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圭武学术创新（四十一）提出发展关键是文化转型

转型分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文化转型；第二个层面是制度转型；第三个层面是经济转型。文化是发展的灵魂，制度是发展的骨骼，经济是发展的肉体，国家要实现发展转型，文化转型是关键。

文化不同，必然导致制度选择不同。文化是制度的母体。制度本质是人与人利益博弈的一种均衡。但人与人的博弈，与人性有关，不同的人性，博弈的结果必然不同。而人性，则与文化密切相关。人是文化的动物。文化规定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观。所以，文化也界定了人性的范围。另外，文化不同，经济交易的成本就不同，因为经济行为合理化的关键是经济主体，而决定经济主体合理化的主导观念是价值观，而价值观则由文化规定，所以，文化不同，最终必然导致不同的经济发展速度或不同的经济发展前景。戴维·兰思德在《国穷国富》一书中写道：如果我们能够从经济发展的历史中学习，那么，我们知道，正是文化创造了所有的差异。马克斯·韦伯认为，新教伦理赞美勤劳致富，它导致了北欧经济始于16世纪的爆炸性增长。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迅速增长与“亚洲价值观”密切相关。阿兰·佩雷菲特在《信任社会：论发展之缘起》一书中说：对第三世界的了解使我坚信，被传统自由主义理论家及社会主义理论家们视为经济增长函数的两要素：资本和劳动，实际上是次要因素；主要因素，既能给两个传统因素添上正、负指数的因素，则是第三因素，就是文化因素。

注：具体详细论述见作者相关著作和论文

作者简介： 宋圭武，二级教授，甘肃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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