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周恩来劳山遇袭，10余名警卫壮烈牺牲，仅存4人幸免于难

1976年，周恩来去世后，工作人员从他的衣服里找出一张发黄的照片，照片上是周恩来、张云逸等人的合影，照片背面题着“劳山遇险，仅存四人。”

何为劳山遇险？又为何让周恩来终身难忘？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在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邀请下，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与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等人进行谈判，他诚挚地表示，当下的时局动乱，唯有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才是唯一的出路，并陈述如若蒋先生同意，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共产党方面的深明大义、情感真挚最终打动蒋介石，双方初步达成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意向。

1937年3月，周恩来再次抵达杭州，与蒋介石、张冲等人进行国共合作的正式谈判，促使国共团结抗日局面的形成。

1937年4月25日，早饭过后，周恩来副主席、军委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张云逸，参谋处负责人孔石泉，随行记者吴涛，担任副官的警卫参谋陈友才，以及警卫排长吴国桥带领的警卫排战士等一行25人坐上车，毛主席目送他们一直走远看，赴南京跟老蒋谈判的。警卫排每人配有短枪一支，150发子弹，4颗马尾手榴弹，一把鬼头大刀。为了保证周恩来的安全，这一消息对外是绝密。

出发前，陈有才同志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向大家介绍了西安所面临的复杂情况，并一再告诫大家：西安事变虽然和平解决了，但是斗争依然存在，要时刻保持警惕之心，防止敌人的破坏和暗害。他还交代了在路上有可能遇到的突发状况，以及到西安后的一些注意事项，勉励大家一定要做好安保工作。

行驶途中，道路坑坑洼洼极不平整，可坐在车上的同志们有说有笑，当车行至国共两党实际控制的交界劳山时，汽车顺利地爬上崂山陡坡，进入一个簸箕形山坳。一声枪响打断了周总理一行人的谈话。

“什么声音”陈国桥非常警惕，随即问了一声。

“是不是放羊人鞭子的声音？”温太林随口回答。

“不对，这荒山野岭的，根本就没有牧羊人，哪来的鞭子声？”陈国桥话音刚落，紧接着又是几声枪响。

“是枪声！”张云逸的作战经验非常丰富，他马上判断出声音。

周公当即命令司机老李全速前进，试图冲出伏击圈。

随后，早已埋伏好的敌人就对准他们的卡车一顿扫射，司机老李已中数弹身亡，车胎也已被打爆。

危急时刻，周恩来拉开车门从驾驶室里跳了出来，顺势滚到了路边，他朝车厢里的干部和战士们大声命令道：这是一次有预谋的伏击行动，同志们赶快下车，赶快下车，散开来还击敌人！

虽然警卫战士立刻进行了顽强抵抗，但因只有手枪和手榴弹，射程有限，加之处在敌人下方，毫无遮掩，他们眨眼之间便大部牺牲或受伤。近200的敌人见状，立刻发起了冲锋。

如果被敌人冲到身前，那将会全军覆没，后果不堪设想。周恩来当机立断，指挥大家边打边退，向右侧原始森林转移。

由于陈友才和周恩来的身形、相貌很相似，长征结束后，就直接调任周恩来的随身副官兼警卫参谋。

为了保证周恩来的绝对安全，每次随周恩来到敌占区参加活动，陈友才都穿着黄呢子之类的制服陪同，头戴礼帽，脚蹬长靴，就像替身一样，这一次也不例外。

敌人以为指挥若定的陈友才是周恩来，于是机枪、长枪子弹像狂风一样射向陈友才，陈友才带领着警卫排战士死死钉在敌人冲锋的路上，掩护周恩来等人突围。

也许是常年处在危险的环境中，周恩来已经养成了随时防范的习惯，他和张云逸、孔石泉、等人穿的都是普通军服，很快就从右侧方突围出来。

为了能让周恩来安全转移，陈友才故意吸引敌人火力点，学着周恩来的口音、举止行为指挥战斗，再加上平时陈友才本身就穿着和周恩来一样的服装，所以敌人很容易就把陈友才误认为是周恩来，于是密集的子弹朝着陈友才射过来，陈友才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中！随后，敌人又朝着陈友才的尸体连续捅了20多刀。

从陈友才衣袋里，找到了一张名片。细看之下，差点把自己吓死，本来就想干票大的，估摸着汽车里装有不少财物，没想到把红军二号人物给害了。

他赶紧大喊：“不要追了，车上能拿的，都拿走，赶紧撤！”

如果不是他这一嗓子，周公当时就危险了。他一个人只能是躲藏，而匪徒那么多人，随时都有暴露的危险。

因为这张名片，敌人已经确认周公被打死了，所以，赶紧抢劫财物，准备逃走，也就顾不得再去搜查了。

而他们什么也没得到，因为汽车上只有一个大箱子，而砸开箱子上的锁后，里面都是文件。

陈友才牺牲后，陈国桥率领战士们，继续与敌人进行激烈战斗，同时命令曹鸿都立刻撤退，斗志在胸的曹鸿都不明白此举，一心想着投入战斗之中去，陈国桥抓住曹鸿都的衣领，朝他大喊：“我又不是要你逃命，是要你去保护周副主席！”曹鸿都领悟到陈国桥的用意，带人迅速撤退，而陈国桥则留守阵地战斗，直至牺牲。

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三个人穿过树林、翻越小土包之后，已经累得气喘吁吁，见后边没人追来，他们便停下休息片刻，随后徒步回到延安城十里铺的政治保卫局检查站才得以脱险。

当延安西北保卫局局长周兴突然接到一通急电，电话内容让他大吃一惊：“周恩来副主席劳山遭遇伏击，生死不明！”

整个延安顿时被这个消息震惊了，警卫团长黄霖接到命令后，直接抄起手枪就出门，集合警卫团所有人员去救援。时任八路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紧急征用了延安所有中央首长的马匹，交给黄霖使用。

党内少了谁，也不能少了周副主席这个大管家呀！就连一向镇静的毛泽东主席也是心急如焚，他对黄霖下了死命令：“什么也不要顾虑，无论如何要把周副主席救回来！”

延安城能调动的部队都接到了紧急任务，延安市委书记张汉武带领民兵出发，延安市公安局人员随骑兵排出发，周兴还发出了鸡毛信，命令距离最近的独立团前去增援，听到消息的红军大学学员无心上课，董必武只好出面讲话安慰大家，可他自己心里也没有底。

这是周恩来一生中遭遇到的最危险的时刻，大家都在祈祷：周副主席一定要平安归来啊！

黄霖二话不说，带上十几个战士飞马而去。在十三里铺，黄霖见到周恩来等人都安然无恙，才松了一口气。

这一次劳山遇险，一行25人，10余位警卫牺牲，只有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和曹鸿都4人平安无事。

随后，又有一批救援的战士赶到。周恩来急切地命令黄霖立即向伏击现场进军，一定要救出被困的同志。

但当战士们赶到现场，却发现陈友才、陈国桥等10余名警卫员壮烈已经牺牲了，其他幸存的战士，也受了重伤。而敌人，早已逃之夭夭。

看到这一幕，所有人都流下了泪。张云逸把毛毯递给周恩来，看着毛毯上一条条血淋淋的刀痕，周恩来痛哭失声。

“友才是替我死的！他是替我死的啊......”

张云逸等人急忙劝慰，周恩来这才止住了哭泣，他知道自己不能沉浸在悲伤中，现在最重要的是查清凶手，为死去的战士们报仇！

陈友才牺牲后被葬在延安的宝塔山上，即便多年后，周总理每每提起陈友才的名字依然是眼含泪水。

第二天，得知周恩来遇袭，国民党致电慰问。随后周恩来登上了他们派来的小飞机，飞赴西安继续办公。

而崂山事件轰动了延安，毛主席也非常愤怒，到底是谁敢向周总理下黑手？

对于这起袭击事件，延安当时主要有三种分析：

第一种可能，劳山伏击是敌人有预谋的行动，是日本特务或是国民党亲日派企图暗杀周恩来，破坏国共谈判；

第二种可能，是共产党内的托派谋刺为国共合作而努力的共产党人周恩来，也是为了破坏谈判；

第三种可能，从遇袭现场看，敌人只是抢走财物和武器，并未拿走文件和密码，所以可能是土匪抢劫。

最开始大家怀疑是国民党干的，要么就是日本人，不过经过一番排查发现伏击事件还真不是这两伙人的手笔。最后，保卫部门把怀疑的重点对象圈定在了当地的土匪身上。

受命调查崂山事件的保卫干部谢滋群斗争经验丰富，对当地的社会情况非常了解。经过艰苦的调查工作，谢滋群从一名当地农民的口中得知周总理遇袭当天确实有一股土匪出现在崂山。为了彻底搞清土匪是如何得知周总理一行的行动路线和时间、伏击动机，谢滋群派出了精干的保卫干部打入了土匪内部，终于搞清楚了来龙去脉。

原来，土匪李青伍在崂山事件以前还在三十里铺附近抢劫了东北军的车队。李伍青在延安南门安排了一个坐探冯长斗，专门通报延安商旅往来西安等地信息。

其实在出发前一天，延安城里潜伏的土匪探子冯长斗获知到消息，会有一辆卡车，要去西安会见国民党高层，他意识到车上肯定会有贵重的礼品，于是冯长斗将消息传给了李青伍。

李青伍自小舞刀弄枪，极不安分，后来加入土匪，做了一个小头目，红军会师西安后，他被收编，做甘泉县的独立营教导，可改不了身上的土匪习性，经常吃喝嫖赌，后来勾结国民党，杀了县主席，从此以劫掠为生。

收到消息后，李青伍异常兴奋，他率领一百多人，携带机枪，连夜赶往劳山腹地埋伏起来。

接下来的剿匪行动，周兴亲自布置，边保侦察部长谢滋群抽调一批侦察员，秘密潜入土匪活动地域。张丕谋、李树标两人化装成货郎，到金盆湾一带侦察。

张丕谋在老沟了解到，土匪头子李青伍近来很少回家，行为反常，只有土匪的“坐地大爷”李凤山来李青伍家中联络。张丕谋就秘密逮捕李凤山，审讯查出：劳山事件正是李青伍股匪所为！边区党委指挥剿匪部队从南面迂回，数县合剿，很快将土匪四面包围。

在这次联合清剿行动中，先后抓捕、处决的有土匪头子李青伍、齐金权，民团头子姬延寿及坐探冯长斗、韩老二、蒋海福等13名匪徒。特别是那个罪大恶极的冯长斗被抓获后，边区政府在南二十里铺专门召开了公判大会，参会的群众很多，可以说人山人海，当大会宣布冯长斗把周副主席去南京的消息送给土匪，致使周副主席险些遇害时，全场群情激愤。冯长斗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会后，冯被处决在柳树滩里，结束了他罪恶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