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电影《火车司机的儿子》：有幼稚，有感动，还有一点惊险

朝鲜电影《火车司机的儿子》拍摄于1971年，1976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当年4月国内上映。

这应该属于文革后期引进的一部电影，当时国产电影已经恢复拍摄，朝鲜电影不像七十年代早期那样，在中国观众那里甘之如饴，反响强烈了。

我查了一下当时的报刊，竟然未发现有任何一篇评论介绍这部电影。

倒是在一本书中，提及了这部电影。这是柴永贤著的《绿洲新韵》（甘肃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中提到了当年观看这个电影的一点记载：

——看电影是值得回忆的又一重要文化生活。那时公社已有了放映队，在十几个大队循环放映，一般一月之内就有一场电影。影片除了毛主席接见外宾的纪录片外，就是《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渡江侦察记》和《卖花姑娘》等数得过来的几部，也看过一部叫《毛竹》的科教片，尽管看了不知多少遍，但每逢循环到我们大队和中和大队的时候，我们也是场场不落，百看不厌。一次，一位同学向我们报告喜讯，说西渠雷达站放映新片，叫《大车司机的兔子》，我们便早早做好了准备，晚饭也顾不上吃，就一气跑了十五里路，看完了那部新片，结果是《火车司机的儿子》，我们跑回家的时候已是半夜三更了。——

在当时的环境下，《火车司机的儿子》倒是一部值得熬到深更半夜、跋涉长途去一观的电影。

因为在现在看来，这部电影的一个突出之处，就是比较接近惊险片的段位，影片结尾部分中安排了最激烈的一场战斗，是在奔驰的火车上。敌人从火车顶上，冲向火车头，意图夺取火车的控制权，而小游击队员则利用手中掌握的武器，狙击着在火车顶上奔袭过来的敌人。

在火车上的战斗场面，这个电影提供了一场颇为惊心动魄的激烈交火视觉冲击。火车的速度与枪火的对接，构成了这个场面即使到了好莱坞电影里也屡试不爽加以演绎的观赏性与惊奇性。

所以，《火车司机的儿子》里结尾处的这一段孩子们担负起了扭转火车的行进方向，把意图逃跑的美国兵拦截回来，让电影有了一个完胜的结局，现在看来构思还是相当的合辙押韵的。

电影把最激烈的战斗，放置在开动的火车上，体现出“精彩险中求”的拍摄规律。

在当时的中国电影内，用这样的方式拍片，还是比较罕见的。

当然，中国电影也在《侦察兵》这样的影片里，尝试拍摄了山道追车的情节，继承了《渡江侦察记》里同样的追车模式，算是比较惊险的展示车技奇观的环节了。

而朝鲜电影在《火车司机的儿子》中借助火车这一运动着的展开激烈角逐，同样具有强烈的视效吸引力。

但是，现在看来，《火车司机的儿子》在情节中也有它的幼稚与经不起推敲的地方。

这就是影片里的美国兵太过愚蠢，听任一群孩子虐过来虐过去，肆意地吊打，毫无招架之力。

影片的故事发生在1950年，美军占领了江岸村，这个村里有一条江，叫月川江，查了一下，没有在地图上找到这个地名，应该是电影里虚构出来的。

影片就是表现了一群孩子们，如何对付外国侵略者，把这些侵略者，给对付得一点脾气都没有。

但这一部分情节，现在看来，明显有一点过分幼稚简单。

孩子们想破坏被敌人掌控的火车机头，但在接近火车的时候，发现美军在车头处，放养了许多狼犬，孩子们根本无法靠近。

于是孩子们想了一计，用鱼钩套上食物，扔到狼犬的旁边，这些狼犬见猎心喜，纷纷叼起了鱼钩上的食物，这下可好，鱼钩给吞下肚，直接把狼犬给弄死了。

这个情节，现在看来，真实吗？

狼犬对于陌生人提供的食物，总该有一点防范之心吧，而且鱼钩也不足以把狼犬给搞得死去活来吧。

而敌人尤其愚蠢的是，为了抓获是谁放下了鱼钩，敌人派出了一个密探，以钓鱼为名，来到水边，打探鱼钩的来龙去脉。

小游击队员则采取“以毒攻毒”的手法，故意把这个密探暴露出来，从而迅速引发一场“狗咬狗”的闹剧。密探因为用鱼钩捕鱼，反而被敌人的巡逻队当成了嫌疑人，一顿暴揍，给电影增添了幽默的情调。

而电影里最不可思议的地方，是小游击队员被美国兵发现。这个美国兵，身上各式武器齐全，一路跟踪着孩子来到了空屋子里，而孩子们就借助于屋子的有利结构，联合起来，干掉了武装到牙齿的这个美国兵，从这个美国兵身上，缴获枪支、匕首等武器，最后，侵略者一方，竟然毫无察觉，对己方人员的失踪毫不过问，这同样不值得推敲。

当然，这是电影考虑到拍摄时候的乐观主义的需要，而有意思弱化了对敌人残暴的刻画。

相对而言，《火车司机的儿子》作为一部表现儿童英勇作战的电影，有意回避战争的残酷性，展现出孩子所向披靡、勇猛对敌的正能量的阳光色彩，也是电影拍摄时考虑的一个向量与忖度点。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而值得注意的是，《火车司机的儿子》还有一个非常感人的地方。这里就可以看出，朝鲜电影在谍战片的拍摄上，有着它的非同小觑的对人性的深度把握传统。

影片里的小主人公，接受地下党的指派，来到邮局去接洽一位不知身份的联络员。

孩子来到了邮局门口，发现符合条件的接头人，竟然是服务于美军的女话务员，这个女话务员，在小伙伴的心目中，一直被定性为是叛徒、奸细。

正是因为这样的出自孩子的简单化的判断，这位小游击队员扭头就走，没有与这名女话务员接洽。

小游击队员找到自己的领导，向他反映接头人是一个奸细，而领导则告诉他，他为什么没有上前去对暗号。

至此，小游击队员才明白自己先入为主的判断，错判了事实真相，这反映出孩子的一种简单的思维，而大人们相对而言，更倾向于理智的判断，可以避免孩子这样的出错。

于是，接头地点，重新安排到渡口处，这一次，小游击队员与女话务员终于对上了暗号，之前的误会，迎刃而解。电影也由此通过人物设定的突然转换，而带给观众一种感动的意外与逆转。

毕竟，在严酷的环境下，重新认识到对方的精神内质，体现出的是一种相互信任与内心的沟通，而在任何情况下，心有灵犀，带给人的都是一种暖意，尤其是战火纷飞的氛围里，这种暖意，更是弥足珍贵，这也是电影能够让人在这一刻感受到一丝感动的原因。

当然，这个情节同样不够真实，完全是为感动而感动编造了这种触及心灵的奇思妙想段落。

因为女话务员如果在第一次接头的时候，没有成功，那么，她是怎么知道第二次的接头方式的？

是谁通知她来到第二次的接头地点的？

她能得到这个改换接头地点的通知，为什么不能把情报传递出去，非要墨守成规地等待与孩子的又一次接头？

而通知小游击队员来到第二个接头地点的指导员，为什么不直接与话务员沟通，直接获得情报，从而几乎错失了情报的时效性。

也就是说，电影里的感人的两次接头，完全是一次多余的叠床架屋行为。

电影设置这个情节的目的，不过是证明女话务员是地下党成员，是展现给孩子们看的，但是，女话务员传送情报，有她的其他的渠道，即使接头不成功，她也可以传送出去，因为电影里设置出的两次不成功的接头，而让情报几乎失效，这样的情节安排未免太不可思议了。过分显摆接头的传奇性，却抛弃了传递情报的迅即性，完全是一种刻舟求剑行为。

正是因为小游击队员得到情报太迟了，所以他们当机立断，抓住敌人火车进站的最后半小时的时间，扳动了道叉，让火车走上了岔道，发生了碰撞，达到了破坏敌人运输的目的。

电影设置了这么一段曲折离奇的情节，安排了两次接头的机缘，而这一切，都在指导员的掌控之中，为什么还需要由孩子们去完成情报的递送？

从情节的设置来看，完全是为了突出孩子们的独当一面的勇敢行为，而安排了两次接头这一前因的交待。

可以看出，电影的逻辑真实感，在这里遭受到了难以自圆其说的狙击。

相对于朝鲜电影火药味不足、节奏缓慢、情节冗长的缺陷，《火车司机的儿子》的节奏相当的明快，镜头调度也切换频密，虽然敌人的整体定位比较愚蠢，但电影的惊悚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

《火车司机的儿子》放映之后不多久，文革结束，一批老影片解冻，国外的引进片也汹涌而入，很快就淹没了文革期间朝鲜电影给中国观众的新鲜感。这也是《火车司机的儿子》在中国观众的印象中不够深刻的原因。但毫无疑问，电影里的一些惊险元素，日后还是会在中国电影里不谋而合地出现。我们很难说这是效法了《火车司机的儿子》的设定，但是，这部电影里的一些惊险配置，还是非常具有娱乐效果的。日后火车类惊险影片，都难以逃脱这种火车上飞檐走壁的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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