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风险系列之三：警惕中国制造可能遭受“供给侧攻击”

本文作者：邓海清，汪术勤

一、中国制造业面临的核心威胁不是高通胀，而是“供给侧攻击”

近期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中美通胀数据接连大超预期，“通胀来袭”、“超级周期”的炒作甚嚣尘上。我们认为，对于中国经济和产业而言，PPI高增速只是短期结构性现象，并非长期风险：疫情后中国供给端复苏快于需求端，发达国家需求端复苏快于供给端，外需支撑了疫情后中国工业生产的高景气度。从国内来看，需求虽持续复苏，但整体节奏较慢，供需缺口依然存在。中国一季度GDP同比增速两年平均为5%，低于中国经济潜在增速。政府工作报告将今年GDP增速目标定于6%，也体现了不会搞强刺激、不会过分追求GDP高增长的政策取向。没有需求过热，决定了中国很难出现全面高通胀。中美经济复苏节奏和结构不同，美国是“供不应求”，中国是“供过于求”，两国通胀的表现形式和演化路径并不相同，中国通胀也不会简单跟随美国通胀起舞。

我们认为，PPI高企不是中国制造业面临的核心威胁。从更为长远的角度来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制造业的全方位、多层次的供给侧攻击才是中国制造业需要高度警惕、充分重视的巨大挑战。

二、以史为鉴：供给侧攻击的威力和隐蔽性丝毫不逊色于需求端攻击

对于国际经贸领域的竞争和摩擦，我们比较容易想到或警惕的是需求端的攻击，比如提高关税、环境壁垒、进口配额等。但对于供给侧的攻击认识不足。

供给侧攻击指的是通过操纵重要商品的供给数量或价格，对一国供给端或生产端形成巨大冲击，进而打击该国的产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其威力和隐蔽性丝毫不逊色于需求端攻击。

（一）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危机与跨国资本的粮食攻击

3月份，巴西、土耳其、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掀起加息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包括粮食价格在内的国内通胀高企，需要通过加息加以遏制。联合国粮农组织表示，截至今年3月份，全球粮食价格已连涨10个月，并创下2014年6月以来最高。

当前国际粮食贸易基本掌握在以四大粮商为代表的跨国垄断资本手中。四大粮商分别是美国ADM、美国邦吉、美国嘉吉、法国路易达孚（取其名称的首字母一般合称ABCD），垄断了全球80%的粮食贸易，而且是从播种、收获、运输、储存、加工、销售的全产业链的垄断。

四大粮商对全球粮食贸易价格拥有绝对的定价权，还通过低价倾销、诱导发展中国家改变种植结构等手段占领市场，使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常爆发粮食危机乃至骚乱，并对其政治、外交、宏观政策产生深远影响。同时，这些跨国资本拥有高超的金融手段，既可以通过资本并购等方式对各国产业进行渗透，又可以通过粮食期货、期权等一系列的金融工具操纵粮食价格，一鱼多吃，最终导致许多国家的粮食产业不能自主，被跨国资本垄断，反复收割。国际粮食领域里的没有硝烟的战争，已经持续了数十年，案例不胜枚举。

根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的粮食产量为13390亿斤，比上年增加113亿斤，增长0.9%。在国际粮食产量大跌、粮价大涨之际，我国的粮食产量仍然保持了增长，这就有力地保障了我国粮食的供给和物价的稳定。理解了供给侧攻击的威力，方能更深刻地体会到保障粮食安全、“端稳饭碗”的重要意义。

（二）苏联解体与美国的“石油武器”攻击

在冷战期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展开了愈演愈烈的军备竞赛。苏联在经济实力上无法与美国抗衡，但是国内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丰富，石油出口收入占当时苏联经济的60%左右。为了满足军备竞赛的要求，苏联尽可能增加石油产量，加大石油出口换汇力度，维持高额的军备开支。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OPEC引发的两次石油危机大大提高了国际石油价格，苏联靠年产6亿吨的石油产量和世界最大石油输出国的地位，赚取了大量的石油美元，并将其中相当部分用于太空军备竞赛和发展对外关系上。此时的苏联比身陷越南战争和滞胀双重泥潭的美国更加咄咄逼人，处于战略攻势地位。

1981年里根入主白宫，在与苏联争霸过程中，里根政府实施“两手抓”战略:一是把苏联引上“星球大战”军备竞赛的快车道，从经济上消耗苏联国力;二是通过影响OPEC等手段使石油价格在低位运行，切断苏联军备竞赛资金来源，搞垮苏联经济。在里根政府的两届任期内，美国的国防开支提高了35%，使美国和平时期军费开支创下新高，并迫使苏联以更多的投入增加军备。与此同时，里根政府通过开放国内市场、减少国内石油战略储备和对OPEC成员国各个击破等多种手段，大幅增加石油的供给，对国际石油价格施加影响，使一度稳定在每桶32美元的石油价格，在短短4个月（1985年11月~1986年2月）之内就狂跌到每桶10美元，直接导致苏联当时出口收入减少110亿美元。此后，虽然油价有所回升，却长期在15美元上下徘徊。如果剔除通货膨胀因素，甚至低于20世纪20年代每桶2美元的水平，苏联石油出口收入因此锐减，其巨额军备开支成为沉重的负担。美国主导的过低的石油价格战略是对苏联经济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成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

三、警惕中国制造业遭受供给侧攻击的风险

从历史上看，美国对不同竞争对手采用的是不同的竞争策略：

美苏竞争是两大集团在政治、军事、经济、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全面对抗，以彻底摧毁苏联为目标。

美日贸易战则是经贸领域的局部冲突，美国对日本的反制主要体现在需求端的攻击，比如增加关税、进口配额、要求日元升值等，但没有以彻底摧毁日本的产业，也没有将日本剔除西方的全球贸易和分工体系。

在中美大国博弈中，拜登政府明确表示不寻求军事对抗，但在产业竞争方面，美国致力于凭借现有的科技霸权、金融霸权以及在国际规则中的优势地位，彻底摧毁中国的产业体系，阻击中国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让中国成为发达国家产业体系的依附者、低端工业品生产者，甚至把中国完全“踢出群”。

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4月21日以21比1通过了 “2021年战略竞争法”，将施压拜登政府对抗中国。拜登在上任后首场外交政策演说中也宣称，中国是美国“最严峻的竞争对手”，两国“将正面交锋”。从大国博弈的角度来看，需要警惕中国制造业可能遭遇到的供给侧攻击，并未雨绸缪，提前准备好预案。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体量快速增长，中国制造行销全球。时至今日，中国制造业的强大竞争力和顽强生命力依然是中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核心竞争力。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发展壮大实体经济，都离不开制造业。

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对我国制造业的供给侧攻击可能出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凭借科技霸权，打击以芯片行业为代表的中国高端制造业，阻击中国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与特朗普推行中美全面脱钩的策略不同，拜登政府对华采用“小院高墙”的策略——在核心高科技和数字经济领域，维护美国的领先地位；而在非关键技术领域，允许中美合作。

在核心高科技和数字经济领域，拜登政府对中国供给侧的攻击是全方位、贯穿整个产学研体系的。

比如，在学术交流和科研领域，美国参议院商务委员会提出的《无尽前沿法案》明确将中国视作劲敌与防范对象，并将出台严苛规定限制与中方有联系的科学家参与美国科研项目。

再比如，5月11日，包括美国、欧洲、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等地的64家企业，宣布成立美国半导体联盟，也就是SIAC。这是一个由半导体企业和下游用户组成的联盟，共计64家企业，几乎覆盖整个半导体产业链，包括英特尔、英伟达等25家美系芯片制造厂商，以及亚马逊、苹果等一众科技巨头。成员中还包括不少日韩、欧洲、中国台湾等地的半导体公司，如芯片制造商台积电、三星，以及芯片IP巨头ARM等。

作为高科技的代表，芯片成为美国遏制中国技术创新的重要手段，美国的芯片禁运导致中国面临“缺芯”困境。面对这种供给端的突然断供，我国只能通过技术攻关、扩大投资和研发力量加快追赶步伐，以维护产业安全。

当然，美国也会努力加大研发，以维持与中国的技术代差，挤压中国芯片行业的国际销售市场和利润。比如5月6日，美国科技巨头IBM已正式对外发布了全球首个2nm芯片制程技术。

我们还需要警惕的是，如果未来美国改变策略，突然又放开对华高端芯片出口，由于技术代差的存在，很可能有在短期内抢占中国市场，使国产芯片滞销，导致中国目前在芯片领域的巨大投资被动成为“过剩产能”，从而达到摧毁中国高端芯片产能的目的。

（二）凭借美元霸权/金融霸权，操纵大宗商品供给和价格，打击中国企业正常经营秩序和盈利能力

目前许多中国需要大量进口或中国是主要进口国的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并未掌握在中国手中，而是受国际矿业巨头和华尔街金融资本的操控。通过操纵供给和期货，影响大宗商品价格，会对中国制造业企业造成巨大冲击。

比如，近期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波动已经对部分中下游企业带来了较大冲击，负面作用开始显现。

一方面，尽管上游原材料价格涨幅较大，但由于没有内需趋热，所以下游价格上涨幅度小，部分制造业企业利润受到挤压。

另一方面，大宗商品价格的频繁、大幅波动也导致企业库存周期的紊乱，进而导致整个经济运行节奏的紊乱，部分在高位加库存的企业可能还会因此出现重大亏损。

继4月8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提出要“关注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之后，5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也要求，要跟踪分析国内外形势和市场变化，做好市场调节，应对大宗商品价格过快上涨及其连带影响；对于受影响严重的企业，要做好金融支持。

（三）争夺优质企业和产业链

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凭借纳斯达克的股市创新支持了互联网高科技企业的快速崛起，创造了贯穿整个90年代的“新经济”，吸引了全球的资本和优秀的企业涌入美国股市。

至今美国股市依然是全球第一大股市，对优质企业拥有很大的吸引力。同时，美国股市至今仍在不断创新，便利企业上市和融资。比如，近年来美国股市出现许多特殊目的收购公司（SPAC），成为许多企业借壳上市的“终南捷径”。其操作模式是：第一步，成立一个SPAC公司，向监管机构申请发股募资，但此时发起人持有的股票只能在限定市场上单独交易；第二步，在18~24个月内，管理团队找到一家可以收购的目标公司，全体股东投票，多数同意后完成收购，合并成新公司，股票就可以正式上市交易。发起人持有的股票等锁定期一过，就可以退出套现。SPAC模式能够让企业在短时间内实现上市，成本也比IPO、买壳上市/借壳上市更低。

美国凭借股市的巨大吸引力，排斥不愿加入其产业链体系或对其产业链体系有威胁的企业，同时吸引优质企业赴美上市。当然，作为回报或“投名状”，这些企业必须成为美国企业主导的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一员，进而强化美国的竞争优势，冲击中国未来的供应链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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