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后浪”的出路在何处？一部纪录片告诉你真相

又是一年高考季，谁家欢喜谁在忧愁？

2020年的高考遭遇疫情和洪灾双重考验，7月7日安徽歙县两千多名考生被洪水挡在了考场外，焦急的不止是学生家长，还有亿万网友。

成绩出来后，留守女孩高分报考冷门考古专业，网友们替人家担心“没前途”。

回忆一下六月热搜，苟晶喊冤自称当年高考被顶替，说谎被揭穿，生生溜了一把大众。

高考为何如此重要，哪怕“与我无瓜”的网友也跟着着急上火?

大多数中国普通家庭都公认一个路径，考上好大学，才有好出路。甚至，那可能是改变命运、阶层跃进的唯一通路。

但真的是这样吗？

那些没有经历高考，或者高考失利的“后浪”后来都怎样了？

有这样一部记录片，记录了三个孩子截然不同的人生变奏，耗时六年跟拍，将真实社会中那些挣扎与困境不加修饰的展现，它就是郑琼导演的作品《出·路》。

三个主人公、三个家庭、三个阶层、三种人生，导演也在本片中发出了叩问，即中国当代青少年有着怎样的未来？有着什么样的出路？

纪录片的第一位主人公叫马百娟，是来自甘肃会宁农村的姑娘，全家当时一年的开支只有590元。

马百娟所在的村子里有一所学校，里面有2个老师，2个班级，5个学生，马百娟是里面最大的一个。早上她把馍撕成小块泡在水里就着一起喝，然后踏上长长的山路开开心心的去上学。

学校里老师讲解着书上的内容：“以前农民叔叔、爷爷们，牵着毛驴去集市上赶集，在在柏油马路，车辆穿梭，人来人往，好一派热闹景象；过去的孩子们在学校里由于缺乏桌凳，所以只好站着写字读书，现在孩子们有着宽敞的教室和足球场。足球场外楼房林立，鳞次栉比。”而镜头里，是挡在马百娟出路的大山。

在蜿蜒的山路上，一家人背着草垛，驴也背着草垛，从远处看，在大山的映衬下，人显得那么的渺小，渺小的就像就像蝼蚁一样地在讨生活。

但马百娟却热爱读书，对于生活有着满满的憧憬：“上完小学后，我要去西浦子找初中，长大了去北京上大学，上了大学以后要去打工挣钱，我要一个月挣1000元，因为我家面不够吃，我还要盖房子挖水窖，因为我们没水吃。”这是马百娟心中的出路。

只是后来，这条出路却彻底从马百娟的世界消失了。有一天哥哥带着她辍学了。马百娟试着找工作，但15岁的她没有学历，处处碰壁，她在街道上闲逛，在田间闲逛，原来她什么都做不了。即使换了新的环境，在马百娟的那个阶层中，女孩子除了家人没有更好的出路。和她年龄相仿的小伙伴们都怀孕了，站在她们中间，马百娟有些格格不入。

对于读书，爷爷认为女孩子是别人家的，书应该少念点，在他看来，嫁人是女孩子唯一的出路。

第二位主人公叫徐佳，开拍第一年的时候，高考放榜，479分，徐佳决定复读，开始他的第三个高三学习生涯。在他的村子中，可以出一个大学生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复读的压力是巨大的，有一段时间，徐佳整个人冒汗，手发抖，完全做不了题目。

可他必须成为“做题家”。

雪上加霜的是，在高考前，父亲意外去世，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徐佳逼着自己要考上好的大学。终于这一次，他成功了，考上了湖北工业大学。对于徐佳来说，考上好的大学，找到好的工作，是他的出路。

毕业后的徐佳，干过保险销售，但那不是他在城市扎根的路。面对熙熙攘攘的人群，偌大的城市，他感到无尽的迷茫。

终于他进入了一家电力公司，签了协议，心里却感到空落落的，觉得把自己卖了。再后来，他和自己的大学同学结了婚，给了女孩一个归宿，好歹在城市有了家。

而另一位主人公，北京17岁的袁晗寒休学了，和另外两位主人公不同，她不需要面对生存的压力，似乎一切对于她来说都毫不费力。一出生，她已经有了很多人奋斗一辈子也难得的物质保障。

她最大的敌人是克服无聊。这种持续的无聊，如果一直持续，她会发疯。她开了一家咖啡馆，但经营惨淡。对于袁晗寒这样出身优越的人来说，她的出路是找到一件有意义值得自己一直奋斗下去的事情。

之后，袁晗寒到了德国留学，她的情绪不稳定：突然就特别伤心，特别失落，又突然高兴，在德国她交了男友，生活随意，但是她还是觉得无聊。最后三年后，她来到了一家美术馆实习，但她还是没有找到对抗无聊的解药。

对于她来说，她不认为出身富裕家庭是她的机会，这不是她选的，她的机会在未来，但是她看不到未来。

故事的开始：

马百娟，12岁，是一位甘肃农村学生；

徐佳，19岁，是一名小城镇复读生；

袁晗寒，17岁，是一线城市的辍学生。

故事的最后：

2014年5月，马百娟嫁给了她表哥，这一年，她16岁；

2015年元月，袁晗寒在北京注册了她自己的“艺术投资公司”；

2015年10月，徐佳还在最初面试签约的那家电力公司工作。

这部纪录片拍摄于2009年到2015年期间，因为绝非虚构，所以格外“残酷”。

出生贫穷的马小娟即使试过读书改变命运，但依然停留在最挣扎的底层，徐佳拼命向上也只是过上最普通的生活，袁晗寒毫不费力，却始终享有最充裕的物质条件。

正如导演郑琼说的：“我想把这种差异做出来，对于这部片子我没有一点赞美，但是我也没有一点愤怒在里头。” 在影片中每个人的一生都像是被定好了的轨迹，只管往前走就行，我们很难走出自己原来的阶层，处处弥漫着梭罗所言的“平静的绝望”。

一切都看似变得这么的“蛮不讲理”：把握住机会的人看不见自己的机会，没有机会的人却觉得自己充满了机会。

而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我们就人会被灌输这样一个观念：高考是改变我们命运、改变我们阶级唯一的途径。我们拼命努力，我们摇旗呐喊，我们扑向那座独木桥，我们背水一战，我们孤注一掷。

这让我想到另一部同名的纪录片由陈为军执导的《出路》，它还有一个英文名叫做：“Education, education”（教育，教育），同样是三位主人公，在教育面前呈现出了三种不同的姿态，在这里有农村里高考结束的女孩，有不断宣扬读书意义以此招揽学生的机构老师，有毕业后在找不到工作的应届生，也有这个现实而又绝望的时代。一切就像里面老师不断宣扬的那样：“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但高考真的是一切的出路吗？

显然在本片中，这不是导演想要宣扬的。如果我们从一个更加宏观的角度出发，我们会发现大家在面对我们未来出路的时候，又是如此的相似。

导演冷峻的镜头下是三个主人公在面对遥远未来时的迷茫与空虚：马百娟无法继续接受教育，还未成年的她找不到工作，只好早早嫁人；徐佳一次一次的努力奋斗，但大概也只是在一个平凡的岗位过完平淡一生；袁晗寒出身富裕的家庭，但是她的精神世界却极度的空虚，她努力的奔跑，却永远摆脱不了“寂寞”这个最大的敌人。

每个人都是上帝眼中庸庸碌碌毫无出路的生物，在追求的过程中，人类原始的动物感更加强烈。所以当有人让郑琼给这部作品打个分时，她只用了两个形容词“孤独”、“寂寞”，就像电影《春光乍现》所表达的：原来寂寞的时候每个人都一样。

但这这种消极的状态却不是导演的本意。如果把视角放在个体身上，这部绝望的影片却有另一副模样：虽然马百娟不得不辍学早早嫁人，但她毕竟走出了大山，她的孩子可以念更好的小学，获得更好的教育；虽然徐佳不得不在生活的重压下艰难前行，但他毕竟打破了父母辈只能出卖体力谋生的模式，活出了不同的人生；而袁晗寒这种想要摆脱无聊的种种尝试，不正也说明在“无聊”这个最大的敌人面前，她仍然没有放弃跳出自己的舒适区。

只要心中还有希望，一切都还有出路，这种知道的踏实感同样是人生的一部分，出路只存在于每一个个体的奋斗中，不论外界环境如何，始终不忘做自己人生的参与者和开创者。

如果自己没有条件接受教育，就创造更好的条件去让孩子接受教育，如果没有更多的渠道来向上跃进，那就拼尽全力去挤高考的独木桥先站稳，如果没有足够的空间来选择生存的方式。那就在现有的空间内尽力做到最好。

三种出路，如此不同。不公平么？

拍摄结束后，导演曾经将袁晗寒的视频发给了徐佳看，徐佳的反应是：他知道这个社会是不公平的，他也接受这种不公平，但是在他的努力下，他的下一代会达到袁晗寒的那种状态。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出路。

“我不觉得我这个片子是为了揭示社会隔阂，我反而觉得它是为了一种融合。”导演说。人生不是没有出路，所谓的出路就是你去打破那些成功学，还有社会中这种权力文化带给你的所有枷锁。到头来，每一个生命在社会外衣脱掉的时候，都是融合的。

这番话才是此片的底层逻辑吧。

导演陈琼自身原是三次高考落榜的小镇青年，在北京闯荡多年后，她实现了一些自由。郑琼说，“我的自由，不是因为我有钱了，或者打破了阶层。我没钱，也没有打破阶层，我只是打破了成功学强加在我身上的框架而已。所以陈琼镜头下不是优越感，不是恨，她提供的是平视观察。

打工的保姆不是活该伺候人，也许她只是像马百娟缺少读书机会。地铁上累到睡着的Ta，你不知道ta和徐佳一样为了在城市留得住扛着多大压力。

我们的来路生而不同，出路也千差万别，不同也不必自卑，或看不起别人。扔掉成功学洗脑要求的好房好车好体面，才会摆脱“不同”视角下的扭曲与失衡。

近日，留守女孩钟芳蓉高考总分676分，但却报考了北大冷门的考古专业受到了网友的关注。很多人认为这么高的分数，去考古这个专业，这个姑娘以后就没有好的出路了。

然而消息一出，九省考古圈联动为钟芳蓉送去祝福，没有人会再说这一个专业没有出路。也正如钟芳蓉给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的回信中说：“我希望能追随您的脚步，去选择北大，选择为考古献身，也希望找到心灵的归处。”

而在杭州有一个李庆恒的快递小哥，他没有出色的外貌也没有令人羡慕的学历，他却被杭州市评为“高层次人才”，直接落户杭州。而这一切靠的是他在快递行业兢兢业业、不断提升自己所练成的绝活。

2020年3月，美团外卖小哥高治晓登上了《时代周刊》美国本土版的封面，因为他毅然接下了一个特殊的订单：给新冠肺炎患者送充电器，此外，他还每天给隔壁独居的老人无偿跑腿，照顾老人的生活。

还有这样一位海归女博士，顶着人大农学博士、清华社会学博士后两大学术头衔，却最后选择回到农村去，与土地为伴。周围的人拿她当“反面教材”，教育孩子千万别学她不留在城市，当农民就是书白读了！

面对外界不断的额质疑，石嫣用自己的成就证明了自己：从2009年回国至今，她创建了属于自己的基地和品牌，拥有200多亩农场，如今年收入800多万，谁说做一个农民不能获得成功？

其实，处处都是出路，出路藏在很多看似不起眼的转折中，高考也不是绝对唯一的出路。

在我们小学人手一本的《新华字典》上有关“前途”的句子：“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