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旬老者攀上珠峰大本营，艰苦环境走过来的科研人能有多“勇”？

昨天凌晨，又一位可敬可爱的长者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她是演员，是编剧，更是获得上海第七届文学艺术终身成就奖的作家。

这位95岁高龄的女士名叫黄宗英。年轻时，她是上海名流中备受仰慕的女神级演员；建国后，她由编剧转入写作一途，又成为名噪一时的报告文学作家。

电影《丽人行》中的黄宗英女士（中）

她与科研工作结缘是在1979年秋天。因为旁听了一位年轻学者的青涩报告，被对方言辞之间对大自然的澎湃热情所打动。

就追寻着这群“搞林的”深入藏区东南密林，并跟她们一起在野外生活，历时数月写下了一篇风靡全国的报告文学——《小木屋》，只为了帮助那位热情洋溢的学者申请研究经费，让他们在条件艰苦的高原丛林里有一个栖身之所。

这位成为黄宗英挚友的科学家，就是开辟了中国高原生态研究领域，并创建了西藏和北京灵山两座生态研究所的徐凤翔女士。

徐凤翔女士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国在一系列洪、旱、涝、碱等灾难的冲击之下，开始渐渐重视起生态问题。

1979年成都，一个关于“生态平衡”问题的学术会议上，黄宗英作为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的成员前来“学习”。因琐事缠身迟到的她，刚好就坐到了徐凤翔隔壁。

而在那个会议上，徐凤翔以南京林学院的援藏教师身份发表了一篇演讲。她陈述了自己在藏区发现的丰富森林资源储藏，并重点建议在藏东南建一座“定位站”，以观测、分析当地森林生态环境。

藏区的大树

更重要的是，她提出了一个自己的观点：“符合自然界演替规律与人类社会需要的生态关系是协调关系。我建议以‘生态协调’代替‘生态平衡’。”

这个观点其实放到今天来讲，也是十分科学且进步的。我们常常讲要“保护生态”，那究竟怎样的生态才是最好的呢？很多极端环保主义者甚至常人都会觉得，完全没有人类介入的环境当然就是最好的。

但其实，完全没有人类介入的自然环境，只能说是“最原始的”，但也谈不上“最好”。自然界里所有动植物的活动都会对环境产生影响，老虎吃马是一种影响、马吃草是一种影响、鸟儿在树上筑巢更是一种影响。

就像很多啄木鸟其实是“树木杀手”而非“自然医生”

从这个角度上看，人类的种种活动，无非也就是对大自然的“另一种影响”而已。最实际的问题其实是，人类的种种活动对自然界的影响，已经严重到会反过来对我们自身的生存形成威胁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加深对自然界的研究与认知，进而找到一个从自然界获取资源而不破坏其再生能力的做法。这就是徐凤翔女士提到的“生态协调”概念。

然而，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师，徐凤翔女士的建议在当时可以说毫无分量。在被发言计时铃声三番催促之后，徐凤翔是在“礼貌和同情的寥落掌声”和笑声中下场的。

但她发言时那种对大自然的喜爱与热情，以及说到自己愿将一切献给西藏的森林时那殷切真诚的目光，都深深打动了场下的黄宗英女士。会后两人在嘉陵江畔约定，黄宗英有一天要到西藏，去看看她口中那个美丽的林园。

考察途中的徐凤翔

三年后，黄宗英随中国作家协会参观访问团来到了西藏。在这个遍地信徒的“圣域”，她自诩为科学的信徒。先后“朝拜”了日喀则农牧研究所、沃卡电站、羊八井地热站、太阳能研究所、藏医院、地质局等“大庙小庙”。

这些地方的学者、医者、工作人员们是黄宗英眼中的金刚、罗汉、真神……他们凭自己的学识与努力一一显灵显圣显神通，将西藏变成一块福地。

当然了，黄宗英造访这些地方还有另一个目的：找到徐凤翔，完成自己当年许下的诺言。终于，在一个招待所中小小的客房里，她找到了正在向一大群来自天南海北的旅客讲森林知识的徐凤翔——“她对谁都只讲森林，森林神供在她的心龛中，她是森林神教的传教士。”

如何合理地“取材于林”，一直是林学家们重点关注的研究课题

接下来，黄宗英也“入教”了。她退掉跟大家回去的机票，向上级报告、讲理、耍赖，就为了留在西藏跟徐凤翔的科考队伍进山看一下。

接下来两个多月里，黄宗英加入了徐凤翔带队的科考团。这里面由林学工作者、稚嫩的学生、还有当地热心的藏民组成。他们翻山越岭，夜以继日地收集着西藏丛林中的各种动植物珍贵数据。

数树轮、称树叶、量树根、收集昆虫标本、记录动物种类、整理植物样本……在争分夺秒完成这些根本看不到头的繁杂工作时，队员们还得时刻警惕丛林中的陡坡、尖刺、毒虫毒草和猛兽等等危险。

在当时条件有限的情况下，他们还需要分出人手去劈柴、采野菜、蘑菇、定时长途跋涉去山下换点油盐糖肉来解决自己的饮食问题。至于操劳了一天回到的营地——那仅仅是三顶简单的帐篷。

晚上回到帐篷里的林学家们，就在其中点着蜡烛、架着天平、铺好笔纸一起整理资料数据。

朴实的徐凤翔

在队伍中只能协助后勤工作的黄宗英，有一次采摘的食物中不小心混进了不知名的毒物，当晚大家差点集体送命。靠着一点点药物撑到天亮，林学家们不想浪费下山去医院的时间精力，选择自己找合适的食物“解毒”。

在海拔三千米左右的营地，夜晚气温低到头发都能给你冻上。一旦帐篷或者睡袋出现一点问题，就可能一夜之间被活活冻死。蚊虫钻进帐篷甚至睡袋的情况也时常发生，有时候一觉醒来，身上就衔着一只吸满了血的草虱，医疗条件有限又不能硬拔，只能用烟头硬生生把它烫下来……

在这种环境里，哪怕只有一座简陋的小木屋，也能在保障科研人员人身安全的同时，提供极大的研究便利。

经过两个多月的切身体验，黄宗英才明白过来，三年前讲席上徐凤翔涨红了脸说出那个请求的分量——“我要求有关领导、有关方面郑重考虑建站。可以因陋就简，先盖一座小木屋。我愿长期参加这一工作，把自己的一切，献给西藏的森林！”

晚年重回故地的徐凤翔

三年过去了，徐凤翔在西藏收集的森林资源数据、样本、报告几乎堆满整个帐篷。还因为总是向当地各部门写申请，上门“叽叽咕咕”地讲森林、请求支援而获得了一个“咕叽教授”的昵称。但这座小木屋，却迟迟等不来批准。

黄宗英决定尽自己所能帮她一把。在西藏波密，她起草了一篇沸沸扬扬的长文将这一路的经历如实记载下来。隔年初历经周折回到上海，又经过了一个月的反复修改，完成了长达两万多字的报告文学《小木屋》。

林学家徐凤翔的团队故事，一下子在人民群众中传开了。终于，在《小木屋》的故事风靡全国两年后，经过艰难的筹备建设，这座名为西藏高原生态研究所的小木屋被建起来了。

小木屋前的徐凤翔

一直到1995年，64岁高龄的徐凤翔才从“小木屋”中退休下来。她在西藏考察了整整20个林区，其考察行程粗略估计超过13万公里。而在艰苦环境、九死一生中获得的这些森林数据与研究成果，填补了我国高原生态研究的空白。

而为了履行年轻时“贡献一生”的豪言壮志，徐凤翔退休后随即登上了北京的“珠峰”——灵山。六十多岁的她在灵山上建立起第二座小木屋，那就是主要向北京青少年学生科普生态常识、自然物种、藏地风情的北京灵山生态研究所。

70岁登上珠峰大本营的徐凤翔

更夸张的是，不服老的她在2001年以七旬之身重返西藏，徒步登上珠峰大本营。接着马不停蹄地奔向新疆上天山，又从云贵高原考察到黄土高原，最后去内蒙古阿拉善溜达了一圈。

2005年回来后徐凤翔女士整理资料数据，写报告、出书、办高原生态展、甚至还拍了多部电教片留给后代。一生辛劳，她永远都活得像20年前讲席上那个眉飞色舞又略带羞涩的年轻学者一样。

晚年的徐凤翔（左）与黄宗英

就像已经仙逝的黄宗英女士在《小木屋》中所写的：

“我们——一个一个、一群一群、一批一批知识的苦力，智慧的信徒，科学与文化的‘朝佛者’啊，我们也是一步一长跪地在险路上走着。恁是怎样的遭遇，我们甘心情愿，情愿甘心。”

黄宗英，小木屋，1983年3月12日

王秋童，“那一年，西藏” | 重温“甜姐儿”黄宗英讲述《小木屋》的故事，文汇，2020年12月14日

北京灵山生态研究所，徐凤翔，中国森林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网络

姚晓晓，一息尚存 不落征帆（徐凤翔），WikiPeaceWom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