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融剧照

公元 208 年（建安十三年）六月，曹操自任丞相。八月，曹操就杀了孔融。孔融是当时名重天下的名士，不仅是孔子的第二十世孙，且位居要津，任将作大匠，相当于今建设部长。那么，曹操为何甘冒天下之大不讳，背上大金杀害名士的恶名呢？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孔融得罪曹操非一朝一夕，曹操已经隐忍多年了。

孔融的作死之路

建安二年（公元 197 年），袁术称帝，曹操欲杀太尉杨彪，因杨彪对曹操专权不满，曹操想借机除掉他，而杨妻乃袁术之女，曹操遂将杨氏下狱。孔融听说后，连朝服都来不及穿，马上去见曹操，对曹操说：「杨公四世清德，海内外共同景仰。周书说父子兄弟犯罪互不牵连，更何况因袁氏就归罪于杨公。易经称『积德行善之家，恩泽及于子孙』，只是欺人之语而已。」

曹操官腔的塘塞回覆：「这是国家的意思。」孔融反问道：「如果让周成王杀召公，周公可以说自己不知道吗？现在天下士人之所以仰慕明公，是因为您聪明仁智，辅助汉朝，举荐正人君子，斥退奸邪小人，致令四方和乐。现在却要杀害无辜之人，如此海内旁观侧听之人，谁也不会再敬重您了！我孔融还是鲁国一男子，明日就拂袖而去，不再来朝。」当时，曹操掌权的时间还不长，羽翼未丰，还要收买人心，不敢过于造次，遂不杀杨彪了，但对孔融难免心存介蒂。

然而，孔融却不知收敛，经常找机会讽刺挖苦曹操，这应是孔融忠于汉室，不满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建安九年（公元 204 年），曹操攻破邺城，曹丕夺袁熙之妻甄氏为妻。孔融遂致信曹操说「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曹操因孔融博学多才，以为此乃美谈，遂问其典出何处？孔融回答：「以今度之，想其当然耳」。曹操这才知道，孔融讽刺自己父子攻打袁绍只是为了抢人钱财、夺人妻女，不免怒火中烧，而孔融却以为不过跟曹操开开玩笑而已。

由于当时战乱频仍，曹操为了节约粮食，以商纣王酗酒亡国为由，下令禁酒。孔融酷爱饮酒，故又唱对台戏，作《难曹公表制禁酒书》云：天上有酒旗星，地下有酒泉郡，人有海量称酒德，帝尧饮千锺酒故有圣人之称。……况且夏桀和商纣王皆因女色而亡国，理应下令把婚姻也禁止。」曹操自然很不高兴，但孔融名重天下，又是朝廷大臣，曹操一时也奈何他不得，但已对其怀恨在心。

曹操的决定，通通say no！

若孔融只是讲些怪话，虽然刻薄难听，曹操出于政治考虑，或许尚能勉强忍耐，但孔融几乎逢曹必反，甚至妄议曹操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这是曹操绝对不能容忍的。

例如官渡之战时，孔融在朝廷散布袁绍不可战胜论，他对荀彧说：袁绍地盘辽阔，兵力强大；田丰、许攸都是智谋出众之士，为其出谋画策；审配、逢纪都是尽忠职守的大臣，为其处理政事；颜良、文丑皆勇冠三军，为其统领兵马：实在很难战胜他呢！」

荀彧当即予以驳斥：「绍兵虽多而法不整。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治。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后事，若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纵也，不纵，攸必为变。颜良、文丑，一夫之勇耳，可一战而禽也。（袁绍虽然多兵，但治军不严；田丰性情太过刚毅，往往以下犯上，难为袁绍所容；许攸生性贪婪，没人约束，将来必然会出事；审配虽然忠诚，但见识短浅，刚愎自用；逢纪办事果断，但不愿听取不同意见；留审配和逢纪主持后方大事，如果许攸犯了法，这两人肯定不会饶恕许攸，不饶恕他，他就会叛变。颜良、文丑更是有勇无谋之辈，可以一战而擒之」（见《三国志．荀彧传》）。

后来，曹操征伐乌桓，孔融又跳出来反对，说：「宇内动荡不靖，大将军却浪费兵力去平定本身就萧条的海外。以前比乌桓更远的肃慎还不贡楛矢呢，丁零还偷苏武的牛羊，不如一起收拾好了。」更严重的是，孔融曾上书朝廷，提出「宜准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内，不以封建诸侯应该按照古代的制度，首都千里之内不封侯。（应该遵照古代的制度，京城千里之内不封侯。）」（《后汉书．孔融传》》。

孔融此举，实有重振汉室皇权，削弱诸侯势力之意，曹操自然不能无动于衷。他只能让皇帝当傀儡，岂能让皇帝握实权？曹操认为孔融此举是针对自己的，其目的是要远放自己这个侯爵于千里之外。再者，孔融与刘备素有交情，曹操将要用兵荆州，遂决定先杀孔融，以绝后患。

悲剧开始

建安十三年（公元 208 年）六月，曹操改革官制，恢复了丞相和御史大夫，任郗虑为御史大夫，相当于今日的监察部部长。郗虑素与孔融不和，曹操任命自己为掌握生杀大权的御史大夫，自然心照不宣。

郗虑以极高的效率搜罗孔融的罪证，并让军谋祭酒路粹写了揭发材料：孔融从前在北海为相时，见王室不安宁，就招集徒众意图不轨，还说：『我大圣之后，被宋所灭。有天下的，何必一定姓刘。』孔融位在九卿，不遵守朝廷的礼仪，不戴头饰在宫廷中乱跑。还与没有出仕的祢衡互相吹捧，祢衡说孔融是『仲尼不死』。孔融答说：『颜回再生。』

其中，最严重的一条是宣扬「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卯金刀就是刘字，意思就是说为什么只有姓刘的可以坐天下？这就是谋反的铁证，当然罪该万死。建安十三年八月壬子日（公元 208 年 9 月 26 日），孔融被曹操以「招合徒众」，「欲图不轨」、「谤讪朝廷」、「不遵朝仪」等罪名杀之，株连全家。

孔融死时五十六岁，妻儿同遭杀戮。孔融少时聪明，死到临头却糊涂一时，竟哀求前来行刑的官吏保全自己两个幼子。相反地，两个六七岁旳小孩镇定自若，从容对弈，他们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一语道破天机：「安有巢毁而卵不破乎！」

孔融的罪名竟是不孝

由于孔融名望甚高，曹操怕天下人心不服，遂将孔融的罪状昭告天下：「孔融虽已伏法，但世人因崇尚虚名，不加核实，遂被孔融借他的虚名标新立异，随便编造不实之词，蒙骗世人，不察觉他伤风败俗的行为。州人说平原祢衡接受孔融的言论后，就到处传播，说父亲与儿子有什么亲？论其本意，只不过是情欲的副产品而已；儿子与母亲，有什么爱？就像寄存在缻中的东西，倾倒出来就分开了。

又说一旦遭遇饥荒，若然父亲不好，宁愿将食物拿给别人去吃。孔融违背天道，败坏伦理，不但该杀，而且杀得太过迟了。故特陈列此事，宣示诸军将军将校掾属，让大家都知道。」（《三国志．崔琰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

此乃典型的以言治罪，是专制政治的产物。孔融是否确有上述言论，只有天知道。这份文告说是听祢衡说的。祢衡听孔融说了这些话后，就四处传播，败坏世风。惟祢衡已死，死无对证。曹操断定是孔融说的，那就是孔融说的，不容置辩。

纵然孔融真的说过这种话，也不过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故作惊世骇俗之论，言论纵有失当，最多只能予以批判谴责，根本不能治罪。不过，孔融所处的时代并无现代人权的概念，连「腹诽心谤」都有罪，更遑论宣之于口了。曹操自己说「唯才是举」，盗嫂受金、不仁不孝也无关紧要，又岂能以不孝之罪杀人呢？曹操此举岂非出尔反尔、自食其言吗？

再者，孔融仅有不孝的言论就要满门抄斩，曹操诏告天下网罗不仁不孝，有才无德之人入仕为官，岂非更应千刀万剐？历史学者陈寅恪先生在《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锺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一文中，深刻剖析曹操此举的深远影响及其背后动机：在东汉时代，外廷的士大夫大多出身儒家豪族，如汝南袁氏、弘农杨氏家族，都是笃信儒教的豪门世家。

他们都重仁孝，尚礼节，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立身之本，不敢逾越这些道德范畴。曹操的「三令」，向世人明白宣示：有德者未必有才，而有才者，或负不仁不孝、贪诈的污名，而曹操则不以道德为取录人才的依据。曹操取才的标准是才能，不是道德。曹操的「三令」，宣布了汉以来儒家豪族遵奉的金科玉律，与征辟选士制度全面破产。

曹操出身阉宦家庭，按照儒家经典教义，是难以取得政治地位的。若不彻底摧毁儒家的经典教义，就难以立足，更不能与儒家豪族如袁绍者流竞争取胜。因此，曹操的「三令」，可视为曹魏皇室大政方针的宣言书。

当然，没有人敢质问曹操。诚如鲁迅先生所言：「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见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结论

历史学者郭沫若在 1959 年 3 月 23 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替曹操翻案》一文，为其杀人辩护道：「当然曹操是杀过人的，不仅打仗要杀人，和他的法令相抵触的人他也杀过。大家喜欢指责他杀了孔融（建安七子中的一子）。孔融是孔夫子的后人，这位先生的性情和主张，其实都是相当乖僻的。例如曹操禁酒，而孔融偏要嘲笑他，说『桀纣以色亡国，今令不禁婚姻』。」

在郭氏看来，不但违反曹操的「法令」该杀，连性情和主张乖僻也该杀。这是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史学家的认知，如果孔融生于 1700 年后，他的下场也不会好到哪里去。「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竟然出自一位面对株连的 8 岁小孩之口，令人慨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