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理解莫言“捡麦穗”，重读了他的诺贝尔演讲，恶言伤人

我想，莫言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因为9年前的一篇演讲稿，会引来网络上铺天盖地式的恶骂。当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住是莫言的消息传来，举国欢腾。是啊，诺贝尔奖是多么难得，我国历年来得奖的人数举指可数。比起常年陪跑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选手树上春树，无疑莫言是幸运的，但莫言又是不幸的。

莫言

一篇诺贝尔奖的演讲稿，自发言至今长达9年之久。期间无论是视频，还是文本，随手可得，有心之辈尽可独字研读，不见文界泰斗、教授出来批评。如今却被人拿出来断章取义，不分青红皂白地鞭打，这难道不是莫言的不幸？

这就如同责怪一个成年人，说他小时候不该尿床。试问，谁小时候不尿床？做人不能太宽以待己严于律人。这都什么时代了，还要搞“因为左脚先进门而被开除”恶习吗？

网上大多批评角度在于莫言“捡麦穗”损害集体利益。要知道，有一段时间，民众的生活水平确实挺困苦的，挨饿、吃不饱是常态。在年轻一辈的人眼里，饿大概就是瘦骨如柴。但他们不知道，痩极而肥，先是大腿浮肿，然后慢慢上移到脸肿，最后人没了，饿到极致是浮肿。没有经历，没有听说的人，怎么能理解什么是饿的滋味。现在一天吃一餐、两餐，那根本不叫饿，那只是懒。

你需要了解那是什么样的环境，才能理解他们的行为。更何况他们又不是去偷割麦，是去捡收麦时掉落的、零散的麦穗。而且也不只是莫言子母俩，演讲稿中有一句“捡麦穗的人纷纷逃跑”，可见是群体参与的，是当时比较普遍的事。我们不能对别人宽容，却要求莫言子母俩当圣人，这是不公平的，他们也是平凡人。

莫言讲，后来遇到守麦田的人，“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这是报什么仇？追赶他们的仇吗？不对，是搧母亲那一巴掌的仇。守麦田的人追赶、收回麦穗，在莫言没有记恨，他记恨的是那一巴掌。这事要放今天就不是小事了，但那会打人是常有的事，也算是时代的特色。正是这超出界限的惩罚，成了他“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然而，母亲阻止了他：“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母亲选择了宽容（那一巴掌），一个是负有监守责任的守田人，一个只是白发老人，确实并不是一个人。

关于照片的事。有人拿衣服说事，说别人衣服破破烂烂，莫言穿得整整齐齐的，怎么能算穷，和他自称穷得光着身子跑的描述相差太大。

要知道，那会拍照片算是稀奇的、郑重的事。这种场合穿得正式点是正常的，甚至借来衣服穿都可能。就跟拍婚纱照一样，见过谁穿T恤拖鞋拍的，肯定会穿婚纱或者礼服的。就因为婚纱照穿礼服，日常就天天礼服？说不过去的。

又说莫言照片上白白胖胖的，不瘦。这个更搞笑了，黑白照片，要是能照出脸是黑的，也只能是非洲人了。至于说胖，就莫言那脸型，仔细对比着看，能瘦到那里去。我网上找了找评论照片的出处，是某大学一个姓孔的教授传出来的。要我说，孔教授观察力这么好，搞文学是浪费人才，应该去研究量子力学，去观察薛定谔的猫。

有人拿莫言跟方方对比，说他们都靠丑化国家博取名声。

这怎么能对比呢？方方是道听途说的、生拉硬扯的、好的不说、往坏里说，并且以日记作为载体的。要知道日记一般是私人的、真实的记录生活。方方以不实的材料当真的记录，那是实实在在的丑化。

而莫言并不同，他的写作载体是小说，本来就是源于生活而虚构出来的，是允许夸张的。修仙小说没有人为了修仙真假而争论吧。虚构的小说较什么劲，莫言在演讲稿对他的作品也有介绍的。

有人评论说莫言的小说是悲剧、黑暗的，不应该放到外国去讲，会丑化我们。这是得有多玻璃心。要说悲剧，悲剧也是小说的一大类型。怎么不见有人拿莎士比亚、雨果说事，反而是一片好评。如果整个社会，每个人都讲好听话，都只听爱听的话，不能说坏话，不敢写悲剧，只有喜剧，世界就成了皇帝的新装了，那才是不正常的状态。况且主要描述的都是很早之前的故事，并不是现在的。让莫言写现在的小说，他也写不来。

莫言在演讲中说，他的素材取自于生活。他的生活，最深刻的也应该是小时候挨饿受穷那会。这样的素材，写出来的东西自然是带有批评性，怎么可能写成喜剧。他的生活，决定了他的作品性质。如果让一个90后写挨饿的生活，他写不出来的。在他眼里挨饿就是“穷得没饭吃，只能吃泡面了”。不能怪莫言的小说偏悲剧、黑暗，那是素材、小时候环境造成。

并且莫言也是清醒的，也有正确的认知。在演讲稿中说“如果没有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演讲稿中，他讲了自己如何走上创作之路，介绍了自己作品的创作思路及内容。比如《蛙》原型是他姑姑，小说中却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无论性格和结局都跟现实完全不同。他也感谢姑姑的宽容，没有为小说的描述而生气。

有时间可以去看看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演讲稿，自己了解下详情。我觉得人还是要宽容一点，社会要和谐一点，不能吹毛求疵，不能抓着一点小毛病就上纲上线，否则今天是别人，明天就是你。

莫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