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远执政时期严刑治国，聘用大量的酷吏草营臣民，在五代十国历史中称之为最严酷的帝王。

后汉高祖刘知远，沙陀人，儿童时期，家境贫寒，以放马为谋生。刘知远在少年时期，就到李嗣源的帐下做了一名军士，后来由于作战勇猛而升为偏将，与石敬瑭一同谋事。

石敬瑭出任北京【太原】留守时，就奏请宗庄李嗣源，调任刘知远到其麾下，视为亲信。清泰三年，石敬瑭与后唐决裂，刘知远主张石敬瑭起兵反唐，成霸业于晋阳就是现在的太原。石敬瑭由于被后唐大军围困，于是求援于契丹排兵支持。刘知远也赞成他的决定。石敬瑭在称帝之后，对众将论功行赏，加封刘知远为忠武军节度使、归德节度使。在后晋天福六年，又任命刘知远为北京【太原】留守、河东节度使，执政晋阳军事地区的管理大权。

石敬瑭病死。石重贵即位，对日益强大的刘知远非常顾虑，但因为对辽用兵关键时期，他深知还需要借助刘知远镇守北方重镇，所以则用怀柔之策拉拢刘知远，封他为太原王、拜中书令等有名无权的虚职。刘知远权利和势力越发强大，建立了晋阳为革命根据地，在河东地区大范围招兵买马、扩充军事实力。同一时期，后晋政权和契丹政权傀儡关系走向破裂，两国之间的亡国战争一触即发，刘知远虽驻守在河东地区，但是对契丹兵的屡屡入侵不管不问，石重贵几次催促让他出兵制约契丹，他均置之不理，趁着乱世浑水摸鱼，短短数年就在晋阳根据地壮大了一支五万余人的队伍，河东的军政实力超过了各藩镇的军阀实力。在开运四年，契丹攻陷大梁，后晋政权走向灭亡，中原地区处于一片水深火热之中。

刘知远执政的成绩基本来说是建立了后汉，打败契丹入侵。后晋政党建立之后，中原地区并不是很太平，反而是刘知远与国君之间的嫌隙在加深，石敬瑭去世之后，他就开始筹备自己的统一大志，在河东修养身息，上面调派他去攻打进犯的契丹部落，他也不受命，只是观战，同时他也时刻注意局势的变化，寻找合适的时机，坐收胜利果实。为了减少自己的伤亡，增加成功几率，刘知远眼睁睁看着契丹入主中原建立辽国，并且假意投诚，在时机成熟时叛变，建立后汉，利用契丹的残酷统治带给百姓的不幸，刘知远巧妙设计，收归民心，趁势打击契丹，将其赶出中原，只是他建立王朝一年后便去世了，后汉朝也只有短短的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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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高祖刘知远，虽然是一个开国皇帝，但却称不上什么杰出人物，更像是一个投机而短视的军阀。

与后唐、后晋的开国者一样，刘知远也是沙陀族人。后唐时期，他与石敬瑭一同在李嗣源（后来的唐明宗）麾下从军。期间，他多次在危急时刻救了石敬瑭的性命，逐渐成为对方的心腹。

由于这层关系，刘知远几乎参与了石敬瑭的所有重大行动，比如诛杀后唐闵帝李从厚、确定寻求契丹作为外援对抗后唐......当后晋建立后，他也水到渠成地成为重要开国功臣，官至河东节度使，镇守太原，封北平王。

不过，身处五代，任何有实力、有资源的将领都不会甘心当个臣子。作为后唐代梁、后晋代唐等朝代更迭事件的亲历者，刘知远对“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宁有种耶”这一当时的真理感同身受；同时，由于手下掌握了河东这一沙陀军事集团的大本营，他的野心随之被刺激、滋长。

而相较前代，刘知远创业的模式极为特殊：投机。

当初，石敬瑭在桑维翰的建议下决定联络契丹时，刘知远为了自己的利益（升级为开国元勋），对此表示赞同；不过，他只主张送钱、反对割让燕云十六州，说明其心中还有知轻重。

到了石重贵担任后晋皇帝时，与契丹人撕破脸，双方大打出手。作为朝廷重臣，当契丹军队南下、晋军形势紧张时，镇守河东要地的刘知远却采取了坐山观虎斗的可耻态度，他甚至告诫部下：“未有他变，岂可轻动哉！且观其所利止于货财，货财既足，必将北去。况冰雪已消，势难久留，宜待其去，然后取之，可以万全。”

国家身处危难之际，一位手握重兵的将领却想着保证自己“万全”、见风使舵，由此可见刘知远是多么的不忠不义、自私自利、忘恩负义。

而当契丹军队攻进汴梁、覆灭后晋后，耶律德光雄心万丈地作势在中原称帝，刘知远丝毫没有羞辱感，反而“识时务”地派部将王峻前去祝贺。对于刘知远，耶律德光也像当初称呼石敬瑭一样，叫他为“儿”，并且赏赐了在契丹只有极为卓越大臣才配享有的木拐。

话说回来，对于耶律德光而言，刘知远确实是一大功臣，如果没有他的鼠首两端、按兵不动，契丹想要灭掉后晋哪有那么容易。

然而，刘知远之所以如此没节操，就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实力，随后等待另一个机会。

不久后，契丹人在中原激发众怒、不得不撤回草原，刘知远抓住权力真空的时机，在河东建国称帝，随后轻轻松松地攻取中原。

由于他姓刘，所以国名也叫“汉”，史称后汉，这就是五代中的第三个沙陀王朝。讽刺的是，后来刘知远死后，庙号也是“汉高祖”，刘邦若泉下有知，估计棺材板都压不住了。

不过，刘知远的王朝仅仅存在了四年，国祚之短，在五代中拔得头筹。“得国而速亡，未有如沙陀刘氏者也；反者一起，兵未血刃，众即溃，君即死，国即亡，易如吹槁，亦未有如沙陀刘氏者也。”

后汉之所以如此不堪一击，就像司马光评论的那样，根源在于刘知远的失仁、失信、失刑。

刘知远虽然贵为开国者，但只能证明他比较无耻，跟能力高下关系不大。就本性上来说，他不仅不忠不义，而且愚昧昏聩、头脑简单，压根不具备治国能力，从头至尾都像一个纯粹的军阀。

历朝历代的开国皇帝，大多都会采取与民休息、恢复生产、轻徭薄赋等举措，尽量安定人心、团结军民。

而在后汉建国时，更加需要上述政策。毕竟在契丹回撤后，中原饱经摧残、亟需有人站出来收拾残局，这也是刘知远能够轻松开国的根本原因。在这个时候，他最需要做的，就是对内安定百姓、恢复生产、积蓄力量，对外联络盟友以对抗北方强敌的威胁，如果这一点都做不到，政权的生存都会存在问题，更别提统一天下的大业了。

然而，刘知远后汉政权的所作所为，与上述思路几乎完全相反。

吐浑部族不堪契丹欺凌，于是诚恳地向中原王朝归降；但刘知远贵为皇帝，竟然见财起意，悍然杀害其部族首领，“取其赀巨万，良马数千”。为了一点财物就失去了一大外援，并且断绝了其他力量投靠的念想，刘知远不仅毫不为意，甚至还洋洋得意；

面对饱受战火摧残、人心思安的中原百姓，刘知远的极度迷信严刑峻法，据称他曾下诏：“天下，凡关贼盗，不计赃物多少，案验不虚，并处死”，即：凡是偷盗者，无论赃物价值多少、一律处死。

后汉的刑罚之严酷，由此可见一斑。若非生存所迫，绝大部分人都不愿意偷盗，刘知远不解决源头、却简单地以暴制暴，充分体现了自己的藩镇军阀思维。

因此，当刘知远当了一年皇帝去世后，他的后汉王朝仅仅撑了不到三年就因内乱崩盘，被后周灭亡，也算是咎由自取。

刘知远（895-948年），是五代时期的后汉开国皇帝。他出生于太原，属于沙陀族。刘知远早年曾经在李嗣源（后唐明宗）部下担任军官，当李嗣源登上后唐皇帝位后，刘知远在石敬瑭帐下任牙门都校。934年，他曾经因为与后唐闵帝不和，而将后者的随从斩尽杀绝。936年，刘知远又怂恿河东节度使石敬瑭起兵、反叛后唐。石敬瑭消灭后唐、建立后晋以后，刘知远先后担任忠武军节度使、大名府留守兼河东节度使。943年，刘知远又先升任中书令，并被封为北平王。

947年，契丹灭亡后晋之后，在其部下的怂恿下，刘知远在太原称帝、沿用后晋的“天福”年号，并改国名为“汉”，这就是历史上的后汉。建立后汉不久，刘知远便进入汴京、并改名为“刘暠”。不过刘知远的统治只持续了一年，他在称帝次年（948年）就病逝了。后汉政权也仅仅持续了四年，951年就被郭威建立的后周所取代。

至于刘知远的历史评价，基本也是以批评居多，他颁行严刑峻法，又残暴好杀，曾经背信弃义杀死归降的契丹和吐谷浑民众。史家认为，他实际上没有治国才能、也缺少人格魅力，并非一个称职的君主。我们可以看看《后五代史》对他的评价：

“在昔皇天降禍，諸夏無君。漢高祖肇起並、汾，遄臨汴、洛，乘虛而取神器，因亂而有帝圖，雖曰人謀，諒由天啟。然帝昔蒞戎藩，素虧物望，洎登宸極，未厭人心，徒矜拯溺之功，莫契來蘇之望。良以急於止殺，不暇崇仁。燕薊降師，既連營而受戮；鄴臺叛帥，因閉壘以偷生。蓋撫禦以乖方，俾征伐之不息。及回鑾輅，尋墮烏號，故雖有應運之名，而未睹為君之德也。”

时势造奸雄：五代后汉高祖刘知远

原创2020-05-30 18:29·燕赵节度使

《水浒传》引言中有一首诗：

朱李石刘郭，梁唐晋汉周。都来十五帝，播乱五十秋。

说的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代之一五代十国的历史。

梁唐晋汉周5个朝代共53年（公元907~公元960年），其中存在时间最长的是后梁（907~923）共16年，存在时间最短的后汉（947~950）只有3年。

后唐、后晋、后汉建立者都是河东沙陀集团武人，被称为“沙陀三朝”，再加上后周、北宋，后一个王朝的开国皇帝都是前一个王朝的臣子，都是以谋反登基称帝。

在五代的开国皇帝中，以后汉高祖刘知远最为昏聩无道，残忍嗜杀，纵观他的一生，可以称得上是乱世奸雄。

河东猛将

刘知远，生于唐昭宗乾宁二年（895年），沙陀族人。

他的父亲刘琠，是晋王李克用的列校。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河东（今山西）沙陀人唯一的出路就是当兵。

沙陀人是唐末五代的战斗民族，李克用曾率沙陀骑兵帮助唐朝剿灭黄巢起义。李克用之子李存勖更是勇猛，败契丹，灭桀燕，打的后梁军大败。

连后梁太祖朱温都惊叹： “生子当如李亚子，克用为不亡矣！至如吾儿，豚犬耳！”

生子当如李存勖，李克用虽死犹生啊。我的儿子们跟他一比，简直如同猪狗一般。

后来李存勖更是灭后梁，成为后唐的开国皇帝。

世世代代的尚武之风让每一个沙陀人都精通骑射，悍勇善战。

长大后，刘知远就在李克用的养子李嗣源（即后来的后唐明宗）手下为军卒。由于作战勇敢，被升为偏将，

一次，晋军与后梁军队在黄河岸边的德胜军（今河南濮阳）激战，晋军战事不利，被迫撤退。

石敬瑭的马甲突然断裂，无法骑乘，而后梁军眼看就要追上。在这危急时刻，刘知远将自己的马让给石敬瑭，自己则骑上石敬瑭的马，在后面掩护，石敬瑭顺利脱险。事后，石敬瑭非常感激他舍命相救。

在李嗣源继位称帝并任命他担任河东节度使后，石敬瑭就将刘知远调到自己手下任职，做了一名牙门都校，成为他的亲信。

后唐闵帝时期，李从珂作乱，闵帝出逃。

在卫州（治今河南卫辉）城东数里处，闵帝遇到了率军入朝的石敬瑭。

石敬瑭将李从厚安置在驿馆中，李从厚召石敬瑭到屋内密谈。刘知远为防万一，派勇士石敢贴身保护。

李从厚的随从觉得石敬瑭没有忠心保护李从厚，欲杀石敬瑭。石敢掩护着石敬瑭躲进旁边的一个屋子里，用巨木将门挡住。

刘知远率人赶到，将李从厚的所有随从全部杀死，把李从厚囚禁起来。后来李从厚被李从珂派人杀死。

后晋重臣

后唐清泰三年（936年），后唐末帝李从珂讨伐盘踞在太原的石敬瑭。石敬瑭得助于刘知远等人谋划，假借契丹军的力量，消灭后唐，在太原称帝，建立了后晋，是为晋高祖。

为了报答契丹的帮助，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并称比他小11岁的耶律德光为父。

刘知远认为条件太屈辱，而且后患无穷，说：“对契丹称臣即可，当儿子则太过分，多送些金帛使辽兵援助而不必以割地相许，割地会造成将来后患无穷啊！”

称臣可矣，以父事之太过，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兵，不必许其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

不得不说，刘知远在战略眼光上远超石敬瑭。

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给契丹，让中原门户大开，无险可守，给后世王朝造成了百余年的边患。

后晋建立后，刘知远以军功历任检校司空、侍卫马步都指挥使、点检随驾六军诸卫事、许州节度使、朱州节度使、检校太傅、北京（今太原）留守、河东节度使等职，封疆大吏。因在忻口大破契丹军队而受封北平郡王、太尉。

刘知远手握重兵，权势熏天，连石敬瑭都怕他三分。

石敬瑭卑躬屈膝以事契丹，但继承后晋皇位的后晋出帝石重贵是个有志青年，不肯向契丹国称臣，惹怒了契丹皇帝耶律德光，契丹发兵攻打后晋。

结果大将杜重威在前线临阵投敌，致使十万大军被俘，另一将领张彦泽引兵南下，攻入汴梁，俘虏石重贵。

耶律德光派大将伟王领兵进入雁门关，意图占领河东。刘知远在忻口大破伟王，又在朔州阳武关再破契丹。两败契丹，让刘知远保住了他的河东地盘，也为他日后南下占领中原称帝，奠定了基础。

后晋开运四年（947年）正月一日，契丹进犯汴梁，后晋灭亡。

耶律德光在汴梁崇元殿接受朝拜，诏令改晋国为大辽国，大赦天下。

刘知远遣牙将王峻向契丹奉表投降，耶律德光诏令褒扬嘉奖，称刘知远为儿子，并赐给一根木拐。按契丹的礼法，贵重的大臣才能得到这种赏赐，就像按汉族礼仪赐给假节一样。

王峻回来后，对刘知远说契丹政治混乱，一定不能占领中原，于是便商议如何南下中原。

契丹人在中原到处以“打草谷”的名义掠夺财物、杀害无辜百姓，中原人民怒不可遏，纷纷起义，四处打击契丹。

耶律德光在中原待不住，被迫被返，途中病逝于栾城（今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被制成“帝羓”（木乃伊）带回辽国。

刘知远见中原无主，于是众将的拥戴下，在太原称帝，但却没改国号。不久，他采纳了部将郭威“由汾水南下取河南、进而图天下”的建议，举兵南下，很快拿下了洛阳和汴京。

他自称东汉明帝八子淮阳王刘昞之后，改国号为“汉”，史称后汉，是为后汉高祖。

一如石敬瑭的老套路，沙陀武人都很熟。

《旧五代史》评价他：“乘虚而取神器，因乱而有帝图”。

登基后，刘知远颁布了诏令，将境内契丹人全部处死，从而获得了后晋旧臣的人心，文臣武将纷纷归降。

奸雄昏君

刘知远虽然是登基为帝，但他和李存勖、石敬瑭一样都是河东沙陀武人，毫无治国才能，只能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他仅仅做了半年的皇帝，而他的后汉小朝廷仅仅存在了3年就被推翻了。

后汉的统治是五代十国中最残暴的时代，皇帝昏庸无道，贪官酷吏横行，百姓困苦难活。

刘知远的恶政有以下几个方面。

1.苛政滥刑

在河东时，为了制造军备，所以刘知远下令他的辖区所有的牛皮必须由官府收购，严禁民间私自买卖，否则处死。

但后汉建立后，刘知远依然保留着这条苛政。

当时上党有人犯了牛皮罪，依法要被处死。但昭义判官张璨觉得这个法律实在荒唐，便向刘知远进谏：“主上在河东，大聚甲兵，须藉牛皮，严禁可也；今为天下君，何少牛皮，立法至于此乎？”

刘知远大怒，要处死张璨。

他的倒行逆施胡作非为，连官场老油条冯道都看不下去了。

本来一直对城头变化大王旗作壁上观的“老臣”冯道，此时却正义感爆棚，挺身而出，冒死向刘知远进谏，说张璨言之有理，这条牛皮令早就过时该废除了，对张璨应该奖赏而不是治罪。

刘知远自知理亏，又深知自己要治理国家还要靠冯道这一干文臣，所以才赦免了上党人的死罪，但却仍然将张璨罢官。

经过长期的战乱，中原的社会秩序很乱，人民生活困苦，衣食无着，到处都是“流寇”抢劫。后汉初建本应该招募流亡，开垦荒地，恢复生产，以安定社会秩序，这样会使社会秩序逐渐稳定下来，流寇自然也消失了。

但刘知远却采用严酷的手段，残杀“流寇”。他“诏天下凡关贼盗，不计赃物多少，案验不虚，并处死”。还规定“民有犯盐、矾、酒曲者，无论多少皆抵死。”

同时，他还重用酷吏。

如苏逢吉是个“贪诈无行”、“喜为杀戮”的人，居然被任命为宰相。

一次，刘知远为了庆祝生日，命苏逢吉“静狱”，其实是想大赦。但苏逢吉却把囚犯全部杀光，号曰“净狱”。

苏逢吉曾草诏要将为盗者的本家和四邻、保人全族处斩，有人抗议说：“为盗者族诛，已不合王法，何况邻保，这样做不是太过分了吗？”苏逢吉自知理亏，才删去“全族”二字。

另一个酷吏刘铢，更是心狠手辣，“民有过者，问其年几何，对曰若干，即随其数杖之，谓之‘随年杖’；每杖一人，两杖俱下，谓之‘合欢杖’” 《新五代史·汉臣传·刘铢》。

对于这些残忍嗜杀的酷吏，刘知远既不罢免，也不惩处，反而让他们身居高位，残害百姓，上行下效，使得后汉朝政更加腐败混乱。

2.言而无信

在刘知远初入汴京时，有曾投降契丹的燕军1500人归顺了他。

这支燕军曾与契丹大战，后不敌投降。

刘知远在招降后，却言而无信，以谋反为由，将燕军在汴京附近的一个叫繁台的地方全部杀死。

后汉建立后，杜重威占据邺城反叛。

杜重威在后晋时，奉命领兵抵御契丹，但却在阵前投敌，可谓后晋灭亡的第一罪人，后汉建立又反叛，可谓罪上加罪，罪不可赦。

因为他也曾投降契丹，所以据邺城死守，誓死不降，刘知远亲征，但屡攻不克。

刘知远被迫“累令宣谕，许以不死”，但叛军不为所动。叛军将领幽州指挥使张琏因怨恨刘知远尽杀燕兵：“繁台之卒，何罪而戮？” 拼死守城。

但粮草用尽，城中叛军多逾城逃亡，杜重威无奈，只好请降。

张琏为了活命，“邀朝廷信誓”。刘知远答应了。

但当张琏等人离开邺城后，立即派人将包括张琏在内的数十名将官全部诛杀。

刘知远却赦免杜重威，封检校太尉。

但刘知远在临死前，以杜重威反复无常，下令将他处死。宰相苏逢吉诱杀杜重威，尸体弃于市。汴梁人憎恨他卖国，纷纷践踏他的尸体。

刘知远不守信用，以前后晋归顺他的将士非常疑虑，唯恐被杀，以至于叛乱四起，让后汉到处用兵，财政枯竭，这也是后汉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永兴节度使赵思绾接到调令，心怀疑虑，唯恐遭到不测，于是夺取永兴城反叛，与官军大战一年有余，结果十万人口的永兴城收复后只剩下一万多人。

在后唐末年，后唐雄义节度使安元信率领亲兵投降石敬瑭。

石敬瑭很惊讶，为安元信为何归降？

安元信说：“夫帝王者，出语行令，示人以信。尝闻主上许令公（指石敬瑭）河东一生，今遽改之，是自欺也。且令公国之密亲，亲尚不能保，肯保天下之心乎!以斯而言，见其亡也，何得为强也。”

这段话充分说明了作为人君，要言而有信，取信于天下，才能人心归附，长治久安。

但刘知远却反其道而行之，结果导致人心尽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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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远并没有治世之才，只是因为契丹入侵，灭亡后晋，中原空虚无主。他身居河东，握有重兵，趁机南下，占领了中原，称帝建国。

他不过是一个时势造就的枭雄而已。

所以，他建立的后汉仅仅存在了3年就覆灭了。

《旧五代史》评论刘知远：

“在昔皇天降祸，诸夏无君。汉高祖肇起并、汾，遄临汴、洛，乘虚而取神器，因乱而有帝图，虽曰人谋，谅由天启。然帝昔莅戎藩，素亏物望，洎登宸极，未厌人心，徒矜拯溺之功，莫契来苏之望。良以急于止杀，不暇崇仁。燕蓟降师，既连营而受戮；邺台叛帅，因闭垒以偷生。盖抚御以乖方，俾征伐之不息。及回銮辂，寻堕乌号，故虽有应运之名，而未睹为君之德也。”。

《新五代史》评论刘知远：

“至汉高祖建国，黜晋出 帝开运四年，复称天福十二年者，何哉？盖以其爱憎之私尔。方出帝时，汉高祖居 太原，常愤愤下视晋，而晋亦阳优礼之，幸而未见其隙。及契丹灭晋，汉未尝有赴 难之意。出帝已北迁，方阳以兵声言追之，至土门而还。及其即位改元，而黜开运 之号，则其用心可知矣。盖其于出帝无复君臣之义，而幸祸以为利者，其素志也， 可胜叹哉！夫所谓有诸中必形于外者，其见于是乎！”’

正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287》中所言：

“汉高祖（刘知远）杀幽州无辜千五百人，非仁也；诱张琏而诛之，非信也；杜重威罪大而赦之，非刑也。仁以合众，信以行令，刑以惩奸；失此三者，何以守国！其祚运之不延也，宜哉！”

司马光这一段精辟史论，可谓对刘知远做了盖棺论定。

刘知远（895年－948年），即位后改名刘暠，太原府太原县（今山西省太原市）人。后汉开国皇帝（947年－948年）。

刘知远年轻时厚重寡言，面有特象，雄武过人，勇猛善战，跟随唐明宗李嗣源及晋高祖石敬瑭时，颇得战功，反对称臣于契丹。开运四年（947年），刘知远称帝即位。统治期间，各地割据成势而朝廷难控，并且手下贪婪之辈，日益形成弊政，一时敛赋成灾。

乾祐元年（948年）正月，病逝于万岁殿，享年五十四岁，庙号高祖，谥号睿文圣武昭肃孝皇帝，葬于睿陵。

关于“如何评价刘知远”，我们可以从古代后人对刘知远的评价来看。下面请看看以下几点

《旧五代史》：“在昔皇天降祸，诸夏无君。汉高祖肇起并汾，遄临汴洛，乘虚而取神器，因乱而有帝图，虽曰人谋，谅由天启。然帝昔莅戎藩，素亏物望，洎登宸极，未厌人心，徒矜拯溺之功，莫契来苏之望。良以急于止杀，不暇崇仁。燕蓟降师，既连营而受戮；邺台叛帅，因闭垒以偷生。盖抚御以乖方，俾征伐之不息。及回銮辂，寻堕乌号，故虽有应运之名，而未睹为君之德也。”

耶律德光支援石敬瑭打退后唐的进攻后，对石敬瑭推荐刘知远：“这个大将很勇猛，以后不要随意舍弃。”

公元947年（开元四年），契丹进犯京师，刘知远带着少帝北出，遣牙将王峻向契丹奉表投降，晋朝灭亡。王峻回来后，对刘知远说契丹政治混乱一定不能攻占中原，于是便商议建国。

刘知远生逢乱世，在其主要政治和军事活动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就是对契丹的态度。契丹是鲜卑族的一支，唐后期逐渐成为北方强悍的势力，后唐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在太原举兵叛唐，在契丹帮助下建立了后晋。为了报答契丹的帮助，不惜将燕云十六州割让，并称比他小11岁的耶律德光为父。从此中原门户大开，无险可守。在这方面，刘知远比石敬瑭要看得远些，做法上也有所区别。虽然他和石敬瑭同被契丹呼“儿”，但刘知远则认为：称臣即可，当儿子则太过分，多送些金帛使辽兵援助而不必以割地相许，割地会造成将来后患无穷。可见他对契丹更多的是主张笼络、利用以图中原，况且他还曾两次大破契丹，直至称帝后也没有中断同契丹的战事。还应提及的是，后晋开运二年（945年）秋，位居邺都留守的杜重威打了败仗后，在契丹引诱下遣使送表，屈膝投降。刘知远称帝后不惜率军亲征讨伐，兵临城下逼其归顺。对这一反复无常、生性难驯的邺台叛帅，刘知远在临终前还不时提醒左右“善防重威”，并授意将其诛杀。

历代史学家们对刘知远的评价，多为批评。各种看法不无道理。但要知道五代十国是一个纷扰割裂的时期，是唐朝后期方镇割据进一步发展的时期，人民不但备受封建军阀残暴统治的痛苦，而且还受到契丹进扰的祸害。刘知远作为这一动荡时期的封建帝王，在战乱中利用军事实力和政治权术获得了统治地位，自然给中原人民带来了许多灾难，但他努力遏制契丹的南侵，对恢复和发展中原地区的生产起到某种积极的作用。当然，同其他的封建军阀一样，处于战乱之中的争斗与割据，最终受害的还是广大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