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45份问卷里的职业女性生育难题】

2017年，学者张永梅在做一项职业女性二孩生育意愿调研。彼时，全面二孩政策落地不久， 作为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湖州师范学院人文社科处副处长的张永梅，通过2145份有效问卷调查、三场座谈会发现，父母隔代照料的意愿相当程度上影响子女的生育选择：有稳定工作、经济独立的母亲或婆婆，更加注重自身的生活质量，不愿意把精力用于隔代照料，她们的子女也通常不会选择生育二胎。

她也发现，符合生育条件的职业女性中，“知识女性”和“其他女性”的两孩生育意愿未出现明显分化。但从雇主视角来看，制造业企业对新生育政策实施较为敏感，企业会在招聘环节询问女性家庭情况和生育意愿，行业存在隐形性别歧视；服务业企业则一线工作人员流动性强，单位对育龄女性的生育保障偏低或缺乏保障。

研究发现，生育对育龄女性的职业发展造成的影响包括劳动收入减少、职业发展机会受阻、职业中断，主动或被动辞职、职业向下流动，转岗调薪等。

四年过去，生育政策进一步松绑。在张永梅看来，要鼓励生育，政府应当给予母亲更多的时间支持。理想的育儿时间是三年。但不一定要把三年时间都给女性，因为就业市场已经出现越保护越歧视的难题，可以考虑把一部分假期给丈夫，这样有利于降低家庭内部及劳动力市场的性别不平等。二是对生育的家庭给予现金补贴或税收减免政策，也可以直接将补贴给予隔代照料者，很多家庭是免费让隔代照料者带孩子，将补贴给到隔代照料者，可能更有一些帮助。孩子不仅是家庭的，也是社会的、国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