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十年五月， “以买卖之事不断，曾请置设商人，况且若将当地现成库银经商，则可获利，而买卖之事亦不至有误”。

“生息银两”也被称为“恩赏银两”，它是清朝时期的一种财政金融制度。具体来说，指政府将暂且用不上的一部分“闲钱”拨下来，给官员或者商人用来营运生息，而政府则收取一定的息银（利息率大约1~2分不等）以此来维持特定开支的一种制度。简而言之，就是拨款放贷，收取利息的财政手段，这和我们现在看到的银行借贷方式基本是同一个道理。

清代归绥地区发商生息简况表

关于清朝时期生息银两制度是何时兴起的这个问题，目前尚未有明确的定论。 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清朝的生息银两制度是从入关之前的某些做法继承沿袭过来的。

一、生息银两制度的演变史

1. 康熙时期

我们都知道，在古代，食盐不仅仅是一种调味剂，更是国家增加财政收入的一种重要工具，为此，古代历史上是禁止私盐贩卖的，只有国家政府才能进行食盐专卖。铜铁等也一样，由官府垄断经营。

康熙年间，皇帝大力推行生息银两制来招商承运铜斤（一定份量的铜钱）和食盐专卖，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确保铸币业、食盐行业的正常生产运营。

古代制盐技术工艺流程模型场 图片源于四川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

如“钱文为日用所必需，价值平减，则其为小民利益者甚溥”，康熙帝认为，钱文是日常生活所必需品，充裕的铜钱有利于稳定物价水平，维系社会正常秩序，为此向铜钱铸币的商人实行生息银两制。

此外，对于一些官营工业的官员、职工也给予了较大数额的“生息银两”贷给，这个用我们现代人的话来说，就是特殊照顾的“优惠政策”。

“康熙三十九年，念及包衣下人滋生艰苦，特发国库帑银，使其营运。苏州织造、内务府郎中李旭遂上奏请借十万两营运滋生，每年交还本利银一万一千两，十年全完，利息率十分低，年率仅 1% 。”

“包衣”，指家仆、仆人，“包衣”是清朝时期八旗满洲的一种个体领属制，服务于达官贵族，比如曹雪芹家族就是此类人物。从文中可以看出，国家对下级官员的关心，特发国库银两，用以鼓励生产，帮助八旗官员解决生活困难，维系日常周转。而至于利息，低至年率仅 1%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从中也可以窥视到，早期生息银两制推行主要是为了帮助解决民生问题，而非获利。

康熙时期，生息银两制的典型之处在于，它的还款时间、数额量、利息率是不固定的，而是由康熙皇帝本人依实际情况来定，总的来说，就是人为自由控制因素大。

2. 雍正时期

和康熙年间相比，雍正时期的生息银两制更加完善。我们前面说了，康熙时的生息银两制没有固定的数额量、利息率等，所得息的用途情况更是不明确了。而雍正初年，国家规定，生息银两所收取来的息银用在八旗并内府官员、士兵的婚丧之事上，“雍正元年奉旨。发内库银九十万两生息。所得利银赏给八旗并内府三旗官员兵丁，以济婚丧之用。钦此。遵旨议定：此项银按一分生息，所得息银八旗满洲蒙古每旗每月预领银一千两，备婚丧恩赏之用。用过数目于次月咨府，再按用过之数补给。”

其实，早期前的清朝，旗人或其亲属是没有这项特殊照顾政策的，当时只给穷困的旗人提供救济。之后，清朝政府为了巩固统治，加大了对八旗的赏恤力度，毕竟八旗是清政府的“立朝之根本”。

总而言之，从康熙年间到雍正时期，生息银两制的恩赏范围不断被扩大。根据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213《内务府》记载：

“内府三旗官兵优恤银由银库存储，官员及尚茶尚膳人员，护军、领催等，遇喜事赏银十两，丧事二十两；骁骑喜事六两，丧事十二两；步军喜事四两，丧事八两。八旗并内府三旗，各将所用银数，于岁终具奏，银库汇总核销。”

从中可以看出，不同的官员等级，其所获得的银两恩赏是不同的。这里需要一提的是，生息银两制恩赏并不是直接拨款给官员、士兵，而是指将拨款出去后营运所获得的利息无偿地赏给官兵。整体来说，雍正时期，大部分旗人官员都得到了恩赏，上至官员，下至旗员兵丁。

清代各朝生息银不同用途比重

为了让生息银两制度更为科学化、制度化，雍正帝还特意建立了相关的监督、惩罚机制，继而使这一政策的推行更有章可循。可以说，雍正执政时期的生息银两制度是最为健全、完善的，当然，这和雍正执政严明密不可分。

3.乾隆时期

《清高宗实录》卷15记载:“兵部议赏给汉军兵丁生息银两，请于每旗汉军，拟生息本银二万五千两……其镶黄、正黄、正白三旗，每旗月支银三百两，其余五旗每旗月支银二百二十两，赏为兵丁红白等事之用。”

乾隆早期，皇帝加大了对汉军八旗的恩赏，甚至还一度复行了雍正时期已废除的“公库制”。不过，由于生息银两制发展到乾隆时期已经非常成熟制度化，且当时的执政者并没有像前一时期的先祖一样，高度重视生息银两制。从乾隆十一年开始，生息银两制逐步“收撤”。

收撤工作的落实，最先影响的是八旗，恩赏银两被停止发放，之后，内务府三旗以及绿营等本受恩赏的对象都受到了影响。

乾隆二十四年三月敕谕云：营运生息之名，本非政体所应有……非朕本意，前已降旨，将八旗生息银两即行停罢，以盐务余款充赏。至绿营兵众用繁，倘一概议停生息，而不筹一经久充赏之策，或致因噎废食。

关于收撤各省驻防以及绿营恩赏银的事情，乾隆曾下令让各省进行商议，由于生息银两制涉及各方各面，情况相当复杂，且制度推行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为此各省督抚等认为应该继续按照之前的体制营运生息。然而，最后乾隆并没有听从督抚等各方的意见，而是执意要“收撤”。

为什么乾隆早期肯定生息银两制度，后期却毅然决定要“收撤”呢？

这主要是因为生息银两制度带来的某些弊端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比如由生息银两制带来腐败问题，大量拖欠问题等。有人可能会问，为何康熙、雍正都没有出现大问题，到了乾隆时期，生息银两制度的弊端如此多？这里讲一下，雍正时期，生息银两制只允许用以开设当铺、买田招佃等，绝不允许借银给兵丁。到了乾隆时期，官兵个体是被允许借贷的，“无力兵丁如有急需，即以所存生息银两随时借给。”

乾隆后期，各旗、各省、衙署等经营的商铺营业常出现各种管理问题，管理者饱中私囊，最终导致“银数不敷，难以运转。”针对这些问题，乾隆早期虽然采取了一些方案进行调整，加以管理，但是收到的效果微乎其微，为此，最后乾隆才如此决然要“收撤”。

二、生息银两制度带来的影响

▲早期促进了官营商店、当铺的兴起，增加了财政收入

早期时，生息银两制度的实施促进了官营商店、当铺的兴起。那个时期，“生息银两”基金可用来开设当铺或者直接经营，当时当铺还分成了几种，既有皇家开设、管理的当铺，也有官方开设的当铺，还有民间开设的当铺，它们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社会市场的发展。

与此同时，生息银两制度的推行，为国家和地方增加了财政收入。如史料记载，“乾隆二十四年广西巡抚鄂宝提曾运银4.1万两开设典当，并且规定以 2 分取息。” 根据统计，从乾隆四十一年到道光三十年，一共发出的生息本银达到11699265万两，收回钱1143200串，其中除了一小部分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提还本银外，其他的基本都是永久的生息，这在很大程度上为地方增加了财政收入。

此外，从货币流通的角度看，“发商生息”将国库储存的银两拨下来，使其重新投放到市场，这可以对银钱比价起到良好的调节作用。

▲后期带来了贪污腐败的问题，加大了国库财政负担

一方面，生息银两确实给地方财政增加了收入，但反过来看，这同时也给商人等借贷用款者带来了负担，因经营不善或因其他原因无法回本，导致了许多商欠息银情况的发生。另一方面，生息银两制度的推行，带来了贪污腐败的问题，一些官员大臣为了获得利益，私挪公款，强夺百姓行业，或与商贩争利。此外，乾隆时期，允许官员个体纳息借用“生息银两”，而最终收回的款却少之可怜，这更是加大了国库财政负担。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财政更是极速恶化，支出成倍剧增，入款不断减少，最终库存银两几乎耗竭。直至最后，国库再无银可发，生息银两制度名存实亡，渐渐退出历史舞台。

一木君说

清朝的生息银两制度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意义。最初，康熙年间，这一制度的推行主要是为了帮助八旗解决生计问题；到了雍正时期，将范围扩大到了全国军队，并将运作方式改成了恩赏制；到了乾隆时期，甚至还一度复行了公库制。从中可以看出，生息银两制度从一开始便承担着政治功能，统治者不断将生息银两制度的受益范围扩大，其政治用心可见非同一般。起初，生息银两制度能够正常运行，主要得益于当权者监管严明，到了乾隆时代，因为监督管理松散，加上当权者没有高度重视，生息银两制度变成了一种贪污腐败的工具，最后，生息银两制度走向了衰亡。生息银两制度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归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制度“非政体所应有”，管理不当导致。

总的来说，生息银两制度从始至终都是为统治阶层的政治目的而服务的，虽然最后推行失败了，但是它还是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和警示作用。

参考资料：
 世宪宗皇帝实录.北京中华书局
韦庆远：康雍乾时期高利贷的恶性发展.档房论史文编
郭春芳：康雍乾三朝八旗官兵赏恤制度.《满族研究》
韦庆远：明清史辩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张建辉：关于清代生息银两制的兴起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文 | 一木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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