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主义是兴奋剂而不是国家发展的良药

宋 圭 武

凯恩斯主义是对自由主义在经济领域内的一种反叛。

自由主义的产生，一方面是符合了人性的需要；另一方面，也符合了资本自由追求利润的需要。从自由主义产生的人性基础看，自由是人的天然本质，因为人只有在自由中，才使“我”成为真正的“我”，所以，人追求本质实现的过程，也就必然包括自由的扩展过程。另外，从自由主义产生的社会基础看，对自由主义有强烈呼唤的阶层，总是一些前期处于弱势，而后来又逐渐强大的阶层。所以，自由主义也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对封建特权的一种反叛；同时，自由主义也昭示了一种个人利益对国家利益的一种反叛。

但自由主义本质是有利也有弊的。

首先，在政治层面上，自由主义就未必一定是成功的。自由民主的政治，能否得到一个好的结果，最终取决于各种力量的自由博弈。当“善”的力量大于“恶”的力量时，自由可以导致一个理性的均衡；而当“恶”的力量大于“善”的力量时，自由就可能导致“恶”泛滥或一种“恶”的结果。德国法西斯的上台和苏格拉底的被审判就是自由主义结果的两个例证。

其次，在经济层面上，自由主义也未必就导致好的均衡。自由主义在经济领域上的不足是：一是容易造成经济的不稳定；二是容易产生财富的两级分化。从经济实践看，资本主义世界不断的经济危机就是对自由主义的不断否定，而1929年的世界大危机更是宣告了自由主义在经济领域内的破产。

再次，在人文层面上，自由主义虽然可以导致知识的扩展，这也是哈耶克一直所强调的，因为创造性来自自由。但哈耶克没有认识到，自由主义未必就能导致社会道德和社会秩序的扩展。从资本主义追求自由主义的历程中，我们也看到，一方面，是知识和技术的爆炸性扩张；另一方面，也是一个道德不断沉沦的过程。最近发生的英国骚乱就是一个例证。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说，骚乱及其后果迫使政府和所有人重新认识现代英国。在骚乱中，一名13岁女孩被一名15岁男孩强奸。骚乱将长期存在的深层社会问题暴露出来。正如卡梅伦所说，骚乱展现了“慢性道德崩溃”的后果。并且卡梅伦也认为：自私和对规则的蔑视并不局限于骚乱的暴徒中，而是同样存在于英国社会最强大的阶层中。冒险的银行家、滥用公款的议员和入侵他人手机的报社记者，都是贪婪、不负责任和滥用权力的典型。这一切都说明这个社会的道德正在慢慢崩溃。

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后，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凯恩斯主义的产生，其背景就是对自由主义的一种反叛，尤其是体现在经济领域。尽管后来凯恩斯主义大家族也产生了许多不同学派，但其注重刺激需求和注重国家宏观调控的核心命题是没有变化的。

凯恩斯主义制造了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繁荣，但凯恩斯主义也引发了许多新问题。凯恩斯主义所体现的不足是多方面的。

首先，凯恩斯主义只有短期，而没有长期。凯恩斯本人就认为，“从长期看，我们都死了”。凯恩斯主义刺激需求扩张的政策，虽然可以创造短期的经济繁荣，但从长期看，却无异于饮鸩止渴。不断的刺激需求和财政扩张，最终会可能导致一系列经济问题。首先是经济出现滞涨局面，这是一味刺激需求从长期看必然要出现的局面；紧接着就会出现信贷危机或财政危机；最后就是由信贷危机引发经济危机。最近几年，美国的次贷危机以及欧洲的债务问题，始作俑者实质就是凯恩斯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各国政府就面临一个共同难题：如何在保就业、促增长、削赤字等方面取得平衡？弄不好，就是新一轮的财政扩张，新的赤字的增加。所以，一味刺激需求的政策，就像吸毒，一旦上瘾，就很难戒掉。

其次，凯恩斯主义只注重了经济效率，而忽视了社会公平。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一方面是财富在不断快速积累，但另一方面，贫富分化也日益成为了一个严重问题，这种情况在美国表现就很突出。根据美国人口普查资料，2005年美国10%最富有人口的收入（收入超过$100000）占国民收入的份额达到了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最大额---48.5%。美国1%最富有人口的收入（收入超过$348000）占国民收入的份额达到了自1928年以来的最大额——21.8%，比前一年增加了19.8%，比1980年增加了一倍多。美国0.1%最富有的30万人口的收入相当于1.5亿低收入人口的全部收入，其平均收入相当于另一半人口平均收入的440倍，这一贫富差距25年来翻了近一番。尽管2005年美国的总收入增加了近9%，但90%人口的平均收入却下降了172美元，即下降了0.6%。美国的吉尼系数由1970年的0.394增加到2005年的0.467（2004年为0.466）。财富分配不公，引发的社会代价是巨大的。

再次，凯恩斯主义容易导致政府职能的强化，不利于民主政治的理性化建设。在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加强后，这种强化很可能被一些政治家为个人利益所利用，如有助于加强选举中的机会主义政策倾向等，这对社会经济平稳发展是不好的。

如果说1929年首先发生在美国的世界大危机昭示了自由主义的终结，那么，同样发生在美国，而时间大约是2007年的次贷危机，并由此引发的世界经济动荡，则昭示了凯恩斯主义的终结。凯恩斯主义只是资本主义的一道兴奋剂，只会创造短期的繁荣，但没有长期增长的保证。在长期内，凯恩斯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的救星。

目前，世界正在为凯恩斯主义埋单。我们亟需要超越凯恩斯主义，也亟需要超越自由主义。对此，笔者认为，我们应建立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这种新模式应体现如下一些特点。

一、要更加注重财富分配的均衡问题。

首先，要大力发展中产阶级。其次，要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再次，大面积提高一般工人的工资。

二、要用国民幸福度的提高代替GDP的增加。

注重人民幸福度的提高是“不丹模式”对经济发展理论的一个贡献。所谓不丹模式就是注重物质和精神的平衡发展，将环境保护和传统文化的保护置于经济发展之上，衡量发展的标准是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而不是我们通常采用的GDP(国民经济总值)。而且这种模式也显示了强劲的后发优势，它一直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现在已是南亚各国中国民平均收入最高的国家。

三、各国应建立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

在当前国际形势下，要多提倡各国建立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对于全球化和分工，我们不能盲目迷信，既要看到它的好处，也要看到它的不足。一方面，全球化和分工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但另一方面，全球化和分工也增大了各国经济发展中的风险。各国应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应对全球化和分工进程，应寻求风险与收益的平衡。对于一些抗风险能力差的国家，应谨慎开放，尤其要谨慎开放金融领域。

四、改革货币金融制度，对信用扩张要进行限制。

要加大金融监管力度，尤其要严格限制金融衍生品的扩张。要注重大力发展实体经济，限制虚拟经济。

五、要更多关注社会事业的资源配置问题。

要积极促进医疗、教育、体育等行业的发展。发展这些行业和领域，既符合社会发展的目的要求，也符合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发展医疗、教育、体育等行业，从需求角度看，这些行业本身可带动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进而刺激经济增长；从供给角度看，这些行业也有利于提高生产要素质量，提高供给效率。另外，由于这些行业的需求相对比较稳定，波动较少，所以这些行业的发展也有利于社会稳定和谐，有利于减少经济危机。

六、要注重资源配置的多重均衡。

资源配置均衡应包括四大均衡：时间均衡、空间均衡、价值均衡、实体均衡。资源配置的时间均衡就是实现资源在不同时间段的合理流动，现金流和实物流应在时间空间内均衡平稳流动，而不应产生在一段时间是“小溪”在另一段时间是“洪水”的不稳定流动。如国债的发行、金融衍生工具的运用等都应考虑在时间区间内均衡配置的问题。资源配置的空间均衡就是实现资源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协调和均衡发展。资源配置的价值均衡就是实现实体价值本身变化的平稳和协调，最主要的就是价格变化的平稳和协调。资源配置的实体均衡就是实现实体经济不同产业间的均衡发展，实质就是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均衡协调。

七、要重视发展农业等产业。

目前，笔者认为，我们应提倡新重农主义，我们要更加重视农业的开发和发展。

新重农主义的发展思路是：第一，大力发展农业，以农为本。要重视传统农业技术的应用和开发。世界经济结构要注重农业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和区域农业资源配置的最优化。第二，减少第二产业产值和劳动力数量，将减少的劳动力转移到第一产业中去。这里尤其要大力减少汽车等产业的规模。产业结构要呈哑铃形，也就是第一产业和服务业是大头，第二产业是小头。

八、要重视节约，提倡构建节约型社会。

要对人的欲望和需求要进行限制。凯恩斯提出的所谓的“节俭悖论”实质是一个有问题的命题。因为对个人和家庭而言，储蓄是一种谨慎行为，有助于个人和家庭生活的稳定；对社会而言，储蓄率高而投资率低也未必是坏事，因为这样也有助于减少社会的盲目投资，有助于提高投资效率；对环境和资源而言，大家都提高储蓄率，降低消费率，也有利于环境保护和资源的节约型利用，有利于可持续发展。至于社会出现的需求不足问题，主要原因应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由于富人边际消费倾向低，而穷人又没有能力消费，社会需求必然就会出现不足。这时若一味扩张财政，刺激需求，就只是治标不治本。

九、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努力建设和谐社会，提倡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人与自身和谐。

十、拒绝战争，反对扩军备战。（作者：甘肃省委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经济学教授）

参考文献：

1.[美]理查德·邓肯：《美元危机：成因、后果与对策》，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

2.[美]亨特·刘易斯：《经济学的真相》，东方出版社，2010年10月第1版。

3.宋圭武：《碰撞中国社会经济问题》，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

作者：甘肃省委党校教授

注：一篇多年前旧文，供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