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文 / 程冰

当今时代，人际间的交往和流动早已超出国家边界，发展为全球性活动，整个人类社会逐渐跨入“全球的世界性社会”阶段。在这种文化多元的背景下，各国之间无论和平共处，抑或冲突对抗，“平等相待”“交流互鉴”成为处理文化差异的最有效方式。2013年，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2015年，习近平强调，“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随后习近平补充了“人类共同体五位一体”的内涵：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站在全人类价值共识制高点上，为世界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世界文明体系构建方案。因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指引下，探究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立场、方式和途径正当其时。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来源于中华文化的历史积淀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它蕴含的“和而不同”的哲学理念和“世界大同”的政治信念，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供了思想保障。《论语》有云“礼之用，和为贵”，《国语》也指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中国自古重视礼制，以“礼乐”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塑造社会公德，采用“和为贵”的准则，达到社会和谐的目标。在处理社会关系中，这些原则使得中国文化可以认可别人的不同，坚持“与人为善、以和为贵”的处事原则，并努力与之达成并一直秉持和平、和睦、和谐的状态。近代以来，以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等革命家、思想家继承了古典的大同思想，并对其进行进一步阐释，为中华政治文明补充了民生主义、社会主义乃至国际主义的内涵。他们认为，治理天下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大同”社会，让人民过上幸福日子。新中国建立之初，受限于国家实力，中国没有办法推动实现世界“大同”的目标，但随着21世纪中国国家实力的上升，中国重新有了实现这一目标的物质基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当代中国为实现“全人类幸福”而谋划的宏大战略，是“天下大同”“和谐万邦”这一古老理念的现代阐释。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在外事活动中谈及其对“天下主义”与“和合主义”等思想的理解，这些思想不仅使得中华民族一直秉持和平、和睦、和谐的理念，坚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事原则，更是追求天下为公、“协和万邦”与世界“大同”的最终目标，包含着人类命运与共的朴素理想。

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就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伦理在现代对外关系中的最新运用，饱含着中华民族的“天下大同”情怀。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实现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最终实现全球共同发展，共享文明成果。这一全球性的价值观本质上包含了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利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淘汰“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非此即彼”逻辑，营造公平正义的新格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取代西方社会流行的“文明冲突论”和“文明优越论”，坚持不同文明互学互鉴、和谐共存。

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世界多元文化共通共荣为支撑

“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世界上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的联系在了一起，世界各国风雨同舟、荣辱与共。这一“共同体”不仅仅是政治和经济概念，它首先应该是一种文化概念，主张各国文化共生共存、开放包容、交流互鉴、共同发展，唯有如此才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提供价值支撑。

当今世界面临着诸多挑战，经济发展缓慢、种族主义猖獗、核威胁不断加剧、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应对这些全球性风险已经超出了单个国家的能力范围，需要全世界共同的努力与合作。各国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借鉴能够有效的带动政治上的互信与经济上的合作，是各国之间消弭隔阂，解决矛盾的重要基础。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指出：“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过去那些作为政治、经济冲突根源的社会阶层、阶级以及贫富差距等将不再作为根本的因素，不同文化所形成的实体和人群之间的冲突将成为最激烈的冲突形式”。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应对全球风险，首先需要尊重各国多样的文化，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和认同，在“求同存异”中凝聚共识。

此外，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身便建立在世界不同文化体系基础上，丰富多彩的人类文化是共同体的精神财富，在坚持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基础上，通过不同文明之间的互鉴交流构建新的文化生态体系，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文明形态。当今世界，不同文化之间发展有先后，影响力有强弱，但是无优劣之分。认可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促进文明对话与和谐，实现文化共存共荣，在保持自我文化特质的同时接纳其他文化，使各种文明在交流与合作中赢得彼此的尊重和深层次认可，这是文化交往的基本理性，也是世界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动力。中国适时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主张通过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打造责任共担、利益共享、文化共生的命运共同体，秉持平等对话、相互借鉴理念，以铸就更具有前瞻性和持久性的世界文明体系。

但是，另一方面，多样和多元文明共存也是当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障碍，各国文化之间的异质性难以避免地带来了交流和沟通上的冲突。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能只是一个不加筛选的大熔炉。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孙宜学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由中国主导，就应该以中国优秀文化为参照标准，过滤掉已被历史和现实证明为糟粕的文化成分，推动不同文化抛弃偏见，明理通心，寻求互解，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培植出更适宜的土壤。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文化走出去一体并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根”与“魂”，各文明之间的交流借鉴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持续发展的动力。人类命运共同体诞生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时代，当今世界面临着全球威胁，世界各国需要精诚合作，但复杂的国际形势以及国家之间巨大的意识形态和利益分歧使得国际合作变得困难重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受到各种误读和诋毁。英国哲学家罗素曾在《中西文明比较》中指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是文化自身得以发展的不竭动力。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是打破文化隔阂的最佳途径，只有对话才能相互理解，只有交流才能放下偏见。因此，中华文化走出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发展一体并行，中华文化顺应时代潮流，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阶段性需要，立足本源，精炼内容，向世界传播中国的价值观念和发展道路；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为中华文化走出国门提供了方向性指导和实践空间。

“一带一路”倡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体现中国保护世界文化多样性方面的积极态度和庄严承诺，也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方面的具体实践。“一带一路”是政治沟通、经济合作之路，更是一条“民心通”的文明之路。“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一带一路”始终担负着文化交流与合作的重要使命。“一带一路”为沿线国家搭建了文化交流的广阔平台，扩大了文化交流范围，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留学访学人员数量不断增加，孔子学院遍布全球，“丝绸之路”国际文化节热闹非凡。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化产品走出国门，以各种形式讲述着中国故事、传播着中国声音，展现着中国风貌，增进了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总而言之，“一带一路”传承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为中华文化的对外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为中华文化走出国门开辟了广阔空间。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开辟途径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不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机械性继承，而是在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与时代发展相结合，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了创造性的转换和创新性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中华文化中心论，主张平等相待的国际交往原则；打破了“一枝独秀”的狭隘发展观，强调世界各民族各地区共同发展；突破了传统贸易提倡的“重义轻利”主张，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倡导各国在国际交往中互利互惠、合作共赢。概言之，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了中华优秀文化的新思维，成为极具时代价值的产物，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价值指引和路径选择。

首先，古今融合，为中华文化走出国门提供内生动力。50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为中华文明积淀下了磅礴而复杂的灿烂文化，我们不可能把这样一种价值体系全部推介出去，让世界自行了解中国的生存智慧。面对这种选择困惑，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需要注重古今内容的融合，让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时代特征相结合，以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将具有传统魅力，又兼具当代价值的中华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

其次，多元借鉴，加快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步伐。中国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特征，这种文化之间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效果和速度。为保障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顺利实现，我们需要求同存异，缩小文化之间的差距，对内提取具有普遍性的文化理念，比如“和为贵”“天下为公”等，对外关注传播对象的文化需求，结合本国文化进行再次加工和创新，让中国故事充满亲和力，通过电影、电视、艺术等载体和媒介向世界宣传，引导世界逐步认同中国文化所表达的价值和理念，从而潜移默化地消解跨国文化差异，开拓世界文化市场。

最后，有效利用现有机制和手段，提升中华文化传播成效。在机制层面，继续借助“一带一路”的发展平台，大力推介我国的文化创意类产品，与沿线国家进一步深化文化产业合作，实现“一带一路”建设在经贸往来以及人文交流上的双赢局面，助力中国国家文化实力的提升。在手段层面，借助现代化信息技术，推动中华优秀文化走出去。科学技术革命是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加大数字信息技术在文化产业发展及文化传播中的比重，一方面可以继续深度开发和包装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文化产品，形成全产业链优势，优化我国文化产品的整体布局，增强我国文化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新媒体广泛的参与性、时效性和无边界性的特点，有效拓宽我国文化走出去的范围和路径，增强中国文化向世界的宣传力度。

国家的发展离不开文化间的交流。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承载着中国古往今来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民族信仰，中国文化走出去就是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通过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因此讲好中国故事，加强文化交流，提升国家软实力，既是确立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必要步骤，也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经之路。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