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孝感

伴随“呜——”的长鸣，一列火车驶入孝感火车站，静静地停在东段岔道上。

1958年11月14日下午，毛主席在专列上接见了孝感基层干部和农民代表，随后到驻军大院视察。

“亩产万斤我不相信”

1958年11月14日，郑州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之后的第四天，毛主席南下来到湖北。车到孝感时，毛主席嘱咐停车。他要在这里接见基层干部和农民代表，了解农村的状况。

下午3点多钟，孝感县长风人民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朱朝启和全国劳动模范官木生、勤俭持家模范晏桃香被一辆吉普车送到孝感火车站。在保卫人员的引导下，三人来到车上。

“毛主席！”走在最前面的朱朝启第一眼就看见了毛主席。陪同毛主席的还有湖北省、地、县的几位负责人，看见他们三人进来，便都站起来。

毛主席也从一张铺着白布的大会议桌后站起来，从靠窗口的东边向三人走来，用浓重的湖南话向他们打招呼。

在朱朝启、官木生、晏桃香到来之前，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孝感地委第一书记王家吉已经分别向毛主席汇报了湖北农村“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的情况。当听到全省“大跃进”的典型——孝感县长风人民公社复员军人创造的“万斤田”亩产万斤稻谷时，毛主席望着王任重说：“我不相信。”

毛主席又问起晏桃香对“挑灯夜战”的看法。晏桃香已近40岁，自丈夫去世后，独自挑起生活重担，勤扒苦做，辛勤地抚养几个孩子。她的事迹见报后，曾经感动过许多人，陈毅副总理曾写诗赞扬。晏桃香答道：“妇女干劲儿不小，能和男人一个样，但是夜里加班加点干了活，白天就没有劲儿了。”

毛主席听了，说：“妇女和男人还是不能一个样啊！要关心她们，要执行‘三期照顾’（三期，指月经期、怀孕期、哺乳期），今年三月我在成都会议上就讲了劳逸结合嘛！”听到官木生说社员的干劲很大，毛主席说：“群众积极性越大越要关心群众，不要搞夜战，人过分劳累要害病的。”

接着，他向大家问起农业“八字宪法”的贯彻情况。朱朝启讲到孝感县旱田改水田、山坡改梯田、单季作物改双季作物、籼稻改粳稻、高岗改平地的“五改”情况。毛主席听了很满意。

座谈会已经开了一个多小时。晚上7点钟左右，一行人来到位于城区三里棚地段的驻军大院礼堂。在热烈的掌声中，毛主席径直走到前排桌子前同群众见面，一起观看京剧演出。

6天后的1958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毛主席说，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真理也破了。不要弄虚作假，不要虚报成绩。

紧接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会议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意在纠正急于由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过渡，并对人民公社制度的一些重大政策界限做出明确规定。会议做出的《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提出，一方面继续反对保守，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另一方面则要压缩“空气”，反对浮夸。

三次与孝感结缘

“除了这一次，孝感与毛主席还有两次结缘。”原孝南区史志办副主任梁柏清向记者讲起更多精彩故事。

1953年2月15日，毛主席南下视察，急于了解广大农村打倒封建地主阶级，农民分得土地之后的情况。时任孝感地委书记王良得到通知后前往武汉汇报工作。

2月16日，早餐过后，毛主席在武汉市委招待所一个简朴的会议室接见了王良。得知他是山东人，毛泽东风趣地说：“啊，还是一位‘山东好汉’。”风趣的话语，让王良放松下来，不再拘束。

坐下来后，毛主席拿出笔记本，首先要王良谈谈土地改革后翻身农民的生活状况。毛主席问得很仔细，集市的萝卜多少钱一斤？猪肉多少钱一斤？农民最迫切的要求是什么？等等。王良一边汇报，毛主席一边听一边记，不时点头。

紧接着，毛主席又问道：“农民有了土地，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下一步，我们政府应该做哪些事情？能谈点你的个人高见吗？”

王良回答道：“主席，我认为首要任务是引导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

毛主席连忙肯定：“对，发展生产，改善群众生活是我们的头等大事啊！”

时间来到1962年8月，北戴河举行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全都是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会议特邀了两位地委书记，其中一位正是时任孝感地委第一书记的赵修。赵修为什么能够参加这次会议？梁柏清说：“其中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1961年3月，毛主席在广州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时任孝感地委办公室副主任的杨介夫曾向梁柏清回忆道，当时他按照领导指示下到农村搞调查研究，同时收集群众对农业六十条的意见，很多群众要求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因为大队核算不能体现多劳多得。

同年7月，赵修和黄冈地委书记跟着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东湖招待所受到毛主席接见。

毛主席说：“你们在下面贯彻六十条，群众有什么反映啊？”

赵修汇报了相关同志到农村做调查研究，有群众提出以生产队核算的建议。

毛主席说：“我最近在河北石家庄也搞了点调查，群众说六十条中生产大队核算不好，不能完全调动社员的积极性，要求改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同时夸赞道：“好哇！看来我这个生产队核算还不是独家新闻啊。”

围绕这一精神，孝感地委马上开展调查，并撰写了《做到心中有数》和《关于新开荒地的问题》两篇调查报告。

1961年9月，毛主席经过全国性的大调查，根据几个省的意见，提出将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1962年7月，北戴河会议开始筹备，中央办公厅通知赵修将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调查形成材料，并作好带材料参加中央会议的准备。8月，赵修带着材料参加了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会上，毛主席对孝感的调查材料非常满意，还在大会上说：“生产队核算好哇，村东头一喊村西头都听得见！”

人不忘本报党恩

1958年，官木生和晏桃香同时被毛主席接见的那一年，其子官本和、付德明，均为8岁。

5月21日，记者辗转联系上两位71岁的老人，他们说的最多的话是“自豪和骄傲”。

官本和至今记得，父亲官木生在接见后的次日回到家里，被邻居、亲朋、干部“众星捧月”般团团围住的场景。每个人都很激动，细细地询问当时的场景。

父亲去世已30多年，官本和对父亲生前的印象只有“忙”，“忙着干农活，还要忙着开会，上传下达，在家的时间非常少”。官本和告诉记者，父亲是穷苦出生，孩童时便给地主家放牛，成为全国劳动模范后，更是处处起表率作用，积极参加劳动。

“肯吃苦，不忘本，”是官本和从父亲身上习来又传承给子孙的“家训”，付德明也不约而同向记者说到这六个字。

晏桃香是孝南朋兴乡和平二村人，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1952年丈夫病逝后，留下4个孩子。晏桃香勤俭持家，除维持一家5口人的生活外，还略有结余，成为全国勤劳节俭的模范。

她的儿子付德明回忆道，后来家里条件不断改善，母亲却依旧节约，子女给的零花钱自己从不舍得花，却热心帮助有困难的亲戚和村民，送粮食给五保户、孤寡老人；把卖鸡蛋的钱省下来，给邻居当医药费，等等。

母亲是付德明言传身教的好老师。1977年7月，他所在的铜矿发生瓦斯爆炸，学医的付德明第一时间冲到现场救治伤员，却不慎从27米高处跌落，身上5处骨折，昏迷了七天七夜。得到消息赶来的晏桃香在床前仅陪了一晚，便重返工作岗位。付德明说：“她叫我坚强，我说我没有事。”

如今，晏桃香的儿孙们个个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其中，6人在医疗系统，去年新冠疫情期间都冲锋在一线。付德明说：“母亲常常教育我们不能忘本，是共产党让我们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孝感日报，史料支持：孝感市史志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