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亲生儿子做实验？花42年时间，救了近1000万小儿麻痹症患者

用自己的身体来试药，瞒着妻子拿亲生儿子来做实验，在中国医学界，病毒学家顾方舟是公认的“恨人”。

我们觉得诧异，是因为如今的人们，早已感受不到小儿麻痹症的恐怖。

殊不知当年国内曾爆发过一场疫情，一场只针对孩子的疫情：

仅在江苏南通全市，就有1680人突然瘫痪，

绝大多数为儿童，其中466人死亡。。。

随后，疫情席卷全国。

小儿麻痹症，学名叫做脊髓灰质炎。

由脊髓灰质炎病毒诱发，能通过消化道传染，会破坏脊髓神经，进而导致四肢不同程度的瘫痪。

有些孩子会因呼吸肌萎缩，最终可能因呼吸困难而死亡。最让人痛心的是，小儿麻痹症在当年近乎是绝症。

这场疫情后来迅速蔓延至华东、华南，全国闻之色变。

和如今相比，那时的防疫现状有过之无不及，街道上门窗紧闭，连一个孩子都见不着。

尽管如此，当年依然有无数的孩子感染病毒。

多少孩子终身残疾，瘫痪在床，就有多少家庭崩溃肢解。

在危难之际，第一批北大医学院的学生，也是中国第一批归国潮的留学生之一的顾方舟，站在了抗疫最前线。

顾方舟在这场抗疫前线上，曾和研究人员一起“以身试毒”，不惜拿亲身儿子做人体实验。

有他领导的团队研发的一款“糖丸”疫苗，拯救了千万中国孩子。

顾方舟的抗疫事迹，和如今一样值得铭记。

为拯救千万儿童，

顾方舟用自己的孩子做实验！

1955年，整个中国被恐慌笼罩着。

小儿麻痹症疫情正在蔓延，病死率高达27.75%，远高于如今的新冠病毒。

这些感染者，绝大部分都是儿童，他们四肢瘫痪、身体扭曲、在痛苦的边缘挣扎万分。

这种怪病会随着粪便、唾液传播，感染上1到6岁的孩子，一旦患病，结局几乎是注定的。

最糟糕的是，当时几乎无药可医。

没有治疗希望，没有挽救机会，只有等死，抑或是终身残疾。当时就连顾方舟本人，也没有办法。

他在后来的采访中说：

“每年大约有几万个孩子，我们没有办法帮助他，因为谁也治不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无数患病的爸妈们，带着他们的孩子辗转各个城市，怀揣着微弱的希望去寻医救治。

这家医院治不了，就去那一家；这座城市不行，就换另一座。

纪录片《闪亮的名字》还原场景

可一次次，一次次的，医生们听着“救救我的孩子”时，依然只能给出残酷的现实，他们没有办法。。。

纪录片《闪亮的名字》还原场景

患者的求救声在顾方舟的耳边久久回荡：

“顾大夫，你把我的孩子治好吧。

他以后还得走路，参加国家建设呢。”

当时的顾方舟，于1952年远赴苏联学习。在他回来的时候，国内疫情正在凶猛地爆发。

他也由此被国家指定为专门研究这种可怕疾病的负责人。可治好小儿麻痹症，做一名拯救千万儿童的病毒专家，谈何容易呢？

当时我们国家，各个方面都才刚刚起步。研究过脊髓灰质炎的医疗专家，拿出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更别提颇有建树的人才了。

但是，就连周总理都对下达了死命令，这个事，必须完成。

那时的顾方舟，早早在心底里暗下决心：

一定要尽快发明疫苗，疫苗早一天研制出，就能多挽救一些患者和家庭。

为了早日研究出疫苗，顾方舟一行人打算建造自己的实验基地，他和同事们去了昆明的一座荒山。

刚开始，他都傻眼了，这哪里是疫苗研究基地，说这里是“野生动物培养基地”也不为过。

建疫苗生产基地，要大量的资源和设备，五十年代的云南，怎么运输就成了问题。

没人？没路？就自己上！

顾方舟经常扛着几百斤的水泥，背着疫苗上下山。工人们挑担他也挑担，有年轻人受不了苦跑了，他就不偷懒。

在他眼里，科研工作者不是养尊处优的高知分子，怎么建好疫苗基地才是关键。

可是，自己挖地，自己搭棚子、建研究室。。。这不是从零开始，而是从负开始。

因为研究室不像一般的住宅，它需要有贮存疫苗的冷冻库，培养细胞维持温差的功能。

能不能保证疫苗的安全和稳定，是整个研究的关键，这在当时50年代的云南那种环境下是很困难的。

在这种困苦的环境下，很多科研工作者，甚至连饭都吃不饱。

然而，苦心人天不负。

疫苗，还是被研发出来了。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依然困扰着顾方舟。

那做临床试验该怎么做？临床试验，一般分为三期，从少数人受试，逐渐扩大到更大的人群。

第一个被实验的人，有着最大的危险。

刚研制出的疫苗，之所以要做临床实验，在于它的风险性不可测。

一旦这剂疫苗是失败的，就有麻痹、瘫痪甚至死亡的危险。

找谁来做这个实验呢？这可是有死亡或瘫痪的风险。

顾方舟没有犹豫，他亲自喝下了那瓶，珍贵和风险并存的疫苗溶液。

其他的科研人员也一致决定：“我们愿意试药。”

第一天没事，第二天也没事，直到一周后，所有人都没有发生意外。

实验室里，所有人心中的那块石头，终于落了下来。紧张的氛围烟消云散不久，但另一个问题再次压了过来：

大人吃了没事，那孩子呢？

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必须拿健康的孩子来做实验。

谁会愿意拿自己的孩子来做性命攸关的实验？

是的，站出来的人，依然还是顾方舟。

为了检测疫苗的安全性，顾方舟瞒着自己的妻子给孩子服用了疫苗，然后他自己嚎啕大哭。

同事劝他不要这样做，但顾方舟说：

“只能这样，不然没法实验，

谁也不敢吃，自己孩子都不敢吃，

能让别人去吃吗？”

作为一个父亲，说出这样的话来，无法想象这究竟是怎样的不舍，又是怎样的决然？

因为被顾方舟的行为所鼓舞，越来越多的研究员决定让自己的孩子参与实验。

又是一场生与死的倒计时开始了：一天、两天、三天。。。

研究所每天早上上班第一句话，就是“孩子还好吧？”

在度过了异常难熬的10天后，终于，疫苗被证实成果了！

1960年12月，首批500万人份疫苗生产成功。

1963年1月17日，《人民日报》正式刊发消息：

小儿麻痹症有预防方法了。

变成糖丸的疫苗

有了疫苗后，怎样才能制造出方便运输、又让小孩爱吃的疫苗呢？

在那个年底啊，交通不发达，农村也缺乏储存疫苗的冰箱。

答案就是我们如今看到的“糖丸”。

顾方舟科研团队的成员赵玫在采访中说：

做成糖丸的小儿麻痹疫苗，又好吃又耐热。

把疫苗做成糖丸给孩子吃，这个想法真的绝了。在推广过程中，毫无意外的获得了广大孩子的喜欢。

糖丸口味有甜味儿的，奶香味的，各不相同。甚至因为医生只给吃一颗，有些孩子就哭闹。

有网友调侃道，当年为了能吃糖丸，

恨不得多来医院几趟，多打几回针也没事。

豆瓣上，不少网友都评论说：

“念念不忘，每次都拿这骗我去医院”

”好吃，打完针想再要两颗”

在这样的推广之下，小儿麻痹症的年平均发病率，从1949年的十万分之4.06，下降到1993的十万分之0.046。

一切都在往好的地方发展，疫苗如摧枯拉朽一般，轻松击败了小儿麻痹病毒。

直到今天，小儿麻痹病毒已经彻底消失在了中国的土地上。

顾方舟再也不用向患者道歉了，千千万万的中国家庭得救了。

他将自己的一辈子都奉献给了医学事业，直到2019年的1月，顾方舟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也只希望：

“孩子们快快长大，报效祖国。”

从五十年代的小儿麻痹疫情，到今天的新冠病毒，我们发现：

那些默默无闻，常年深耕在实验室的病毒学家们，普通人不为所知。

可每当灾难来临时，他们都会挺身而出，为我们建立安全的保护屏障。

顾方舟如此，钟南山、张文宏皆是。

为对抗小儿麻痹症的病毒，顾方舟总共付出了42年的研究时间，献出了自己的一生。

他的故事虽已结束，可他的精神却传到了今天每一个抗疫人员的身上，被我们所记住。

所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