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电影《劳动家庭》1971年拍成，次年，也就是1972年进入中国。

很快，中国的媒体上刊登了这部电影的影评。

我们可以看到的最早一篇评论是刊登在《光明日报》1972年4月20日上的《前进在革命化的大道上》。

基本可以看出这部电影的放映时间。

这部电影是一部黑白片，分上下集，时间长达二小时三十五分。最近国内公映的《长津湖》，片长近三个小时，但毕竟这是一部战争片，影像冲击力比较丰富，观众不会觉得太长，而《劳动家庭》完全是一部生产题材的影片，整个电影里没有一个坏人，矛盾冲突完全放在观念这一个维度里，如此之长的片长，确实有一点令人望而生畏。

从现在的眼光回看，《劳动家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它基本上是当时的中国影院里开启宽银幕电影放映的首部之作。

可以说，因为《劳动家庭》的放映，中国电影进行了影院的宽银幕放映环境改造，配置了专用的宽银幕放映镜头。

当然，个别影院在这之前，曾经放映内部放映的日本影片《啊，海军》、《日本大海战》、《山本五十六》等宽银幕电影，先期进行了银幕的升级，但这些影片放映的范围很小，观众人数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并没有对中国影院的放映宽银幕电影的能力，产生普及性的要求。

而《劳动家庭》可以说带动了宽银幕电影在全国的一次全面普及，真正让最广泛的中国观众见识到了宽银幕电影的威力与宏大气魄。

我们可以从花山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的《马鞍山市花山区志》（2009年版）中看到，宽银幕电影升级换代在基层的一个进展情况：

——1972年5月，解放电影院放映内部批判电影日本彩色故事片《啊，海军》、《日本大海战》、《山本五十六》。这是马鞍山首次放映宽银幕影片。同年，经省文化厅批准，解放电影院成为宽银幕电影院。之后，公开放映首部宽银幕电影朝鲜故事片《劳动家庭》。接着放映《卖花姑娘》，全市引起轰动，电影院几乎通宵放映，仍座无虚席。——

据周之珂主编的《崇明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1973年9月，第一个宽银幕镜头在县大会场使用，首场映出朝鲜宽银幕故事片《劳动家庭》。1984年9月30日，堡镇会场首次放映立体影片《欢欢笑笑》。——

在《湖州市电影志》（黄山书社，1997年版）一书中，同样可以看到中国基层影院出现宽银幕电影的一个情况：

——1972年10月，湖州上映宽银幕电影朝鲜黑白故事片《劳动家庭》，这是湖属地区公开放映宽银幕电影之始。——

这样的宽银幕影院的升级改造，呈现了一种逐渐铺开的方式。大体在这个时间往后，陆续都具备了放映宽银幕电影的能力。

据高州县政协文史组编的《高州文史，总第11期》（1992年版）记载：

——1973年初，宽银幕电影开始在高州放映，先是上映朝鲜片《劳动家庭》，三月份又上映《卖花姑娘》。——

虞城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的《虞城县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也证实了这一点：

——1973年10月，首次放映宽银幕朝鲜故事片《劳动家庭》。——

这种宽银幕电影放映能力的升级，一直延续到1976年。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凤冈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的《凤冈文史资料，第8辑》（1993年版）中提到：

——1976年，影片一批一批解放。10月15日，凤冈首次放映宽银幕——朝鲜片《劳动家庭》，观众场场爆满。——

放映宽银幕电影，对于当时的中国影院来说，也有一个学习过程，还有技术及硬件的支撑。我们从下面的一个记载中，可以看到，放映宽银幕电影也给当时的中国影院带来了不大不小的挑战。这是由政协信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著的《信阳文史资料，第2辑》（1986年版）中的一段记载：

——1972年初，译制的朝鲜宽银幕影片进入河南。当时，仅郑州市818电影院(即太康立体电影院)原先购置有宽银幕镜头，由金兆武同志带着镜头，跟随影片到各地放映宽银幕电影。1972年11月13―23日，人民电影院进行扩宽舞台口面，并改制宽银幕之后，于11月24日特派李遁民同志专程去南阳接影片和镜头，回到信阳的当天晚上，就开始放映了朝鲜宽银幕影片《劳动家庭》。同年12月9一19日又放映了朝鲜宽银幕故事片《卖花姑娘》。此后，随着宽银幕影片的增多，为加强电影放映的基本建设，1973年春由李遁民、蔡世海两同志专程到兰州市甘肃光学仪器厂买回来了宽银幕镜头，经常放映宽银幕影片，从而对全市人民在文化生活上给予了进一步的满足。——

陈墨主编的《花季放映：陕西女子放映人》（中国电影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中，更提到了当时更新宽银幕电影技术给基层影院带来的波折与考验，一个电影镜头，还需要动用关系，长途奔波，接力运输，可见看起来轻描淡写的电影技术革新，在基层落实时，也是充满着传奇与惊险：

——我在电影院的时候演过《卖花姑娘》。在《卖花姑娘》之前，朝鲜有一部宽银幕影片，黑白的，叫《劳动家庭》。想演这个片子，但是没有宽银幕镜头，老崔那时候还在电影公司，他出了一个点子，他跟张天祺联系，让他想个办法。张天祺就说，兰州可能有，他联系问一下，后来电影院派我一个人到兰州借这个宽银幕镜头。去了以后，电影公司管器材的人是西北训练班班主任郭学勇的弟弟，张天祺原来在甘肃也工作过，也熟悉，实际上没有正式介绍，张天祺给我写了一封信。靠这个关系借来了宽银幕镜头。片子已经到了，(老崔)他在西安接我，然后晚上我们坐火车回去。片子到了，镜头没来。晚上电影院的同志都没有休息，都等着呢，第二天就要正式上演，等快12点车才到，我们两个一进去，把那个镜头交给他们。我一下就躺在床上，软得都起不来了。跑了几趟，还到甘肃临洮的甘光厂跑．又赶回来，脸都肿了，瞌睡得不行。他们就在那试，一试成功了，第二天开始演《劳动家庭》。后来《卖花姑娘》用的宽银幕镜头，是(铜川)电影公司有了，是买的还是借的，我就不清楚了。——

宽银幕风格，给予了镜头缓慢、内容枯燥的《劳动家庭》以一种尺幅千里的画面新鲜感。

这部电影表现的是矿山题材，为让电影的乏味的理念冲突主题，能有一点视觉冲击力的弥补，整个电影大多数镜头，都将人物放置在充满着动感的旷野之中，这里充满着大山腹地里盘绕的山路、轰鸣的运输卡车、滚动的砾石以及宽阔而水流缓慢的江水背景，给这部黑白电影营造了一个颇为震撼的纵深，赋予了影片一种宽银幕电影的宏大气魄。

即使今天我们在电脑视频中观看这部电影，仍然可以看到电影的运镜，充分考虑到人物与背景的关系，依照宽银幕电影的拍摄原则，展现出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与谐和关系，让电影的思想主题之外，加入了一个影像的额外助推力。

这也使得《劳动家庭》在宽银幕的巨大空间里，具有了宏伟的气势，增加了观看的观赏性。

二个多小时的片长，就是看一看那宏伟的山与人叠印在一起的镜头，也能体味到一种日常生活中无法感受到的波澜壮阔。

《劳动家庭》的剧本创作者是何正熙。

据《外国文学简编》（1974年版）记载，这位作者著有“长篇小说《白杨树》以及他的电影文学剧本《劳动家庭》和《轧钢工人》等，都是以描写社会主义建设和描写工人农民思想觉悟的不断提高为主题的。”

这个剧本的模式来源于哪里？

我们都知道，朝鲜电影与苏联的关系密切，接受了苏联电影美学的主要原则。

《劳动家庭》描写了一个朝鲜的大家庭，我们可以大致看一下电影里的人物关系脉络。

电影中的祖父七十多岁，喜欢多管闲事，实际上是一种主人翁精神的传承，代表着这个家庭的尽职、负责、敬业的传统。他的儿子是矿长，是家里的主心骨。他生有两个女儿，三个儿子。大女儿已经出嫁，回到娘家来，无事可做，便到矿上重操旧业，操作大型机械，但毕竟成家，不复过去的那个铁姑娘的风采，受到爷爷与父亲的批评。小女儿显得单纯、纯真，是家庭里的一个未来一代的象征。

电影的主要矛盾集中在三个儿子身上。大儿子是矿上的领导，在影片里外出公务，关键时刻以正面的形象出现，教育思想走上歪路的二弟重回正轨。

电影里塑造的主要角色是二儿子的形象，也是他出现了思想的波动，产生了与影片里张扬的主题思想格格不入的负能量思绪，走了一段弯路，最后经过全家的教育之后，改正了错误思想，重归正途。

家里还有一个三儿子，不务正业，整天想去满足自己的业余爱好，但他毕竟不是电影里的主要人物，不像二儿子那样有一个完整的思想转变过程，在影片里，只是一笔带过他的脱胎换骨进程。

这个大家庭参与工业建设的模式，如果从苏联电影里追溯的话，我们可以看出，它与苏联的小说《茹尔宾一家》（拍成电影又叫《大家庭》）的构思极为相似。

《茹尔宾一家》当年在中国影响极其深远，虽然没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样人所周知，但小说的对工业社会下的个人命运的描写，还是撼动了当时刚刚从农业社会走向新中国的读者与观众。

而这部小说在结构上确实也做到了收放自如，张驰相间，是一部学习全景式表现社会面貌的比较好的叙事范本。

而小说里炉火纯青运用的“同心圆扩散法”结构，也就是通过一个家庭的核心，向外扩散，辐射整个社会的技法，可以说是沿袭了《战争与和平》的真传，其所建立的囊括社会的各个层面的叙事技巧的体系，不啻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小说模板结构。

《劳动家庭》可以看成是对苏联小说的这个写作方式的一次移植与实际运用。

影片里的三个层面，就是爷爷一代、父亲一代及现下一代，代表了三个层次。

我们在裴和平著的《朝鲜电影研究：以引入中国的译制片为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7年版）中，看到对这部电影各组人物的详细分析，我们摘录如下：

——《劳动家庭》中的父亲是一个干革命多年的老工人，他的两个儿子二锡和三锡却在思想上出现了问题：二锡只知道躲在家里设计图纸，与工人阶级相脱离，三锡整天想着离开矿山。做一名足球队员。为了转变两个儿子的错误思想，父亲苦口婆心地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最后终于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重新加入到矿山工人的队伍行列中来。

影片《劳动家庭》讲述一个儿女众多的矿工大家庭如何进行思想革命化的故事，值得注意的是，影片中的其他人物都有自己的社会角色，都在为实现工人阶级的革命化而努力奋斗，唯独母亲金女只知道关心自己家人的生活问题，每次出场的时候不是在腌制泡菜，就是在洗衣做饭，却从来不关心儿女们的思想问题，在生产和革命等重大问题上从来没有发挥过作用，俨然是一个游离于社会生活之外的家庭妇女的角色。

那些不服从于领袖意志的人物，通常是作为被批判的对象和反面教育典型出现在影片里的，最终会在伟大领袖的精神感召之下转变为好“儿子”。《劳动家庭》中的三锡就是一名典型，虽然出身与工人家庭．祖孙三代都是矿工，但是三锡整天想着做一名足球运动员，对于本职工作没有多大兴趣，多次违犯纪律去观看足球比赛。面对三锡的“叛逆”行为，以祖父和父亲为代表的家长对三锡进行了多次教育，特别是在“社劳青”组织的教育下，三锡终于幡然悔悟，明白了自己的错误，成为一名合格的矿工。影片中的父亲有一句经典的台词：“矿工是国家的大儿子”，只有尽到做“儿子”的责任，才能获得来自外界的认可和尊重。——

影片里的二儿子的思想歧路，最具有代表性。据刘锡庆主编的《外国写作教学理论辑评》（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介绍的电影主题的嬗变，可以看出，电影在创作过程中，不断调整着内容，以使得电影的主题，更契合现实，瞄准人的思想，达到电影所预期的反映现实的课题：

——在这方面，朝鲜故事片《劳动家庭》在创作过程中是有过经验教训的。最初，这部影片提出的种子试图说明并不是采矿的就是工人，也不是因为从事过矿业生产就会成为工人阶级，这样的认识，显然只能反映工人家庭革命化过程的一般意图，缺乏新意，思想深度也不够。为此，有关方面就帮助作者根据党的政策重新理解生活，进一步深入研究生活，促使他们根据工人阶级的社会历史地位和革命事业要求去重新寻找更深刻、更有迫切意义的种子。作者提高了思想认识、，掌握了更丰富的素材，深化了主题，从而选择了这样的思想之核：工人阶阶不能忘本，或者即使没有忘本，如果不继续进行自身革命化，骄傲自满起来，也是会变质的。这样，作品就及时地反映了党关于“实现全社会革命化和工人阶级化”、“加强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自身革命化”的政策思想，提高了作品的思想深度，加强了作品教育作用的针对性意义。——

作为观众，我们很难辨识出编剧在创作过程中的这种思路的转换。

但在二儿子二锡的身上，可以恰恰表现出的是人的一种惰性。

我们大致可以看到这种惰性的所在：

一是在工作方法上，沉迷于书本，鄙视实践。

他设计的方案，由于过分迷信书本经验，难以在实战中取得预期效果。

而工人们从实践中的摸索与探索，又被他不屑一顾，最后还是工人们在现场摸索的经验解决了他困守在书本中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

二是在个人动机上，存有个人名利思想。

他看到过去的同学都功成名就，而自己还整天在山沟里当一个高级工人，内心里非常失衡，从而接受了妻子的建议，准备调到研究所去，从事更高大上的理论研究。

三是生活作风上，存有贪图享受思想。

他产生了离开艰苦的矿山前沿的打算，可以视着这种思想的一种典型。

因此，在《劳动家庭》里讲述的主题，就是优良的传统，在和平的环境下，被消磨钝化的一种现象。

这种主题，我们并不陌生，可以说在当时的中国文学作品与电影里也是多次加以申诉的一种表达内容。

如何激化人的内在活力，保持着上一代的传承下来的精神气质，这是这类电影的主题思想。

电影的解决方法，就是通过传统教育，让上一辈的老人承担感化职能，由下一代接受他们的精神理念。在影片里我们可以看到，爷爷的批评、父亲的强制手段，加上回忆中的旧时代的艰难困苦，扭转了下一代思想中的贪图享乐的偏失观念。

虽然这样的影片的思想转变过程过分晦涩、单调，但是，倒是从另一个方面，折射出当时情境下人的思想隐衷，影片中表现出的负面思想，恰恰是那个时代的一种潜在存在。电影里反映出的正面能量对负面效应的荡涤与冲击，恰恰让我们看到了这种负面情绪的一种共情性与共同性。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样的电影，也可以折射出那个时代的隐性的社会思潮。只不过这种思潮在影片里是作为一个批判与冲击的元素而存在着的。

这也给电影带来了一种真实感，毕竟电影里的激烈的思想碰撞，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着社会思潮作为影片的精神垫底。

我们可以看看当时观众对这部电影的反映：

在崔国久主编的《聆听梦想的声音》（宁波出版社，2012年版）中有这样的回忆：

——记得当时县城电影院上演一部电影，是朝鲜影片《劳动家庭》，我和另两个同学晚上骑自行车走45里路，冒着冬天零下30度的严寒，赶去看这场电影，看完电影立即骑自行车再赶回家里，往返共骑了90多里路，到家已是后半夜，可见那时我对文化的渴求。——

可见，就是这样一部没有多少娱乐气质的电影，也能够让当时的观众从电影里获得一种满足感。

而人民日报国际部编的《八十年代环境采访录》（人民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则介绍了电影的演员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当年的朝鲜电影在中国收获的反响程度。我们不妨看一看：

——人民演员金世荣是朝鲜电影《劳动家庭》的作业班长大叔扮演者，他的演技在中国观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一见到朝鲜这位喜剧家，就被他的谈话所吸引。他兴冲冲地告诉我们一段往事：“有一年我去中国访问，在飞机上乘务员一眼就认出我，说作业班大叔来了。一次，在中国北海公园里，我没走几步就被一群热情的青年人所包围，他们一定让我讲几句话，我兴奋地说，同志们，你们好!大家对我评价这么高，可我还做得很不够啊!”

金世荣是一位才华横溢、艺术造诣很深的老演员，他共拍了六十多部影片，其中大部分是喜剧片。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年代，他同我国著名演员赵丹、白杨、张瑞芳、金焰、陈强等人曾一起生活过，一起拍过电影，相互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而中国观众对朝鲜电影的美女演员的情有独钟，也成了那个时代“爱美之心”而“口难开”的一个重要原因。

《劳动家庭》里扮演二媳妇的演员，曾经在《摘苹果的时候》里扮演姐姐桂玉。在当时的中国观众看来，这个演员，是朝鲜电影中最漂亮的一个女演员。

《摘苹果的时候》剧照

在程小莹著的《与青春有关的女人》（文汇出版社，2012年版）中，这样写到这个女演员：

——但我要说的是，姐姐桂玉很漂亮，在我心里，姐姐桂玉是朝鲜电影里最漂亮的女人；还有她的声音，向隽殊配音，那种甜美的嗓音，是女子的细软。一种温婉而晕眩的光环，性感地用声音来表达。每次看到姐姐桂玉，和听到她的声音，我都紧张地瞪大眼睛，沉重地呼吸。

我不知道演桂玉的演员叫什么，只知道她叫桂玉。我在其他朝鲜电影里，寻找姐姐桂玉的身影，捕捉她的声音。桂玉在《劳动家庭》里是二儿媳；在《鲜花盛开的村庄》里是“社劳青”书记――她在接受记者采访，讲述这个村庄是怎样从贫穷落后改变为如今鲜花盛开的过程。——

在《劳动家庭》里，这个二儿媳，嫁过来才一年多，算是一个新媳妇。在才出场的时候，她的眼睛里，满含着对丈夫的爱，目光中那种暧昧的眼神，充满着一种妻子的崇敬、爱慕与羞涩之情。这个演员，把一个女人的那种复杂的情感，融于她的表情上，体现一种“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开”的意境。

后来她拖了丈夫的后腿，对丈夫发了一通牢骚，但她的表情依然不是泼妇式的，而是以柔克刚，用她的义正词严的柔声细语，试图让丈夫改变主意。

她的这种力拨千斤的女性柔道，在电影里基本接近成功了，丈夫在她的影响下，准备离开矿山，调到研究所去，过她设计好的两人世界。

幸亏这个二媳妇的父亲，也是一个思想觉悟相当高的知识分子，批判了女儿的这种不良思想，很快把二媳妇拉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整个电影里的人物转变，基本都是靠外力来完成的。而在这一过程上，这位演员，把人物的那种小女儿情态、小媳妇的娇媚神态到最后的思想升级的整个过程，表现得富有层次，面面俱到，难怪被当时的观众，称为朝鲜电影里的最漂亮的女人。

这种漂亮，未尝不是当年观众对朝鲜电影甘之如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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