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再遭西方遏制，商务部法律武器重拳出击

昨天写到瑞典法院支持瑞典电信管理局去年10月禁止在新建设的瑞典5G电信网络中使用中国公司华为和中兴通讯设备的决定，与美国对华为的打压遥相呼应。

有朋友可能会问，美国能管到瑞典吗？答案是肯定的，手段就是次级制裁。

美国对华为的大规模直接打压初见于2019年5月15日。当时特朗普援引《国家紧急经济权力法》，出于所谓“国家安全考虑”禁止美国公司使用“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企业”制造的电信设备并限制出口芯片。

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同日将华为及其使用“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企业”制造的电信设备并限制出口芯片。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同日将华为及其68家附属公司列入出口管制限制实体清单。2020年5月13日，特朗普将前述行政禁令延长一年，并扩展到全球，要求非美国厂商向华为出售、转售、再出口使用美国技术或设计的半导体芯片前，也必须得到美国政府的出口许可，此时被列入出口管制限制实体清单的华为附属公司增至114家。

需要注意的是，2020年禁令禁止非美国企业与华为的交易属于典型的“次级制裁”。国际法上的次级制裁是指制裁发起国对制裁对象进行制裁的同时，限制第三国的组织或个人与被制裁对象进行金融和贸易往来，并对违反规定的第三国组织或个人施加处罚的制裁行为。美国凭借其在芯片设计领域的垄断地位、在芯片的架构和IP研发以及授权服务上的半壁江山、在设备刻蚀机上的过半数统治地位，胁迫其他国家的企业遵守美国的禁令，乃至要求其他国家跟着美国禁用华为产品和服务。

2021年5月12日，拜登宣布将对华为的禁令再延长1年，同样延续次级制裁，要求非美国企业也遵守美国的禁令。

对于美国超越其管辖权的次级制裁，中国有反制的法律工具吗？当然有。

今年1月，商务部正式发布《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以下简称《办法》），适用于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不当禁止或者限制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与第三国（地区）及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进行正常的经贸及相关活动的外国法律与措施的域外适用。

《办法》第12条规定，对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中国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

第5条规定，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遇到外国法律与措施禁止或者限制其与第三国（地区）及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正常的经贸及相关活动情形的，应当在30日内向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如实报告有关情况。

第7条规定，工作机制经评估，确认有关外国法律与措施存在不当域外适用情形的，可以决定由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发布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有关外国法律与措施的禁令。

第9条规定，根据禁令范围内的外国法律作出的判决、裁定致使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遭受损失的，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在该判决、裁定中获益的当事人赔偿损失。

美国对中兴的处罚，是因为中兴违反美国对伊朗的次级制裁与伊朗企业做生意。美国对华为，除了以次级制裁威胁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企业不卖芯片和设备给华为，还对华为以伊朗的交易施以次级制裁，例如孟晚舟就被美国指控隐瞒与伊朗的交易并欺骗汇丰银行，至今仍被控制在加拿大、深陷在引渡司法程序中。

对于美国政府的前述次级制裁，依据《办法》，从国家层面看，我国可以主动发布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有关外国法律与措施的禁令，并依法采取反制措施；从企业层面看，中兴和华为可以向商务部申请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有关外国法律与措施的禁令，并可对从根据禁令范围内的外国法律作出的判决、裁定提起赔偿损失的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