，才开始着手正式制作公函和介绍信。
为了能够成功，王倬没少动心思。在公函中，他特意设计了“主席办公室来电话”这个由头，因为他觉得这样会减少很多麻烦，也能够少让人刨根问底。而要旧票，以及十元票，则是当时市面上最大额的都是10，比较容易拿，而且旧票不会连号，用起来也不会引人注意。
此外，他还特意选择星期五将近18点的时候去送信。因为在这个时间段，银行的工作人员着急着下班，警惕性会有所降低；而且害怕银行会起疑心，他还在18点30分左右，在民族饭店给银行打了个催办的电话。
就这样，王倬拿到20万巨款回到家后，却发现警方到处在追查这件事。所以，他根本不敢把钱花出去。
最后，1960年7月28日，王倬因反革命诈骗罪被判处死刑。
再严谨的管理制度都会有漏洞，就看在管理制度下的群众是否能具备相对的觉悟，自觉地遵守，这才是制度管理的根本目的。
1987年我国破获的印钞厂盗窃案，就曾发生在上海印钞厂，有人通过制度上的漏洞，鱼目混珠的盗窃了一包五元纸币，这一包五元纸币有3.5万元。虽然是事发在1985年，但那时并没想很先进的闭路电视和监控系统，经过层层排查，竟然没有发现任何的蛛丝马迹，破案人员预判，应该从印钞厂职工的生活和消费习惯入手，终于在两年后，张姓职工由于消费露出了马脚。
2018年，在印度也曾经发生印钞厂丢失钞票的事情，该印钞厂一名高级安全顾问，利用过安检不用脱鞋子的漏洞，每天在鞋子装有不同面额的纸币，日积月累的竟然盗窃了900万卢比，合计人民币有80多万。
自进入科技化、数字化时代以来，世界性的印钞厂也就没有了盗窃钞票的传闻，一是无死角的摄像头，二是电子化的透视和扫描，这些先进的管理设备存在，大大降低了被盗窃的风险。
页面更新：2024-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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