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沂砚味儿，琅琊文气，就在这里了！

（八篇文章八大家）

（1）

刘克唐：制砚四十年 我只盼砚味儿的回归

千年砚文化

　　中华民族自古崇文重学，笔墨纸砚更被尊为文房四宝，砚与墨、纸与笔的亲近才有了中国的书法和绘画艺术。所谓"四宝"砚为首，也是因其质地坚实，能传之百代之故。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刘克唐

文人制砚之路

　　刘克唐，作为我国制砚领域评出的第二位工艺美术大师，在长期艺术创作实践中，实现了“天人合一”“古朴典雅”的艺术主张，他的作品以新颖的构思，质朴的手法，简洁抒情，赋顽石以生命;反璞归真，取天工之造化。蕴意深邃，溶华夏五千年文化于其中，具有鲜明的“文人砚”特色。自上世纪80年代起，他的作品就多次作为国礼赠予外国国家元首。

　　清代著名画家、书法家、篆刻家高凤翰和其留下的《高凤翰砚谱》在刘克唐心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山东鲁砚前贤石可先生在恢复鲁砚的过程当中，受高凤翰制砚的影响，这几十年下来以后，鲁砚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面貌，简朴大方、天人合一，形成了文人砚一种概念。 制作《高凤翰砚谱》我是怀着一种敬畏的心理去制作的，而且是为了砚文化的传承，为了前贤的文化——砚文化传承下来。”

《高凤翰砚谱》

精雕细琢 赋顽石生命

　　想要将一块砚石变成砚中珍品，最耗时的往往不是制作环节，而是构思环节，这便是相石。“张仃先生给我提了三个字也是对我制砚的一种肯定，那就是“石能言”。制砚之道心制为上，实际上相石阶段我们和石头交流，石头它的形状，它的内在的这些石质、纹理，你心里就应该有一个数了。”

相石

　　制做一方砚台，先要将砚石找平，再按设计起稿，处理好砚额、砚边和砚唇的关系。修砚边、凿大荒、平砚堂，或凿或铲，修正石型，而砚堂开的好坏，也决定了这方砚的命运。“假如说一方砚台砚堂开不好，这方砚台也就不复存在了，砚台是干什么用的?是磨墨用的，砚堂的平整是至关重要的。”

修砚边

平砚堂

　　每一方砚台都考验着制砚者在文学、艺术、美学、手工艺等方面的综合能力，精湛的雕工能让这种能力更完美的呈现，赋顽石以生命。专业的雕刻工具有几十种。刘克唐右手写字，左手雕刻，这种独特的方式可以让刀锋更加流畅的诠释笔意。“左手刻字更容易表现他这个笔的走势，像写毛笔字一样也是入了刀然后刻上去顺势又把这个字完成了，这是右手所不具备的。”

右手写字

左手雕刻

　　经过精雕细酌后的砚台还需要最后一道工序，就是打磨，用不同粗细的砂纸把砚台打磨的圆润光滑，边线的处理要有弹性，“三分雕七分磨”用在制砚上是再合适不过。“砚以铭贵，砚以铭废”，好的砚铭能够反映砚本身的文化内涵，也考量着提铭者的学识和修养。

打磨

敬畏传承 等待砚味回归

　　在四十余年的制砚过程中，刘克唐总结出了自己的砚道，而他更加重视的却是砚味儿。“砚台追求的是内敛，中庸之道。砚台制好以后放在桌子上它是用的，以静为用，是以永年。这样这一方砚台才符合真正的砚味。”

　　今天，这组历时十年筹备、制作的《高凤翰砚谱》临摹已基本完成，160余方砚台凝聚着刘克唐对古人的敬意，也加深了他对砚道的理解。“我在临摹《高凤翰砚谱》的时候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好多砚台只有背面没有正面，有的砚有正面没有背面，查阅了很多资料来根据《高凤翰砚谱》那些文字来整理，把砚面和砚背再补充上去，做《高凤翰砚谱》看着是临摹，其实是一个再制作过程。”

　　如今，刘克唐有了自己的砚文化博物馆，制砚、作画、读书，惬意的生活背后，大师在等待着的是砚味儿的回归。

（2）

紫石山人（李冠增）访谈录——守住“砚味”道自成

人物名片： 李冠增，山东兰陵人。八零后，号紫石山人、兰陵砚夫，斋号紫金阁。 自幼习书，后篆刻，亦赋诗填词，皆有小成。爱砚，累年琢刻，苦不得道，偶能成器。后拜入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刘克唐先生门下，不辱师教，砚艺大增。作品多次获国展、省展金奖，并连膺山东省鲁砚协会两届大成杯最佳砚铭奖，更有作品入选2015韩国清州国际双年展。 虽不以治砚为业，却狂以光复琅琊紫金砚为己任。择佳石，熟思而为，一年仅得数方。治砚严谨，中规中矩，继承传统，开拓创新。 善铭，铭必自书自文。书，或行草，或篆隶，可收可放；文，亦寄情，亦言志，有忧有狂。虽文人砚之雏形初现，然深知砚道长途之远。 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协会高级会员、山东省工艺美术协会会员、山东工美砚雕艺术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山东省鲁砚协会监事会监事。2015年被评为潍坊市工艺美术大师。2016年8月被评为山东省（砚种）治砚名家。2015年创立琅琊紫金砚文化研究所。 编者按：“鸣虫悽悽落叶醉，问君何日我归航”这是冠增先生在一方琅琊紫金石《问月》砚的铭文，作者借“问月”隐晦，实则期盼“砚道”回归，笔者着重这一问题请教。我们来听听冠增先生怎么说。 笔者：社会上有一些对制砚家很不好的声音。比如：当代名家做的砚很多已经不具备实用功能，还能称砚吗?制砚人员多有假冒名家名款，弄的市场真假难分，制砚者还有信用可言吗?等等，你怎么看? 冠增先生：砚台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的载体，从“石开”为砚，到“石见”为砚，古人对砚的造字也许就体现了古人对砚的认识观念转变。当今一些砚台的确存在诸如“观赏有余，而实用不足”的问题，甚至有人用砚来调整家居风水，我也曾有听闻。这些客观存在的事实，应该属于这个时代个别需求的产物。但是我觉得此类砚不能作为砚道的主流，一个文化载体如果庸俗化，我觉得是一种对中国厚重传统文化的亵渎。这也是我和我的老师刘克堂先生，以及砚界同仁疾呼砚道回归的原因。制砚行业中的确有些人不自爱，刻上某某大师的名款，就流入市场，为了讨好某些人的私欲，甘心作假，沦为“贱民”。所以有时候我也气愤的说“引领市场，为君。迎合市场，为臣。讨好市场，为奴！”实际上也是对这种无底线艺人的行为蔑视。 笔者：您这样说，可能会得罪某些制砚的同行，毕竟您也制砚，不担心他们背后诋毁您，让您难于在砚界发展吗？ 冠增先生：我制砚主要是为了继承和弘扬砚文化，可能是性格的原因，我容不得我们民族特有的古典纯正文化，被践踏。正如我老师刘克唐先生给我题写的“意与古人会”，心之所向，意之所往。有这点我就知足了，况且还有好多的砚界前辈和同仁也予以支持，让我倍感莫大欣慰！ 笔者：关于砚道一般是指大家公认的正确理论，小部分人支持或者赞同的理论您就确定正确吗？ 冠增先生：我不敢说正确或者不正确，这本来就是一个需要时间验证的东西，我批评的是大家公认是错的东西，某些人知错还做，就让人很不理解。至于砚道，我的老师刘克唐先生曾经说“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工以还传统；留有余，不尽之名以还心神”就是教导我们存良知，守传统，合造化。做砚要有砚味，这样就接近砚道了。 笔者：您觉得怎样才能叫有“砚味”？怎样做到有“砚味”呢？ 冠增先生：我的老师刘克唐先生在《论砚之十二品与四病》对有“砚味”概括的已经非常详细，有时间您可以参阅下，我这里不重复。至于怎样做到有“砚味”，我可以说下我的心得。其一，砚如其人，修德第一。制砚过程中只有气韵高雅，才能饱含深情，只有痴情专注，才能萌生浩气。不能这样，制砚也只能算免为其难，其砚必不可取。其二，师法古人，循序而进。中国砚史浩瀚，从“汉平板，唐箕形，宋抄手，明淌池，清随形”都是特定时期的代表砚，从此入手，临摹用工。先悟其意，后究用刀，最后才能出自己满意的作品。其三，学而时习，意境为重。勤于学习，把所学应用到实践中，注重形与神，砚台成型之后会透漏出其精神气质，制作砚台，要有胸中有神，刀中有意，气通神意，所制之砚就能营造出一种气象，也就是意境。当然这也仅仅是我个人一点不是很成熟的看法，抛砖引玉，期待更多的砚界同仁指正，一起学习探讨.....

（3）

80后的“沂蒙工匠”只盼砚味儿回归

传承砚文化

中华民族自古崇文重学，笔墨纸砚更被尊为文房四宝，砚与墨、纸与笔的亲近才有了中国的书法和绘画艺术。在我们身边就有一些工匠、手艺人、大师们还在默默地传承着我们的文化，今天让我们走进他们的身边。

咱们都知道文房有四宝，笔墨纸砚，这其中，砚台很多人都不熟悉，论起继承性方面，绝对属于文房四宝之首，今天让我们认识一位年轻的制砚大师，聆听一下他和砚台的故事。

在临沂市青驼镇徐公店村「岭上砚文化博物馆里」，刘刚正认真雕刻一块砚。一张木桌，一盏台灯，几把刻刀，这便是制砚所有的家伙。

从选料、设计，到雕刻、打磨、洗涤、过蜡等，一方砚台的出品总共需要十多道工序。这对有着四年法国视觉设计留学经历的刘刚看来，让他着迷的正是这些大小不一的石头。

出生在制砚家庭，对于刘刚来说，是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刘刚的父亲是我国制砚领域评出的第二位工艺美术大师刘克唐先生，自上世纪80年代起，他的作品就多次作为国礼赠予外国国家元首。从小跟着父亲刘克唐的脚后，饱受琴棋书画的渲染，使刘刚天生沾染了文人气息。

制砚对于匠人来说是一门综合的考验，其中文化修养尤为重要，它作为每位劳动者的心境，又有着不同层次的理解和追求。

“让砚走出最高殿堂，走到平常百姓生活中去，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在一方砚上可以看到一个雕刻工艺师精湛的雕刻工艺，在一方砚上可以看到一个书画家浑厚的墨迹。很多默默无闻的人在传承着中国传统手艺，中国工匠，一直都在。

（4）

访紫金阁主人李冠增

——兼谈紫金砚及其他

原创作者 | 孟子曰凡事需知晓

硯臺

石見吉室

所谓目不窥园

是在另一片心田

笔耕刀种

任墨色睡去

落纸为安

三十年再回首

当作壁上观

——《刀笔吏隶》孟子曰凡事须知晓，2018.9.6

李冠增老师大名，闻之久矣。

他是制砚大师刘克唐的徒弟，因为多用紫石制砚，所以号称“紫石山人”，堂号“紫金阁”。

后来得知他也是兰陵老乡，我就一直想去拜访，但是一直无人引荐，前些天幸亏得刘克唐大师的儿子刘刚兄介绍，才得以成行。

先是加了李老师的微信，李老师又给我发了地址，在铁兴嘉园，白天上班，只能晚上去了。

半路上，接到朋友的电话，说有几个大领导要一起吃饭。饭局，我真不想去，因为太浪费时间了，我自己吃饭十分钟就能搞定，参加饭局少则一个小时多则四五个小时，而且时间长了免不了喝酒，喝酒之后免不了多吃，对身体伤害极大，得不偿失。另外，饭局上来的人五花八门、良莠不齐，大多热衷于谈论吃喝，谁能喝多少酒，哪里美食有特色，甚至讲一些小道消息和黄段子，就是没有谈论读书、讲学问的。

怎么拒绝这个朋友呢？我撒了个谎，说正在加班，急着赶制一篇材料。

按照导航到了目的地，怎么也找不到正门，七拐八拐才见到李老师。原来是住在小区内的一栋小别墅！借着月光，通过婆娑的竹影，隐隐约约看到紫金阁三个字。

李老师比我想象的要年轻，非常热情，把我迎进客厅。进了房间，李老师忙着沏茶，但是我坐下又站了起来，开始欣赏李老师馆内的各器物。

首先，李老师的雅室布置非常雅致，挂着刘克唐老师的字画，外间是茶室，放着不少瓷器，还有李老师未完成的作品，里间是办公室，放了很多书，还有很多砚台成品。

李老师的砚台作品，有着自己的风格，可以看出受到了刘克唐老师的影响，主要变现为结构简洁大方、砚铭题写老道纯熟，既有鲁砚的风味，又有文人砚的意趣。

李老师的砚，种类主要集中为紫金砚、金星砚和尼山砚，其中紫金砚的石头主要是产自兰陵的“紫金石”，但是紫金石争议很大，刘克唐老师建议将“紫金砚”改为“紫石砚”更妥当。

看着那些作品，想象着它们是李老师一刀一锤敲打出来的，不禁感慨于人文艺术的魅力和李老师的高超技艺。

欣赏完之后，边喝茶边交流，李老师打开了话匣子，原来他是一个很健谈的人。

李老师讲了很多自己的故事，也发表了一些对眼界的观点。

他是如何走上制砚的道路的呢？

原来，他小时候就手指受过伤，为了恢复手指的灵活度，他捡了一些小石头刻印章，那些石头硬啊，不好刻，对手指的锻炼却达到了。

这让我想了自己小时候。那时我才读小学四年级，我奶奶家里有叔叔的几个书箱，里面放着几枚青田石和几把篆刻刀，我时不时就偷拿出来玩。有一天突然想自己刻个印章，但是不敢用叔叔的印石，我就捡了一块碎砖头，用磨石磨了一个小方块，开始在上面下刀，大概用了三天时间刻成了，刻的是正字，印出来是反的，歪歪扭扭，但是那是我的第一枚印章。多少年后，我向叔叔提及此事，他竟然想不起来他的书箱中有过什么印石和刻刀。

这些年来我刻印，有时还是会刻正字，因为这样有一个好处，就是能体现书法创作的原貌；自从见了赵凤砚老师烧制的瓷印章后，我更是主张在泥坯上刻字，因为泥坯松软，你甚至不用描字，刀笔合一，走刀一气呵成，刻完后烧制成陶瓷。正字的印章怎么用呢？显然不能随意往书画作品上一盖就完事了，但是可以用传拓的方式把印章的上文字拓下来。

言归正传。后来，李老师开始练字，对书法感兴趣了，但是他与常人练字不一样，因为他是从草书入手的。当时县里的一个著名书法家，姓颜，是他的启蒙老师，颜老师不仅同意他的这种练法，还不断鼓励他加快书写的速度。

李老师这么练习书法，到底有没有问题呢？

既有问题也没有问题。说有问题，是违背了主流临帖的程序；说没问题，我手写我心，自己喜欢就好，别人管不着。

对于练字，我也有自己的一套见解。在我看来，汉子书体的发展顺序是“甲骨文-大篆-小篆-隶书-行书、草书-魏楷-唐楷”，实际上行书草书就是早于楷书形成。如果按照书体形成顺序练字，应该从甲骨文开始练习，至少也要从“今文字”的隶书开始练起，但是大多数人为啥从楷书练起呢？实际上，它是最后成熟的、在我们生活中最熟悉的、应用最广泛的书体，通过临习楷书，可以锻炼自己的控笔能力，对笔画和结体能够起到规范作用。

事实上，我认为大可不必。不知道大家是否读过《卖油翁》这篇文言文，倒油、射箭、练字，“无他，唯手熟尔”！我练字就是先汉简后汉隶，然后魏碑，再然后行书和草书。这样会造成一个后果，就是我静不下心来写正楷了，写也容易写不好，但是又如何呢？谁规定我非得写楷书？

像李老师这样上来就写草书，一般人驾驭不了，容易玩野了，易放难收。

再后来，李老师见人刻砚，便喜欢上了，自己刻起来。之后，又经人引荐，认识了刘克唐老师，刘老师见他十分有天赋，不久就收他为徒了。

数年以后，李老师制砚技艺不断提高，在砚艺理论上也形成了自己的认识体系。他曾到甘肃讲课，对洮砚的定位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这些年，砚台的市场渐渐小了，除了个别爱好者买，基本没人买了，买的人基本也不用，毕竟研磨麻烦。如果你要写大字，得用很多墨，我试过，磨一小会儿就手腕发酸，怪不得古人读书写字要配个书童，或者有红袖添香呐。

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鲁砚更是不景气了，所谓鲁砚，就是是山东各地所产砚种的总称，有十多种，并久负盛名。像红丝石、淄石、徐公石、田横石、尼山石、金星石、浮来山石、龟石、燕子石等砚品早在唐宋时期就被视为稀世珍宝。西晋《博物志》有"天下名砚四十有一，以青州红丝石为第一"的记载。

1978年鲁砚第一次进京展出，当代学者赵朴初、画家李苦禅、书法家马千里等人纷纷题辞祝贺。1979年在广交会和日本东京举行的鲁砚艺术展产生轰动，并开始出口日本、东南亚等地，被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砚文化爱好者珍重和收藏。

在鲁砚制作传承过程中，艺人充分运用和发挥各种砚材的色纹、形态等方面的自然特点，因材施艺、寓粗巧于简朴，逐渐形成了巧用天工、简朴大方、文化底蕴丰厚、艺术风格鲜明等特色，"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在砚林中不断创新的辉煌。近年来，鲁砚制作中涌现的《听竹砚》、《黄河情砚》、《甲骨砚》、《相思砚》，鬼斧神工，技压群芳，享誉国内外砚坛。其中的《听竹砚》作为国礼赠送来华访问的明仁天皇;《相思砚》等三件(套)砚作被评为国家工艺美术珍品;"唐诗三百砚"开创了中国大型系列砚文化的先河，让人一饱砚福。

在临沂境内，鲁砚的很多品种都有，如沂南县的徐公砚、费县的金星砚、莒南的浮来山砚、紫丝砚，兰陵的薛山砚等，曲阜的尼山砚、淄博的淄砚、青州的红丝砚也能在临沂找到相近的砚石；甚至，端砚、易水砚、松花砚也能在临沂找到相近的石材。

我们着重说下紫金砚。

大书法家米芾在他的传世书法作品《紫金帖》中曰:"新得紫金右军乡石，力疾书数日也，吾不来，果不复用此石矣!""苏子瞻携吾紫金砚去，嘱其子入棺。吾今得之，不以敛。传世之物，岂可与清净圆明本来妙觉真常之性同去住哉!"此外，米芾的《宝晋英光集》卷八还载有杂志一则记此事:"吾年老才得紫金石，与余家所收右军砚无异，人间第一品也，端、歙皆其下"。清代大书画家郑板桥《题丁有煜砚铭》曰:"南唐宝石，为我良田，缜密以粟，清润而坚，麋丸起雾，麦光浮烟，万言日试，倚马待焉，降尔遐福，受禄于天，如山之寿，于万斯年"。

在首都博物馆众多的馆藏砚中，有一块北宋时期的箕形紫金石砚。这块砚台是1973年在元大都遗址中出土的，砚的背面有北宋文人、书画家米芾的铭文，字迹虽然斑斑驳驳，不是非常完整，但依然能够看出米芾刚劲挺拔的书风和他想要表达的意思：“此琅琊紫金石，所镌颇易得墨，在诸石之上，自永徽始制砚，皆以为端，实误也。元章。”

紫金砚到底产自哪里呢？之前我们说了，有争议，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现在可以附在文末，跟大家重温一下。

砚的生意不好做，但是依然有做得好的。鲁砚队伍虽然大，但是不如端砚名气大。有一次李老师去北京参展，展会上的其它砚台都卖不动，只有端砚卖的快，参展者卖断了货又打电话调货，恨不得用飞机快运，据说连路边没人要的石头收尾已加工都可以卖个好价钱。这是品牌效应，也是文化效应，毕竟端砚作为四大名砚之首，广告打了一千多年了。

为了发扬传统文化，李老师和朋友们有一次向学校捐赠砚台，用于支持开设书法课。但是，他们竟然被拒绝了！为啥呢？学校领导认为砚台是石头，万一学生拿着打架怎么办？还是不要为好！结果弄得李老师很尴尬，也是哭笑不得。

还有一次，李老师拿着砚台站在路口，问路人，竟然有80%的人不认识。李老师在大门口刻砚，一个老头看了半天，终于开口问了一句话，这句话让李老师差点喷血。

他说：“我看也有红的，也有黑的、黄的，这些颜色水泥你懂哪里弄的啊？”

文化的悲哀！

不过李老师的作品也有被不懂砚台的人认可的时候，那是因为一种匠人精神的存在。当时，李老师刻一块砚台，连续在门前刻了一个月，有个退休的老大爷天天去看，最后快完成了，他说：“卖给我吧！虽然我不懂砚台，但是我看你这里天天刻，不容易，我见证了它的诞生，我愿意用一个月的退休金买下它！”李老师很感动，非要送给他，但是老大爷非给钱不行。

现在的砚台，很多都是机雕，或者大批量流水线生产，有的徐公砚在网上只要九块九包邮，可见粗制滥造之程度。能像李老师这样坚持手工制作的人实在不多了！

李老师说，唐文化在日本，明文化在韩国，清和民国文化在台湾，我们大陆的文化是什么文化呢？他的师兄开玩笑说要相邀去日本当流浪艺人，日本人做的砚台比我们差远了（据说有一次一个日本大师送了刘克唐老师一块砚台，盒子留下了，砚台不知扔哪里了），我们的砚台一定可以卖出去！

在和李老师的交流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受到了很多启发，不知不觉已是深夜，耽误了李老师休息，深感歉意，于是起身告辞。李老师送我到门口，月光沉沉竹影婆娑，紫金阁几个字隐没在夜色中，希望有时间再来拜访，听李老师讲砚界的一些趣闻，也是一件乐事！

回到家，想起自己还有一方石鼓形的紫金砚，于是搜寻起来。这些年我热衷砚台收藏，买了不少，新的旧的都有，旧的价格贵，所以以新的居多，全国各地的品种几乎都有。这些砚台一堆一堆的，妻子看了就烦，常常恐吓要把我的“破石头”连同我扫地出门，我只好分而化之，塞到抽屉、床底、箱子里，让她眼不见为“静”，我便免收唠叨之苦。但是这些砚台，找起来就难了，当时没有制作索引，现在必须翻箱倒柜。经过一个小时，费了老大劲才在冰箱后面找到那方紫金砚，摆在桌子上，倒入几滴清水，不磨墨，只对视，也有一凡趣味。

想起来之前为之写过一首诗，作为此文结尾吧：

《兰陵紫金石鼓砚》

开辟鸿蒙是何人？

踏天刀耕种紫云。

紫云熟落深山里，

化成紫金入我门。

水墨砥砺销石骨，

挥洒文章泣鬼神。

闲时摩挲发幽香，

绝胜饭局酒肉浑。

（5）

鲁砚寻迹，兰陵县矿坑镇薛山竟然还有个紫金庙！

【1】

薛山是出薛山砚（有人称薛南山砚，属于误称）的地方。

薛山位于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款坑镇东南。

多年来笔者只知道薛山却知不知道在薛山和驴脖子山之间还有个紫金山。原来紫金山上还有个紫金庙。直到我读了琅琊小祝老师的文章《山石此处，此时话薛南山寺》才知道此事，文章说：

“ 琅琊东南三十里，有一山脉，起伏绵连，自北而起，有雾平山，人山，薛山，薛南小山，狠虎山，驴脖山，土山，以及部分山脉合称谓之大宗山等。

附近村名地志有，山北头，曹家峪，小王庄，薛南，涧头，车庄等。

相传曹嵩率曹氏一族自琅琊西去，行经此山，恰逢大雨，只好暂留此庙中，原本徐州陶谦专门派张闿带兵护送并相约三日后送曹嵩至兖州，并立军令状知会于曹操。无奈天降大雨，三日期过，曹嵩仍未成行，张闿在半路眼见活期己过，送回嵩仍是死，又见曹嵩财力丰厚，故贪利借陶谦之名而追杀之。

嵩慌乱而逃，问部下曰：北为何山，下曰：薛（雪）山。复而问曰，南为何山，下曰：驴脖山。操叹曰：吾命休矣（大雪压松，馿脖子拴槽）。

嵩忙与妻妾躲至后室，见一后窗，让嵩氏先逃，无奈嵩氏太胖，卡于窗中，后追兵至，嵩与一家三十余口全歿于此。后葬于薛山与雾平山之涧，后人称此处为曹家圩。薛山此址即在徐州琅邪和兖州泰尖山郡华县之间。

古之砚材，书略有著，多出自寺庙所在之所，盖因古人少印刻，僧道之读修，因贫乏而多用抄经，亦或抄经也是修身兼营生之一方式。抄经必有研用，盖庙宇所址，研也广用，因而知名。

此山于薛山南，故而薛之南山，南山有庙古，硯以用为名，薛南山硯因所也。

北山再南，绵延而至有太宗山，山有郎公寺，与此山此石同地层，为何此出不谓大宗山硯亦或郎公硯，盖因大宗山郎公寺起规模晚于此庙矣。

今日再游，古砖青苔，己为草陌，石池青碑，又已失矣。”

读罢文章，笔者决定亲自前往考察。几经周折，到了一个稍微凸起的小山头，山头上是平整开阔的场地。据村民孙先生说，该处以前叫紫金山，因为后来有了庙，就俗称庙山子了。

环视一周，发现旧庙遗址荡然无存，战火和文革让这个地方成了荒草丛生，就连石碑和栓马槽都被有“远见的人”运走了。

没有石碑，故而历史不可考，唯一能见到的就是薛南村民众捐款重竖的一块碑，上面只是简单交代了寺庙建于元明时期、庙宇规模和形式以及配置，又说了毁坏的原因和下重建的理由，没有太多有价值的东西。

看到杂草丛中的碎砖和瓦砾（砖是青砖，不知能否磨砖作砚），我突然想起孟浩然的一首诗：

《与诸子登岘山》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

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

这里没有留下胜迹，只有剩迹，今不知古，今不识古，也就今不如古，悲莫大焉！

【2】

笔者在回去的路上突然想起关于紫金砚的出处的争论。这是一个历史公案。

首都博物馆藏着一方米芾的紫金砚。

据说1972年上半年，紫金砚出土于北京元大都遗址和义门内后英房，出土时已残破，右上角砚池部分缺失。砚背面自右至左竖向阴刻铭文五行，字有残缺，曰：“此琅琊紫金石所，易得墨，在诸石永，皆以为端，也。”落款为“元章”二字。

宋代书画家米芾在一幅书法作品中写道：“新得紫金右军乡石，力疾书数日也，吾不来果不复来用此石矣。”他还在《砚史》中提到：“紫金石与右军砚无异，端出其下”。

现在临朐说他们的是紫金砚的产地，安徽的八公山说他们是紫金砚的产地，临沂的红埠寺说他们的石头是正宗的紫金石，兰陵鲁城镇的紫色石头也被成为紫金石……到底哪个是？

或许哪个都是，哪个也都不是。

但是只要回到常识，薛山南的石头最有资格叫紫金石。

首先，米芾说，他的砚台是佑军家乡产的，是琅琊紫金石，那这就把地域限定在了临沂，因为只有临沂古称琅琊，佑军是王羲之，王羲之故居就在临沂城，至今保留着洗砚池。

其次，叫紫金砚，要么以地名命名，要么根据石头特点命名。而薛山南邻的小山头叫紫金山，山脚下也出紫色的石头，石头上还带有金线，偶尔寻得一块好料，在阳光下还能看到金星闪烁……无论从地名还是石头特点上，似乎这里的出的石头才是正宗的紫金石。

另外，临朐、八公山包括红埠寺和鲁城，出产的紫色石头非常多。既然米芾说紫金砚比端砚还要好，为啥没有大规模开发？为啥还为了一块砚跟苏东坡争来争去？可见紫金砚是不容易得的，所以紫金砚才珍贵。

薛山南（也就是紫金山）的紫金石很少，偶尔从山腰的土层中能发现那么一层，开采难度大，而且能够成砚台料的更是少之又少，加上有金线,成品率低。如果想找一块完整、品质好又有金线和金星的紫金石，那简直是难上加难，我们看到米芾的那块都没有明显的金线。

所以，临朐、八公山跟紫金砚根本不沾边，我看顶多叫紫石砚。唯有薛山南的紫金山出的紫金石才是紫金砚的来处。这样说，薛山砚和紫金砚还是兄弟砚，它俩产地相隔不过四五百米。

说句实话，薛山砚少见于众人视线，紫金砚更是不为人所知，我们有责任，如何去挖掘和宣传，还需要深入研究。

（6）

制砚怪圈:越做越大,越雕越繁, 砚味渐少

高凤翰铭田田端砚。（上海博物馆供图 下同）

砚亦称研，是研墨的工具。作为极具中国特色的传统文房器用，在中国文化史上意义独特。青灯黄卷，惟砚作田，古代文人终生与砚相伴，砚田耕耘几乎是其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之一。

清丁敬铭二十八宿端砚拓片。

然而在当下，制砚与用砚、赏砚均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困境，从巨砚到繁复的砚雕，从老坑石的濒危到当代书画家对砚的认识，无不如此。前不久，《东方早报·艺术评论》邀请江西婺源龙尾砚研究所所长、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委胡中泰，端砚歙砚收藏大家蔡雪斌、陈佳鸣就此进行了座谈。

北宋张思净造抄手澄泥砚。

砚要姓砚

蔡雪斌（知名砚台收藏家，下简称蔡）：我们看过当下的不少砚，有一个感觉，很多砚，本身磨墨的功能越来越少。

胡中泰（砚雕家、婺源龙尾砚研究所所长，下简称胡）：其实砚的第一功能是实用。

顾村言（《东方早报·艺术评论》执行主编，下简称顾）：首先砚要姓砚，要有砚味，立身之本有了，才有别的东西。

东汉卧虎盖三足石砚。

胡中泰：那才是文人的文砚，功能也没有，叫什么砚呢？

陈佳鸣（知名砚台收藏家，下简称陈）：比如我们之前看到的眉纹砚，雕刻太多，怎么磨墨呢？这就不能称其为砚了。

顾：我们之前和刘演良、蔡鸿茹老师谈到这问题，包括时下流行的大砚、巨砚，还有砚堂开得怎么样，跟您的观点都很相近。主要还是当下社会太过功利性，而且文化素养不缺失，可能再过五十年，或者一百年中国才会好一点。这一百年的巨变弄得人心慌慌，以后社会慢慢沉静下来，对砚的感觉或许才能真正到位。现在很多书画家包括文人，首先他们不磨墨，砚的主体市场是送礼，那就成问题了。真正磨墨的人才讲究这些，那就不一样了。

龚照瑗铭李鸿章小像端砚。

陈：现在是提高档次和品位的问题。比如说写字，是否磨墨，有没有区别，需要探讨这个问题。

顾：是否磨墨区别大了去了，除了砚，而且还有墨的品质，墨不到位也不行。

陈：这是从非常专业的角度看，其实这里有一个社会问题，因为社会广泛的趋势是不需要墨了。

顾：还有一点我觉得跟现在的美术教育体系也有关系，因为现在美术教育考试基本上是考素描、速写、色彩，都是西方那一套，如果是学国画，线条、书法要过关，墨韵要出来，自然对砚对墨有讲究。就艺术教育而言，整个社会背景还是西化、功利化，导致很多问题的产生。

胡：是的，因为是什么墨，松烟的、油烟的，还是炭黑的，出来的效果不一样的。

蔡：这个就是要回归到过去的慢生活，所以节奏放慢，节奏放慢了才能去磨。

6

清康熙御制双螭纹松花石砚。

顾：这跟快节奏、功利化的氛围关系很大。现在很多国画家，书法不过关，题跋更不敢，内在文化修养不够。

胡：现在一些画家画城市风景的多一点，把现在的山水跟当代人怎么结合起来，这值得探讨。砚台也是一样，当代砚的作用是什么，很多工艺美术品都存在这个问题，现在最火的就是《清明上河图》、刺绣等。

蔡：我们到肇庆，还看到一个《清明上河图》巨砚。

胡：砚的题材都有很大空间，所以我在书里讲在题材的运用上那是海阔天空、任你想像的，但是在形式上是有约束的，砚就是砚，不可以做成一个石雕，或者做成屏风竖起来，现在很多砚都竖起来了。传统的要素必须要有，第一要素就是实用，在于其功能性。实用和欣赏其实是不矛盾的。

顾：老子有言“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讲的就是朴素之美。

胡：在砚台的演变过程中，出现各种各样的砚台，其本意是为了什么——只是为了研磨的方便。

顾：同时研磨的时候带点愉悦感，适当雕饰一下。

陈：你看古人，我们后来看到的兰亭砚，都刻到边上浅浅的，古人不会雕，现在有的人把它雕很深，结果完蛋了。现在还有很多雕山水的，如果你懂画画，从山水的角度审视它，它就是还没有入门的一个山水画。

顾：真正好的是人工越少越好，把天工突出来。

胡：砚台行业发展有点难，刚才说的这些问题都出自砚台行业，但内在的原因也不少，制砚行业现在真正懂美术、懂书法的、有修养的，真的不多。

其次制砚有几大禁区，砚的下面基本上不能刻东西，但现在有些下面也刻了，这是禁区。上部分最好是在1/3处，不能超过1/3，特殊的例外，这样才可以很好地突出砚池主体。

唐龟形澄泥砚。

蔡：比如胡老师是自己懂书法，他有体验，很多刻砚的，不写字。很多买砚的人也根本不写字，总说这个东西漂亮吧，用了多少人工什么的。

顾：所以这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方是收藏群体，买砚的人十有八九是不懂的，包括书画创作也是，为什么很多院长、主席的价格那么高，还有人追捧，也是看他是主席的职务，那就要买。真正懂的收藏鉴赏家不看这些虚名。

陈：我们说山水画要可居可游，你这个能游吗？这个进去全是铜臭气。

胡：还有一个问题，这种情况下我们（制砚）评审没有，过去引导砚台发展的是文人。

顾：即使康熙、乾隆也是受文人的影响，比如董其昌那一代文人的影响。

胡：以前就是宫廷的影响，比如这个砚，也叫歙砚，从南唐时就官办，那时皇帝派出砚务官到这里来制砚，砚务官是比较专业的，同时他那个时候肯定有很多文人指导，到了宋代就更不用说了。

顾：特别是米芾，砚痴嘛。

胡：他写《砚史》，记载的东西比较多，但深度挖掘下，还是不多的，因为他条件有限，不像你们一个高铁或者一个车就到了砚山，那个时候要跑一趟路很费劲的，那样难免会有偏见。但他们有一种文人思想在支持着砚的走向，这一点我们是缺失的，因为现在文人大多不用砚。也不是说他们不如古人，我们有一些很顶尖的文人还是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化修养很深，但对砚可能就没有那种感觉。包括一些书画家，他都没有去跟砚台对话，去研究，过去苏东坡是枕砚而卧，那种情感就不一样，他们有很多想法融入进去，这些东西在指导砚台的发展。现在这些文化人不用砚，刻砚的人也不用砚。

顾：现在大多是礼品市场在主导。

胡：刻砚的多不用，买砚的也多不用，这就成了一个畸形。

陈端友制笋形端砚。

文心与匠心的缺失

陈：现在的赏砚说好听点是雅玩，说不好听点就是聋子耳朵——摆设。写字的人也不懂砚，刻砚的人也不写字。

蔡：偏偏到了我们这个时代，能开采这么多的石料，这么丰富的东西出来了，以前没有过，以后也不会有了。

胡：我们缺少这种文化的支撑，难免会有一些偏颇。

陈：随着科技发展，砚台在文人生活中的使用率也下降。过去学而优则仕， 考试时，如不发墨，或者是到冬天冻住了，对那些书生的一生产生不可挽回的影响，所以古人有时把砚台看得比生命还重，现在不可能有这样的事。

蔡：拍卖行的古砚，十块有九块是假的，铭文是假的，但有这么多的人去追捧，买的人是谁呢？他就不懂文化，没好好研究。

陈端友制九龟荷叶形端砚。

顾：这个也有拍卖做局。

胡：再从古砚和新砚来说，现在也出现一个问题：喜欢古砚的人往往排斥新砚，收藏新砚的人对古砚没兴趣，这是个怪现象。

陈：我是这样看的，玩古砚的人玩的不是砚，是古董当中的一个品种；玩新砚的人是在玩砚，因为砚从功能性来讲要看重质量，发墨更有效，器用为上。玩古董的人看重铭文，其实玩的不是砚。

胡：现在有些东西是这样的，拍卖行不保真，那就可以进来很多假东西，甚至看出来的也不说。

顾：有时就是知假卖假，有利可图嘛，这个确实是很尴尬的。整个社会的文化素质也是存在一个很大的倒退。小孩奶粉都可以放毒品，那你说文化整体素质倒退、道德沦丧，砚也是社会道德品质和文化层次的一个试金石。

胡：古砚和新砚是用时间来划分的。1840年前是古代的，1840年后的是近代和现代的，这是一个古今现在的分法。第二个从现实来说，确实有一些差别，古砚除了清代有一些个别以外，多数还是围绕砚在做。

蔡：其实是回归砚本身的一些东西，当代的很多都往雕刻方面发展。我们说人与人之间有代沟，砚也有代沟，时代的鸿沟。砚的代沟就是形式上的差别，如何拉近形式差别？比如喜欢古砚的要看看新砚，喜欢新砚的要学学古砚，人与人之间是要交流的，这个也要交流。

顾：就像上海博物馆去年办的古砚展览，对业内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砚一定得是什么样的呈现状态，不是说花里胡哨，变成一个雕刻艺术品。砚还是要回归自己本身的一些东西。

陈端友制九龟荷叶形端砚。

胡：是这样。为什么要提倡看看新砚呢，因为古代也有造假，你也不了解，你懂得这个，对你了解古砚也有好处。

陈：铭文砚他们说都是假的，我看未必。纪晓岚、刘墉等都是位高权重、高超之人，如果随便乱七八糟的石头在上面反复题咏，那不是有毛病吗，所以这个看假不是看假，还要懂得材料。

蔡：不是所有的铭文都贵，有的字刻得很糟糕，不如不刻。

胡：砚台作为一个实用品，工艺和艺术之间都拥有，兼顾，我认为它是一个器皿，第一是工艺。必须把石头做成一方砚，这是靠工艺去做的。另外是一个创意上的问题，说刻砚就一定是一个艺术家，他自己对艺术怎么了解的我不知道，因为“艺术”是一个舶来品，中国没有“艺术”这一说，我们过去在没有引进之前出了多少的真品，你看看博物馆，那些都是工匠做出来的。

顾：几十年前公私合营以及后来的种种运动，让当下的中国也缺少一种真正的工匠精神。

其实现在大多的情况既少文心，又少匠心，文心和匠心都得要有，但现在这两个“心”都没有了，这实在是一个巨大的悲剧。

（7）

传统文房器：砚的立身之本与砚味

　　——关于制砚藏砚用砚的讨论

　　砚台作为极具中国特色的传统文房器用，在中国文化史上意义独特。青灯黄卷，惟砚作田，古代文人终生与砚相伴。然而在当下，制砚与用砚、赏 砚均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困境，从巨砚到繁复的砚雕，从老坑石的濒危到当代书画家对砚的认识，无不如此。《东方早报·艺术评论》不久前邀请相关制砚、藏砚专家 就此进行座谈。

纪昀铭螭纹端砚 上海博物馆藏

陈端友制笋形端砚 上海博物馆藏

　　砚亦称研，是研墨的工具。作为极具中国特色的传统文房器用，在中国文化史上意义独特。青灯黄卷，惟砚作田，古代文人终生与砚相伴，砚田耕耘几乎是其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之一。

　　然而在当下，制砚与用砚、赏砚均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困境，从巨砚到繁复的砚雕，从老坑石的濒危到当代书画家对砚的认识，无不如此。前不久，《东方 早报·艺术评论》邀请江西婺源龙尾砚研究所所长、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委胡中泰，端砚歙砚收藏大家蔡雪斌、陈佳鸣就此进行了座谈。

　　砚要姓砚

　　蔡雪斌（知名砚台收藏家，下简称蔡）：我们看过当下的不少砚，有一个感觉，很多砚，本身磨墨的功能越来越少。

　　胡中泰（砚雕家、婺源龙尾砚研究所所长，下简称胡）：其实砚的第一功能是实用。

　　顾村言（《东方早报·艺术评论》执行主编，下简称顾）：首先砚要姓砚，要有砚味，立身之本有了，才有别的东西。

　　胡中泰：那才是文人的文砚，功能也没有，叫什么砚呢？

　　陈佳鸣（知名砚台收藏家，下简称陈）：比如我们之前看到的眉纹砚，雕刻太多，怎么磨墨呢？这就不能称其为砚了。

　　顾：我们之前和刘演良、蔡鸿茹老师谈到这问题，包括时下流行的大砚、巨砚，还有砚堂开得怎么样，跟您的观点都很相近。主要还是当下社会太过功利 性，而且文化素养不缺失，可能再过五十年，或者一百年中国才会好一点。这一百年的巨变弄得人心慌慌，以后社会慢慢沉静下来，对砚的感觉或许才能真正到位。 现在很多书画家包括文人，首先他们不磨墨，砚的主体市场是送礼，那就成问题了。真正磨墨的人才讲究这些，那就不一样了。

　　陈：现在是提高档次和品位的问题。比如说写字，是否磨墨，有没有区别，需要探讨这个问题。

　　顾：是否磨墨区别大了去了，除了砚，而且还有墨的品质，墨不到位也不行。

　　陈：这是从非常专业的角度看，其实这里有一个社会问题，因为社会广泛的趋势是不需要墨了。

　　顾：还有一点我觉得跟现在的美术教育体系也有关系，因为现在美术教育考试基本上是考素描、速写、色彩，都是西方那一套，如果是学国画，线条、书法要过关，墨韵要出来，自然对砚对墨有讲究。就艺术教育而言，整个社会背景还是西化、功利化，导致很多问题的产生。

　　胡：是的，因为是什么墨，松烟的、油烟的，还是炭黑的，出来的效果不一样的。

　　蔡：这个就是要回归到过去的慢生活，所以节奏放慢，节奏放慢了才能去磨。

　　顾：这跟快节奏、功利化的氛围关系很大。现在很多国画家，书法不过关，题跋更不敢，内在文化修养不够。

　　胡：现在一些画家画城市风景的多一点，把现在的山水跟当代人怎么结合起来，这值得探讨。砚台也是一样，当代砚的作用是什么，很多工艺美术品都存在这个问题，现在最火的就是《清明上河图》、刺绣等。

　　蔡：我们到肇庆，还看到一个《清明上河图》巨砚。

　　胡：砚的题材都有很大空间，所以我在书里讲在题材的运用上那是海阔天空、任你想像的，但是在形式上是有约束的，砚就是砚，不可以做成一个石雕， 或者做成屏风竖起来，现在很多砚都竖起来了。传统的要素必须要有，第一要素就是实用，在于其功能性。实用和欣赏其实是不矛盾的。

　　顾：老子有言“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讲的就是朴素之美。

　　胡：在砚台的演变过程中，出现各种各样的砚台，其本意是为了什么——只是为了研磨的方便。

　　顾：同时研磨的时候带点愉悦感，适当雕饰一下。

　　陈：你看古人，我们后来看到的兰亭砚，都刻到边上浅浅的，古人不会雕，现在有的人把它雕很深，结果完蛋了。现在还有很多雕山水的，如果你懂画画，从山水的角度审视它，它就是还没有入门的一个山水画。

　　顾：真正好的是人工越少越好，把天工突出来。

　　胡：砚台行业发展有点难，刚才说的这些问题都出自砚台行业，但内在的原因也不少，制砚行业现在真正懂美术、懂书法的、有修养的，真的不多。

　　其次制砚有几大禁区，砚的下面基本上不能刻东西，但现在有些下面也刻了，这是禁区。上部分最好是在1/3处，不能超过1/3，特殊的例外，这样才可以很好地突出砚池主体。

　　蔡：比如胡老师是自己懂书法，他有体验，很多刻砚的，不写字。很多买砚的人也根本不写字，总说这个东西漂亮吧，用了多少人工什么的。

　　顾：所以这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方是收藏群体，买砚的人十有八九是不懂的，包括书画创作也是，为什么很多院长、主席的价格那么高，还有人追捧，也是看他是主席的职务，那就要买。真正懂的收藏鉴赏家不看这些虚名。

　　陈：我们说山水画要可居可游，你这个能游吗？这个进去全是铜臭气。

　　胡：还有一个问题，这种情况下我们（制砚）评审没有，过去引导砚台发展的是文人。

　　顾：即使康熙、乾隆也是受文人的影响，比如董其昌那一代文人的影响。

　　胡：以前就是宫廷的影响，比如这个砚，也叫歙砚，从南唐时就官办，那时皇帝派出砚务官到这里来制砚，砚务官是比较专业的，同时他那个时候肯定有很多文人指导，到了宋代就更不用说了。

　　顾：特别是米芾，砚痴嘛。

　　胡：他写《砚史》，记载的东西比较多，但深度挖掘下，还是不多的，因为他条件有限，不像你们一个高铁或者一个车就到了砚山，那个时候要跑一趟路 很费劲的，那样难免会有偏见。但他们有一种文人思想在支持着砚的走向，这一点我们是缺失的，因为现在文人大多不用砚。也不是说他们不如古人，我们有一些很 顶尖的文人还是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化修养很深，但对砚可能就没有那种感觉。包括一些书画家，他都没有去跟砚台对话，去研究，过去苏东坡是枕砚而卧，那种情 感就不一样，他们有很多想法融入进去，这些东西在指导砚台的发展。现在这些文化人不用砚，刻砚的人也不用砚。

　　顾：现在大多是礼品市场在主导。

　　胡：刻砚的多不用，买砚的也多不用，这就成了一个畸形。

　　文心与匠心的缺失

　　陈：现在的赏砚说好听点是雅玩，说不好听点就是聋子耳朵——摆设。写字的人也不懂砚，刻砚的人也不写字。

　　蔡：偏偏到了我们这个时代，能开采这么多的石料，这么丰富的东西出来了，以前没有过，以后也不会有了。

　　胡：我们缺少这种文化的支撑，难免会有一些偏颇。

　　陈：随着科技发展，砚台在文人生活中的使用率也下降。过去学而优则仕， 考试时，如不发墨，或者是到冬天冻住了，对那些书生的一生产生不可挽回的影响，所以古人有时把砚台看得比生命还重，现在不可能有这样的事。

　　蔡：拍卖行的古砚，十块有九块是假的，铭文是假的，但有这么多的人去追捧，买的人是谁呢？他就不懂文化，没好好研究。

　　顾：这个也有拍卖做局。

　　胡：再从古砚和新砚来说，现在也出现一个问题：喜欢古砚的人往往排斥新砚，收藏新砚的人对古砚没兴趣，这是个怪现象。

　　陈：我是这样看的，玩古砚的人玩的不是砚，是古董当中的一个品种；玩新砚的人是在玩砚，因为砚从功能性来讲要看重质量，发墨更有效，器用为上。玩古董的人看重铭文，其实玩的不是砚。

　　胡：现在有些东西是这样的，拍卖行不保真，那就可以进来很多假东西，甚至看出来的也不说。

　　顾：有时就是知假卖假，有利可图嘛，这个确实是很尴尬的。整个社会的文化素质也是存在一个很大的倒退。小孩奶粉都可以放毒品，那你说文化整体素质倒退、道德沦丧，砚也是社会道德品质和文化层次的一个试金石。

　　胡：古砚和新砚是用时间来划分的。1840年前是古代的，1840年后的是近代和现代的，这是一个古今现在的分法。第二个从现实来说，确实有一些差别，古砚除了清代有一些个别以外，多数还是围绕砚在做。

　　蔡：其实是回归砚本身的一些东西，当代的很多都往雕刻方面发展。我们说人与人之间有代沟，砚也有代沟，时代的鸿沟。砚的代沟就是形式上的差别，如何拉近形式差别？比如喜欢古砚的要看看新砚，喜欢新砚的要学学古砚，人与人之间是要交流的，这个也要交流。

　　顾：就像上海博物馆去年办的古砚展览，对业内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砚一定得是什么样的呈现状态，不是说花里胡哨，变成一个雕刻艺术品。砚还是要回归自己本身的一些东西。

　　胡：是这样。为什么要提倡看看新砚呢，因为古代也有造假，你也不了解，你懂得这个，对你了解古砚也有好处。

　　陈：铭文砚他们说都是假的，我看未必。纪晓岚、刘墉等都是位高权重、高超之人，如果随便乱七八糟的石头在上面反复题咏，那不是有毛病吗，所以这个看假不是看假，还要懂得材料。

　　蔡：不是所有的铭文都贵，有的字刻得很糟糕，不如不刻。

　　胡：砚台作为一个实用品，工艺和艺术之间都拥有，兼顾，我认为它是一个器皿，第一是工艺。必须把石头做成一方砚，这是靠工艺去做的。另外是一个 创意上的问题，说刻砚就一定是一个艺术家，他自己对艺术怎么了解的我不知道，因为“艺术”是一个舶来品，中国没有“艺术”这一说，我们过去在没有引进之前 出了多少的真品，你看看博物馆，那些都是工匠做出来的。

　　顾：几十年前公私合营以及后来的种种运动，让当下的中国也缺少一种真正的工匠精神。

　　其实现在大多的情况既少文心，又少匠心，文心和匠心都得要有，但现在这两个“心”都没有了，这实在是一个巨大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