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不是病，那还能是什么？

不知从何时起，我成了医院的常客。隔三差五的出入校医院和各种市医院，排着各种弯曲的队伍，听着各种叹息和争吵，去白大褂的桌前坐几分钟，然后捧着一堆药回家。

回家的路上再来点交通堵塞，正好，一天就这么过去了，特别充实。

“你到底生了什么病啊？”朋友问我。

我思考了一番，告诉她：“可能是感冒吧。”其实我并不认为自己是单纯的得了感冒，没见过谁家感冒持续这么长时间的。但是，那些我带回来的阿莫西林，氨酚烷胺片是这样回答我的。

知道有一天，某个同伴猛然发现我“萎靡”的时间有点长了，终于想起了关心我的病症。“我就是头痛，没什么力气，心情也不是特别好，没什么大不了的。”于是她仔细咀嚼了我这番陈述，觉得就是感冒，便祝福我多喝万能的热水，早点休息。

所以我又回到了不断看医生的路上，连连挂号的小姐都认识我了，毕竟我是“挂过很多科”的人，被各种白大褂从内科推到耳鼻喉科，甚至还扔到过肠胃科。他们乐此不彼，我也甘之如饴，久而久之，我开始期待他们会给我开什么药，并且愉快地吞下它们。“上次开的胶囊你按时吃了吗？”医生问我。我环顾四周，这块空间我已有些熟悉，大概十五平方的空间，左边靠墙的地方横着一块木桌和医生，窗台附近挂了几张蓝色的布，一看见它们就仿佛闻到了苏打水的味道。

我给了医生一个肯定的答案，接下来他就要拿手电筒往我的嘴里照，或者使用他的听诊器了，我想。然而这些工作已经被证明是没有用的，在过去频繁的看诊经历中，这些事情俨然成了程式。我要求查血。医生手一挥，便让我带着两百块钱的缴费单走了。我看见自己的血液被装进试管里，它们将被仪器解析成细胞数值，不出意外的话，化验单上的数据会显示我的白细胞指数偏低，红细胞浓度过高，需要每天喝八杯水。

其实看病是一桩你情我愿的买卖，你付出了金钱，医生用自己的职业水平帮你例行公事，能治好则是皆大欢喜，治不好么，医生换个病人治，病人重新挑家医院，总有一把钥匙能开锁。

自上次被发现“萎靡”起，我的消极状态又被重新关注了。这次同伴们放弃了物理疗法，开始督促我去看心理医生。“我在网上查了，你无端焦虑，用情绪低落，用术语讲叫“活性不高”，持续时间够长，是抑郁症的表现，应及时就诊，拖不得了。”她们大有立马把我架到某个心理诊所的势头。“你们的论文写完了吗？”我突然问，有几个迟疑了一下，另外的则是很欢快地表示，此事不在话下。

“那就这样吧，”我一向十分贴心，“等你们把论文和工作的问题都解决了，再陪我去，如何？”于是大家满足地散开了。过了几天，我更加满意的发现，她们再次忘记了我。

其实友谊也是一桩你情我愿的买卖，你付出了时间，她也付出了时间，你们因为一顿饭，一场谈话，惊讶的发现彼此三观一样，仿佛找到了生命缺失的另一半。于是你们开始共同讨论某个话题，从中结成相同的阵营以此要求对方保持与你相同的立场。情至浓时，互相请客，拍照，以诗为赠，大有非君不可的劲头。终于有一天，你们对那个当初促使你们在一起的话题厌倦了，而忙碌的话题再次被重新感知，所以大家便不约而同地达成了一种隐秘而又疏离的默契。

我还是去看了心理医生，上面的观点便是我说给医生听的，因为她希望了解我对朋友的看法。然而我并不知道她对我下了何种诊断，或许我一开始就知道自己会得到什么样的“判决”。等待的日子里，我变得更加懒散，曾经热爱的诗歌与文集已经好久没翻了，喜欢的歌曲也在无意中删掉。每天发呆的时间越来越长，渐渐感觉不到自己在思考了。

我想，对这些爱好的丧失，来源于质疑吧，儿提之时，学了三五句诗，欣喜地背给长辈们听，得到了夸奖便喜不自禁，后来长大了，同样的快乐却愈发难以分享。

他们说，这是没用的。

他们说，这是没有意义的。

他们说，你啊，什么毛病都没有，就是闲出来的。因为不用为了生计奔波，就整日胡思乱想，不整的好像全世界都抛弃了你，便不满足似的。

听起来仿佛很有道理，于是我毕业后找了一份报社的工作，两班交替，日夜颠倒，每天除了绞尽脑汁想从灰尘里刨出朵花来，再也没精力思考世界和平问题了。这样的日子不错，我学会喝朋友圈里的鸡汤了，跌跌撞撞地前往下一个站点，是我生命的轨迹。

我的头痛好像恢复了，也可以跟大家打成一团，我们有很多话题可以聊，大到车子和房贷，小到隔壁社区的又在想办法搞个大新闻评先进。看着他人的喜怒哀乐，我们随时准备着义愤填膺。这一切看起来是那么正常。

我的波德莱尔和艾吕雅被遗忘在抽屉里很久了，上次找到的时候发现它们上面还盖着一堆药。

偶尔会记起曾经打开它们（那些书）的那些日子，窗台仿佛挂着蓝色的窗帘，空气中有苏打水的味道，这是我重新记起，自己确乎是病过。

我的病，大概是我慢慢地分不清楚，谁是病人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