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帝国灭亡的前夜，到底发生了什么（上）

写在前面——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

在这个专栏，我将和大家一起，用十五万左右的文字，来探讨三国时期的一些有趣的人和事。在探讨之前，我们必须明白一个基本的论点，那就是，我们究竟应该秉承什么样的史观？对此，我的观点非常明确，那就是我们一定要坚持唯物史观，而不是唯心史观。

什么是唯物史观？在我看来，那就是历史是客观的存在。改变历史的，永远是生产力、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是时代的大潮，是千千万万的人合力的结果。

什么是唯心史观？在我看来，那就是认为历史可以由某个人，或者某些精英团体的决定而改变。

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唯物史观，而不是唯心史观呢？原因很简单，如果坚持唯心史观，就会落入帝王将相的窠臼；更让我们被蒙蔽了双眼，从而看不清历史的真相。

说到历史的真相，我还有一个观点，这个观点也从始至终我的所有文章，那就是，历史是上层建筑。它的下层基础结构，决定了历史的发展，更决定了历史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样子。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因此，对于史书上的记载，我的观点是，既不可随便发表一些吸人眼球的歪论，犯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更不能掉书袋，奉史书上的记载为圭臬。关于这一点，在我的番外《<史记>中的刘邦和项羽的形象》里，有更进一步的阐述。

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正题。

一、“乱我家者，太子也。”

汉宣帝刘病己看到儿子，也就是太子、未来的汉元帝刘奭，劝阻自己收拾小弟，当时就发飙了。

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汉书·元帝纪》

其实呢，我们很容易就能理解汉宣帝的愤怒。

因为，什么叫用刑太深？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儿子你是不是真以为我是暴力狂，没事喜欢乱杀人啊？

还不是因为这些人不服我，没事跟我阴阳怪气唱反调。

只不过，人生如戏，全靠演技。人家不敢公然反对我，自然要打着为国为民的旗号，给自己找点高大上的理由。

当然了，人家有时候也会忽悠，说要用儒生，要宽容他们这种犯上行为。

对这种小九九，我是太清楚不过了。我也不会跟人家啰嗦，只会用我的剑跟他说话的。

但是我没想到的是，儿子你居然当真了！人家没有忽悠到我，但是我没想到却把你忽悠瘸了！

当年老的宣帝，看着自己年轻的儿子，估计内心充满着绝望和焦虑。天下事汹汹，而自己的儿子却如此天真幼稚。他能守得住祖先筚路蓝缕打下来的江山吗？

事实上呢？宣帝可以说是一语成谶了！

有人会问，讨论东汉的灭亡，为什么要从西汉的汉元帝说起呢？因为说起东汉的历史，有两个说起来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名词，其中一个就是士族。从汉元帝开始，当地人可以担任本郡的最高军政长官了！两百年后占据中国政治舞台主角数百年的士族，现在已经开始发出萌芽了。

在历史上，士族这个词经常和豪强纠缠不清，甚至某些时候，豪强就是士族，士族就是豪强。那些牛逼到天上的士族，就是所谓的豪门。

这些豪门，我们闭着眼睛就能数出汝南袁氏、弘农杨氏、颍川荀氏、下邳陈氏、太原王氏、陈郡谢氏、兰陵萧氏、琅琊王氏、河东裴氏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

在西汉时期，士族显然还处于萌芽并茁壮成长的时期，表现出来，就是所谓的豪强。

豪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受限于有限的生产力和落后的交通，帝国的中央政府通常很难控制远离都城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地头蛇自然就如雨后春笋一般成长起来了。

豪强产生，说来说起就是一个经济问题。

打个最简单的比方，一个地方离首都一千多公里，这个地方的赋税，该如何处理呢？

从理论上说，自然应该上交给中央政府统筹规划啊！如果是当今社会，那根本就不叫个事。因为现在交通如此发达，甚至我们可以利用数字和网络。问题是，在古代，这就是个要命的问题。

这样一笔赋税的人工运输成本和损耗，自然是很吓人的。更何况，一大笔横财这样长距离的运输，很难不让法外之徒眼红，因此安保成本一定也是很惊人的。此外，为了防止偷税漏税或者监守自盗，复杂的清点、核算成本，通常也是很烦人的。

如果该地有若干纳税大户，每年光荣纳税多少多少个亿，那也算个事。问题是，西汉除了关中、中原和其他个别地区，绝大部分地区的生产力和纳税能力通常都是很感人的。

这样一来，无论是帝国的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还是当地的纳税大户都觉得，把这笔赋税留在当地，是最稳妥的办法。这样一来，不仅免去了长途运输的成本和损耗，地方政府的工资、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也能利用这笔赋税解决。如果收成好的年头有富余，甚至可以用来维稳和赈灾。

问题是，这是理论上的说辞。

这样一笔财富，他的收取，因为天高皇帝远，中央政府自然很难监管，自然就有大户偷税漏税了。

这样一笔财富，他的保管，因为天高皇帝远，中央政府自然很难监管，自然就有烂账、坏账了。

这样一笔财富，他的使用，因为天高皇帝远，中央政府自然很难监管，自然就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

时间一久，地方的豪强就诞生了。

到后来呢？地方上的豪强，不仅公然侵吞地方的经济资源，截留地方赋税；甚至把帝国中央政府支援地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资源，都要雁过拔毛，咬下一大嘴肉来。

我上面说的，只是一种很不准确的、理想化的情况，真实的情况，远比这复杂的多。之所以这样表述，只不过是想说明，因为生产力低下，交通落后，帝国的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其他方面，都是很有限的。

对于豪强，帝国的中央政府自然想摆平的。打击豪强，一向是西汉帝国的基本国策。

汉宣帝就说了，王霸之道杂之。

总而言之，你听话，那咱们就说王道，大家谈谈王道复古，你好、我好、大家好。你不听话，那咱们就说霸道，总而言之，如果不把你坟头上的草都砍平，都对不起我手里，磨的这么快的剑。

当然了，帝国中央政府也不是死脑筋，自然是看菜吃饭，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的。

西汉帝国建立初期，自然不会放手打击豪强。一方面，帝国草创，百废待兴，随便乱折腾，到时候被扣上“暴”秦的帽子，再出几个陈胜吴广就不太妙了。另一方面，豪强还远没到威胁帝国统治的地步。

这种政策，因为通常比较符合豪强们的利益，所以一直有个比较好听的名字：无为而治。

什么叫做无为之治呢？这说法一本正经地扯起淡来，可就高大上了。说简单点，无非就是少搞事情。

总而言之，你当了皇帝，天天吃香喝辣，我们底下都穷的都揭不开锅了，你还整天想从我们口袋里掏钱，自然是你这个皇帝不对。

总而言之，老子都说了，治大国若烹小鲜。你当皇帝就该好好睡美女、生儿子，要是把下面折腾的鸡飞狗跳，自然是你这个皇帝不对。

这时候西汉帝国的政策，是在帝国政府难以影响到的地方大肆分封刘姓诸侯王。一方面，自然是震慑六国的遗老遗少，保卫皇帝；另一方面，自然也是希望宗室到地方，能够把地方的资源做一定程度的整合，抑制豪强。

问题是，这样的结果自然是诸侯王尾大不掉了！经过七国之乱，西汉帝国自然不敢再这么玩了。

随着刘姓诸侯王被砍的七七八八，帝国境内的豪强们，也越来越跳。终于，汉武帝一改文景无为而治，放手打击豪强。一时间，豪强们被汉武帝用带血的屠刀，收拾的哭爹喊娘。大汉帝国酷吏遍地，哀鸿遍野。

汉武帝这样毫不留情地收拾豪强，下手就是五道血印子，大家自然会给皇帝送上一顶暴君和屠夫的帽子。当然了，皇帝肯定不会亲自下场砍人，通常都会交给自己的狗腿，比如说张汤、桑弘羊、暴胜之之类的人，自然光荣地成了走狗和酷吏的代名词。

但是，面对豪强坐大的事实，汉武帝最终也得服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