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文亚隆：我从来没有忘记生命中有了玛丽莲的巨大幸运 | 七夕

01 遇见玛丽莲

我总是鼓励实习治疗师做个人治疗。“你的‘自我’（self）是你主要的工具，尽可能学习它。不要让你的盲点妨碍你理解你的患者，或者与他们共情。”

但是，我从15岁开始就与一位女性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并且此后一直全心投入在我的大家庭里，以至于我经常寻思，我是否能够真正地理解一个孤独终老的人的世界。

我常常觉得我认识玛丽莲之前的岁月是黑白分明的：在她进入我的生活之后，才逐渐有了色彩。

对于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我的记忆清晰得不可思议。我在罗斯福高中上十年级，在新街区住了差不多6个月。

一个星期六的傍晚，在保龄球馆赌了几个小时之后，路易·罗森塔尔（Louie Rosenthal），我的一位保龄球好友，告诉我附近有一个聚会，在玛丽莲·柯尼科家，并且建议我们一起去。

我很害羞，并不热衷于参加聚会，而且我不认识玛丽莲—她当时在上九年级，比我低半个学期，但是，因为我没有别的计划，所以我同意一起去。

她家是一座朴实的砖墙联排住宅，和第四大街上从法拉格特街到加勒廷街之间所有的其他房子都长得一样，由几步台阶通向前廊。

随着我们走近，我们看到一群和我们差不多年纪的孩子，聚集在台阶和小门廊前，想要进入前门。

我这样一个社交回避的人，立马掉转头，开始往家里走，但是我机智的小伙伴，路易，抓住我的胳膊，指着朝向门廊的窗户，提出我们可以把窗户推开从那里爬进去。

我跟着他爬过了窗户，并且挤过人群进入了前厅，在那里，位于密集人群的绝对中心，站着一位娇小玲珑，非常活泼可爱，长着长长的、浅棕色头发的女孩，正在接受朝拜。

“那就是她，矮个子的，那就是玛丽莲·柯尼科，”路易一边说着，一边走到另外一个房间去找点东西喝。

接着，就像我说过的，我通常是个害羞的人，但是那天晚上我让自己都吃了一惊，我没有掉转头从窗户爬走，而是挤过人群，来到了女主人身边。

当我走到她身边的时候，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是脱口而出：“嗨，我是埃夫·亚隆，我刚才从你家窗户爬进来的。”

我不知道在她的注意力被别人转移走之前，我们还说了些什么，但是我知道我没救了：

我就像一枚被磁铁吸住的钉子一样，并且我立刻有一个感觉，不，不只是一个感觉，是一份确信—她会在我的生命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玛丽莲·亚隆和欧文·亚隆（2006年，旧金山）

第二天我紧张地给她打了电话，那是我第一次给一个女孩打电话，并邀请她去看一场电影。那是我的第一次约会。

我们说了什么？我记得她告诉我，她最近一整晚没睡觉看《飘》（Gone with the Wind），第二天要请假不去上学。

我觉得这个真可爱，我简直为她神魂颠倒。我们都爱看书，然后很快就不停地讨论起书来。出于某种原因，她似乎对我热衷于中央图书馆的自传很感兴趣。

谁会想到我从A到Z的自传冒险之旅，会起到这样的效果？我们互相给对方推荐书籍—我当时正对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着迷，而她那时候在读我从没有考虑过的书—《简·爱》和《呼啸山庄》。

我喜欢詹姆斯·法雷尔（James Farrell），而她喜欢简·奥斯汀（Jane Austen），但是我们都喜欢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有时候我们互相给对方大声读《天使，望故乡》（Look Homeward，Angel）中很有韵味的章节。

在几次约会之后，我和我的表弟杰伊赌30美元，说我有一天会娶她。他在我结婚的那一天悉数付给我了！

她身上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呢？在我写这本自传，重新认识年轻时候的自己，并且意识到我曾经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困境之中，以及我整个一生多么惋惜我没有一个导师的时候，我突然明白：我确实有一位导师！那就是玛丽莲。

我的无意识领会到了，她在教化我并且引领我积极向上这一任务上，是特别适合的。她的家庭历史与我的类似，让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可以感觉很自在，但是又略有所不同。

她的父母也是从东欧来的移民，但是比我的父母要早来四分之一或者半代人的时间，并且接受了一些世俗教育。

他的父亲十来岁的时候来的美国，但是来的时候并不和我的父亲一样一贫如洗。他受过教育，人很浪漫，热爱歌剧，并且和他崇拜的人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一样，环游整个国家，干各种各样卑下的工作以养活自己。

在与西莉亚（Celia），玛丽莲的母亲，一位在克拉科夫长大的漂亮、亲切，没有半点我母亲的愤怒和粗俗的女士结婚之后，他开了一家杂货店—我们相遇几年之后得知，这家店离我父亲的商店只隔了一个街区！

我肯定在那家小的街区杂货店前面走过，或者骑自行车经过了几百次。但是她的父亲很有远见，不愿意让他的家人住在那样一个骚乱、不安全、贫穷的社区里，因此玛丽莲在一个朴实但是安全的中产阶级社区长大，并且几乎从来没有踏足她父亲的商店。

在我们开始约会之后我们的父母见过很多次面，有点反常的是，她的父母对我的父母逐渐变得极为尊重。

亚隆全家福（2015年5月，夏威夷哈纳雷）

她父亲意识到我的父亲是一位极为成功的商人，并且他正确地察觉到，我的母亲思维敏锐，很有眼光，是我父亲成功背后真正的驱动力。

不幸的是，玛丽莲的父亲在我22岁的时候去世了，我从来没有机会与他熟识，虽然是他带我去看了我人生的第一部歌剧—《蝙蝠》（Die Fledermaus）。

玛丽莲在学校里比我晚半年毕业，那个时候2月和6月都有毕业典礼。在遇见她几个月之后，我参加了她在麦克法兰初中（McFarland Junior High，就在我的高中隔壁）的2月毕业典礼，在她做告别演讲的时候，她非常淡定，我在台下听着，对她充满敬畏。哦，我是多么欣赏和热爱那个女孩啊！

我们整个高中都形影不离，每天一起吃午饭，每个周末都一定会见到对方。

我们对文学有着强烈而共同的热爱，所以我们其他兴趣上的分歧似乎对我们的关系没有任何影响。她很早的时候就爱上了法语、法国文学和文化，而我更喜欢科学。

我完成了读错我看到或者听到的每一个法语单词的伟大壮举，而在她看我的显微镜的时候，只能看到她自己的眼睫毛。

我们都喜欢英语课，并且不像学校里的其他学生，我们都对阅读任务出奇地着迷：《红字》（The Scarlet Letter），《织工马南》（Silas Marner），还有《还乡》（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高中时有一天，所有下午的课程都被取消了，所以整个学校都去参加1946年英国电影《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的放映。

我们挨着坐着，手拉着手。这部电影一直是我们向来的最爱；在过去几十年时间里，我们可能有一百次提到它。

它向我打开了狄更斯的世界，不久之后我就如饥似渴地读完了狄更斯写过的所有的书。从那之后我又重新读了它们很多遍。

多年之后，当我经常在美国和英国之间讲座和旅行的时候，我养成了逛旧书店的习惯，买狄更斯的首版书。它是我唯一收集过的东西。

即使在那时，玛丽莲也是如此的可爱、聪明，并且擅长社交，从而赢得了她所有老师的喜爱。在那些年，我很多方面都做得不错，但是谁做梦都不会想到我是一个可爱的人。

我是个好学生，科学和英语都很好，我的英语老师戴维斯女士（Miss Davis）表扬我的作文，并且把它贴在公告栏上，让我更加不受人欢迎。

不幸的是，在我12岁的时候，我换到了另外一位英语老师，麦考利女士（Miss McCauley）的班上，她也是玛丽莲的老师，并且对她极为赞赏。

有一天在大厅里，她看见我凑到玛丽莲的锁柜旁边和她聊天，从那之后就叫我“锁柜牛仔”。因为我跟玛丽莲献殷勤，她从来没有原谅我，在她的班上我永无出头之日。

她常常对我的书面作业做出严厉的评论和挖苦。我在班上阅读《李尔王》（King Lear）中信差的角色时，她嘲笑我的表现呆板。

最近，我的两个孩子在我们的储物间浏览一些旧纸张的时候，无意中发现我写的关于棒球的一篇热情洋溢的作文，被麦考利女士评为C+，他们极为愤怒，因为她无情地在我写的段落上写下“愚蠢！”或者“小题大做”这样的评语。

请注意，我写的都是棒球界的巨人，比如“摇摆”乔·狄马乔（Jolting Joe DiMaggio）、费尔·里祖托（Phil Rizzuto）、“金刚”凯勒（King Kong Keller）、“护林熊”乔·佩吉（Smokey Joe Page），还有“可靠老伙计”汤米·亨里希（“Old Reliable”Tommy Henrich）。

我从来没有忘记我从15岁开始，生命中有了玛丽莲的巨大幸运。

她提升了我的思想，激励了我的雄心，并且给我提供了优雅、大方和致力于精神生活的榜样。所以谢谢你，路易，不管你身处何方。谢谢你帮助我从那扇窗户里爬了进去。

玛丽莲·亚隆和欧文·亚隆（1988年，巴厘岛）

02 与玛丽莲结婚

1954年，当我们结婚的时候，玛丽莲已经是一位坚定的法国崇拜者。她大三的时候在法国度过了一年，梦想着在欧洲度蜜月，而我，一个土里土气的小伙子，从来没有离开过美国东北部，对出国没有任何兴趣。

但是她很机灵：“在法国过一个摩托车上的蜜月怎么样？”她知道我对摩托车着迷，并且还知道，我们不能在美国租到那样的交通工具。

“给，看看这个。”她说着，递给我一张关于在巴黎租一辆韦士柏（Vespa）的广告。

就这样，我们去了巴黎，我兴奋地在一个离凯旋门一个街区的租赁点选了一辆大型号的韦士柏。

虽然我之前甚至都没有碰过一辆韦士柏，更别说骑过了，但是我需要说服租赁点满脸狐疑的经理，我是一位有经验的骑手。

我骑上韦士柏，以尽可能若无其事的样子，问他启动装置和油门在哪里。他一副满是担忧的样子，给我指了启动装置的小按钮，并且告诉我，转动车把就可以控制进气量。

“哦，”我说，“美国的和这不一样。”然后没有再说一句话，启程开始上路练习，而玛丽莲明智地在附近一家咖啡店里等我。

唉，我刚才还在一条单行道上，突然就闯入了环绕着凯旋门的车水马龙的十车道上。那90分钟的骑行，是我一辈子最可怕的经历之一：汽车和出租车在我两边疾驰而过，喇叭轰鸣，车窗被摇了下来，车里的人大声叫骂，猛挥拳头。

我一句法语也不懂，但是强烈地感受到，那些高分贝的刺耳短语说的不是欢迎来巴黎。

我英勇地绕着凯旋门环游的时候，也许熄了30次火，但是一个半小时之后，当我回到租赁点旁边的咖啡店去接我妻子的时候，我知道怎么骑韦士柏了。

三周之前，1954年6月27日，我们在马里兰结婚了，我们的婚礼午宴是在印度之春乡村俱乐部（Indian Spring Country Club）举办的，这个俱乐部是玛丽莲富有的伯父塞缪尔·艾格（Samuel Eig）所有的。

婚礼之后，我马上开始为我们的欧洲假期筹集资金—我父母在资助我，并且为我支付了医学院的学费，但我没有理由再向他们要这次旅行的费用。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表弟杰伊和我在我们自己建的售货站，卖7月4日用的烟花（杰伊就是和我赌30美元我不会娶玛丽莲的那个）。

之前的一年对烟花站的生意来说简直是一个灾难，因为7月3日和4日下大雨，我们灵机一动，以很低的价格从其他站点买下了全部剩余存货，然后储存在钢制油桶里，明年再卖。我们前一年测试过这种储存方法，保存了一年的烟花完全可以放。

我们运气很好，1954年7月初天气非常好，所以我挣到了足够的和我的新娘去欧洲度蜜月的钱。

在租下了韦士柏之后，我和玛丽莲马上在车后座上带着少量的行李，前往法国乡村。在三个星期的时间里，我们骑着摩托车穿过了卢瓦尔河谷、诺曼底，还有布列塔尼，一路探索美丽的城堡和教堂，并且被沙特尔大教堂彩绘玻璃窗中不可思议的蓝色迷住了。

在图尔市，我们拜访了玛丽莲在国外那一年的头两个月寄宿过的家庭。在路上的每一天，我们都在美丽的牧场上吃午饭，食物是极好的法国面包、葡萄酒和奶酪。

玛丽莲也喜欢吃火腿。她的父母更加世俗化，不坚持任何的宗教饮食教规，而我属于荒谬的犹太人大军中的一员—他们完全抛弃了所有的宗教信念但是仍然不吃猪肉（当然，除了中餐馆的鲜肉包）。

三周之后我们返回了巴黎，搭上一辆去尼斯的火车，然后租了一辆小型号的菲亚特500，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开车游历意大利。

在穿过意大利的短途旅行中，至今仍然历历在目的事，是我们在面朝地中海的小旅馆里度过的第一个晚上。在固定餐费的晚餐中，甜点是放在桌上的一大碗水果拼盘。

我们很高兴：因为钱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们就往口袋里塞满了水果，留作第二天的午餐。第二天早上付钱的时候，当我们得知水果被仔细计数，我们偷的每一块都价格不菲之后，我们傻眼了。

虽然是一次极好的旅行，但是我记得当时的我经常不耐烦并且神经过敏，也许是因为文化冲击，也许是因为除了发愁和学习之外不知道怎么去生活。这种发自内心的不自在的感觉，在我成年早期折磨着我。

表面上看我做得很好：娶了我爱的女人，被医学院录取了，并且各方面都表现很好，但是内心深处，我从来都不放松，从不自信，并且从来都不理解我焦虑的来源。

我有一些模糊的感觉，我的童年早期给我留下了深深的精神创伤，并且感觉我没有归属感，我没有其他人那么有价值，或者值得过上好的生活。我是多么希望，我能够以现在平静的自我，再次重复那次旅行啊！

60多年之后的今天，在回忆起我们的蜜月时，我总是面带微笑。

1954年，亚隆与玛丽莲的婚礼

然而，我们婚礼当天的细节已经在我的记忆里逐渐消失了，除了一个场景：在大型的婚礼午宴的最后，玛丽莲的伯父塞缪尔·艾格，这个家族严厉而难以接近的族长—他修建了马里兰银泉市相当大的一部分，与州长过从甚密，以他的孩子的名字给街道命名，以前从来没有屈尊和我说过话的人—走到我的身边，抱着我的肩膀，一边指着所有的宾客，一边在我耳边说：“祝贺你，我的孩子。你得到了最好的。”

塞缪尔伯父支持的话语至今听起来仍然真实：我所度过的几乎每一天，我都为能够与玛丽莲共度一生而感激不尽。

本文摘编自《成为我自己：欧文·亚隆回忆录》，本书入选2019年豆瓣年度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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