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剧演员那么多，为什么只有陈佩斯敢用胳膊掰大腿？

上个世纪60年代，北影剧场上映了话剧《日出》，女主演是话剧演员杨静。

这是一部极具时代特色和悲剧色彩的话剧作品，每每演出，都看的台下观众唏嘘不已，默默流泪。

夏天剧场侧台，副台的大门通常都开着，以确保空气流通。

这天北影厂著名演员陈强（《白毛女》黄世仁）的二儿子侧台大门路过，只觉得全场静悄悄的，唯独舞台上亮澄澄的一片，他从侧台坡道走上去，看见一束光打下来，落在舞台中央，光里站着杨静阿姨。

杨静阿姨一个人在亮光里唠唠叨叨，唠唠叨叨，声音越来越小，眼看就要睡着了。这是陈强的二儿子突然看见一只蝴蝶飞了进来，落在舞台的穿衣镜上。

他不由自主走上台去摘下了蝴蝶，往舞台中央的杨静阿姨眼前一杵——“阿姨，蝴蝶。”

剧场原本的悲剧氛围被这个小男孩儿一下子搅乱了，观众哈哈大笑，气的陈强回家就把二儿子暴打了一顿。

当时的陈强也是没有想到，这一顿暴打，就把儿子陈佩斯的演艺生涯生生打退了10几年。

陈佩斯在家中排行老二，上有一位哥哥，下有一位妹妹。

网传哥哥是在布达佩斯怀上的，于是取名“陈布达”，老二便顺着往下叫，取了“佩斯”两个字儿。

陈佩斯的童年生活在同时代的人里，物质生活可以说是非常富裕了。

那时爸爸陈强每个月的工资有250块，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这是一笔绝对的巨款。

赚这么多钱，家里却从来也没存下来点儿，这问题主要出在陈强的消费习惯上。

陈佩斯回忆爸爸陈强的工资主要用在了两个地方，一个是满足精神方面的需求。

那时候护国寺附近有个挺有名的寄卖行，寄卖行的老板都知道陈佩斯家有两样东西，一个是康泰克斯的照相机，那时候这可是个洋气的东西，全北京也就三四台。

另一个是黑胶唱片机，陈佩斯爸爸从东德淘回来的。

八个月大的陈佩斯

陈佩斯爸爸工资的另一个去处，就是花在“吃”这件事儿上。

那时候西单附近有餐馆，五块钱可以炒一大盘肉菜，陈佩斯一家每周都跟着爸爸去吃一回。

5块钱在那时候是什么概念？

和陈佩斯一起接受采访的杨立新回忆说，那个时候生孩子满月，办一桌酒也就五块钱。

陈佩斯和爸爸陈强

陈佩斯爸爸陈强的一生极具传奇色彩，应该算是国内第一批接受新文化新教育的青年。

追求自由和解放，逃了家里父母安排的婚姻到了延安后参加革命。

解放后和陈强的朋友战友几乎都当官了，就他没有，名利上的东西是陈强极其不在乎的，长时间来一次又一次救亡剧院的表演让他对“演戏”这件事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其实那个年代演员的地位并不高，但陈强并不在意这些，一头扎进了这趟“浑水”，一直到去世的前两年，仍然坚守在演艺事业上。

陈佩斯从小和家人住在北影演员剧团宿舍里，和剧场一墙之隔。但因为陈佩斯从小调皮捣蛋成绩不好，陈强为了不让他分心，便不许他看电影，更不许他进剧院。

挨了一顿暴打之后，陈佩斯对“剧院”两个字儿，就更加的敬而远之了。

陈佩斯兄妹三人

陈佩斯自己说，他是和风雨飘摇的时代一起成长的。

中学还没念完的时候，陈佩斯的爸爸就被卷入了时代的漩涡里，被安排去内蒙古插队，中学还未毕业的陈佩斯与父亲同去。

这一去，就是四年。

沙漠地区的建设兵团条件十分辛苦，这四年的下乡生涯给陈佩斯的一生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

童年时代富裕的生活让陈佩斯对“物质”两个字没有执念，与此同时父亲陈强的生活方式在潜移默化中教会了他“精神富足”的重要性。

少年时代4年艰苦的下乡生活磨练了他的身体和意志，日后每每身处困境时，他总会告诉自己。

“我已经是命运的宠儿了。”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成长经历，让日后的陈佩斯成为了敢于掰断大腿的那根“胳膊”。

少年时代的陈佩斯（上排右一）和家人

1972年，陈佩斯18岁，开始为自己的未来寻求出路。

那时听说进入话剧团每个月能有45斤粮食，在沙漠饱经沧桑的陈佩斯想都没想，就决定“子承父业”。

他先后报考了战友文工团，总政话剧团，但都因父亲陈强的身份问题而被刷掉。

1973年，听说八一电影制片厂要成立一个学员队，负责招生的是演员田华。

田华是陈佩斯父亲陈强的老朋友了，两个人一起合作了电影《白毛女》，陈强演反派黄世仁，田华演女主角喜儿。

为了儿子的未来，一辈子没张口求过人的陈强头一回张开了口，托人联系到田华，希望她能给儿子陈佩斯一个机会。

1973年，在父亲陈强的一对一指导下，陈佩斯顺利通过八一厂考试，成为八一厂演员剧团的一名成员。

可惜八一电影制片厂并没有功夫打磨陈佩斯这块“璞玉”。

那时流行的是唐国强式的浓眉大眼的男演员，像陈佩斯这种小眼睛塌鼻梁的，实在是没有市场。

陈佩斯在八一厂演员剧团当了几年演员，就演了几年龙套。来来回回就一个角色，在话剧《万水千山》里演匪兵甲。

躺在床上的时候陈佩斯就琢磨，人家拿我当老套，我心里可不能把自己当龙套啊。

思来想去，他给自己找个只有两场戏的“匪兵甲”想了两套方案。

第一套方案得和前面的匪兵配合，陈佩斯琢磨在退场的时候可以让他的枪“走火”，恰好擦着头皮打掉的帽子。

第二套方案自己一个人就能完成，还是退场的时候，他给自己设计了一个“摔倒掉鞋”的场景，光摔倒掉鞋还不够，拣鞋的时候还发现鞋边有个烟蒂，他拿起来闻一闻，又夹在了耳朵上，转头一看大部队已经走了，又着急忙慌的去追。

这么一设计，人物性格立住了，喜剧效果一下子也有了。

在八一厂跑了几年龙套之后，陈佩斯自省或许自己真的不是演戏的料，于是开始琢磨着转型。

一开始是给组里的副导演当副导演，后来干的不错，有了经验，就成了正式的副导演

八一厂当年有个电影，叫《十万火急》，这个电影的剧本本来是陈佩斯的稿，厂领导都通过了，剧组都开始组建了，又突然来了一条命令，把陈佩斯给撸了，不许他作这个导演。

当时八一厂给的理由有两个，一个是厂里没有30岁以下作导演的先例，再者，厂里也没有正团级以下的干部当导演的先例。

八一演员剧团时期的陈佩斯

1980年，入职八一演员剧团七年的陈佩斯终于当了回主角，和他爸一起主演电影《瞧这一家子》。

那时国内文娱方面的禁锢正式解除，文化影视行业进入了最佳的创作时期。

陈强和陈佩斯父子想创作一部轻松愉快一些的电影，但当时国内完全没有“喜剧电影”的先例，整个创作过程十分艰难，完全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陈佩斯自己回忆说，那时候感觉自己的脑子是年轻的，但思想完全是僵化的。他和父亲还是不太一样，父亲年轻的时候还看过外国电影，他几乎只看过样板戏。

剧本在两父子日夜的打磨中，才稍微有了喜剧的结构和情景。

《瞧这一家子》上映后，在国内引发了非常大的轰动，陈佩斯自己评价说：“现在看来《瞧这一家子》也只能算是比较轻松活泼的宣教剧，不能算是结构上的喜剧。只不过比较轻松，过去电影上不能出现的人物性格出现了，我们人物变得平常了。就这样在当时已经不得了了。”

“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又看得心梗的，又看的脑溢血的，这是真事儿。也有看的肺岔气儿的，肺泡破了，因为太突然了。”

《瞧这一家子》剧照

1982年前后，八一电影厂搬来一位新的演员，因为还没分配宿舍，就暂时住在八一厂的招待所里。

那时候八一厂招待所有部电话，大家谁要打电话就过来排队。

陈佩斯也时不时的过来，排着排着队他就觉得有些无聊，就琢磨着去谁那儿溜达溜达。

溜达溜达着，就看到了这位新来的演员，陈佩斯仔细一端详。

这家伙浓眉大眼的，看着像个好人。

（朱时茂那会儿刚演完《牧马人》，已经是家喻户晓的初代男神了）

朱时茂《牧马人》

1982年末，春节将至，哈尔滨体育场春季歌舞晚会以一个节目10元钱的酬劳向朱时茂陈佩斯发出演出邀请。

朱时茂陈佩斯想着这十块钱，两眼放光，但又一时想不出表演形式。

说唱歌吧，俩人都是业余的，而且人家还请了蒋大为；说相声吧，也不行，北京哈尔滨曲艺界的人都在那儿呢。

朱时茂一拍脑门，“我们可以把平时学员排练时练习的小品编一编做一个节目啊！”

俩人一拍即合，从平时练习的小品里选了一个艺考考学相关的，排练了几次，便手拉手北上哈尔滨了。

这个小品，就是后来《吃面条》的前身了。

哈尔滨春节演出过后，朱时茂和陈佩斯的双人搭档及表演形式得到了业内的认可。

回到北京之后就有电影院找到他们俩，一场十块钱，邀请他们在电影放映前做热场表演。

朱时茂陈佩斯开开心心的赚了70块钱，还没在手里头捂热乎就被团里没收了。

八一厂演员属于军人，不允许私立外出进行商业演出。

虽然钱没捞着，但多少捞了些名气。

1983年底，姜昆联系到陈佩斯，问他想不想试着参加春节联欢晚会。

于是陈佩斯和朱时茂俩人就又去把先前艺考考试的小品演了一遍，当时台下坐着马季，姜昆，王景愚和当年春晚总导演黄一鹤。

黄一鹤看完之后觉得这东西可以，但是还是需要磨一磨，于是便把这个工作交给了马季和姜昆。

马季姜昆两个人从相声的角度出发，将朱时茂和陈佩斯这个节目“去电影表演化”，又把内容用相声里“三翻四抖”的原理调整和删减了一下。

就这样，春晚舞台上第一个“小品”，《吃面条》诞生了。

多年来，陈佩斯在小品《吃面条》中所贡献的“无实物吃面”表演被誉为殿堂级的表演情景。

1989年春晚，陈佩斯再次贡献了“无实物表演”中的神级水准，把吃馄饨撒胡椒粉被呛到演的惟妙惟肖，事实上，他手里的那个调理瓶和当年的面碗一样，是空的。

1998年，朱时茂陈佩斯这对黄金搭档在春晚舞台上为观众带来了经典小品《王爷与邮差》

谁也没有想到，这是观众最后一次在春晚的舞台上看到这两个人了。

1999年，陈佩斯发现街头巷尾都在售卖他和朱时茂历年小品集锦的碟，拿到碟一看，出品方是央视旗下公司。

之后不久，朱时茂陈佩斯两人将该公司告上法庭，称对方未经许可，擅自发行俩人表演并享有著作权的作品，这场官司以朱时茂陈佩斯胜诉告终，对方停止侵权赔礼道歉，并支付朱时茂陈佩斯两位原告33万赔偿金。

那之后，朱时茂陈佩斯再也没有出现在春晚的舞台上。

事实上，1998年过后，陈佩斯就不想再为这样一台晚会消耗自己大半年的精力了。

他在评价对方时用了言简意赅的四个字——“特别讨厌”。

做访谈节目时，主持人问陈佩斯，是否对自己曾经的维权行为感到后悔。

陈佩斯笑着摇头，“他们随便对我说不，我也对他们说一次不，但是代价很大了。不后悔，因为你终于可以对他说不了，这个不是一般人能说得出口的，也不是一般人敢说的。”

上个世纪末，其实大部分国内的观众还没有“知识产权”，“著作权”的概念。

所谓的侵犯知识产权，侵犯著作权的事情，在那个年代是常有发生的，甚至一直到今天，这些事情依然在不停的发生。

主持人问陈佩斯：“（您的行为）改变了多少，现在十几年了。”

陈佩斯答，“没有改变，直到今天盗版盘依然在卖着。”

主持人又问，“那您做这些的意义是什么？”

陈佩斯的回答可谓振聋发聩。

“就是必须有人发声，告诉你们，我是在被侵权。你们是在侵权，我是在被侵权。必须要有人说，否则的话，五十年后，一百年后，（后人）看我们今天祖先是这么生存的，他们会愤怒。他愤怒不是强权，而是愤怒每一个接受强权的这个人。”

事实上，1998年前后，陈佩斯的事业正处于一个非常低迷的时期。

1991年，陈佩斯创办了个人影视公司，成为国内第一家私人制片的影视公司。

但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内电影市场正在进行体制改革，影视公司盈利模式从统购统销到各省分账，再到票房分账。

这样的改革切实的影响到了陈佩斯这一批影视创业者，由于初期管理机制不健全，陈佩斯90年代所推出的几部电影作品虽然比较受欢迎，但是公司一直入不敷出。

到了1998年，陈佩斯的影视公司就正式宣布倒闭了。

网上流传陈佩斯当年过的非常艰难，以至于女儿要交200的学费，他摸一摸浑身上下也只有不到150块钱，于是只好灰头土脸的去找孩子妈。

这条传言的真实性有待考证，而且陈佩斯也并没有一个女儿，只有一个儿子大愚。

不过陈佩斯自己解释过，说早年为了保护大愚，确实一直对外说是个女儿。

另外，网络流传的“陈佩斯种石榴东山再起”的说法也是谣言。

陈佩斯近两年参加节目的时候澄清过，承包荒山是真的，是因为99年的时候有这么个政策，他们夫妻相应政策就承包了一座荒山。

但是只是为了绿化，网络流传的种石榴种樱桃都是假的。

由于这个传言的流传度太广了，很长一段时间陈佩斯的老朋友见到他都问“你山上今年的石榴卖出去了吗？”

还想着没卖的话帮他一把呢。

2000年，陈佩斯的老朋友，小品《王爷与邮差》的编剧之一王宝社跟陈佩斯吐槽，他的一个朋友被婚姻介绍所的托儿给骗了！

陈佩斯一个福至心灵——“托儿”！还真是个不错的表演主题！

那时他打算做一台话剧，可千禧年前后，话剧行业十分不景气，所有朋友听到陈佩斯要做这个，都免不了一句劝。

陈佩斯没有理会这些，把自己当年的全部家当都投进了话剧《托儿》的项目中筹划中。

2001年，陈佩斯的话剧《托儿》在北京首映，无数观众把对他的思念转移到了话剧舞台上，让《托儿》场场爆满，还没演足30场就回本了。

接下来几年间，陈佩斯又接连推出了话剧《亲朋好友好算帐》，《阳台》等话剧作品

可以说是创造了国内话剧市场的商业奇迹

在陈佩斯从事喜剧表演之初，陈强老爷子就曾告诫他，所谓喜剧，最重要的就是16个字

逗而不厌，闹而不乱，笑而不俗，趣味由衷。

纵观陈佩斯这些年的喜剧表演，他确实做到了。

每年年末，陈佩斯总会出现在“观众最想在晚会上看到的艺人”前几位，他离开舞台的时间越久，观众似乎越思念他。

这在娱乐圈内挺难得的。

在大家心中，陈佩斯在国内喜剧行业是什么样的水平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