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大褂长袍的杜月笙来到黄公馆，会见上海三大亨之首的黄金荣。

“金荣兄，国民党大势已去，不日解放军就要进城。上海滩的天要变了！”杜月笙看着昔日的“师傅”、如今的大哥，语气真诚道：“以我二人之罪行，日后定没有好下场，不若与我同去香港？”

黄金荣此时已八十有二，他并没有急着回答杜月笙，反倒是看了看自己皱纹丛生的双手，才缓缓道：“月生，你走吧。我宁愿死在上海，也不死在海上。”

旧上海滩三大亨

杜月笙看黄金荣主意已定，亦不再劝，只是起身长拜，与自己这位“大哥”永别。

黄金荣看着原名月生的义弟远去，不由想起了这些年的风风雨雨。

他黄金荣这一辈子，历经无数大难，最擅长以不变应万变，往往又能在绝境处逢生、化险为夷。当年“八·一三”日军打入上海，杜月笙跑得比兔子还快，先飞香港，再去重庆，在后方遥控指挥上海门徒；而张啸林更加不堪，直接叛变做了汉奸，结果被志士用枪打死，遗臭万年。而他黄金荣，依旧晃悠悠在上海稳居钓鱼台，却是屁事没有。

后来国民党卷土重来，“徒弟”蒋介石在自己80大寿时，不也是来黄公馆恭恭敬敬磕了一个头。

黄金荣

想到此处，他又是唏嘘地叹了口气。他知道，他不走最大的原因除了老了实在跑不动以外，还有共产党给他的承诺。

早在之前，跟他颇有交情的淞沪警备司令杨虎早已弃暗投明，成了共产党的人。据他从地下党传出的消息，解放军解放上海后需要黄金荣的力量，给他机会将功赎罪，稳住上海上万人的黑帮分子，确保上海初期的社会安定。

杨虎

杨虎曾对他说过：“上面知道你，只要你不再做坏事，就能既往不咎。”

这里有一个坊间传闻，据说杨虎曾交出一粒定心丸给黄金荣。某领导人曾写过一张条子给黄金荣，这张条子日后成了他的免死金牌、丹书铁劵。这个事情似乎也不是空穴来风，黄金荣的心腹龚天健和孙子黄就在后来亲口说过看见过这个条子。

黄金荣定了定神，望着窗外的桂花树，不禁想起了销声匿迹的结发妻子林桂生。

“桂生啊，桂生，如果你还在我身边为我出谋划策多好。如果是你，一定有解决的办法。”

窗外，黄金荣为林桂生种满的桂花树开得真好，花香正浓。

林桂生

02

最终，黄金荣并没有走。

文艺点说，叫“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通俗一点说，则是“上海滩他是地头蛇，去了香港就是过江虫。”

这一点，就连杜月笙也不能免俗。当时许多去香港打拼的上海商人与香港本土势力起了冲突，希望这位大佬出面摆平。而杜月笙，则选择了闭门谢客。因为黄金荣知道的道理，他也知道。

大势已去，终不可为。这大势，对两位晚年落魄的大亨来说，就是十里洋场的大上海。

旧上海滩

黄金荣既然选择在共产党治下的新上海安度晚年，自然拿出了果决手段。他亲自口述，叫人把自己的全部财产和400名青帮头目的花名册写成“投名状”，交给共产党，以示自己的诚意。

同时，他又多次在公众和私下告诫自己的门徒心腹，让他们配合共产党的政策，切不可再肆意妄为，欺行霸市。

最后，他来到黄公花园“四教厅”，渡步走了一圈。他默默地望着厅内高堂上蒋介石亲笔题写的“文行忠行”牌匾，终究是叫人拿下摔碎，以示跟过往一切一刀两断，如今的他已弃暗投明。这块牌匾的摔碎，不仅代表了黄金荣改邪归正之意，更为他的奢侈生活画下了句号。

黄家花园门口以前还有一列消防队候着

黄金荣的一系列“投名状”，现在来看，是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解放初期，上海是实行的军管制。虽然从党的政策、现在的年龄以及稳定上海的作用等多方面考虑，黄金荣的确不易杀，但他的确该杀。他的一系列行为，至少可以平息上海政府内反对的声音。

军管会代表杜宣受时任分管政法工作的潘汉年副市长指示，带着十几个战士去了黄家故居传达了政府的意思。杜宣老年时接受采访时描绘当时的场景：

“黄金荣当时已经很老了，牙也掉了不少。他由几个门徒搀扶着，说话也嘟囔不清，完全看不出一丝上海黑帮大头目的样子。当时他还曾挑出一块金色怀表交给我，表的盖子上刻有‘金荣夫子大人惠存，蒋中正敬赠‘字样。”

—《杜宣笑谈往事：改造黄金荣》

当时黄金荣听见杜宣对他的告诫，忙不迭得答应从今以后洗心革面，从头做人，再也不做坏事。从此以后，黄金荣一直深居简出。他早上去茶馆听听曲，晚上上澡堂子搓个澡，过上了“早晨皮包水，晚上水保皮”的低调老年人的日子。偶尔，他还会主动响应政府的劳动改造，一个人孤零零地去自家“大世界”门口清扫大街。

黄金荣在大世界门口扫大街

“黄金荣扫大街”的照片被当时的媒体拍了下来，传遍世界各地。远在香港的杜月笙看见后，不由哀叹自己的老大哥不听自己言。

然而，上海滩苦黄金荣久已的民众们并不接受黄金荣的所作所为，社会各界强烈要求政府处决黄金荣这个旧社会的恶霸。

03

1951年，上海政府代表盛丕华、梅达君、方行三人召见黄金荣。他们会见的地点在市政协的一间会议室里，三人坐在长桌的一边，黄金荣坐在另一边，气氛似乎有点严肃。

但这次三人并不是来宣布黄金荣的死刑，而是希望黄金荣能写一份“悔过书”，到时政府会安排公开登报，希望以此来安抚民众的情绪。

黄金荣在此之前早已知道民间处决他的呼声很高，这次忐忑地过来，听见这个说法，不禁喜出望外。他当场表示自己的确是罪大恶极，但解放后未做一件坏事，也尽力约束门徒不做坏事。写悔过书是应有之义，他立马回去起草。

回到家的黄金荣叫来了自己的心腹龚天健，一边自己口述，一边龚天建手写。笔落稿成，又由龚天建复述对稿，确定文中悔过之意甚浓，黄金荣才颤颤巍巍地签下了自己的大名。

第二天，黄金荣亲自手捧悔过书来到上海外滩中央银行大楼军管会处，当时的军管会首长粟裕也曾接见过他。后来，这份悔过书于《文汇报》《新闻部》刊登，还改名为“黄金荣自白书”。

文汇报刊登《黄金荣自白书》

这份写于宣纸之上的悔过书原稿一直保存得很好，更是保存在上海市档案馆。稿里最后两段，似乎能读出黄金荣的些许忏悔之意。

现在，幸蒙共产党的宽大为怀，使我有重新做人的机会，在毛主席旗帜下，学习革命思想，彻底铲除帝国主义的封建思想意识，誓再不被反动派利用，决心学习自我批评及自我检讨，从今以后，愿为人民服务的人民。

最后，我敢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人民立誓，我因为年纪大了(今年八十四岁)，有许多事，已经记忆不清，话也许说得不适当，但是我的懊悔惭愧与感激的心，是真诚的!是绝不虚伪的。

-《黄金荣自白书》

其实，黄金荣当时不止写了一份，他一共写了两份。另外一份当时未刊登出去，只因稿件有文过饰非之嫌。他在未刊登的稿子上，极力给自己添彩，比如他形容自己与孙中山先生关系匪浅，是革命的支持者。

他说：“我在四十岁光景，孙中山先生在上海革命是我保护的，中山先生到北京去的时候，我保护送他上车，临走的时候，中山先生对我说，上海的革命同志要我保护。”

又比如他把罪过都丢锅给自己的门生，说道：“到抗战胜利后，我也没有做过什么事情，但是听说我的门生，仍借我名义，在外面招摇，干不好的事，因为年纪很大，也顾不了这许多，不过这种事情，是怪我过去太卖情面，收了好多门生，想想这种不好的情形，实在错误。”

另一份珍藏的《悔过书》

从这两份内容大不相同的悔过书中，后世学者们也进行过一次讨论，讨论的关键点在于这两份悔过书是一前一后交给军管会（前一份不过关，又勒令重写一份），还是一起交过军管会任军管会挑选。

经过一番讨论，大多数人都认为是一前一后递交的两份悔过书。因为据文献记载，黄金荣第一次交悔过书是时任舟山同乡会会长陈翊庭陪同前往的。当时交还稿子后，两人结伴而出，陈翊庭有东西落在楼上，嘱咐黄金荣等他一阵。结果陈翊庭取完东西回来，黄金荣已消失无踪，早早逃回了家中。

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黄金荣交悔过书的时候心里一定有鬼，他知道他交上去的悔过书不尽不实，所以才急不可耐地返回家中。心虚的他，生怕慢走一步就被大怒的首长叫住。

旧上海滩

其实黄金荣的性格一直如此，纵观他的一生，他做任何决定都是大胆和侥幸心理并存。他的流氓本色，也导致他有脸皮去试一试过关与否。过关了自然好，不过关大不了再写一份，他有进退的余地。

话是这么说不错，但像小孩交给大人篡改过成绩的试卷一样，也充分说明了当时黄金荣惶惶不可终日的心态。枭雄末路，一切繁华喧闹过后，留给黄金荣的只有面对过往罪孽的恐惧。

后来，黄金荣更是不敢出门，门徒也纷纷与他划清了界限，再加上他的儿媳李志清卷款潜逃香港，他终于忧郁成疾，一病不起。

1953年6月20日上午，上海滩繁华依旧，街上卖报声、叫卖声、自行车铃声此起彼伏，三大亨之首的黄金荣在家停止了呼吸，终年86岁。

被推到重修后的墓碑

黄金荣一生，17岁做生意，25岁做前法租界巡捕房包打听，后升任巡捕房探长，50岁升督察长。他利用“白道”的身份，与林桂生创立青帮，坏事做尽，好事也做了不少。纵横欢场多年，与发妻林桂生与名角露兰春的情感纠葛更是被人津津乐道。这位活了86年的旧上海滩传奇，终于孤独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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