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专家赵旭东、童俊、方新的危机干预之道——《危机和创伤中成长》新书发布会实录

邢健：

欢迎大家来参加“危机中的智慧，创伤后的成长”新书发布会。今天是由我们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心理和北京致道中和医学研究院共同主办的新书发布会，我是本次会议的主持人、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心理负责人邢健。《危机和创伤中成长》这本书，由北京大学方新老师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初始时组织的致道中和公益大讲堂，邀请的国内多位心理专家做的公益讲座编撰而成。

今天我们也邀请了几位本书的原创专家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这一年来更多的经历和感受。我们今天邀请的嘉宾有同济大学医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心身医学科主任医师赵旭东老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教授、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童俊老师，以及北京大学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主任、致道中和万人公益大讲堂组织者、《危机和创伤中成长》一书的主编方新老师。

本书一共有10位作者，他们都是我国心理咨询和治疗专业内的翘楚，都是鼎鼎大名的大咖：方新、曾奇峰、徐凯文、童俊、樊富珉、马弘、杨凤池、张海音、赵旭东、刘天君。这10位权威的心理专家亲自讲述了他们在危机干预和创伤疗愈的心路历程，他们故事中包含的10份危机中的智慧，能帮助我们在危机和创伤后得到滋养和成长。具体的内容我想请一下本书主编方新老师，来谈谈这本书的内容结构。

本书的缘起与结构

方新：

我先介绍一下书的缘起。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全国不同人群都处于不同程度的危机当中，而危机中的人，其杏仁核是被激活的。杏仁核被激活时我们大脑皮层的功能就会弱化，这时候如果是长篇累牍的那种大的文章，人们是很难看进去的，包括专业人士也是如此。所以，基于这样的心身状态，我在去年大年初二的时候就做了一个音频，把临床催眠以及心理咨询、创伤治疗、危机管理的一些理念揉到一起，题目就叫“唤醒你的内在生命力”。这个音频当时被42家高校与专业机构进行了转载，大家反馈也还不错。后来，致道中和又策划了一个万人公益大讲堂，邀请具有丰富危机干预经验的专业大咖给大家讲自己与危机相处的故事，因为讲故事的形式非常适合危机中的心身状态。

当初策划这个活动的时候，我慢慢也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把大咖们讲自己与危机相处的故事记录下来，如果能出版就最好了。机械出版社的邢总一听到这样一个消息，就坚决支持要出版这样一本书，甚至都不考虑盈利，只是出于对社会的责任感。

致道中和公益大讲堂一共有12位讲者，其中两位讲者由于某些原因不方便在书中呈现他们的故事，所以书中只记载了其中10位专家的文字内容。

华章心理的公众号推文对这本书总结得非常好：

1个缘起；

2个成长的工具：国际上现在比较通行的危机事件应激管理模型，也是联合国外勤人员的通用模型，叫“SAFER-R模型”，是2016年我从美国引进的。

3大特色：特别感谢华章心理编辑陈兴军老师，他们根据专家们各自讲座内容特点，把10位专家的内容分别归纳进了“道、术、器”三个部分，我觉得非常好。

这就是对这本书的结构的简单介绍。

无名英雄志愿者的精神

邢健：我知道从讲座到最后出版的过程中有很多志愿者参与了本书的整理、编纂，也请方新老师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方新：

这就是对这本书的结构的简单介绍。致道中和公益大讲堂2月初就开始计划，那时情况还很危急，而且危机的其中一个特点就是不确定性，疫情起伏波动，信息不断更新，人们的心情也随之大起大落。我知道，当时有很多课，大家听得大脑皮层其实有一些疲劳，于是我就想以一种特别的形式来传递危机干预和危机管理的知识，让人们知道“危机中有智慧，创伤后能成长”的理念。我想到我们全国这些这么有名的大咖专家，他们有很多危机干预的经历、经验，那是不是能以一种大家耳熟能详的、能接受的、听起来不累的形式来进行传播呢？于是我就想到邀请大咖来讲自己与危机相处的故事。我们邀请了很多专家，但有一些专家因工作太忙无法抽身，最后我们请了这12位专家来为我们讲述他们在危机中的故事。

这样一个大型的活动，其背后的组织管理工作是很重的，包括做海报、联系专家、和他们签署知情同意和出版合同等。我们从致道中和的各个培训项目的学员当中挑选了一些很有责任心的、热心肠的人，最终产生了53位志愿者。

这些专家老师讲得特别棒。我们的字数统计显示，他们每一讲的内容几乎都是在四万字左右。而我们一般头一天播出公益讲堂，而第二天就会发布相应的公众号文章。于是这些志愿者们又组成了一个15人的写手团，他们不仅要把老师们四万字的讲座内容在一天之内撰写出来，还要将它浓缩提炼成八千至一万字的公众号文章。我们特别感谢这些15位写手，他们每个人都写了许多的文字。

这53位志愿者，我觉得他们的精神——我不是要表扬他们的个体，而是我希望这种志愿者精神在我们国家大灾大难，或者在我们的单位、城市或家庭遭遇危机和创伤的时候，我们要像这样“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不是政治口号，而是我们创伤后恢复的文化特点。比如，我们国家在汶川地震之后恢复得特别好，就连国外的专家也问为什么四川能恢复这么好。我觉得，这与四川的文化有特别大的关系，也有研究表明四川文化对创伤和危机的恢复是非常的有帮助的。我觉得他们是危机和灾难中的志愿者精神的一个代表，所以我坚持要放他们的照片，对他们的精神提出表扬。今天，我们也邀请到15位写手与53位志愿者中的代表来给大家讲一讲他们的心路历程。我们有请北大心理系毕业、现就职于天津大学的一位非常棒的年轻新锐王小玲老师来作为志愿者代表发言。

志愿者代表王小玲分享她危机中的心路历程

很荣幸作为志愿者代表来跟大家分享我参与本次万人大讲堂——危机干预公益项目的感受和收获。首先，我真的要特别感谢方老师的信任和邀请，让我有机会可以成为这个项目的一员。

我是既是写手，也是志愿者之一。我们一共有15位负责撰稿的写手、53位负责组织的志愿者，他们每个人都很优秀，能够与他们一起合作，我真的很开心，也很感动。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我们写手中的马龙，他几乎每场讲座都参与，经常熬夜到凌晨，我们姐姐们都心疼他了。再比如戴璟，她虽然在国外，但是一直用国内的时间与大家保持一致的进度。写手群里还有很多妈妈，她们经常是在哄孩子睡觉之后再爬起来干活，但她们从来没有过任何怨言，都干得非常起劲，都希望通过这样一种途径，能够为这场战役能够贡献自己的力量。大家唯一的烦恼就是到底要怎么把专家们三四万字的精彩分享删减到8000字左右，同时还要体现每一位专家的特色。

我们的写手志愿者们真的是非常专业、敬业，而且很有公益奉献的精神。每期讲座晚上9点多才结束，公众号的文字稿在第二天晚上8点左右就能发布出来。就像方老师在本书致谢里所写的：“组织这次公益大讲堂就像一场精心策划的战役”，在方老师的率领下，我们在活动开始前就组织大家进行岗前培训，明确好分工以及各部分的时间节点。所以，项目一开始，大家就各司其职，高效地完成工作，最后再不断地总结复盘。我觉得这整个过程其实就很像方老师在讲 “SAFER” 模型的时候讲到的：“危机干预不像心理治疗，它需要有管理的大视角”。

今天我作为一名志愿者代表来发言，而2008年“5·12”时，我还曾是一名受助者。经过10多年的学习和成长，我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以一名专业人员的身份贡献自己的力量，我真的很感恩，也很感慨。所以，在听专家们分享自己与危机的故事时，我很多时候真的都听得热泪盈眶。而在整理文稿的时候，因为要确认人名、地名等信息，我们需要一遍遍地去回放课程录像，但也正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无形中反复学习、吸收了专家们讲课的知识，获得了更好的成长。

最后，我也想再次向12位专家们致敬，也向方老师的大爱致敬，向每一位奔赴一线、以及我们这样虽不能去一线但仍坚守在自己岗位来默默付出的大家致敬。我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从这场危机中去吸收智慧，在创伤中学会成长。谢谢大家！

方新：

感谢小玲的分享，她本身是北川人，也是特别棒的一个专业人士。

我还特别想突出一下，我们的整个过程中很像危机管理的特点：一是志愿者们能够随信息变化而灵活适应的灵活性，二是每一次都依据流程一丝不苟地完成工作的认真负责的精神。我觉得这是在危机管理中非常需要强调的两种优秀品质。

专家们公益分享的初心

邢健：我们这本书不仅记录了专家们危机干预的故事，同时也凝聚了很多背后的无名英雄的智慧和汗水。我觉得，这本书不止是物超所值，应该说是无价之宝。今天有几位书里的专家来到我们直播间，我想向专家们问几个问题。首先，我想问一下三位专家：当时参加公益讲座的初心是什么？

赵旭东：

我是在4月份开讲的。虽然方新老师很早就邀请我，但是因为2月份我的工作非常忙，而做讲座要请假，因此我不能答应马上就讲。方新的这场公益大讲堂规格定得很高，我不能随便仓促上阵，所以还得要先打一阵子仗，要做一些思考和准备。

当时我想到的是在这种人流封闭，而信息流在网络上通畅的情况下，我们应该要尽快地把自己知道的一些事情、自己的一些感受，只要是对控制疫情有用的，就要尽快地、尽可能广地去传播。那时我觉得方新定的主题很好，因为当时社会上有非常明显的恐慌，各个地方还有各种系统里的管理混乱，所以我觉得等轮到我的时候，我可能要讲讲那些事情，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

邢健：童俊老师，您在武汉，我想您当时感触也特别深。那您当时被邀请来作讲座时，是怎么想的呢？

童俊：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专业人员的本能反应。就像一个外科医生，这一台手术就该你来做，你需要义无反顾。而且我觉得方新当时组织这么大一场这样的公益讲座，让每个人去很直观地讲自己的故事，从专业上本来就是特别有意义的。尤其是对于早期的危机干预来说，它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每个专家不是站在一旁观看的人，而是一个个会对危机感同身受的普通人。而当心理专家们都作为一个普通人去谈自己的感受的时候，其实是跟所有大众连接在一起的，所以这特别有意义。我们不是总说“being together（在一起）”吗？我们那时候其实也是处在非常恐惧和孤独的状态。我作为武汉人，我天天都在一线，我知道那些隔离在家里的、还有没住上院的受疫情影响的人的失去连接和孤独的那种感觉。

这个公益讲堂，我从专业本能上就感觉到这是对的。因为当疫情来临时，我有些治疗的病人感到很恐惧，但是当我告诉他我也恐惧时，他就觉得他跟我特别近，而不像以前一样觉得童教授高高在上了。我有两个病人在我回答这个问题之后，都去做志愿者了。所以当方新2月邀请我来作讲座时，我只有一个要求：此时此刻我还不能讲。因为当时武汉还是主战场，我们在前线，当时还很紧急。所以我的讲座也安排在了4月。

方新：

童老师是武汉人，所以又增加一层特别的意义。我记得在疫情刚开始起来时，我跟童老师还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关系，我就跟着她的情绪走。当时，童老师说他们医院没有防护用具，她同事已经病倒了，还有某位孕妇又确诊新冠了等各种情况。我在电话那头听着，也不能做什么，但就觉得童老师说话很快，整个人处于战斗状态。无论通电话还是微信，童老师一直都保持这种战斗状态，我心里就想：童老师真是铁娘子。直到6月份左右，终于她说她觉得他困了，我这个时候我放心了，我说这个姐姐终于开始从战斗状态中出来了。但我没想到后来她又投入了新的战斗，直到现在她还仍然从事着后续很多的心理工作。

我还想特别提及曾奇峰老师。曾老师从来不爱凑热闹，但他也像童老师一样是武汉人，他们的同学也都是在武汉的医院工作，我觉得他们可能会多一份揪心，所以我就抱着试试看态度邀请一下曾奇峰老师。结果曾老师说：我就想讲我的无力感。曾奇峰这样业内大名鼎鼎的专家愿意谈自己在疫情下的无力感，这真的非常难得。我们都知道危机里无力感是特别常见的，这是正常人群对非正常事件的正常反应，而像童老师、曾老师这样的大专家能来与大家分享他们的无力感，其实是对大众非常好的良药。就像童老师的来访者一听连童老师都害怕过，就心安了很多。

公益讲堂里这12位讲者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点，对此我在书里有一些描述。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买这本书去看一看。

一线医务工作者在前线的心路历程

邢健：童俊老师不止是去年2-4月份在新冠的战场上，而是基本上一年都在抗疫的前线。我想问问您，作为一名一线的医务工作者，这一年来有什么更新的研究、感受和实践的体会？

童俊：

作为一个医生，尤其还是研究创伤的医生，我觉得新冠疫情的相关工作就是我的责任。这不是什么英雄主义，这就是你的责任，如果我这个时候离开的话，我会很看不起自己，也会很内疚。如果你对自己的职业都没有尊重，那对你的专业你也没有尊重。我们经过那么多年医学院的培养，工作后的进修，以及国内国外反复的培训，其实已经人格化了。

武汉解封之后，我们恢复了正常的门诊。封城三个月后，那些有PTSD、抑郁障碍的临床症状的病人来了，还有拿刀子划伤自己的自残的青少年。这其实对我们也是有很大冲击的，我们承受替代性创伤的时间太长了。

我们的一个研究项目发现，新冠肺炎的后遗症没有SARS那么严重，反而是精神问题严重得多。所以当他们请我出山时，我二话没说就加入了。根据我们在所有一线定点医院的调查，我觉得我们未来心理创伤的路还很长。当前不管是抑郁障碍，还是数量最多的PTSD，能够主动就医的只占5%。实际上我们有个经验，就是能够就医的病人如果这个时候来进行治疗，往往效果都很好。不论是个体还是团体的治疗效果都很好，也就是越早干预越好。

我今天早上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我们专业的大咖给了我这样一个反馈：我们已经做得很早了。像我们这么大规模的、所有学会组织一起做的项目，我们还是走在前面的。而在西方国家，大型的类似项目几乎是没有的。而我们连续这样组织下来，还做得蛮好的。

整个人类疫情大流行不终止的话，每一个人都会面临着这些痛苦，要面临着灾难，这时候是人类共同体的一个体验。所以我觉得我们现阶段还不是在创伤后，而是仍然在创伤中。因为我们也天天在见证别人，如欧美国家或者其他国家的创伤，国内也不时有一些病例，所以会继续见证这个创伤。

方新：刚才童老师说的是我们国家现在不仅在防疫上走在了世界的前面，在心理的干预和心理的防疫上也做了很多领先世界的工作。

童俊：

我要强调一点，虽然我们前期的工作做得好，但越到后期，其实对专业性的要求就越高。而西方国家的专业化程度比我们高很多，所以我们不要太高兴我们前面的工作做得好。疫情的创伤，并不是单一的创伤，因为在一个大型灾难面前，很多的创伤都被激活了，它是一个集体的创造，不同年纪的、甚至代际的创伤都会被激活。所以未来它会引起一系列连锁的社会问题，这需要更专业的人来做。所以专业化程度的问题是我们至少要思考的，特别是赵老师要思考怎么向政府提建议。

邢健：我也非常赞同童老师的说法，确实我们的工作越到后面，对专业性的要求越高。赵老师在疫情中也在上海的同济大学医学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尤其是在书中，您提出了“创伤后成长”的概念。在这部分我想请问赵老师，您觉着作为义务助人者和作为普通大众，怎么样能够在创伤中和创伤后得到心理上的成长？

赵旭东：

首先我要说，“创伤后成长”的概念不是我发明的，这是我一位专门研究截瘫的、脊髓损伤的病人的同事提出的，她叫王艳波。她在研究护理心理模式时提出了创伤后的成长，她关于创伤后成长的讲座很受欢迎，我就借用了她的幻灯片。而讲了这个主题后，很多地方都邀请我专门讲这个话题，大家非常地关注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非专业的普通人怎么办？专业人员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即创伤造成的后遗症，因为在中国以前没有太重视心理创伤，而疫情造成的那些长久的影响，甚至会带来跨越代际的创伤后果。

我们现在讲负面的、可怕的、悲惨的事情讲得多，这样的话创伤就变成了一种叫“notable effect”的惊吓效应。总是把事情或人看成是社会创伤，那就没救了，这种心理学本身是有害的。其实，灾难创伤是一把双刃剑，刀锋刀背都会伤人，但是也要看他拿来做什么，说不定它可以来开辟新的途径，也可以把身上不好的、长脓的疮疤割掉。双刃剑可以拿来疗伤，让人更强大，所以我们要强调创伤后的成长。

从严格的学术定义方面，个体创伤后功能是受损的，随后这个功能得到修复，甚至发展出比原来还好的水平。包括个人或者家庭、一个社会的狭义的或广义的系统，在长期的发展演化过程当中，内化和积累了应对刺激、压力、灾难创伤的一些经验，然后把它升华成自身的资源和能力，有了更大的力量，更丰富的资源。在成长了以后，再惊涛骇浪它也不怕，所以这是在广义层面上，把灾难当做一种磨练，人类不停地在跟这些灾难的斗争当中成长。

回想我在这本书里边的主题，其实就是在强调要淡定、淡定。从我个人，还有我接触的这些个人和家庭系统，甚至我原来当大型医院的院长时面对的社会系统，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即使问题上升到国家层面，我们可以紧张，但是用不着恐慌，用不着把它看成一个永远恢复不过来、缓不过神来的苦难。我们应该在这里边抓紧时间去学习，然后保存自己实力，甚至要发展自己能力。童老师刚刚说我国在防疫的心理干预工作上领先于其他国家，我们不是故意追求要比其他国家厉害，但是因为我们被逼着要干民生，所以我们在去年二三月份开始就给德国人、英国人、意大利人、巴西人、美国人、加拿大人、澳洲人、新西兰人传播我们的东西，我们多干了一个月、两个月这样的事，那就是厉害。

我天天都在干最糟糕的、最难的事情，甚至要对自己的职业乐此不疲。我们生下来就是要干这个的，就是要来挑战苦难，要来处理这些悲惨的事情。所以我的乐观主义就是这样。所以刚才童老师举的例子是说一方面专业人员跟别人要在一个水平上，让人家知道你也是普通人。而另外一方面，你也要让人家知道，你虽然跟其他人一样有很多很human的地方，也就是人性，但是你也有你厉害的、跟普通人不一样的、一看你就是个专家或内行的部分。

这就是我想说的，大家遇到灾难要淡定，要在战略上藐视，在战术上认真对待敌人。不论你从事什么专业，不要害怕困难，困难是让我们长大的，是我们的养料，你要从这个养料中成长。

童俊：

我想与赵老师做一些讨论。

赵老师总是那么乐观，其实这是非常好的。我觉得这么大的灾难之下，我们很需要赵老师说的那些乐观精神。我也非常同意赵老师说的，绝大部分的人是自我成长的。我同意有90%的人是能自己走出来的。我们的生命力有一种复原力，这种生命力是能够让我们去应对创伤的，就像我们的白血球一样，能帮我们把病毒杀死。但那些患上PTSD的病人，真的和教科书上是一样的：他们可能有早年创伤，有家庭困难，有现实生活问题，你要他乐观，他是乐观不起来的。那些真正来求治的病人，我们要站在他的角度，不是让他和别人比，他确实就是在这么糟糕的状态里，真的有很多困难。未来来求治的病人，我们要面对的是这个层面的问题。

以前我的病人老教育我，他们说你的姿态太高了，在这次新冠之前，你一直在象牙塔上。未来在疫情中工作，我得把自己放下来。对于那些没办法自己走出来的病人，那些需要到精神卫生领域求救的人，我们要放低姿态，与他们在一起，因为他们真的没办法自己应对。我有个病人，总是不停地吃，因为他从小吃不饱。疫情期间囤积食物把早期饥饿的记忆勾了出来，他就开始慌了，开始不停地吃。所以到医生、治疗师或是咨询师这里来求助的人，一定有他们特别的原因。

方新：

两位老师说的实际上就是我们社会有不同的人群，大多数是所谓的“正常人”，他们的发展经历比较顺畅，遇到危机能通过乐观主义，达到危机后的成长。

我在这里普及点创伤学方面的知识。在一场危机和创伤发生之后，有一部分人会出现“危机后的反应”，这属于正常人的反应。但也有一部分人因为年龄、人格或成长经历的问题可能会发展出一些创伤的症状。并不是说一个人在被创伤后一定就是单纯的PTSD，他也有可能表现为进食障碍、药物成瘾、甚至毒品依赖，还有一些焦虑障碍或焦虑抑郁合并PTSD等心身的问题，比如慢性疼痛，睡眠障碍。我也特别同意前面老师说的，这背后其实都是创伤。

危机干预的工作，人格比较好的街道干部、工会干部、邻家大姐，只要经过培训就可以做。但是创伤治疗就一定得是专业人士来做，而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在我们国家还有重大的缺口。特别感谢机械出版社华章心理出过几本创伤系列的非常好的书，如《身体不会忘记》、《唤醒老虎》等等。我还是特别呼吁专业人士要去学创伤学，学创伤治疗。因为创伤如果不治疗的话，会在家族中传递，会给我们的人际关系，给我们的家庭、工作、身体方面带来非常大的影响。

危机中的智慧

邢健：

几位老师对创伤后的成长有了更全面、更深入的探讨。方新老师刚才说的是我们要非常重视创伤，要专业地处理创伤。那么您作为本书主编，非常有魄力地汇集了10位心理大咖，萃取了专家们在危机干预中的智慧和精华。您也提到了“危机中的智慧”这一概念，我想问问您危机中的智慧怎么理解？或者在危机中我们怎么能够做到、能够拥有更多的智慧？

方新：

危机干预的模型里其实凝炼了很多经历过危机的人渡过危机的智慧，心理专家把这些经验中的智慧总结出来，提炼成模型。我们的文化也是一种智慧的积淀。先从个体上来讲，比如说汶川地震的时候，有的小孔非常小，但是1米8的大汉能从里面出来，他的身体不知道怎么就能从小孔钻出来。那个时候人是没有痛觉的，他感觉不到疼痛，而且目标非常清晰，就是我要逃生。又比如说后边有危险的东西追我们时，可能我们就会跑出特别快的速度，这个叫“Body wisdom”，就是我们的身体里非常有智慧。

我们人类的历史才几百万年，病毒的却有40多亿年。但人类不断地积累，自己活下去，这样的智慧储留在我们的身体里，储留在我们的文化里。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多读一些书，多听这些有经验的大咖们介绍自己的故事，然后专业人士还要去学习模型，从专业的角度去理解、总结这些危机中的智慧。

从团体的角度，比如说公司、机构也应该学习危机管理的概念。危机管理是基于危机干预的个体干预模型，从团体的角度进行大型危机的管理工作。例如一个城市，像北京，在SARS期间出现恐慌，管理者在公布消息之前就应该预知消息发布后人群会发生什么情况，并预先做好管理的工作，比如说运输部门怎么安排车辆，公安部门怎么维持秩序，还有交通部门，通信部门……这一次我们国家做得特别漂亮，每个人都有通行码，健康码，在支付宝、微信里面都有，无论到哪里不可能撒谎和隐瞒。国家可以通过大数据管理，查到每个人的行踪，这就是一个大型的危机管理的视角。

危机的智慧不仅仅是对于个体而言的，我觉得对我们各级政府，对于市、省，甚至国家层面，都有危机中的智慧以及创伤后的成长这样的概念。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我们应如何调节自己的心理？

邢健：我觉得方老师说的这些让我们很受益。我们能看到截止1月26号的数据显示，全球的新冠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超过1亿例，累计的死亡病例已经超过210多万例。全球仍然处在疫情时代，请问一下三位专家，我们该如何应对当下的“疫情防控常态化”？面对各地不时冒出的疫情，不得不隔离的政策，以及旅行受到限制等等这些现状，即使打了疫苗也仍要戴口罩的疫情防控常态化，我们应该如何调节自己的心理？

赵旭东：

这次疫情改变了我们的卫生习惯，这是我们在抗疫过程中苦中作乐、因祸得福的一个地方。中国人的卫生习惯可能几千年都没有太大的进步，这一次有了积极的改变。在卫生防护、清洁卫生方面，倡导餐桌上使用公筷，以后说不定还要推广分餐制，这些是属于非常具体的生活行为方面的。如果这些事情能做好，其实很多其他东西没有太实质性的变化，所以我为什么老是强调要乐观主义、顺应自然、随遇而安。我们做好个人防护，接种疫苗，国家的医疗机构、公共卫生和临床机构运作良好，在政府部门各种管控举措良好的情况下，每个人感染的机会大大地减少了。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如果形成共识，我觉得个人的自由限制会慢慢地减少。没法一下子恢复原来那种热闹，我觉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现在高科技让我们的通信联系非常便捷，很多的事都不一定要亲自到现场去办。只要个人防护好，国家政府管控好，该干啥以后还是会干啥，我还是继续传播我的乐观主义。

邢健：老师们说的就是在防疫常态化中，我们怀着一颗平常心就可以了，是吧？

方新：

普通人我觉得要保持这样的心态——我们人生其实也需要这样的心态——即“心理灵活性”。因为如果事情都像你想象得那样按部就班，比如过春节就应该回老家，跟父母家人在一起，跟亲人老同学见面，生活如果都按照你的预期发展，确实给人安全感，但是有的时候也挺无聊的。

而疫情危机的一个特点就是“unexpected”，是没有办法预测的。而且它会袭击那些效价特别高的人，也就是本身的基础教育水平特别高，比较刻板，心理灵活性比较差的人，他们会对这些格外敏感。那些比较健康、灵活性比较高的人和这种非预期事件相处时，则会审时度势，在这样的情况下调整自己，然后保持赵老师所说的乐观的状态。

童俊：我补充一点，常关在家里也要动起来，这是我们精神科讲的要将大脑回路刺激起来，要动起来。

三位老师在发布会上的精彩讨论让我们受益匪浅。如果您想购买本书，请点击下方小程序：

直播嘉宾

赵旭东

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

德国海德堡大学医学博士，同济大学医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精神医学、哲学心理学博士生导师，附属精神卫生中心（筹）院长，附属东方医院心身医学科主任医师。兼任健康中国行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卫健委精神卫生与心理健康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心理学会临床心理注册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国际心理治疗奖”及“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等荣誉。

直播嘉宾

童俊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

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武汉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武汉市黄鹤英才(医疗卫生专项)获得者。中国心理学会注册督导师(注册号：D-109)，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认证分析师、CERP研究委员会委员、女性委员会委员、亚太筹备委员会委员，中国女医生协会临床心理与心身医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精神分析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专委会副主任委

直播嘉宾

方新

北京大学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主任

从事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培训与组织工作30余年。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咨询师专委会、CBT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心理学会注册系统伦理委员会委员、注册督导师，国际催眠学会（ISH）常务理事，亚洲催眠学会候任主席，中国艾利克森研究院创建院长，德中心理治疗研究院中方副主席。

作为项目组织者参加过2003年SARS疫情、2008年汶川地震、2010年舟曲泥石流等大型灾后的心理救援工作。

主持人

邢健

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副总经理

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副总经理

志愿者代表

王小玲

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X-14-077）、心理治疗师，天津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专职心理咨询师，北京大学心理学硕士，国际催眠学会（ISH）会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认知行为治疗（CBT）专业委员会委员，天津市心理卫生协会理事。曾参与5.12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等心理援助项目。

文字整理

陈潇琳

北大、北航、对外经贸大学、中传的外聘心理咨询师

北师大二附中、八中的外聘讲师

北师大应用心理硕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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