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农民》：贫穷究竟能不能作为愚昧和粗俗的借口？

契诃夫的中篇小说《农民》，百度百科是这样介绍的：《农民》，创作于1897年，属于契诃夫的晚期作品，极其真实地描述了农民在19世纪80、90年代极度贫困的生活现状，表现了他对农民悲惨命运的关心同情。

当我读了几遍这部小说，我不禁要问：“除了同情，是不是还应该有点别的感受？”

故事压抑而悲惨。尼古拉在莫斯科的一家饭店跑腿，由于生了重病，只得带着妻子奥丽佳和女儿萨莎回到多年不回的家乡朱可夫村。乡下的家是极其贫穷的，又黑、又挤、又脏，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全家老小十几口人挤在一间破屋子，吃的是黑面包泡水，睡的是地板。

多少苍蝇啊！炉台歪斜了，墙上的木头也歪歪斜斜，仿佛小屋马上就要倒塌。在屋子正面的墙角靠近圣像的地方，贴着瓶子上的商标和小块的报纸——就这样代替了图画。贫穷啊，贫穷！

茶有鱼腥味，白糖被咬过，呈土灰色。面包和器皿上都有蟑螂来回爬。

不止尼古拉一家，除了河对岸的地主和酒店老板，村里大部分的人都很穷，都是“不挣钱的人”。而因为贫穷，谈话内容也就总离不开贫穷和疾病，让人更加烦闷和恶心。在这个逃不掉的无奈的现实里，人们愚昧、麻木且粗俗。

留在村里、没有去莫斯科干活的人几乎都不识字，极其不开化。大人对信仰是模糊的，也不虔诚，不懂祷告有什么意义，孩子甚至完全不会祷告。奥丽佳的妯娌玛丽雅和菲奥克拉也连最基本的祷告都不会做，她们不仅没去过莫斯科，也没去过最近的集市。圣母节那天，人们对着圣母像痛哭：“保护神啊，圣母！”可是转过身，又变成醉鬼的模样。

尼古拉的父亲老头儿奥西普和哥哥基里亚克就是醉鬼。老头儿常去酒店，不踏实、不可靠，喜欢抱怨别人对他的不公。基里亚克更是终日酗酒，一喝醉就把老婆玛丽雅打个半死，以显示自己的威严。

尼古拉的母亲则是个又吝啬又暴脾气的人，常常把牛奶藏起来不让人喝，即使买了一条鱼，也只用鱼头熬汤，鱼身早就偷偷藏起来了。她老是担心家里有谁多吃一块面包，担心老头儿和儿媳妇坐着不干活，老是从早到晚生气、发牢骚，喊叫声常常轰响如雷。她对待孙女也很不和蔼，稍不如意拿起棍子便打。

当然，这不能全怪他们，他们的生活被贫穷包裹着，哪有心思去想灵魂的拯救、哪能要求他们一定要慈眉善目？事实上，老头儿反复地抱怨，就是因为真的被人无缘无故欺负了；基里亚克酗酒，不正是成年人舒缓苦闷最常见的方式么；老太婆不放心别人，更是因为她把家人都放在心里，她一定在想，如果哪天真的吃不起饭了，藏起来的牛奶和鱼就能派上用场了。

对农民来说，温饱是第一要义。

然而正如《棋王》所说：“衣食是本，自有人类，就是每日在忙这个。可囿于其中，终于还不太像人。”

老头儿一家人的行为虽然可以理解，但并不可爱，也难以令人接受，不是吗？

朱可夫村的人全都不可爱，他们越穷，就越是粗俗，肮脏的骂声不绝于耳。

那些快要入土的老头儿的骂声最响，骂的时间最长。姑娘们和孩子们听着这些咒骂，丝毫不难为情，显然他们从摇篮里就习惯了。

在这种环境下，怎么能摆脱贫穷？孩子们长大后，还是变成了像他们一样的醉鬼，一样地愚昧粗俗。孩子的教育问题，一句没钱就能推脱吗？在中国的农村也有很多因贫辍学的事例，也许你我的父辈就是如此。直到现在，这种状况也没有完全消除，虽不能全怪家庭，可是有谁会觉得这样做是对的？连最基本的识字的权利都给不了孩子，其他一切都是空谈，难道像老头儿那样骂一句“地方自治局的错”就心安理得了？难道只有别人错，自己是无辜的？

长期如此，人会变得麻木、顺从。小说有一个小高潮，农民谢苗家里着火，大家的反应何其残忍：

农民们聚集在旁边，什么也不干，瞧着火发呆。谁也不知道该做什么，谁也不会做什么，而周围是麦垛、干草、柴草房和成堆的枯树枝。

村长在救火，他们却悠闲地袖手旁观，任火光冲天，任女人和孩子瘫在地上大哭。即使大火烧到自家的房子，他们也将任其烧成灰烬，无力抵抗，也无心抵抗，因为贫穷的现实和麻木不仁的心态使他们成了任人宰割的鱼肉。烹还是煮，抑或是炸？随便吧，他们早已无所谓。

他们就如鲁迅笔下的看客，喜欢凑热闹，并且喜欢把热闹口口相传。当大火终于熄灭了，契诃夫写道：

农民一边走，一边说说笑笑，还拿朱可夫将军的厨子和他烧掉的帽子开了几句玩笑。他们已经有意把这场火灾演绎成笑话，甚至仿佛在惋惜火灾结束得太快了。

看客

尼古拉带着妻子孩子回到这样的故乡，感到大错特错，他想离开，一秒钟都不想再待了，哪怕是看一眼莫斯科也好。然而他最终被庸医治死，死在了家里的地板上，没有再看到心中的莫斯科。

在这部小说里，契诃夫对尼古拉和奥丽佳的描写比较留情，甚至奥丽佳是相当好的一个人，但夫妻俩还是有一些让人不舒服的性格。

尼古拉是农民出身，想往上爬，但他内心深处很瞧不起农民。

火烧房子缘于朱可夫将军的厨子，在交谈中，厨子聊到以前为将军做的各式菜肴，尼古拉问道：

“你们那时候做元帅肉饼吗？”

“不做。”

尼古拉挖苦地摇了摇头，说：“唉，你们这些可怜的厨子！”

尼古拉在莫斯科只是个底层的饭店跑腿，每个月只赚几个卢布，但他觉得自己看到过繁华，接触过有钱的老爷，他觉得自己不再是农民而是个真正的莫斯科人，所以他渴望再看一眼莫斯科，拖着半死的病体却还能傲慢地嘲笑厨子没有接触过上流社会。他对家人感到羞耻和厌烦，急切想离开，除了他们素质低下，也是因为他们“只是农民”。

一个人可以瞧不起另一个人身上的素质，却不该瞧不起他的身份，特别是对待家人。

奥丽佳也对“莫斯科人”这个身份很得意，她骄傲地对消灭火灾的地主大少爷说：“我女儿也是莫斯科人。”高兴地称地主小姐为“美丽的天使”。其实她的女儿哪里是莫斯科人，她又哪里知道什么是天使，她每天抱着一本《福音》，却不甚识字，不甚理解书中的内涵，只会读简单的字句。她的女儿萨莎曾经抬头望着天空，称看到了天使在天上飞，扇着小翅膀，若隐若现，像小蚊子那样。她真的看到了吗？没有，那只是母亲曾经那样对她说罢了；而母亲奥丽佳也并没有看到过天使，她一定是听莫斯科的老爷们说起过，便以为自己也看到了。

也许有人认为，奥丽佳那么善良，那么天真，心诚则灵，一定真的看到了她心中的天使。若真如此，除非一种可能：她们是有钱人。穷人没有天使！

尼古拉病逝之后，奥丽佳带着萨莎毅然决然地离开朱可夫村，要回到“她们那儿”——莫斯科。

她瘦了，头发花白了，像个老太婆，脸上没有了往日的美貌和愉快的微笑，而是露出顺从、忧愁和她经历过的伤痛。她的目光已经有点儿迟钝呆板，耳朵也似乎听不见了。

朱可夫村破败的家里有一只被打得聋了的猫，可能是被家里的任何大人打的，因为他们打不了外人，只能拿小动物撒气。奥丽佳的耳聋，是被残酷的生活打的。而在故事的最后，生活依旧不放过她们，她和女儿站在一个看起来比较有钱的农舍旁边，大声地——乞讨。

契诃夫很了不起，用沉重的笔触表达了对农民的深切同情，严厉抨击了作威作福的有钱人。他犀利地指出：

比农民有钱有势的人不可能帮助农民，因为这些人也粗鲁、不诚实、醉酒，他们谩骂起来，照样令人恶心。最小的官吏，或者地主的管家，对待农民像对待叫花子、流浪汉，他们甚至看不起村长和教会里的工头，他们认为自己有这样的权利。这些爱财、贪婪、放荡、懒惰的人难道能提供什么帮助或者什么善良的榜样吗？这些人坐车到村里来，也只是为了欺侮农民、掠夺农民、吓唬农民啊！

“哀其不幸”，这四个字可以形容契诃夫在小说中对农民的情感和态度，但他没有“怒其不争”，他把矛头完全指向了上层阶级，虽然写了很多农民的不堪，还是为他们找了理由——使人每天夜里全身酸疼的繁重劳动，严寒的冬天，少得可怜的收成，住房的拥挤——这些都是理由。

他没有对农民自身的各种毛病作出批判，只强调他们没人帮助和求助无门。比如奥丽佳和女儿最后以基督的口吻乞讨。也许宗教信仰可以让人有坚持下去的支点，然而真正能拯救自己的只有自己，哪有什么神！？

如此看来，似乎鲁迅更深刻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