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勉之、张文放：从女大走出的新闻战士

在中国妇女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的纪念中国女子大学成立六十周年文集《延水情》中，刊登了当年从女大走出的女新闻工作者柳勉之、李文放关于在女大学新闻的回忆文章。

（一）柳勉之:“我们的新闻教员是余光生”

人物小传：柳勉之，生于1921年，湖南临湘人。1937年在湖南岳阳市上学期间，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担任过教育界抗战服务团团长、抗敌后援会委员。1938年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9年转入中国女子大学。毕业后分配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处工作，先后任档案员、资料员、校对员、临印员。1942年调陕甘宁边区政府行政学院，在行政系司法班任助理员、支部书记、研究员。1945年到《解放日报》社任助理编辑。1947年到晋绥抗日根据地参加土地改革工作。1948年到晋察冀边区平山县，在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资料研究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妇联宣教部副部长、书记处办公室副主任，国内工作部部长、农村工作部部长、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主任、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妇联中共党组成员、第四届书记处书记等职。曾任全国职工教育委员会委员。是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理事。编著过《新中国妇女在前进》一书，参加《当代中国妇女》（任副主编）、《妇女工作手册》（任主编）的编写工作。

柳勉之在题为《听课·实习·生产——女大生活片断》的回忆文章中说：女大的课程，有必修课和选修课两种，必修课是基础课，选修课是职业技能课。必修课有马列主义原理、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哲学、中国革命运动史、党的建设、新三民主义、妇女运动、妇幼卫生等。选修课有外语、新闻、文学、戏剧、音乐、缝纫、会计等。每人可选修两三门。我选修了文学、新闻及世界语。

我们的教员都是专家学者或久经考验的革命家。如哲学教员艾思奇，我早就读过他所著的《大众哲学》，他到女大讲课，讲的是毛泽东的《矛盾论》，通俗易懂。政治经济学教员是张仲实，中国革命运动史教员是陈伯达，妇女运动教员是朱仲芷，妇幼卫生教员是朱仲丽，俄语教员黄正光是越南人，在苏联工作多年，日语教员是李初黎，世界语教员是李又然，文学教员是丁玲，茅盾初到延安也给我们讲过课。新闻教员是余光生，是《新中华报》的总编辑，音乐教员是著名音乐家洗星海。

选修课除了听讲外，还要实习。文学课要求在壁报上写一短文或诗词，世界语课要求会话和写信，新闻课要求编排报纸的版面及校对等。

有一次，中央妇委副秘书长兼《中国妇女》主编到女大约稿，选修文学的同学推荐我写了一篇反映女大生产的文章，署名潇涛，发表了。这是我到延安后第一次在刊物上发表的习作。

新闻课是到印刷《新中华报》的中央印刷厂去；这个厂的厂址在清凉山的万佛洞。厂长杜延庆对我们很热情，为我们预备了木桌木凳。他告诉我们，工厂设在万佛洞，一是不怕敌机轰炸，二是可以严防敌特破坏。这个洞是唐宋时期凿的石窟寺，内藏数以万计的大小佛像、力士等石刻的人物。神态各异，生动逼真；有历代名人、学者摩崖题刻50处的诗湾，行、草、篆、隶，参差错落，清雅别致。还有仙人洞、天下奇观等多处古迹。印刷厂的排字部、装订部、校对科、厂长办公室分别设在几处名胜古迹之中。《新中华报》的值班编辑教我们编排版面，校对清样。工友们说：这个印刷厂担负的任务很重，延安的报刊、党中央及边区政府的文件都由他们印刷、装订。著名劳动模范在装订部工作。

我们的实习都在晚上。女大与印刷厂相隔三四里山路，当我们踏着夜色返校时，常从延河滩上传来狼嚎的声音。一位工友告诉我们，狼最怕火，他给了我们一盒火柴，几张废旧报纸，教我们如遇见狼可点燃报纸，就会把它们吓跑。有一次果然有狼跟踪我们，我们立即举起点燃的报纸，在夜幕下如火炬般的明亮，狼群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们手拉着手，跑步前进，安全返校。

（二）李文放：“在女大我选修了新闻，我一生都在新闻战线”

人物小传：李文放，女，原名李德英，1925年生，三峡库区万州区人。1938年去延安，先后在“抗大”和“中国女子大学”学习。1945年离开了延安，随部队从西北去了东北，既当战地记者，又当报社主编，一直奔波在前线。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围长春，打锦州，塔山阻击战……早在东北参加抗日战争时，就开始收集篆文资料，到20世纪70年代已收集了1000多册，1979年后任文化部秦文研究组组长、秦文研究所所长、秦文研究会会长，《中华篆文大字典》主编。

李文放

李文放口述（宋伯平执笔）的题为《勇攀秦文研究高峰》回忆文章中说∶

1999年元旦后，我收到当年延安同学的一张春节贺卡，表达了延安战友的深情。我立即回复了一张，简单地写了两行：“豪情满怀忆延安，壮心不已颂今天。”这表达了我的思想感情。

在“女大”学习时，我选修了新闻班，这也决定了我一生都在新闻战线……

“女大”毕业前，我们在《解放日报》实习过，辅导我学习的是《解放日报》的邓友星（四川老乡）。他教我如何写新闻稿，如何标题，带着我去采访，还帮我修改发表在《边区文艺》上的那篇获奖文章《秋收》。邓友星从延安时期起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在重庆工作，我和他全家保持着友好的联系和往来。因此他的姐姐邓悸星、姐夫陈民德等，和我的关系都很好。新中国成立后邓友星还到武汉看过我，我们一起去看望四川老乡邓恳（邓小平的弟弟）同志。

我从延安到东北以后，又奉命从东北进关，始终是在新闻单位工作。先后在《辽宁日报》《通化日报》《哈尔滨公报》《沈阳日报》当记者，后又为特派记者、编辑直到总编辑。1966年前，我曾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研室主任、杭州大学新闻系主任。后来由于对研究秦篆碑文发生兴趣并取得优异研究成果，李文放被调到了文化部，担任了文化部中国秦篆研究所所长等。

（本文节选自《延安大学新闻班：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个大学新闻专业》）

《延安大学新闻班：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个大学新闻专业》

边江 郭小良 孙江 著

ISBN：978-7-5166-5315-9

新华出版社 2020年9月

定价：5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