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时候父母关系不好，有一次他们吵架，我看见父亲架了一把斧子在我妈的脖子上，说着“你再骂我一句，我就砍了你”。那一年我不到十岁。

读者来信看到一半时，我心如刀绞，仿佛看到了那个瑟瑟发抖的孩子在角落里无助的抽泣。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可即使在2019年的今天，我们依然能看到很多类似的疑问：

被家暴的女人，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件违法的事情。

面对暴力，她们认为自己有能力改变。

她们“求助”，不是为了保护自己或者离开，而是希望通过外界的道德谴责可以让男友做出改变。

却从没有想过一个有暴力倾向的男友，会对日后的“家庭”造成毁灭性的伤害，尤其是对孩子的伤害。

家暴为何屡禁不止？

一、传统文化有关的“男性气质”

在某些地区，“怕媳妇”的男人会被认为是缺乏“阳刚之气”，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

男子为了表现自己是个男人，会选择“怒骂”甚至动手的方式，希望可以把妻子“打老实了”。认为让自己的女人对自己唯命是从是“男子气概”的一种体现，让自己有“面子”。

这种文化认为，如果你连自己的媳妇都“管不住”，就不要在我们面前装“老大”，这种社会“风俗”的压力下，尤其是渴望表自己“男子气概”的男人，即使本不想使用暴力，也可能采取“暴力”的方式解决问题。

二、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指受害者对施暴者产生感情，甚至爱上罪犯的一种反应。

在极端情况下，人质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他们的生死操控在劫持者手里，劫持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

他们与劫持者共命运，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

家暴中的夫妻双方可能产生这样一种共生关系，受害者无法脱离之前施暴情景，甚至产生一种“他是爱我的”这种错觉。

三、暴力的代际遗传

既是施暴者，也是受害者。

童年受到过暴力威胁的人，成年之后可能会对抚养者产生一种“投射性认同”。

当事人看似极力反对抚养者的暴力行为，却在自己的行为方式上越来越像抚养者。

童年遭受暴力的人，也可能产生一种受虐倾向。具体表现为反复不断的将自己置身于相似的暴力场景下，并希望改变“结局”的走向。

受害者通过改变结局来获得一种掌控感，来确认“我已经足够强大，强大到可以改变结局，童年的经历再也不会伤害到我”

经受过家暴的孩子

孩子不会轻易忘记伤痛，没有人能。

经历过死亡威胁的孩子，更有可能经历创伤后应激障碍。

极端环境下的激素分泌，会让孩子在遇到危险时过度警觉，更容易进入“战斗”反应。

焦虑、抑郁等情绪障碍会影响孩子的语言表达和人际关系，而人际关系会反过来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水平和认知反应。

我深刻的记得，父母打架时，我身上的那种无力感。仿佛自己被定在了那里，动弹不得，我害怕自己的任何举动会吵到疯狂边缘的父亲，我担心那把斧子不慎落下，从此我再也没有妈。嘴硬的母亲并没有因为体力上的劣势而认输，她说着“我CNM”，我想哭却不敢，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确定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我反复想着如果没有我，她们会不会更容易离婚，如果我死了，她们的日子会不会好过一些。我在日后的十几年里，反复责怪自己“没有用”。如果当初我夺下那把斧子或者以死相逼的话，是不是就不会出现后来的那些悲剧。我一次次在噩梦中回忆，幻想自己有超能力，力大无穷，惩恶扬善。我讨厌自己身上的女性气质，觉得自己是矫情的，软弱的。我讨厌男生，我和男孩子打架。我把校服弄得脏兮兮的，让他们都离我远一点，我想不到除了暴力之外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我希望大家害怕我，这样我会觉得更有力量一点。

一切都是童年的错？

19世纪末，奥地利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提出性心理发展五阶段（口腔期、肛门期、性器期、潜伏期、生殖期）。

这不仅奠定了精神分析流派的理论分析的基石，而且最早将早期童年经历的影响带到了大众的视野。

已有学者通过长期跟踪调查发现，早期童年经历与违法行为存在着相关关系。

但值得庆幸的是，并不是所有遭受过童年创伤的人，都会出现暴力反应。这和人们的认知方式，创伤程度，生活经历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改写自己的人生

有过早期童年创伤的人，更容易陷入糟糕的亲密关系。

他们要么成为施暴者，延续了童年的经历。要么成为受害者，反复爱上不可能的人。

相似的情景更容易让“受创者”产生一种熟悉感，这种熟悉感让他们觉得安全。但这种相似的情景，并不是改变的契机，而是不幸的根源。

希望那个弱小而无助的姑娘，下次面对暴力时，不再说“我觉得他是爱我的”，而是勇敢且不回头的说“不！”

文章来源（愈见心理研习社 second_wish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