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谈古论今”

作者：赵原野，更多原创请关注鹰眼观天地。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无论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还是在日理万机的建设岁月，甚至在弥留之际，毛泽东都手不释卷。

而且他“活学活用”，不读死书，善于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指导人生、发展、革命和建设，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借鉴。

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就把读书学习当作一种追求和境界，一种使命和责任。

“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

1976年9月8日，毛泽东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但是，根据医疗组护理记录，这一天，毛泽东看文件、看书仍达11次之多，时间共两小时50分钟。

这天下午4时37分，经医生抢救，毛泽东再次睁开了眼睛，他要求看文件，在心律不齐，危在旦夕的情况下，阅读长达30分钟。8个小时后，毛泽东永远合上了双眼。

毛泽东博览群书，最爱读传统的经、史、子、集著作，“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他阅览之勤、涉猎之广、所获之丰、思考之深，远远超越了许许多多专门的“读书人”。

毛泽东读书学习讲求独立思考，多读多思、反复读反复思，善于采取分析、比较和提问等方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尤其在读历史的时候，注重把所读之书放置在一个恰当的历史背景下，从书中鉴取历史兴亡之道、悟出为政治国方略。

毛泽东说，“读历史是智慧的事”；“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马克思主义者是善于学习历史的”。

一部煌煌294卷、300多万字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毛泽东一生读了17遍；卷帙浩繁、风格迥异、总计4720万字的《二十四史》，毛泽东批注就有198条3583字。

在湖南省立高等中学读书时，毛泽东曾写过一篇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这是现在人们所能看到的毛泽东存世最早的文章。

这篇文章赢得阅卷老师的赞赏，并称当时还不到20岁的毛泽东：“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1952年，毛泽东购置了一部清乾隆武英殿版《二十四史》，从此，这部书陪伴了他24年。

毛泽东读史，是要让历史为我所用。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倡导爱民的军事家的影子；从“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相关战略战术思想的印迹；从长征期间的“四渡赤水”、解放战争中的“三大战役”等一系列堪称神来之笔的战略战术中，我们也都能看到毛泽东读透历史、打通古今的智慧之光。

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毛泽东说：中国“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

毛泽东认为“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他欣赏的历史人物，一是懂得历史规律能干成大事的人，二是从底层发展起来的朝气蓬勃的能人，三是忠厚仁义、大度谦逊、不计功名的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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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历史上很多人物都有过独到的认识和评价，其中承载着他深厚的历史情怀和宏阔的唯物史观视野。

毛泽东在读欧阳修等所著的《新唐书·李恪传》时，评说李世民是“聪明一世，懵懂一时”，指出了唐太宗李世民在立皇储问题上的失误。因为唐太宗本打算废李治立李恪为太子，但因李治的舅舅长孙无忌为其外甥争位，只得放弃了改立计划，殊不知留下后患，致使武则天专权。

1975年，毛泽东同身边的工作人员孟锦云长谈过几次，从评论《资治通鉴》开始，其中谈到了武则天。

“武则天，一个女人当了那么多年皇帝，可真是不简单啊！”孟锦云大发感慨。

毛泽东说：“你觉得武则天不简单，我也觉得她不简单，简直是了不起。封建社会，女人没有地位，女人当皇帝，人们连想也不敢想。我看过一些野史，把她写得荒淫得很，恐怕值得商量。武则天确实是个治国之才，她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

毛泽东还谈过武则天立无字碑的事：武则天有自知之明，她不让别人在她的墓碑上刻字。有人分析其本意是功德无量，书不胜书。事实上，那是武则天认识到，一个人的功过是非，不应自己吹，还应由后人去评论。

毛泽东读史论政、古为今用达到了信手拈来的境界。

毛泽东读《史记》后曾总结项羽有三误，一是项羽在鸿门宴上对范增的建议置若罔闻，将刘邦放走；二是项羽过于相信楚汉所订立的鸿沟之约，对刘邦毁约东进的估计不足；三是项羽建都彭城，放弃沃野千里、雄关垒座的关中地区，造成了重大战略失误。

所以到了1949年4月，解放战争如火如荼的时候，南京国民党政府提出“划江而治”的方案，毛泽东对此十分警惕，发出了“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千古绝唱。

“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这是毛泽东读《史记·高祖本纪》写下的批语。

毛泽东在各种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对刘邦都有较高的评价。他评点《史记·高祖本纪》说，刘邦本是一介平民，早年名声也不太好，但他能在秦末群雄逐鹿的时代大潮中脱颖而出，开一代王朝基业，名垂史册，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人。

1962年1月30日，中央工作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大谈刘邦从谏如流的故事：“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学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利了，项羽败了，这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有些党委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是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是要垮台的。”

可见毛泽东是借古喻今，以史论政。

毛泽东读《明史》多次，对《太祖本纪》也有较多论述。延安时期，他在一次讲课中说：朱元璋以一个落魄的和尚，十五载而成帝业，是继刘邦之后又一个出身卑微、起自草莽的平民皇帝。毛泽东认为，朱元璋虽然不识字，但却善于从战争中学习，多谋善断，“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1964年5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明朝除了明太祖、明成祖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尽做坏事。”而嘉靖皇帝的昏庸无能，是明朝由盛到衰的根本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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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读《资治通鉴》时，曾批注说：“观人观大节，略小故。”1975年，毛泽东再次批示强调要“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

毛泽东说“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二要在实践中识别和考察干部；三必须走群众路线。干部好还是不好，有何特长和能力，群众最有发言权。

在江西斗争时期，毛泽东对罗荣桓的选用集中体现了这三点。

据说，井冈山时期，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毛泽东一眼就看上了林彪。他与陈毅三过井冈山，突然树林里边传来一个声音，有一个瘦弱的青年在讲话：“我们共产党有枪也有人，将来就可以有天下。”毛泽东问这个人是谁，陈毅告诉他是林彪。

1930年，23岁的林彪被任命为红四军军长，但军政委一职让谁担任令毛泽东颇费脑筋。因为林彪性格有点古怪，平时少言寡语，别人很难与他交流和共事。

经过慎重考虑，毛泽东最后选中了红四军第二纵队的党代表罗荣桓，“荣桓同志是个老实人，而又有很强的原则性，能顾全大局，一向对己严，待人宽，做政治工作就需要这样的干部”。

正是由于毛泽东的重用，罗荣桓后来在军队政治工作方面成就卓著，从而成为唯一的一位政工干部出身的元帅。他去世后，毛泽东专门写了一首七律诗《吊罗荣桓同志》，其中有句：“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抗日战争时，粟裕卓越的军事才能已为毛泽东觉察。1945年9月，他被任命为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兼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内战爆发后，他率部以3万人迎战国民党军12万人的进攻，七战七捷。

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后，中共中央根据战略形势决定，从中原战场上抽出一部分兵力渡江南下，以调动中原战场上的国民党主力部队，把战争进一步引向敌人的大后方。然而，粟裕经过研究认为，此举不一定能达到吸引敌军的目的，反而减少了中原地区的作战力量，不如集中兵力于中原地区，大量歼灭敌人，从而改变整个战局。为此，他三次致电直陈中央。

毛泽东对粟裕的不同意见非常重视，通知他到中央直接汇报，最后决定采纳他的建议。后来，战争的实际进程恰如粟裕所料。如果不是毛泽东独具慧眼，一下子看出了粟裕的军事才能，至少中原战场不会那么顺利。

在战争年代，毛泽东给前方将领的电报和指示，很多都写有“请酌办”、“望机断行之”、“请将你们意见电告”、“请按实情决定”、“望酌情机断行之”等语，甚至专门嘱咐“临机处置，不要请示”。

这恰恰与国民党在战役指挥时的电令形成鲜明的对照，蒋介石下达的电文里充满了“务必”、“限于”、“特令”等严厉词句，甚至常常强调“倘有延误，决按军律从严惩处，不稍宽待”。

新中国成立初期，贵州的匪患很严重。其中有一个布依族女匪首程莲珍，武功高强、身手敏捷、枪法奇准，长期为患一方。后来，经过贵州省军区努力，终于将其擒获。按其罪责，应当严惩。

当省军区把此事上报到中央时，毛泽东竟下令说服教育后放了她。程莲珍果然洗心革面，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劝说了22名匪徒向政府投降。有几个号称“八大金刚”的匪首，特别凶狠狡猾，拒不投降，程莲珍动员他们家属去劝降多次未果，于是她带着部队进山将他们一一击毙。

1959年，毛泽东在一些重要场合多次谈论曹操的谋士郭嘉，他认为，做领导工作的，最忌讳者就是见事迟、得计迟，成败关键在于抓住要害，当机立断。

毛泽东说：“现在，我是借郭嘉的事来讲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以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要告诉他们，不要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谋要多，但不要寡断，要能够当机立断；端可以多，但是要拿住要点。”

毛泽东的伟大体现在诸多方面，而读史辩史，活学活用，用于指导革命与建设，这种刻苦学习、创新实践的作风，成为我党我军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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